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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陈独秀晚年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抛弃了托洛茨基主义，成为一个反对派，即自由知识分子。促使他晚年与托派分道扬镳，成为自由知识分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陈托的结合建立在脆弱的感情基础上，不具备基本的理论基础；二是陈独秀个人的错误认知，认为托派本质上也是“革命的，进步的”；三是陈独秀个人的性格禀赋以及他深切的爱国情感决定了他与托派分道扬镳是必然结果。
[关键词]陈独秀；托派；分道扬镳
[中图分类号]K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0)04-0017-04
陈独秀这位曾经的“五四运动总司令”，从1927年被撤销总书记的职务，到1929年受托洛茨基思想影响，组织成立托派组织，几经波折，一度联合托派诸小团体并领导统一后的托派全国组织，最后与托派政治思想路线渐行渐远，最终分道扬镳。陈独秀晚年脱离托派的主客观原因是什么?总结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远因：陈独秀对“托派”更多的是情感共鸣。而不是思想皈依
中国的托派渊源于莫斯科。早在1927年11月7日，苏联举行纪念十月革命胜利10周年庆祝大会上，就有中国的留学生参加了反对斯大林斗争，他们认为是斯大林的蛮横干扰和错误的指挥才导致了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因而拥护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1927年底，这部分留学生被遣送回国，他们于1928年12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托派组织，自称“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陈独秀正是通过这些人，阅读到了托洛茨基关于中国大革命时期的主张，发现自己在大革命时期的主张原来与托洛茨基如此相近，比如反对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多次提出退出国民党等。而与此相反，斯大林在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则一味的推脱责任，将所有的罪过归结到了陈独秀身上。
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苏共和斯大林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往往牺牲中国革命利益来为其服务，所以在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排斥、打击，最后是镇压时，都一味的主张退让，迫使中共中央和陈独秀做出妥协。比如我们所熟悉的陈独秀的“三大退让”(国民党二大上选举名额、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历史事实恰恰相反，不是陈独秀要让步，而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逼迫中共让步，陈独秀当时身不由己。后来，大革命失败陈独秀作为党的总书记承担了主要责任，可以这样说，“大革命失败的主要责任实际上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陈独秀只不过是由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指导导致中国大革命失败的替罪羊罢了。”因此，陈独秀觉得自己是对的，共产国际和斯大林错了。于是他对承担大革命失败的责任而感到不满，而托洛茨基为他辩护说话，使他对托洛茨基产生了感激之情，在情感上陈托产生了共鸣，这一共鸣来自于对斯大林的不满和双方在现实中的处境的“殊途同归”。(托洛茨基早在1927年11月14日就被开除党籍，在与斯大林的权力较量之中，托洛茨基败下阵来，不仅被开除党籍，还被驱逐出苏联，最后流亡到墨西哥，郁郁不得志。而当时，陈独秀也被撤销总书记的职务，成了中国大革命失败的“罪魁祸首”之一，情感失落可想而知。)此外，当时李立三推行“左”倾错误路线，对党内同志没有进行耐心教育，而是采取粗暴的态度，动不动就以开除党籍相威胁，陈独秀很是反感。特别是李立三搞城市暴动，使革命遭受惨重损失，陈独秀不同意这样做，因此与李立三产生分歧。这些都迫使陈独秀走上了托洛茨基道路。1929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第二个托派组织，取名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称“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列宁派”，他担任总书记。11月15日陈独秀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后来，更是积极协调中国的四个托派组织并促使其统一，成立新的托派全国组织，并担任其中央的总书记，一时成为中国托派的核心人物。