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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经济，还是保持文化传统？今天的西藏也面临这个问题。
“a——o——e”一个稚嫩的声音从窗户里传出。这面窗户，在山坡上露出半截，人只有趴下身子，才可以透过缭绕的香火看到里面是一个很大的宫殿的后室。
这里是拉萨三大寺院之一的色拉寺。寺庙依山而建，山坡上错落着大大小小的殿宇。下了山坡，走进幽深的大殿，殿里，三面墙上都是佛像，数不清的酥油灯静谧地跳跃着。大殿里空落落的，只有一位喇嘛在低声诵经，不远处的观音佛像下，两个孩子手里托着一本书并排坐着，稍大一点的男孩正在教比他小的男孩子读拼音。
显然，这是一对兄弟。大一点的孩子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他把记者带到殿宇的后室，里面盘腿坐着一位年轻的喇嘛，他说“这是我舅舅”。他用铅笔很工整地写道：我叫格念旦增，拉萨师范附小三年级三班的学生。
说话间，在一边俯身良久的年轻喇嘛将自己写的藏语句子交给格念旦增，让他照着去抄写。简短的交流中，格念旦增成了记者和这位喇嘛的翻译。
“学会汉语就相当于搞到了全国粮票”
和格念旦增一样，新一代的西藏孩子，只要读过书，基本上都会两种语言：藏语和汉语。
就在记者邂逅格念旦增的时候，来自内地12所初中西藏班、11所高中西藏班、两所中专院校的负责人和学生代表，飞赴拉萨，参加内地西藏班(校)办学20周年的座谈会。
官方数据表明，从1985年9月，1300余名西藏小学毕业生进入内地西藏班(校)开始，到2005年8月，内地西藏班累计招收初中生29000余名，中专、中师、高中生21000名；内地高校招收西藏本、专科生6500余名。
在西藏，许多人家都以孩子能考取内地的西藏中学为荣。在西藏电视台工作的多吉家的孩子今年考取了北京的西藏中学，孩子开学前，他连续十多天精心筹备家庭欢畅会——在拉萨，这种欢畅会规模大一点的，在院子里摆七八十桌酒席，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吃饭喝酒打麻将。
汉式教育在西藏的历史已经很久远了，甚至可以追溯到松赞干布迎娶唐朝文成公主的时代。
自治区政府前副主席龚达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国民党执政时期，在西藏的回族人学汉语的特别多，藏族人也有，但不是很多，当时的西藏教育还很落后。1965年自治区政府成立后，藏汉双语教育全面推行，通常是小学3年级前学藏语，3年级后汉藏语都学。
1987年，自治区人大颁布了《西藏自治区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若干规定》，随后又颁布了这一规定的实施细则，强调重视学习西藏的民族语言文字。
到上世纪90年代，这里的人认识到，不学汉语就没法考内地的大学，也不方便去内地的大城市工作和生活，“学会汉语就相当于搞到了全国粮票”。汉语的学习高潮此时出现了。
今年17岁的单增克珠，是堆龙德庆县郎嘎村人。由于小学阶段的学费全免，家里姐弟三人都上了学，都会说汉藏两种语言。现在他的姐姐是拉萨市的化妆品销售员，妹妹正在拉萨第二高级中学读高中。
单增克珠从堆龙中学毕业以后，考上了一所拉萨财经学校(中专)，由于无法承受一年3000多元的学费，一年后退学了。尽管如此，在择业时，他仍有了一定的优势，今年4月，他家所属的东嘎镇镇政府在搞桑木村民俗旅游项目时，要普通话比较流利的人当导游，他被选中了，每月有450元的工资。
当了导游后，第一次接待的游客是20多名湖南客人，单增克珠表现得有些害羞紧张，说完了就觉得有说错了的感觉。他介绍青稞酒时，把“三口一杯”说成“三杯一口”，把客人吓坏了。
