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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有幸与孫犁先生同城三十余年，偶有往来，都是我去看他，可谓有忘年之谊，属君子之交。初识孙犁，在1971年。那时我在连队代职，给《天津日报》寄过一首诗，由此与孙犁相识。当时孙犁已被打入另册，老眼昏花地正襟危坐于书案前，看自投稿和写退稿信。我走进编辑部，眼前这位老人，白皙、清秀、文质彬彬，果然如《荷花淀》中人。我忘记了是否向他行了军礼，但一个年轻军人作者与一位解放区老作家一见如故的握手却是令人不能忘怀的。1985年年底，我转业到百花文艺出版社任诗歌编辑。转年初始，我和诗人张雪杉一起去看望孙犁，告诉他我的工作的变动。他听了很高兴，说了许多鼓励的话。临别，他由衷地希望我做编辑的同时，也不要扔了诗歌写作。我则向他提出索字的要求，他答应了。
很快，一帧条幅寄至我的案头，上书：廷奎同志雅正“妙取筌蹄弃，高宜百万层 一九八六年元月 孙犁”。
条幅上这两句古诗，我不熟悉，也不知它的出处。后来，我把我的孤陋寡闻写进一篇散文。过了三十年，2016年，我的老同学，哈尔滨师大邹进先教授读了我的文字，告诉我：这两句古诗，出自杜甫《寄刘峡州伯华使君四十韵》，是老杜晚年所作五古长韵之一。
二
这首五古长韵，杜诗的选本是没有的。看来孙犁读的是杜诗的全集。1990年，他在《我的集部书》一文中，介绍自己的藏书，记载如下：
有杜工部集，河北先正遗书本。另有《杜诗镜铨》，四川木刻本，及傅正谷所赠中华书局排印本。又有杜工部草堂诗笺，丛书集成本。
他在此文的后边，解释说：“其实，这些年，我很少读诗词。说不喜欢诗词，是假的，但比青年时期，是差一些了……有时翻翻杜诗，也看不下去。”可见，在“文革”后的80、90年代，孙犁读诗词虽然不多，但杜诗还是常在手边放着，随便翻翻，就把杜甫的晚年诗作翻出来了。
杜甫《寄刘峡州伯华使君四十韵》，作于公元767年（大历二年）秋天。时杜甫辗转于夔州一带，“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应是其晚年凄凉漂泊心境的写照。《寄刘峡州伯华使君四十韵》一诗，是他作客峡州，离开后写给地主的答谢诗。老杜在这首诗里，谈的不仅仅是与刘峡州的世谊友情（杜甫的祖父杜审言与刘伯华祖父刘允济，同在武则天朝为官），大约有五分之一篇幅是关于诗歌创作的切身体会和诗学主张，其文学理论色彩、思辨色彩充斥字里行间。我查阅了很多资料才略知其一二。试引八句如下：
雕刻谁初料，纤毫欲自矜。
神融蹑飞动，战胜洗侵凌。
妙取筌蹄弃，高宜百万层。
白头遗恨在，青竹几人登。
这八句诗，道出了杜甫一生诗歌创作的甘苦之言，肺腑之语。老杜说，写作中，雕刻之细微，常在纤毫之间，连自己也感到惊讶。诗歌的创作过程，是一个用志不分、聚精会神的过程，灵感来了，不觉神思飞动、心游万仞，一切杂念被排除、一切纷扰被驱走，甚至，连作诗之规则、技巧等等都摒除于头脑之外了。“妙取筌蹄弃，高宜百万层”，是他多年追求的诗学理想。这两句诗，前句讲“妙取”，即不落窠臼，不事雕琢，“该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后句讲格调、蕴含，即言志抒怀，旨意高远。用现在的话说，前句讲艺术性，后句讲思想性。二者的统一才是好作品。杜甫一生所作1400余首诗，大多实践了自己的诗学主张。宋代黄庭坚称赞他：“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为文，夫无意而意已至”“不烦绳削而自合”“平淡而山高水深”。这样的评价，杜甫是当之无愧的。然而，他却还是自谦：“白头遗恨在，青竹几人登”。他认为艺术无止境，自己白头犹憾，须继续努力，才能青史留名。
孙犁在1400余首杜诗中，独选《寄刘峡州伯华使君四十韵》中的“妙取筌蹄弃，高宜百万层”两句以赠我，我揣测他自有他的道理。1986年，“文革”刚刚结束不久，“文革”的诗风他记忆犹新。标语口号，豪言壮语，雷同的语言，雷同的思想，充斥于报章杂志。孙犁对此很反感，他崇尚诗的平实自然，有自己的个性，有真实的感情。杜甫的“妙取筌蹄弃，高宜百万层”，与他的诗学理想相一致。所以，他拿来赠我，是希望我从“文革”的诗风中解放出来，写出自己的有个性的诗。他在《关于诗》一文中，告诫青年作者：“不合理的，言不由衷的，没有现实根据的夸张，只能使诗格降低。我们的诗，不能老是写得那么空泛，表面。要有些含蓄，有些意象，有些意境。”这些话，是“妙取筌蹄弃，高宜百万层”的当代表述。他赠我条幅的时候，我曾给他写信，问诗句的含义及出处。他没有回信，意思是让我自己去找，去解释，去琢磨。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古籍能不译，最好不译;欲读古书者，最好硬着头皮去读原文，不借助当前白话译本。”他给我这两句诗，或许，什么也没想，只是很随意地赠我一幅字而已。他说他有个习惯：习字时，常常“把喜爱的段子，写在条幅上，算作读书笔记，很是有趣。”他把读书笔记写成条幅给我，用黄庭坚赞美老杜的话说，是“夫无意而意已至”，孙犁先生的用意我已领会了。