可是，情感上的共鸣终究是难以持久的，一旦发生思想上的分歧，“分道扬镳”也便不远了。后来。陈独秀在抗战问题上的看法和立场与托派出现了明显的裂痕。1938年11月3日，他在《致托洛茨基》信里说：“我们的集团自始即有极左派倾向。”他洋细列举了托派人士各种“左”的论调后说：“群众眼中所看见的托派，不是抗日行动，而是在每划机关报上满纸攻击痛骂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文章，因此使斯大林派的托派汉奸的宣传在各阶层中都得了回音，即同情我们的人也不明白托派目前所反对的究竟是谁……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的小集团(其中不同意的分子很少例外)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的障碍。”后来陈独秀被他的托派学生开除。正如他本人所说的那样“道不同，不相为谋”，尽管陈独秀加入托派，并一度担任了中国托派的首领，但他却始终是一个不彻底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并没有在思想上真正的皈依托派。陈独秀与托洛茨基在有关中国问题及对共产国际的看法上，有着某种共鸣并惺惺相惜，因而他与托派走过一段共同历程，但他与之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距离，并最终抛弃了托派。可以这样说，托、陈结合建立在脆弱的感情基础上，不具备基本的理论基础，他们之间一直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从陈独秀加入托派的那一刻起，就决定了他们结合不可能走得太远，晚年，陈独秀终究是抛弃了托派，成了一个“无党无派”的自由知识分子。
二近因：现实的处境是陈独秀不“共”不“国”，共产党容纳不下他，国民党他不愿参加，而托派对其的积极拉拢以及他对托派的“自我认知”促使了他的转向，后来双方发生分歧。“分手”也就成了必然的结局
1927年大革命失败使中国共产党在反革命屠杀中丧失了大批优秀干部，对这次革命失败负有第一责任的共产国际领导层(以斯大林为首)把全部责任推卸在中共的头上，中共又把主要责任推卸在总书记陈独秀头上，指责陈独秀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并住1927年撤销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作为大革命中共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为斯大林背了这个“黑锅”，成了“千古罪人”。在党内，陈独秀似乎再无用武之地了，而作为一个心怀天下的知识分子，陈独秀又按捺不住自己的一腔热血，仍然期望能够有所作为，重新挽救中国革命于水火。当时国民党蒋介石已经叛变革命，投靠国民党显然是“助纣为虐”，结果也必然是事违人愿。而此时，托派似乎看重了陈独秀这块“金字招牌”积极拉拢陈独秀。这以后，陈独秀开始接受托派的观点，要求中共中央接受托派路线，反对“左”倾暴动路线，而主张以国民会议为中心，从民权民主斗争开始重新聚集力量革命。1929年，陈独秀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很显然，陈独秀在加入托派以后，仍然积极思考与探索着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期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重新燃起中国革命的“火种”，从这一点上来看，陈独秀加入托派似乎更多的是借用托派这一平台，实现自己“宏图大愿”。
此外，在陈独秀看来，托派和中国共产党本质上都一样，都是共同致力于中国革命事业的，二者只是 在具体的方针政策上有所差别，也就是说二者的差异仅仅局限于进行革命的手段而已。1929年10月26日，陈独秀与彭述之等联名又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这封信除了坚持批评党中央目前采取的“盲动主义”、“机会主义”和“掩饰自己完全破产的政治路线”的三大政策将党进一步引入歧途之外，还正面赞扬了托洛茨基的远见与英明，指出“托洛茨基在一年以前，已经预先见到你们不正确的政治路线之发展和你们真正的政治面目”。并且表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是不怕开除党籍的。显然陈独秀已经认定，被称为“托洛茨基反对派”在本质上并不是什么反对派而是坚守中国革命正确路径的真理持有者，在信的最后说道：你们说我们是反对派，不错，我们是反对派。我们的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而且正需要勇敢的对革命对党负责的反对派。坚决的不和机会主义冒险主义威吓手段、欺骗手段、腐败官僚的领导机关同流合污。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了阶级的利益，为了党的利益，而绝不计及自己个人的利益，尽量的发表正言说论，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中国有一线之延，使全党党员及全无产阶级的群众不至对党完全失望!无疑，这正是他坚守己见的鲜明之点，他自己认为这样做可以给正在“堕落的革命”以新的生机与活力。