他说，后来在和外界的接触中，逐渐得到了锻炼，他模仿客人们说话，也效仿他们穿衣服。现在，做导游时，他的上身穿着藏服，下身穿的却是牛仔裤。
近代藏族人始终有着改良教育的想法。早在1912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就曾派出4名学生去英国接受西方教育，也曾尝试办西式学校，但当时那种试验性的教育并没有促进西藏社会的整体教育。
随着汉语的推广，内地和藏区的经济文化出现了多元化的交流渠道。许多藏族家长说，从内地西藏中学读书回来后，孩子比周围的同龄人以及一些大人都显得“成熟聪明”；而西藏也由此打开了通往内地的大门，并形成一系列的“西藏热”现象——藏医热，藏画热等。
当人们开始用洗衣机打酥油茶……
现代化所到之处，传统文化必有消弭的状况，这在全球范围和中国其他地方都是如此。
从姓氏上说，以前，只有占西藏总人口5%的贵族和高僧活佛才有姓氏，95%的普通民众只有名字没有姓氏。西藏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所长巴桑旺堆说，当时姓氏是一种特权，一些姓氏是庄园的名称，没有庄园的大多数，当然也就没有姓氏权。
后来的问题是，由于很多人没有姓氏，加之藏人喜欢用一些吉祥的符号来命名，重名很多，所以很多藏族人开始寻找姓氏，用来显示自己和别人不同，有的人把出生地当作姓，有的人把父辈名字的缩写当作姓。
从没有姓氏的大多数，到个性化的新姓氏的增多，折射出西藏新一代人与上辈人不同的身份变化。而姓氏只是这种变化中的一个符号，西藏年轻人就是在这样的变化中，完成着当代人个性气质的形成。
《西藏地方志·民俗志》主编张宗显说，民俗不像别的东西，它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因而通常它的变迁也很慢，但西藏的一些民俗比以往时期要变化得快。
喝酥油茶是西藏社会千百年来的习惯，制作酥油茶的工具一直沿用一个长型的圆筒，在最近的短短几年时间里，这个圆筒却基本变成了展览品。
起初寺院里每天早上打酥油茶时，因为僧人众多，感觉颇费时力，于是有人洗衣服时灵机一动，把酥油放在洗衣机里搅拌，所以，洗衣机成了寺院里打酥油茶的工具。这种做法又传到世俗人家，每当家里婚丧嫁娶要请很多人吃饭时，就用洗衣机打酥油茶。
后来，内地传来的搅拌机出现了，人们打酥油茶时便用搅拌机替代了洗衣机。
酥油茶筒仅仅是藏民日常生活的一个工具，随着诸如此类的大小工具的消失，附着在它们上面的文明也随之在消逝。
去年和今年，张宗显在牧区和农区分别选了一个点进行观察。
按传统，牧民每年要在春夏时节把牛从南边赶到北边，一般会到海拔高度和雪线交界地方的草场，放牧两个月，直到秋天才返回来，其目的，一是“逐水草而居”，二是把冬天居住地方的草场留下来备初春之用——每到春天，母牛要生产小牛，体弱，加之气温寒冷，必须有足够的草场保障。
上世纪70年代，政府曾一度提倡让牧民盖房子定居，不希望牧民游牧。就在那些年的冬天发生了很多次雪灾，往往是一下大雪，因为没有草吃，牛羊就死一大批。后来，这种政策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没起作用。
今年，张宗显在他选的牧区点巴清县本塔乡看到的情况是，牧民已经定居了。他们盖了自己的房子，把粮食和衣服以及佛龛都放进房子里，此时，他们会联合几家人，每家派一个代表，把不用挤奶的牛赶到另外的草场，到秋天才回来。而更多的人则留在家里。
张宗显的女儿在那曲尼玛县工作，前不久，她打电话给父亲说，“这里政府给牧民补贴5万元，让他们搬到马路边上的房子里，你要来看的话尽快，再过几年，游牧民俗就没有了。”