三
孙犁是诗人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是，你在读了他的全部作品之后，你就会说，孙犁是诗人。因为他不但有作品，而且有理论。
据天津孙犁研究学者滕云先生统计，孙犁的诗歌作品三十年代（1938—1939）四首;四十年代六首;五十年代四首;六十年代八首;七十年代九首;八十年代二十首;九十年代一首。共五十二首（腾云先生统计误为五十三首）。另外，他1972年写成的诗剧《莲花淀》似应为单部著作。这样看来，孙犁的诗歌作品应为：五十一首诗，两部诗集，一部诗剧。
孙犁的诗论文章（包括评论）有《谈诗的语言》《编辑笔记·关于创作·诗》《关于诗》《马雅可夫斯基》《红杨树和曼晴的诗》《曼晴诗选序》《商展思的诗》等多篇。
对于一般的作者来说，有如此业绩、如此成果，能不称为诗人吗？但对于孙犁，就很难叫出口。孙犁素以小说、散文名世，他的《荷花淀》《风云初记》《铁木前传》名噪一时。如果说，他的小说、散文是山峰，那么，他的诗歌恰似山麓。人们往往只见峰峦，不谙山根。其实，山峰山麓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我从研读孙犁的全部作品中，略知其诗歌之成就，虽然数量不多，但其质量，并不亚于小说、散文之高度。对于孙犁来说，诗为文之骨，文为诗之皮。二者是互为依傍缠绕的。我曾写过一首诗：《他也是诗人》。我在诗里说： 他的小说里有诗/他的散文里有诗/他的所有文字里都有诗/诗是一枚杏核儿/含在他心里
但当他的笔端/真的流出诗行时/却像田里拱出一行行麦苗/初读甚是平淡无奇
非得经冬历夏/在心田里成熟之后/才能咀嚼出/太阳的芬芳
我那时只是灵感一来，写下这些话。现在，我通读了《孙犁文集》之后，更加坚信我的判断，我的感觉。或者说，我说孙犁是诗人，依据更充分，底气更足了。我们说孙犁的小说、散文里有诗，是因为那些质朴平淡的文字，有一股灵气，一份真诚，一则妙语，一幅图画。“平淡而山高水深”这句话，给予孙犁，也不算溢美之词。
“妙取筌蹄弃，高宜百万层。”孙犁以此作为自己的诗观和诗学追求，大而言之，也作为自己的文学观。他在所有文体的创作中都努力贯彻之、实践之，而在他的诗歌创作中，尤其如此。
四
孙犁的文学创作，始于抗日战争的1938年。在冀中，他写了一些文艺理论方面的文章，可惜俱已佚失。只有《冀中抗战学院校歌》，作为歌词留存至今。当时，集中抗战学院院长杨秀峰叫他写词，另个人谱曲。可见，25岁的孙犁已小有诗名。1939年，他从冀中调到阜平晋察冀通讯社工作，得以与陈辉、仓夷、叶烨、商展思等一批才华横溢的青年诗人为伍。“这些人虽然也写小说、剧本、通讯，但经常写的是诗，几乎每一个人都写诗，是诗的工作者。”或许是受了他们的影响，孙犁在1939年，写了三首小叙事诗：《儿童团长》（168行），《梨花湾的故事》（260行），《白洋淀之曲》（380行）。一年之中，居然有800多行诗问世，这对于专门从事诗歌写作的诗人来说，也是不容易的。何况，他还写了短篇小说《一天的工作》，通讯写作教材《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阜平山区，穷乡僻壤，生活条件极差。在这种环境里，孙犁诗如泉涌，可见其兴趣之大，热情之高。正如他在《白洋淀之曲》后记中所说：“我在抗日战争时期，写诗的兴趣比较大，那时行军走在路上，时常涌现一些诗句，在那些年月，诗的句子经常反映到头脑中来，一点也不奇怪。休息了，掏出小本子，放在膝盖上，诗的句子短，抄写方便，很快就记下来了。风里雨里能写，黎明黄昏也能写，那些年容易出诗人。”孙犁的诗名比小说、散文名早。
但是他终于没有在诗歌的征途上坚持下来。为什么呢？他认为，“诗是很难写好的”“诗应该有一种力量，号召的力量，感动的力量，启发的力量，或是陶冶的力量。”而《白洋淀之曲》那几首诗，“也只能说是分行的散文，诗形式的记事，它是缺乏上面提到的那四种力量的。”
这自然是自谦。在我看来，这几首诗，确实是记事、记人、记发生于当时当地，作者最熟悉的白洋淀军民与日寇殊死斗争的故事的。作者“寓虚于实，凭实生虚”，把本来是很好的小说、新闻报道的素材，用诗的形式写出来，发表在晋察冀的报刊上。这样，既完成了记者的报道任务，又过足了写诗的瘾。它的不足，在于过程冗长了些，描述多了些，但几个人物都写得鲜活，倒是为后来《荷花淀》的诞生，奠定了基石。