正如日本大阪教育大学青年学者菊池一性所说的那样：可以这样说，不管中共和托派主张的分歧看上去有多大，从结果上看却是各自分担了农村和城市，是相互补充的关系。也就是说，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主张走以农村武装斗争为中心的革命道路，而托派则坚持以城市工人运动为中心。所以，在理论上相互排斥的，但在实践上，一方在农村，一方在城市斗争，打击共同的敌人，却是相互配合的。或许，当时的陈独秀也正是这个想法，现在也不得而知，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陈独秀在参加托派时，并没有认为自己的行为有何之错，在主观层面上，他认为自己参加托派并没有背叛革命，而是在另一方向上继续为革命舍身奋斗，反而是对当时的中共李立三的极左路线很是反感，认为李立三的路线是完全错误的。1937年7月7日，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年末日军占领南京，陈独秀来到武汉，董必武去拜访他，对他说：“鄙人受中央之托，专程而来，欢迎你回党工作。”但要求他写一个书面检讨。陈独秀说：“回党工作是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确难从命。”为什么呢?陈说：“时至今日，谁有过，谁无过，在未定之数，有什么好写呢?”很明显，陈独秀一直没有认为自己是错的，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陈独秀当时加入托派并不是一定要与中共分庭抗礼，也不是像王明、康生说的那样背叛革命，成为汉奸。“1939年戴笠、胡宗南提着许多礼品去见陈独秀，劝说他发表不利于共产党的言论，结果遭到陈独秀的拒绝。”这些都可以看出，陈独秀始终没有背叛革命，背叛党，而是一直从事着自己认为正确的事业，终其一生，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1932年，陈独秀因谴责蒋介石卖国独裁，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937年出狱，拥护国共合作和国民党领导抗日，并在武汉联络民主人士和抗日军队，试图组织“不拥国、不阿共”的第三势力。此时的陈独秀已偏离了托派纲领，而且遭到了多数中国托派的反对。后来与托派分道扬镳，成为自由的知识分子，最主要就是在于他与托派思想发生了分歧。在认清托派本质的时候，陈独秀坚守了自己的信念，割断了与托派的联系，自成一家，成为了一个自由的知识分子。晚年对斯大林现象的思考，更是表现出他对自己信念的一如既往，他抛开了个人的恩恩怨怨，实事求是的分析了斯大林现象产生的缘由，认为斯大林之所以能够施行“红色恐怖”的统治在根本上是因为民主不健全，如果不从体制上来找问题，那么“一个斯大林倒了，会有无数斯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今天看来陈独秀的分析无疑具有真知灼见的合理性，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所在。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陈独秀当时加入托派很大程度上由于其对托派的错误认知，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下而做出了一个无可奈何的选择，后来脱离托派也正是因为他认知到托派的本质与其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所以在出狱后，国共都愿意重新接纳他的时候，还是坚持自己的信念，与各党各派统统划清了界限，做个逍遥自在的知识分子。
三潜因：陈独秀是一个有风骨的传统知识分子，他的性格禀赋决定了他和托派有着某种相似之处，但这也导致他必然要和“托派”诀别
陈独秀既是一个革命家，又是一介书生，这决定了他政治生活之中渗透浓厚的书生色彩。一方面，“书生”气质决定了他具有独立的人格思想，坚守自己的信念立场，不会轻易地屈从于人。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除了毛泽东以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敢于怀疑和抵制国际路线的，就是陈独秀。”“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就明里暗里抵制莫斯科，敢于和斯大林派来的钦差大臣顶撞、拍桌子。尽管后来出于大局作了妥协，替斯大林背了“黑锅”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并不是心服口服，仍然是暗暗地抵制和反对当时的中共和共产国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陈独秀终其一生都没有真正的妥协过，他书生意气所赋予他的独立人格决定了他必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对派”。后来，与各派断绝关系，乃至分庭抗礼，都彰显了陈独秀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独特性格禀赋。另一方面，陈独秀的“书生”气质又决定了他又具有传统文人的那种重情义的品格。这一点也让他背上了诸多“罪名”，有时候，为了“情义”二字，放弃了自己本来坚持的原则，甚至动摇信仰。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因为做了斯大林的“替罪羊”而倍感委屈，此时，托洛茨基似乎给他说了话，竟使他十分感动，就此投靠托洛茨基主义的旗帜下，放弃了应有的原则。此外，陈独秀的“书生”气质决定了他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之中，原则性有余，灵活性则不足。把传统旧式文人的古板、固执己见的性格过多地带到了政治生活中，这样必然影响他在政治斗争中的策略运用：“历史证明，在党派政治和阶级斗争的漩涡中，陈独秀的‘泳技’是劣等的，其思维方式乃至其性格都是直线形的，易于冲动、奋进、摧枯拉朽，却难以周旋、把握、刚柔相济。这使他五四时期所向披靡；大革命时期则捉襟见肘；走上托派道路后就执迷不悟了。”陈独秀的这一点性格似乎和托派的成员有很多相像之处，这也客观上促进了他向托派的转型，后来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决定了他必然要和托派诀别。“中国的托派分子都是对苏俄革命理论十分感兴趣的书斋型人物，他们喜好理论问题的探索，着迷于形而上的论争，耽于教条，意气用事。理论倾向上往往是：‘你左，我比你更左’，‘你坚持，我比你更坚持’，‘你纯粹，我比你更纯粹’。人人服膺托氏原教旨并以托氏嫡传正宗为自豪，容不得一点变通与调和。”㈣这样看来，陈独秀的固执、性格之中缺乏的变通调和之处让他和托派毕竟是沾上了“边”，但也正是固执于己见，使他最终还是离开了托派。
四深因：陈独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决定了他不会趋附于任何一个利益集团，而是站在民族利益 的整体视域中来观照现实，这既让他始终是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又让他成为一个无党无派的自由知识分子
邓小平曾经说过：“陈独秀，还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这三个人，不是搞阴谋诡计的。”…’的确，陈独秀作为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一生胸怀坦荡。他始终把爱国主义摆在首位，在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面前，他更看重后者。这点在对待“中东路事件”上就是如此。，他反对李立三中央的置民族利益于不顾的极左路线，认为中东路事件毕竟是中苏之间民族利益的冲突，在民族利益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摈弃党派立场站到民族立场上来，共同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历史证明，当时陈独秀在“中东路事件”上的立场是对的。后来，中日民族矛盾凸显时，为了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陈独秀毅然放弃了党派之间之争与个人恩怨，支持蒋介石国民政府的抗日。他深明大义地说：“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第二次合作，既然是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这句话说得很诚恳也很感人，真正体现了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面对民族危机的关键时刻，以大局为重的博大胸怀。本来陈独秀出狱后，有人邀请他去美国或香港，可以远离抗日的炮火，避免逃难之苦，但他拒绝了这种好意。他说：“拥护与参加抗战，就无论如何得留在抗战区。”他还对记者说：“现在的抗战就是政治运动，我能够不参加抗日运动么?”从南京到武汉，又从武汉到重庆，陈独秀一路上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到大学演讲，给各家报纸写文章。当时陈独秀刚出狱，社会各界都十分关注并期望他为祖国而努力，陈独秀没有辜负期望，以年老体弱之躯，积极为抗战做吹鼓手，赢得社会各界的尊敬。更为可贵的是，陈独秀又一次摆脱了党派利益的束缚，站到国共合作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来。他严厉批判托派的“教派精神”和关门主义，要求“全中国人民都应该拿出力量来援助抗日战争，除非甘心做汉奸。”1937年8月23日，南京国民政府为了给释放陈独秀找个借口而所说的“该犯…爱国情殷…”倒是很恰当地形容了陈独秀一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可以看出，陈独秀的爱国主义思想和热忱是真诚的、坚定的、一贯的。他一生光明磊落、胸怀坦荡，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决定了他与托派的“教派精神”和关门主义是格格不入的，在民族利益之上的原则下，他最终脱离了托派，与托派的那种一党之利的“宗派”主义划清了界限。他支持过国民党，但也仅仅在抗战问题上，后来蒋介石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之后，仍然不能放弃党派成见，不断挑起国共之间的摩擦，影响了全国人民的抗战，这时他又对国民党“反感了起来”。所以蒋介石多次邀他参加国民党，他都拒绝了。蒋介石甚至曾派朱家骅以10万元经费、国民参政会五个名额，要陈独秀“组织一个新共党”，“在这期间，蒋介石还曾派人劝陈独秀当‘劳动部长’，陈断然拒绝。他说他想叫我装点门面，当他的走卒，真是异想天开。”㈣在武汉时，叛变后的张国焘曾请他再组织个共产党来对抗中共，陈独秀断然拒绝，表示没有这个能力。后来谭平山都曾找过陈独秀要他组织“第三党，陈无意于此”㈣。由此，我们可以得出，陈独秀尽管已经脱离党的组织，但仍然坚守自己的信念，显现出他作为一个胸怀坦荡的“革命战士”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深切关怀。