例如，《白洋淀之曲》中水生这个人物，结局是牺牲了，菱姑拿起了他的枪。而在《荷花淀》里，水生已经成为贯穿小说始终的英雄。而菱姑，却只是作为水生的“女人”出现。总之，小说里的人物、情节、细节，景物，我们都能在诗中找到影子。我认为，如果把《荷花淀》比喻成一朵花，那么，他前期的诗歌就是浸在水中的根。人们赞美花的娇艳，而对于污泥里洁白的根有所忽略，虽有情可原，却是不应该的。诗，是孙犁文学创作的先驱。他在中學毕业后，于北平谋生期间，被人夺了饭碗，要离开这个大城市的时候，“感到肚子有些饿，就写了一首诗，投寄《大公报》的《小公园》副刊……后被采用，给了五毛钱”稿费。此诗为孙犁最早发表于公开报刊的文字之一，他的小说、散文则在其后。他的抗战文学创作，诗歌亦在前列。1939年阜平的三首诗，他自己说，“是璞不是玉”——“他们都是时代仓促的记录，有些近于原始资料。有所闻见，有所感触，立刻就表现出来，是璞不是玉。”1944年，孙犁到了延安，在鲁艺“文学系，名义是研究生，先分在北山阴土窑洞，与公木为邻，后迁居东山一小窑，与鲁藜、邵子南为邻。”在新的环境里，生活相对安定了，时间充裕了，他可以沉下心来，精雕细刻了。于是，才有了《荷花淀》的诞生。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不过，《荷花淀》的母体是诗，所以，这篇小说谁看了都说像一首诗。而孙犁，在小说创作上，追求的最高境界，大概也是如此。他在读了铁凝的小说《哦，香雪》后，说：“这篇小说，从头到尾都是诗，它是一泻千里的，始终一致的。这是一首纯净的诗，即是清泉。它所经过的地方，也都是纯净的境界。”他对铁凝《哦，香雪》的赞誉，我觉得还给《荷花淀》也很合适。
五
孙犁的诗歌创作，应该说伴随他的一生。从30年代末到50年代初，以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为背景，他写了《白洋淀之曲》《民兵参战平汉线》（鼓词）、《翻身十二唱》《大小麦粒》《小站红旗歌》等十几首叙事诗，计1700多行。这可以看作他的诗歌创作的第一个高潮。从1980到1986年这七八年间，他写了十七首诗，1991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以《孙犁新诗选》结集出版。这可以看作他的诗歌创作的第二个高潮。他的主要诗歌作品，都是在这两个高潮中诞生的。
那么，在这两个高潮以外的岁月里，他的诗思、诗兴难道就枯竭了吗？否。他在“文革”中的1972年，为应付“四人帮”在天津的代理人布置的任务，创作了诗剧《莲花淀》，结果因为不符合要求而被废弃。等到二十年后，编《孙犁文集》时，才得以重见天日。1958年，孙犁在青岛养病期间，在海边看见一中年人，此人为博身边女友一笑，用枪射杀了一只海鸥。“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到房子里，无可奈何地写了几句诗，也终于没有完成。”他要表达心中的愤慨，首先便想到了诗。可见，他那时尽管小说创作正劲，连续发表了《风云初记》和《铁木前传》，但血管里仍然涌动着诗人的激情。二十二年后，经过“文革”风雨的孙犁，以海鸥自喻，作《海鸥》诗，大概就是发端于此吧。1982年冬，因为接连闹病，“又别无所事，只好写点东西，特别好写诗。”孙犁的诗心难改，于此可见一斑。但同时受到打击。这打击不是来自评论家，而是来自他历来尊为兄长的读者，让他“心情沉重，无地自容”。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这年秋天，孙犁在《羊城晚报》上发表了一首诗，题名《印象》。不久，他收到一封读者来信，说：“（你）为了捞取稿费，随心所欲地粗制滥造。不止浪费编辑、校对的精神，更不应该的是浪费千千万万读者的时间。”这样的措辞，如果不是来自无知者，便是来自对孙犁心怀大恨的人。此人以为一支箭就可以将孙犁射倒，然而，老先生有自知之明，调侃地说：“其实不再写诗，改写散文也行，又于心不甘，硬往诗坛上挤。我的目标是：虽然当不成诗人，弄到一个‘诗人里行走’的头衔，也就心满意足了。”看来，孙犁在创作上孜孜以求，在名分、地位上，没有奢望。
没有奢望，反而更加进入写诗的奋发状态。1982至1986年，孙犁又相继写了《灵魂的拯救》《希望》等八首诗，约1200余行，是百花版《孙犁新诗选》的半部书稿。《海边》，是《孙犁新诗选》最末的一首。这首诗分两部分，前半部分写于1976年年底，后半部分写于1986年7月，时间相隔十年。此诗似有走完人生旅途，回首来路的况味。“茫茫的大海/将是这次航行的归宿”。
1976年12月，刚刚逃离厄运的孙犁，得以坐在海边，安静地思索自己一生的坎坷、失意和彷徨。十年之后的1986年，虽遇佳境，他仍不免痛定思痛。“河流向我催促、大海向我呼叫/天色已晚/我无暇多去思考/跳上我的小皮筏/冲进大海的波涛”。
这里的大海已不是生命的终结之地，而是能包容一切的宏阔场所，既是生命安息的天堂，又是生命驰骋的疆场。孙犁此时已七十三岁高龄，疾病缠身，他还能乘风破浪吗？他也要学孔夫子“乘槎浮于海”吗？“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苏东坡被贬黄州，慨叹身不由己，不免萌生去意：“小舟从此去，江海度余生。”孙犁难道要像苏东坡那样，逃离尘世，“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吗？