[关键词]陈独秀；托派；分道扬镳
[中图分类号]K8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0)04-0017-04
陈独秀这位曾经的“五四运动总司令”，从1927年被撤销总书记的职务，到1929年受托洛茨基思想影响，组织成立托派组织，几经波折，一度联合托派诸小团体并领导统一后的托派全国组织，最后与托派政治思想路线渐行渐远，最终分道扬镳。陈独秀晚年脱离托派的主客观原因是什么?总结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远因：陈独秀对“托派”更多的是情感共鸣。而不是思想皈依
中国的托派渊源于莫斯科。早在1927年11月7日，苏联举行纪念十月革命胜利10周年庆祝大会上，就有中国的留学生参加了反对斯大林斗争，他们认为是斯大林的蛮横干扰和错误的指挥才导致了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因而拥护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1927年底，这部分留学生被遣送回国，他们于1928年12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托派组织，自称“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陈独秀正是通过这些人，阅读到了托洛茨基关于中国大革命时期的主张，发现自己在大革命时期的主张原来与托洛茨基如此相近，比如反对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多次提出退出国民党等。而与此相反，斯大林在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则一味的推脱责任，将所有的罪过归结到了陈独秀身上。
在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苏共和斯大林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往往牺牲中国革命利益来为其服务，所以在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排斥、打击，最后是镇压时，都一味的主张退让，迫使中共中央和陈独秀做出妥协。比如我们所熟悉的陈独秀的“三大退让”(国民党二大上选举名额、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历史事实恰恰相反，不是陈独秀要让步，而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逼迫中共让步，陈独秀当时身不由己。后来，大革命失败陈独秀作为党的总书记承担了主要责任，可以这样说，“大革命失败的主要责任实际上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陈独秀只不过是由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错误指导导致中国大革命失败的替罪羊罢了。”因此，陈独秀觉得自己是对的，共产国际和斯大林错了。于是他对承担大革命失败的责任而感到不满，而托洛茨基为他辩护说话，使他对托洛茨基产生了感激之情，在情感上陈托产生了共鸣，这一共鸣来自于对斯大林的不满和双方在现实中的处境的“殊途同归”。(托洛茨基早在1927年11月14日就被开除党籍，在与斯大林的权力较量之中，托洛茨基败下阵来，不仅被开除党籍，还被驱逐出苏联，最后流亡到墨西哥，郁郁不得志。而当时，陈独秀也被撤销总书记的职务，成了中国大革命失败的“罪魁祸首”之一，情感失落可想而知。)此外，当时李立三推行“左”倾错误路线，对党内同志没有进行耐心教育，而是采取粗暴的态度，动不动就以开除党籍相威胁，陈独秀很是反感。特别是李立三搞城市暴动，使革命遭受惨重损失，陈独秀不同意这样做，因此与李立三产生分歧。这些都迫使陈独秀走上了托洛茨基道路。1929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第二个托派组织，取名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称“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列宁派”，他担任总书记。11月15日陈独秀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后来，更是积极协调中国的四个托派组织并促使其统一，成立新的托派全国组织，并担任其中央的总书记，一时成为中国托派的核心人物。可是，情感上的共鸣终究是难以持久的，一旦发生思想上的分歧，“分道扬镳”也便不远了。后来。陈独秀在抗战问题上的看法和立场与托派出现了明显的裂痕。1938年11月3日，他在《致托洛茨基》信里说：“我们的集团自始即有极左派倾向。”他洋细列举了托派人士各种“左”的论调后说：“群众眼中所看见的托派，不是抗日行动，而是在每划机关报上满纸攻击痛骂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文章，因此使斯大林派的托派汉奸的宣传在各阶层中都得了回音，即同情我们的人也不明白托派目前所反对的究竟是谁……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的小集团(其中不同意的分子很少例外)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的障碍。”后来陈独秀被他的托派学生开除。正如他本人所说的那样“道不同，不相为谋”，尽管陈独秀加入托派，并一度担任了中国托派的首领，但他却始终是一个不彻底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并没有在思想上真正的皈依托派。陈独秀与托洛茨基在有关中国问题及对共产国际的看法上，有着某种共鸣并惺惺相惜，因而他与托派走过一段共同历程，但他与之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距离，并最终抛弃了托派。可以这样说，托、陈结合建立在脆弱的感情基础上，不具备基本的理论基础，他们之间一直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从陈独秀加入托派的那一刻起，就决定了他们结合不可能走得太远，晚年，陈独秀终究是抛弃了托派，成了一个“无党无派”的自由知识分子。
二近因：现实的处境是陈独秀不“共”不“国”，共产党容纳不下他，国民党他不愿参加，而托派对其的积极拉拢以及他对托派的“自我认知”促使了他的转向，后来双方发生分歧。“分手”也就成了必然的结局
1927年大革命失败使中国共产党在反革命屠杀中丧失了大批优秀干部，对这次革命失败负有第一责任的共产国际领导层(以斯大林为首)把全部责任推卸在中共的头上，中共又把主要责任推卸在总书记陈独秀头上，指责陈独秀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并住1927年撤销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作为大革命中共的主要领导人，陈独秀为斯大林背了这个“黑锅”，成了“千古罪人”。在党内，陈独秀似乎再无用武之地了，而作为一个心怀天下的知识分子，陈独秀又按捺不住自己的一腔热血，仍然期望能够有所作为，重新挽救中国革命于水火。当时国民党蒋介石已经叛变革命，投靠国民党显然是“助纣为虐”，结果也必然是事违人愿。而此时，托派似乎看重了陈独秀这块“金字招牌”积极拉拢陈独秀。这以后，陈独秀开始接受托派的观点，要求中共中央接受托派路线，反对“左”倾暴动路线，而主张以国民会议为中心，从民权民主斗争开始重新聚集力量革命。1929年，陈独秀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很显然，陈独秀在加入托派以后，仍然积极思考与探索着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期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重新燃起中国革命的“火种”，从这一点上来看，陈独秀加入托派似乎更多的是借用托派这一平台，实现自己“宏图大愿”。
此外，在陈独秀看来，托派和中国共产党本质上都一样，都是共同致力于中国革命事业的，二者只是 在具体的方针政策上有所差别，也就是说二者的差异仅仅局限于进行革命的手段而已。1929年10月26日，陈独秀与彭述之等联名又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这封信除了坚持批评党中央目前采取的“盲动主义”、“机会主义”和“掩饰自己完全破产的政治路线”的三大政策将党进一步引入歧途之外，还正面赞扬了托洛茨基的远见与英明，指出“托洛茨基在一年以前，已经预先见到你们不正确的政治路线之发展和你们真正的政治面目”。并且表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是不怕开除党籍的。显然陈独秀已经认定，被称为“托洛茨基反对派”在本质上并不是什么反对派而是坚守中国革命正确路径的真理持有者，在信的最后说道：你们说我们是反对派，不错，我们是反对派。我们的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而且正需要勇敢的对革命对党负责的反对派。坚决的不和机会主义冒险主义威吓手段、欺骗手段、腐败官僚的领导机关同流合污。为了革命的利益，为了阶级的利益，为了党的利益，而绝不计及自己个人的利益，尽量的发表正言说论，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在中国有一线之延，使全党党员及全无产阶级的群众不至对党完全失望!无疑，这正是他坚守己见的鲜明之点，他自己认为这样做可以给正在“堕落的革命”以新的生机与活力。正如日本大阪教育大学青年学者菊池一性所说的那样：可以这样说，不管中共和托派主张的分歧看上去有多大，从结果上看却是各自分担了农村和城市，是相互补充的关系。也就是说，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主张走以农村武装斗争为中心的革命道路，而托派则坚持以城市工人运动为中心。