是，又不是。苏轼平生功业，黄州、惠州、澹州;孙犁虽不满文坛现状，很想离得远些，但还是未能抽身事外。他以最后一本散文集《曲终集》，告别写作生涯。这期间，虽无诗作，买书仍未忘《唐才子传校注》。在《曲终集·后记》中，开头便引钱起诗：“曲终人不见，江上数青峰》，足见其诗心常青。
此外，我们在孙犁的散文里，也经常能见到诗的踪影。他在《忆郭小川》一文的结尾，缀有一首三十余行写给郭小川的诗。在《大星陨落——悼念茅盾同志》一文的后边，是200多行评价茅盾的四言诗。《烈士陵园》这篇散文，以诗开头，以诗结尾。他说：“本来要写一首诗，来献给陵园的。激动了的情感忍受不了韵脚的限制和束缚，还是改写散文吧。”可见，诗之于孙犁，是不可须臾离开的，即使是在写作其他文体的时候。
一生与诗为伴，还不能弄个“诗人里行走”吗？
六
孙犁赠与我的条幅“妙取筌蹄弃，高宜百万层”，我把它裱好，掛在书案旁，作为我的座右铭。今天，我沿着这两句诗的指引，走进杜甫，走进孙犁，不由得对二位大师倍生敬意。理由有三：一是，杜甫为诗一生，在世时是寂寞的，他在《南征》诗中悲叹：“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其声名日隆，则是宋代的事。而孙犁，他的诗很少有人提及，很少入选全国的诗歌版本。《印象》一诗，居然遭到指斥。二是，杜甫的诗学见解，在《寄刘峡州伯华使君四十韵》诗中，阐述得相当深刻，是经验之谈，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艺术揭示，但历代诗家和文论家很少论及，各种文论选本也没有它的位置。如果不是孙犁先生赠字与我，我将永远无法获得它的启示。三是，杜甫一生忧国忧民，但只做了不到三年的小官。孙犁呢，革命几十年，只有《天津日报》副刊部副科长是其明确的职务。两个人在诗坛、仕途的际遇何其相似！杜甫做官不成，便一诗到底，终成大家。孙犁诗文并进，诗名为文名所掩，幸好还能刊行于世。“人不知而不愠”，此二人是真君子。
孙犁接受杜甫的诗观，在诗歌创作上也受到他的影响。杜甫“以文为诗”，开创性地用散文的章法、笔法写诗，融叙述与议论于一体。凡他人用散文来写的，他都可以用诗的形式来写。孙犁则更进一步，把报道、小说的题材也拓展为诗的领地了。他前期的叙事诗都写得很长，原因就在这里。这些诗，以战争题材为主，歌颂了晋察冀军民的勇敢、智慧和忘我的战斗精神，其时代性、思想性无与伦比，但语言的提炼、诗意的熔铸都稍显稚嫩。他后期的诗作，即《孙犁新诗选》的十七首诗，就成熟多了。那首曾被人嘲讽、让作者萌生退意的《印象》诗，其实是一首难得的上乘之作。我曾诵读数遍，愈读愈觉其“平淡而山高水深”。
一个少女/在山顶的小村庄/在将近中午的时候/坦然地睡着了
孙犁在这首诗里，充满了对自己亲历的那个艰苦卓绝的时代的怀念。怀念什么呢？怀念的是一个人，一个人的思想、情操和追求。
这是战士的睡眠/既没有欢乐/也没有痛苦/那时的梦里/不会有名利/不会有高官厚禄/高楼大厦/高档商品
这就是说，他的怀念其实是对一个时代的怀念，也是对现实中某些丑恶现象的愤慨。然而他不露声色，在赞扬中暗度陈仓。抒愤而不着一个愤字，极尽平淡安恬之妙。全诗呈现一种总体象征，语言简洁而晓畅，寓意深刻而淳厚。那个写信给孙犁的人，你应该感到脸红。
孙犁在《关于诗》一文中，曾引杜甫《白丝行》句：“美人细意熨帖平，裁缝灭尽针线迹。”说的是诗要经过多次修改，才能成功。这里不仅是指字句上文辞上的修删润饰，还要把那些刻意雕凿的痕迹去掉，把针线的痕迹灭掉，以自然之态，参造化之妙。孙犁后期的诗作，深得杜甫诗观与作品的真谛，而达到炉火纯青的高度。
孙犁这个时期的诗，仍未改叙事纪实的风格，只是已不再客观地记录，而是更多地加入主观的思考。他在《读柳荫诗作记》一文中说：“诗贵有我，我也是这样主张的。这个我，必须联系人民，联系时代。”有感而发，袒露心迹，真诚率真，暗含哲思，成为他暮年诗作相当鲜明的特色。《希望——七十自寿》这首诗，朴实、坦诚。“七十年/如果不是我不断掸扫/就是落到身上的灰尘/也能把我埋葬”“但是我终于没有死/这并不是因为我勇敢/而是因为我懦弱/鲁迅说/死是需要勇气的”。有谁能够如此地解剖自己？只有孙犁。《天使》这首诗，凄美，感伤。“我曾经在爱情上失败多次/及至晚年/也难说得到过真正的爱情/我是这个战场上的一员逃兵/身后是一片风声鹤唳”“男人在爱情上的失败/常常失败在爱情的本身/而女人在爱情上的失败/常常失败在爱情的背景”。用流着鲜血的心，写下如此的爱情的格言警句，只有孙犁。《老树》则完全是一首自喻诗。在爱情上，它历经苦难，终于“不再自作多情/它要聚精会神/一如既往/有始有终/完成自己平凡的生命”。
“庾信生平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晚年孙犁的诗，已经完全摆脱了早年为革命歌唱、为抗战呐喊的束缚，尤其是经过“文革”，他更是对标语口号式的诗深恶痛绝，而又对人们看不懂的李金发式的现代派，退避三舍。他只好从自己的生命历程中汲取诗情。但他没有改变重记事、散文化的风格。他把自己的遭际、感悟，化作诗化的口语，不设机关，不置障碍，让人们一看就明白，再读品滋味，读后犹有余香。这也正与“妙取筌蹄弃，高宜百万层”不谋而合。