所以，在理论上相互排斥的，但在实践上，一方在农村，一方在城市斗争，打击共同的敌人，却是相互配合的。或许，当时的陈独秀也正是这个想法，现在也不得而知，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陈独秀在参加托派时，并没有认为自己的行为有何之错，在主观层面上，他认为自己参加托派并没有背叛革命，而是在另一方向上继续为革命舍身奋斗，反而是对当时的中共李立三的极左路线很是反感，认为李立三的路线是完全错误的。1937年7月7日，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年末日军占领南京，陈独秀来到武汉，董必武去拜访他，对他说：“鄙人受中央之托，专程而来，欢迎你回党工作。”但要求他写一个书面检讨。陈独秀说：“回党工作是我所愿，惟书面检讨，确难从命。”为什么呢?陈说：“时至今日，谁有过，谁无过，在未定之数，有什么好写呢?”很明显，陈独秀一直没有认为自己是错的，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陈独秀当时加入托派并不是一定要与中共分庭抗礼，也不是像王明、康生说的那样背叛革命，成为汉奸。“1939年戴笠、胡宗南提着许多礼品去见陈独秀，劝说他发表不利于共产党的言论，结果遭到陈独秀的拒绝。”这些都可以看出，陈独秀始终没有背叛革命，背叛党，而是一直从事着自己认为正确的事业，终其一生，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1932年，陈独秀因谴责蒋介石卖国独裁，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937年出狱，拥护国共合作和国民党领导抗日，并在武汉联络民主人士和抗日军队，试图组织“不拥国、不阿共”的第三势力。此时的陈独秀已偏离了托派纲领，而且遭到了多数中国托派的反对。后来与托派分道扬镳，成为自由的知识分子，最主要就是在于他与托派思想发生了分歧。在认清托派本质的时候，陈独秀坚守了自己的信念，割断了与托派的联系，自成一家，成为了一个自由的知识分子。晚年对斯大林现象的思考，更是表现出他对自己信念的一如既往，他抛开了个人的恩恩怨怨，实事求是的分析了斯大林现象产生的缘由，认为斯大林之所以能够施行“红色恐怖”的统治在根本上是因为民主不健全，如果不从体制上来找问题，那么“一个斯大林倒了，会有无数斯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今天看来陈独秀的分析无疑具有真知灼见的合理性，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问题的所在。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陈独秀当时加入托派很大程度上由于其对托派的错误认知，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下而做出了一个无可奈何的选择，后来脱离托派也正是因为他认知到托派的本质与其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所以在出狱后，国共都愿意重新接纳他的时候，还是坚持自己的信念，与各党各派统统划清了界限，做个逍遥自在的知识分子。
三潜因：陈独秀是一个有风骨的传统知识分子，他的性格禀赋决定了他和托派有着某种相似之处，但这也导致他必然要和“托派”诀别
陈独秀既是一个革命家，又是一介书生，这决定了他政治生活之中渗透浓厚的书生色彩。一方面，“书生”气质决定了他具有独立的人格思想，坚守自己的信念立场，不会轻易地屈从于人。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除了毛泽东以外，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敢于怀疑和抵制国际路线的，就是陈独秀。”“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就明里暗里抵制莫斯科，敢于和斯大林派来的钦差大臣顶撞、拍桌子。尽管后来出于大局作了妥协，替斯大林背了“黑锅”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并不是心服口服，仍然是暗暗地抵制和反对当时的中共和共产国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陈独秀终其一生都没有真正的妥协过，他书生意气所赋予他的独立人格决定了他必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对派”。后来，与各派断绝关系，乃至分庭抗礼，都彰显了陈独秀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独特性格禀赋。另一方面，陈独秀的“书生”气质又决定了他又具有传统文人的那种重情义的品格。这一点也让他背上了诸多“罪名”，有时候，为了“情义”二字，放弃了自己本来坚持的原则，甚至动摇信仰。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因为做了斯大林的“替罪羊”而倍感委屈，此时，托洛茨基似乎给他说了话，竟使他十分感动，就此投靠托洛茨基主义的旗帜下，放弃了应有的原则。此外，陈独秀的“书生”气质决定了他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之中，原则性有余，灵活性则不足。