有幸与孫犁先生同城三十余年，偶有往来，都是我去看他，可谓有忘年之谊，属君子之交。初识孙犁，在1971年。那时我在连队代职，给《天津日报》寄过一首诗，由此与孙犁相识。当时孙犁已被打入另册，老眼昏花地正襟危坐于书案前，看自投稿和写退稿信。我走进编辑部，眼前这位老人，白皙、清秀、文质彬彬，果然如《荷花淀》中人。我忘记了是否向他行了军礼，但一个年轻军人作者与一位解放区老作家一见如故的握手却是令人不能忘怀的。1985年年底，我转业到百花文艺出版社任诗歌编辑。转年初始，我和诗人张雪杉一起去看望孙犁，告诉他我的工作的变动。他听了很高兴，说了许多鼓励的话。临别，他由衷地希望我做编辑的同时，也不要扔了诗歌写作。我则向他提出索字的要求，他答应了。
很快，一帧条幅寄至我的案头，上书：廷奎同志雅正“妙取筌蹄弃，高宜百万层 一九八六年元月 孙犁”。
条幅上这两句古诗，我不熟悉，也不知它的出处。后来，我把我的孤陋寡闻写进一篇散文。过了三十年，2016年，我的老同学，哈尔滨师大邹进先教授读了我的文字，告诉我：这两句古诗，出自杜甫《寄刘峡州伯华使君四十韵》，是老杜晚年所作五古长韵之一。
二
这首五古长韵，杜诗的选本是没有的。看来孙犁读的是杜诗的全集。1990年，他在《我的集部书》一文中，介绍自己的藏书，记载如下：
有杜工部集，河北先正遗书本。另有《杜诗镜铨》，四川木刻本，及傅正谷所赠中华书局排印本。又有杜工部草堂诗笺，丛书集成本。
他在此文的后边，解释说：“其实，这些年，我很少读诗词。说不喜欢诗词，是假的，但比青年时期，是差一些了……有时翻翻杜诗，也看不下去。”可见，在“文革”后的80、90年代，孙犁读诗词虽然不多，但杜诗还是常在手边放着，随便翻翻，就把杜甫的晚年诗作翻出来了。
杜甫《寄刘峡州伯华使君四十韵》，作于公元767年（大历二年）秋天。时杜甫辗转于夔州一带，“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应是其晚年凄凉漂泊心境的写照。《寄刘峡州伯华使君四十韵》一诗，是他作客峡州，离开后写给地主的答谢诗。老杜在这首诗里，谈的不仅仅是与刘峡州的世谊友情（杜甫的祖父杜审言与刘伯华祖父刘允济，同在武则天朝为官），大约有五分之一篇幅是关于诗歌创作的切身体会和诗学主张，其文学理论色彩、思辨色彩充斥字里行间。我查阅了很多资料才略知其一二。试引八句如下：
雕刻谁初料，纤毫欲自矜。
神融蹑飞动，战胜洗侵凌。
妙取筌蹄弃，高宜百万层。
白头遗恨在，青竹几人登。
这八句诗，道出了杜甫一生诗歌创作的甘苦之言，肺腑之语。老杜说，写作中，雕刻之细微，常在纤毫之间，连自己也感到惊讶。诗歌的创作过程，是一个用志不分、聚精会神的过程，灵感来了，不觉神思飞动、心游万仞，一切杂念被排除、一切纷扰被驱走，甚至，连作诗之规则、技巧等等都摒除于头脑之外了。“妙取筌蹄弃，高宜百万层”，是他多年追求的诗学理想。这两句诗，前句讲“妙取”，即不落窠臼，不事雕琢，“该有定法而无定法，无定法而有定法”;后句讲格调、蕴含，即言志抒怀，旨意高远。用现在的话说，前句讲艺术性，后句讲思想性。二者的统一才是好作品。杜甫一生所作1400余首诗，大多实践了自己的诗学主张。宋代黄庭坚称赞他：“子美诗妙处乃在无意为文，夫无意而意已至”“不烦绳削而自合”“平淡而山高水深”。这样的评价，杜甫是当之无愧的。然而，他却还是自谦：“白头遗恨在，青竹几人登”。他认为艺术无止境，自己白头犹憾，须继续努力，才能青史留名。
孙犁在1400余首杜诗中，独选《寄刘峡州伯华使君四十韵》中的“妙取筌蹄弃，高宜百万层”两句以赠我，我揣测他自有他的道理。1986年，“文革”刚刚结束不久，“文革”的诗风他记忆犹新。标语口号，豪言壮语，雷同的语言，雷同的思想，充斥于报章杂志。孙犁对此很反感，他崇尚诗的平实自然，有自己的个性，有真实的感情。杜甫的“妙取筌蹄弃，高宜百万层”，与他的诗学理想相一致。所以，他拿来赠我，是希望我从“文革”的诗风中解放出来，写出自己的有个性的诗。他在《关于诗》一文中，告诫青年作者：“不合理的，言不由衷的，没有现实根据的夸张，只能使诗格降低。我们的诗，不能老是写得那么空泛，表面。要有些含蓄，有些意象，有些意境。”这些话，是“妙取筌蹄弃，高宜百万层”的当代表述。他赠我条幅的时候，我曾给他写信，问诗句的含义及出处。他没有回信，意思是让我自己去找，去解释，去琢磨。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古籍能不译，最好不译;欲读古书者，最好硬着头皮去读原文，不借助当前白话译本。”他给我这两句诗，或许，什么也没想，只是很随意地赠我一幅字而已。他说他有个习惯：习字时，常常“把喜爱的段子，写在条幅上，算作读书笔记，很是有趣。”他把读书笔记写成条幅给我，用黄庭坚赞美老杜的话说，是“夫无意而意已至”，孙犁先生的用意我已领会了。
三
孙犁是诗人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是，你在读了他的全部作品之后，你就会说，孙犁是诗人。因为他不但有作品，而且有理论。
据天津孙犁研究学者滕云先生统计，孙犁的诗歌作品三十年代（1938—1939）四首;四十年代六首;五十年代四首;六十年代八首;七十年代九首;八十年代二十首;九十年代一首。共五十二首（腾云先生统计误为五十三首）。另外，他1972年写成的诗剧《莲花淀》似应为单部著作。这样看来，孙犁的诗歌作品应为：五十一首诗，两部诗集，一部诗剧。
孙犁的诗论文章（包括评论）有《谈诗的语言》《编辑笔记·关于创作·诗》《关于诗》《马雅可夫斯基》《红杨树和曼晴的诗》《曼晴诗选序》《商展思的诗》等多篇。
对于一般的作者来说，有如此业绩、如此成果，能不称为诗人吗？但对于孙犁，就很难叫出口。孙犁素以小说、散文名世，他的《荷花淀》《风云初记》《铁木前传》名噪一时。如果说，他的小说、散文是山峰，那么，他的诗歌恰似山麓。人们往往只见峰峦，不谙山根。其实，山峰山麓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我从研读孙犁的全部作品中，略知其诗歌之成就，虽然数量不多，但其质量，并不亚于小说、散文之高度。对于孙犁来说，诗为文之骨，文为诗之皮。二者是互为依傍缠绕的。我曾写过一首诗：《他也是诗人》。我在诗里说： 他的小说里有诗/他的散文里有诗/他的所有文字里都有诗/诗是一枚杏核儿/含在他心里
但当他的笔端/真的流出诗行时/却像田里拱出一行行麦苗/初读甚是平淡无奇
非得经冬历夏/在心田里成熟之后/才能咀嚼出/太阳的芬芳
我那时只是灵感一来，写下这些话。现在，我通读了《孙犁文集》之后，更加坚信我的判断，我的感觉。或者说，我说孙犁是诗人，依据更充分，底气更足了。我们说孙犁的小说、散文里有诗，是因为那些质朴平淡的文字，有一股灵气，一份真诚，一则妙语，一幅图画。“平淡而山高水深”这句话，给予孙犁，也不算溢美之词。
“妙取筌蹄弃，高宜百万层。”孙犁以此作为自己的诗观和诗学追求，大而言之，也作为自己的文学观。他在所有文体的创作中都努力贯彻之、实践之，而在他的诗歌创作中，尤其如此。
四
孙犁的文学创作，始于抗日战争的1938年。在冀中，他写了一些文艺理论方面的文章，可惜俱已佚失。只有《冀中抗战学院校歌》，作为歌词留存至今。当时，集中抗战学院院长杨秀峰叫他写词，另个人谱曲。可见，25岁的孙犁已小有诗名。1939年，他从冀中调到阜平晋察冀通讯社工作，得以与陈辉、仓夷、叶烨、商展思等一批才华横溢的青年诗人为伍。“这些人虽然也写小说、剧本、通讯，但经常写的是诗，几乎每一个人都写诗，是诗的工作者。”或许是受了他们的影响，孙犁在1939年，写了三首小叙事诗：《儿童团长》（168行），《梨花湾的故事》（260行），《白洋淀之曲》（380行）。一年之中，居然有800多行诗问世，这对于专门从事诗歌写作的诗人来说，也是不容易的。何况，他还写了短篇小说《一天的工作》，通讯写作教材《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阜平山区，穷乡僻壤，生活条件极差。在这种环境里，孙犁诗如泉涌，可见其兴趣之大，热情之高。正如他在《白洋淀之曲》后记中所说：“我在抗日战争时期，写诗的兴趣比较大，那时行军走在路上，时常涌现一些诗句，在那些年月，诗的句子经常反映到头脑中来，一点也不奇怪。休息了，掏出小本子，放在膝盖上，诗的句子短，抄写方便，很快就记下来了。风里雨里能写，黎明黄昏也能写，那些年容易出诗人。”孙犁的诗名比小说、散文名早。
但是他终于没有在诗歌的征途上坚持下来。为什么呢？他认为，“诗是很难写好的”“诗应该有一种力量，号召的力量，感动的力量，启发的力量，或是陶冶的力量。”而《白洋淀之曲》那几首诗，“也只能说是分行的散文，诗形式的记事，它是缺乏上面提到的那四种力量的。”
这自然是自谦。在我看来，这几首诗，确实是记事、记人、记发生于当时当地，作者最熟悉的白洋淀军民与日寇殊死斗争的故事的。作者“寓虚于实，凭实生虚”，把本来是很好的小说、新闻报道的素材，用诗的形式写出来，发表在晋察冀的报刊上。这样，既完成了记者的报道任务，又过足了写诗的瘾。它的不足，在于过程冗长了些，描述多了些，但几个人物都写得鲜活，倒是为后来《荷花淀》的诞生，奠定了基石。
例如，《白洋淀之曲》中水生这个人物，结局是牺牲了，菱姑拿起了他的枪。而在《荷花淀》里，水生已经成为贯穿小说始终的英雄。而菱姑，却只是作为水生的“女人”出现。总之，小说里的人物、情节、细节，景物，我们都能在诗中找到影子。我认为，如果把《荷花淀》比喻成一朵花，那么，他前期的诗歌就是浸在水中的根。人们赞美花的娇艳，而对于污泥里洁白的根有所忽略，虽有情可原，却是不应该的。诗，是孙犁文学创作的先驱。他在中學毕业后，于北平谋生期间，被人夺了饭碗，要离开这个大城市的时候，“感到肚子有些饿，就写了一首诗，投寄《大公报》的《小公园》副刊……后被采用，给了五毛钱”稿费。此诗为孙犁最早发表于公开报刊的文字之一，他的小说、散文则在其后。他的抗战文学创作，诗歌亦在前列。1939年阜平的三首诗，他自己说，“是璞不是玉”——“他们都是时代仓促的记录，有些近于原始资料。有所闻见，有所感触，立刻就表现出来，是璞不是玉。”1944年，孙犁到了延安，在鲁艺“文学系，名义是研究生，先分在北山阴土窑洞，与公木为邻，后迁居东山一小窑，与鲁藜、邵子南为邻。”在新的环境里，生活相对安定了，时间充裕了，他可以沉下心来，精雕细刻了。于是，才有了《荷花淀》的诞生。