把传统旧式文人的古板、固执己见的性格过多地带到了政治生活中，这样必然影响他在政治斗争中的策略运用：“历史证明，在党派政治和阶级斗争的漩涡中，陈独秀的‘泳技’是劣等的，其思维方式乃至其性格都是直线形的，易于冲动、奋进、摧枯拉朽，却难以周旋、把握、刚柔相济。这使他五四时期所向披靡；大革命时期则捉襟见肘；走上托派道路后就执迷不悟了。”陈独秀的这一点性格似乎和托派的成员有很多相像之处，这也客观上促进了他向托派的转型，后来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决定了他必然要和托派诀别。“中国的托派分子都是对苏俄革命理论十分感兴趣的书斋型人物，他们喜好理论问题的探索，着迷于形而上的论争，耽于教条，意气用事。理论倾向上往往是：‘你左，我比你更左’，‘你坚持，我比你更坚持’，‘你纯粹，我比你更纯粹’。人人服膺托氏原教旨并以托氏嫡传正宗为自豪，容不得一点变通与调和。”㈣这样看来，陈独秀的固执、性格之中缺乏的变通调和之处让他和托派毕竟是沾上了“边”，但也正是固执于己见，使他最终还是离开了托派。
四深因：陈独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决定了他不会趋附于任何一个利益集团，而是站在民族利益 的整体视域中来观照现实，这既让他始终是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又让他成为一个无党无派的自由知识分子
邓小平曾经说过：“陈独秀，还有瞿秋白同志、李立三同志这三个人，不是搞阴谋诡计的。”…’的确，陈独秀作为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一生胸怀坦荡。他始终把爱国主义摆在首位，在阶级利益和民族利益面前，他更看重后者。这点在对待“中东路事件”上就是如此。，他反对李立三中央的置民族利益于不顾的极左路线，认为中东路事件毕竟是中苏之间民族利益的冲突，在民族利益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摈弃党派立场站到民族立场上来，共同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历史证明，当时陈独秀在“中东路事件”上的立场是对的。后来，中日民族矛盾凸显时，为了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陈独秀毅然放弃了党派之间之争与个人恩怨，支持蒋介石国民政府的抗日。他深明大义地说：“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不共戴天。现在大敌当前，国共第二次合作，既然是国家需要他合作抗日，我不反对他就是了。”这句话说得很诚恳也很感人，真正体现了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者面对民族危机的关键时刻，以大局为重的博大胸怀。本来陈独秀出狱后，有人邀请他去美国或香港，可以远离抗日的炮火，避免逃难之苦，但他拒绝了这种好意。他说：“拥护与参加抗战，就无论如何得留在抗战区。”他还对记者说：“现在的抗战就是政治运动，我能够不参加抗日运动么?”从南京到武汉，又从武汉到重庆，陈独秀一路上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到大学演讲，给各家报纸写文章。当时陈独秀刚出狱，社会各界都十分关注并期望他为祖国而努力，陈独秀没有辜负期望，以年老体弱之躯，积极为抗战做吹鼓手，赢得社会各界的尊敬。更为可贵的是，陈独秀又一次摆脱了党派利益的束缚，站到国共合作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来。他严厉批判托派的“教派精神”和关门主义，要求“全中国人民都应该拿出力量来援助抗日战争，除非甘心做汉奸。”1937年8月23日，南京国民政府为了给释放陈独秀找个借口而所说的“该犯…爱国情殷…”倒是很恰当地形容了陈独秀一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可以看出，陈独秀的爱国主义思想和热忱是真诚的、坚定的、一贯的。他一生光明磊落、胸怀坦荡，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决定了他与托派的“教派精神”和关门主义是格格不入的，在民族利益之上的原则下，他最终脱离了托派，与托派的那种一党之利的“宗派”主义划清了界限。他支持过国民党，但也仅仅在抗战问题上，后来蒋介石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之后，仍然不能放弃党派成见，不断挑起国共之间的摩擦，影响了全国人民的抗战，这时他又对国民党“反感了起来”。所以蒋介石多次邀他参加国民党，他都拒绝了。蒋介石甚至曾派朱家骅以10万元经费、国民参政会五个名额，要陈独秀“组织一个新共党”，“在这期间，蒋介石还曾派人劝陈独秀当‘劳动部长’，陈断然拒绝。他说他想叫我装点门面，当他的走卒，真是异想天开。”㈣在武汉时，叛变后的张国焘曾请他再组织个共产党来对抗中共，陈独秀断然拒绝，表示没有这个能力。后来谭平山都曾找过陈独秀要他组织“第三党，陈无意于此”㈣。由此，我们可以得出，陈独秀尽管已经脱离党的组织，但仍然坚守自己的信念，显现出他作为一个胸怀坦荡的“革命战士”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深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