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不过，《荷花淀》的母体是诗，所以，这篇小说谁看了都说像一首诗。而孙犁，在小说创作上，追求的最高境界，大概也是如此。他在读了铁凝的小说《哦，香雪》后，说：“这篇小说，从头到尾都是诗，它是一泻千里的，始终一致的。这是一首纯净的诗，即是清泉。它所经过的地方，也都是纯净的境界。”他对铁凝《哦，香雪》的赞誉，我觉得还给《荷花淀》也很合适。
五
孙犁的诗歌创作，应该说伴随他的一生。从30年代末到50年代初，以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为背景，他写了《白洋淀之曲》《民兵参战平汉线》（鼓词）、《翻身十二唱》《大小麦粒》《小站红旗歌》等十几首叙事诗，计1700多行。这可以看作他的诗歌创作的第一个高潮。从1980到1986年这七八年间，他写了十七首诗，1991年，由百花文艺出版社以《孙犁新诗选》结集出版。这可以看作他的诗歌创作的第二个高潮。他的主要诗歌作品，都是在这两个高潮中诞生的。
那么，在这两个高潮以外的岁月里，他的诗思、诗兴难道就枯竭了吗？否。他在“文革”中的1972年，为应付“四人帮”在天津的代理人布置的任务，创作了诗剧《莲花淀》，结果因为不符合要求而被废弃。等到二十年后，编《孙犁文集》时，才得以重见天日。1958年，孙犁在青岛养病期间，在海边看见一中年人，此人为博身边女友一笑，用枪射杀了一只海鸥。“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回到房子里，无可奈何地写了几句诗，也终于没有完成。”他要表达心中的愤慨，首先便想到了诗。可见，他那时尽管小说创作正劲，连续发表了《风云初记》和《铁木前传》，但血管里仍然涌动着诗人的激情。二十二年后，经过“文革”风雨的孙犁，以海鸥自喻，作《海鸥》诗，大概就是发端于此吧。1982年冬，因为接连闹病，“又别无所事，只好写点东西，特别好写诗。”孙犁的诗心难改，于此可见一斑。但同时受到打击。这打击不是来自评论家，而是来自他历来尊为兄长的读者，让他“心情沉重，无地自容”。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这年秋天，孙犁在《羊城晚报》上发表了一首诗，题名《印象》。不久，他收到一封读者来信，说：“（你）为了捞取稿费，随心所欲地粗制滥造。不止浪费编辑、校对的精神，更不应该的是浪费千千万万读者的时间。”这样的措辞，如果不是来自无知者，便是来自对孙犁心怀大恨的人。此人以为一支箭就可以将孙犁射倒，然而，老先生有自知之明，调侃地说：“其实不再写诗，改写散文也行，又于心不甘，硬往诗坛上挤。我的目标是：虽然当不成诗人，弄到一个‘诗人里行走’的头衔，也就心满意足了。”看来，孙犁在创作上孜孜以求，在名分、地位上，没有奢望。
没有奢望，反而更加进入写诗的奋发状态。1982至1986年，孙犁又相继写了《灵魂的拯救》《希望》等八首诗，约1200余行，是百花版《孙犁新诗选》的半部书稿。《海边》，是《孙犁新诗选》最末的一首。这首诗分两部分，前半部分写于1976年年底，后半部分写于1986年7月，时间相隔十年。此诗似有走完人生旅途，回首来路的况味。“茫茫的大海/将是这次航行的归宿”。
1976年12月，刚刚逃离厄运的孙犁，得以坐在海边，安静地思索自己一生的坎坷、失意和彷徨。十年之后的1986年，虽遇佳境，他仍不免痛定思痛。“河流向我催促、大海向我呼叫/天色已晚/我无暇多去思考/跳上我的小皮筏/冲进大海的波涛”。
这里的大海已不是生命的终结之地，而是能包容一切的宏阔场所，既是生命安息的天堂，又是生命驰骋的疆场。孙犁此时已七十三岁高龄，疾病缠身，他还能乘风破浪吗？他也要学孔夫子“乘槎浮于海”吗？“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苏东坡被贬黄州，慨叹身不由己，不免萌生去意：“小舟从此去，江海度余生。”孙犁难道要像苏东坡那样，逃离尘世，“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吗？
是，又不是。苏轼平生功业，黄州、惠州、澹州;孙犁虽不满文坛现状，很想离得远些，但还是未能抽身事外。他以最后一本散文集《曲终集》，告别写作生涯。这期间，虽无诗作，买书仍未忘《唐才子传校注》。在《曲终集·后记》中，开头便引钱起诗：“曲终人不见，江上数青峰》，足见其诗心常青。
此外，我们在孙犁的散文里，也经常能见到诗的踪影。他在《忆郭小川》一文的结尾，缀有一首三十余行写给郭小川的诗。在《大星陨落——悼念茅盾同志》一文的后边，是200多行评价茅盾的四言诗。《烈士陵园》这篇散文，以诗开头，以诗结尾。他说：“本来要写一首诗，来献给陵园的。激动了的情感忍受不了韵脚的限制和束缚，还是改写散文吧。”可见，诗之于孙犁，是不可须臾离开的，即使是在写作其他文体的时候。
一生与诗为伴，还不能弄个“诗人里行走”吗？
六
孙犁赠与我的条幅“妙取筌蹄弃，高宜百万层”，我把它裱好，掛在书案旁，作为我的座右铭。今天，我沿着这两句诗的指引，走进杜甫，走进孙犁，不由得对二位大师倍生敬意。理由有三：一是，杜甫为诗一生，在世时是寂寞的，他在《南征》诗中悲叹：“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其声名日隆，则是宋代的事。而孙犁，他的诗很少有人提及，很少入选全国的诗歌版本。《印象》一诗，居然遭到指斥。二是，杜甫的诗学见解，在《寄刘峡州伯华使君四十韵》诗中，阐述得相当深刻，是经验之谈，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艺术揭示，但历代诗家和文论家很少论及，各种文论选本也没有它的位置。如果不是孙犁先生赠字与我，我将永远无法获得它的启示。三是，杜甫一生忧国忧民，但只做了不到三年的小官。孙犁呢，革命几十年，只有《天津日报》副刊部副科长是其明确的职务。两个人在诗坛、仕途的际遇何其相似！杜甫做官不成，便一诗到底，终成大家。孙犁诗文并进，诗名为文名所掩，幸好还能刊行于世。“人不知而不愠”，此二人是真君子。
孙犁接受杜甫的诗观，在诗歌创作上也受到他的影响。杜甫“以文为诗”，开创性地用散文的章法、笔法写诗，融叙述与议论于一体。凡他人用散文来写的，他都可以用诗的形式来写。孙犁则更进一步，把报道、小说的题材也拓展为诗的领地了。他前期的叙事诗都写得很长，原因就在这里。这些诗，以战争题材为主，歌颂了晋察冀军民的勇敢、智慧和忘我的战斗精神，其时代性、思想性无与伦比，但语言的提炼、诗意的熔铸都稍显稚嫩。他后期的诗作，即《孙犁新诗选》的十七首诗，就成熟多了。那首曾被人嘲讽、让作者萌生退意的《印象》诗，其实是一首难得的上乘之作。我曾诵读数遍，愈读愈觉其“平淡而山高水深”。
一个少女/在山顶的小村庄/在将近中午的时候/坦然地睡着了
孙犁在这首诗里，充满了对自己亲历的那个艰苦卓绝的时代的怀念。怀念什么呢？怀念的是一个人，一个人的思想、情操和追求。
这是战士的睡眠/既没有欢乐/也没有痛苦/那时的梦里/不会有名利/不会有高官厚禄/高楼大厦/高档商品
这就是说，他的怀念其实是对一个时代的怀念，也是对现实中某些丑恶现象的愤慨。然而他不露声色，在赞扬中暗度陈仓。抒愤而不着一个愤字，极尽平淡安恬之妙。全诗呈现一种总体象征，语言简洁而晓畅，寓意深刻而淳厚。那个写信给孙犁的人，你应该感到脸红。
孙犁在《关于诗》一文中，曾引杜甫《白丝行》句：“美人细意熨帖平，裁缝灭尽针线迹。”说的是诗要经过多次修改，才能成功。这里不仅是指字句上文辞上的修删润饰，还要把那些刻意雕凿的痕迹去掉，把针线的痕迹灭掉，以自然之态，参造化之妙。孙犁后期的诗作，深得杜甫诗观与作品的真谛，而达到炉火纯青的高度。
孙犁这个时期的诗，仍未改叙事纪实的风格，只是已不再客观地记录，而是更多地加入主观的思考。他在《读柳荫诗作记》一文中说：“诗贵有我，我也是这样主张的。这个我，必须联系人民，联系时代。”有感而发，袒露心迹，真诚率真，暗含哲思，成为他暮年诗作相当鲜明的特色。《希望——七十自寿》这首诗，朴实、坦诚。“七十年/如果不是我不断掸扫/就是落到身上的灰尘/也能把我埋葬”“但是我终于没有死/这并不是因为我勇敢/而是因为我懦弱/鲁迅说/死是需要勇气的”。有谁能够如此地解剖自己？只有孙犁。《天使》这首诗，凄美，感伤。“我曾经在爱情上失败多次/及至晚年/也难说得到过真正的爱情/我是这个战场上的一员逃兵/身后是一片风声鹤唳”“男人在爱情上的失败/常常失败在爱情的本身/而女人在爱情上的失败/常常失败在爱情的背景”。用流着鲜血的心，写下如此的爱情的格言警句，只有孙犁。《老树》则完全是一首自喻诗。在爱情上，它历经苦难，终于“不再自作多情/它要聚精会神/一如既往/有始有终/完成自己平凡的生命”。
“庾信生平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晚年孙犁的诗，已经完全摆脱了早年为革命歌唱、为抗战呐喊的束缚，尤其是经过“文革”，他更是对标语口号式的诗深恶痛绝，而又对人们看不懂的李金发式的现代派，退避三舍。他只好从自己的生命历程中汲取诗情。但他没有改变重记事、散文化的风格。他把自己的遭际、感悟，化作诗化的口语，不设机关，不置障碍，让人们一看就明白，再读品滋味，读后犹有余香。这也正与“妙取筌蹄弃，高宜百万层”不谋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