《西藏人文地理》杂志的主编嘉措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三四年前，他去那木措湖地区出差，正好看见那里的牧民准备把牛羊赶到夏季牧场去，成片的牛羊散落在草原上前行，很壮观，牧人走得非常慢，大约3天才走10公里。去年同一时节，他和朋友再次去那木措湖，却发现这里的人全部买了汽车。游牧的方式是，先用汽车花半天时间把帐篷等生活工具搬迁到目的地，第二天再返回来赶牛羊。牧民游牧的仪式感已经荡然无存。
年轻的导游单增克珠说，他平时不穿藏袍，嫌麻烦，怕被人笑话，只有过藏历年才会穿，藏历年一过，就脱掉了。现在把拉萨的年轻人和大城市人放在一起，看上去基本没什么区别了，这里的孩子们穿衣打扮也非常时尚，也唱汉语流行歌曲，也有哈日哈韩的，也泡酒吧唱卡拉OK；当然，还有一个现象是，比起长辈，他们有相当一部分人不太热衷于参加寺院的仪式了。而且，他们也不再爱玩传统的藏族游戏，如投石头(竞技项目)，投羊关节等，他们喜欢的是踢足球，扑克牌和麻将很流行，扑克前年流行“扎金花”，今年都在“斗地主”。
过去，由于传统的信教习惯，西藏人很少杀生，加之物资交流的机会极少，即使拿着钱也没地方买东西。所以，一些人家养了很多牛羊，也不卖也不杀，赶着它们游牧，觉得这是财富的展示。当时，牛肉以自足为主，牧区市面上牛肉的价格一斤只有3毛钱。
现在，西藏的牛肉完全市场化，贵到了18元一斤，当地人把牦牛肉加工后，远销到国内外。
“文化复振”
据张宗显说，前几年，西藏曾派一些干部去北京和其他内地城市学习，也去香港参观。这些干部回来后激动地说，再过几年，我们要把拉萨建设成和北京、香港一样。“我们作为文化人感觉恐慌，那么多人来看西藏，就是看西藏文化的。如果和内地一个样，还有什么好看的？”张宗显说。
到底要突出发展经济，还是保持文化传统？这两种观点的碰撞，是发生在中国所有人文风光旅游地市场化开发过程中的。但即使是持有保护当地文化生态的观点的后一种人，其潜台词中也有一句“为旅游经济服务”——保留传统文化是用来吸引游客的。
和内地一样，比如北京，许多人痛心把四合院拆了，西藏现在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在日喀则专门搞了藏风格的民族街，尽管是仿古，但至少说明“很多人有了这个意愿”，《西藏人文地理》主编嘉措说。
用嘉措的说法，在旅游市场经济的刺激下，在西藏，一些行将消失的传统文化也得到了及时的保护或再开发。比如，北京中国藏学中心，把《大藏经》印成装订得很精美(校勘)的书，定价高达1万多元，但销量很好。随着旅游热，藏民把记忆中的一些藏族传统又拿出来，比如服饰和民间歌舞。
官方在这方面做的事，是保护传统文化的“10大集成”工程，包括“民间故事集成”、“民俗谚语集成”、“民间歌谣集成”等，这是一次由政府主导的对西藏文化的大搜集整理，历时10年，上千人参与，国家投入了3.3亿。
但也有些西藏民间文化以神秘的力量流传不止。现在，一个叫玉梅的妇女，虽然没文凭，但在西藏社科院上班并享受着专家待遇，她的任务就是在自己觉得进入状态的时候对着录音机唱《格萨尔王》，有一些专家整理她的唱词。
《格萨尔王》比《荷马史诗》还长，据说，昌都地区发现了会唱《格萨尔王》100多部的年龄最小的一个年轻人。他才18岁，没上过学，他父母亲戚中没有任何人会唱，而《格萨尔王》全是古文，还有许多修辞手法，而他唱出来还要专家翻译。
在谈到这个现象时，《西藏人文地理》主编嘉措说，这是个谜，直到目前都无法解释，由此可见西藏文化的神秘性和生命力。
以前，西藏唐卡只有少数高僧或者有学问的人才画。所谓唐卡，是藏族人在去世后，请喇嘛做49天法事，之后家里要把他生前的所有照片和画像烧掉，以后再提起他也不能说他的名字，只能说“那个过去的人”。在喇嘛做法事超度后，把他皈依到了某个佛下面，然后就请一张这个佛的唐卡留给这个家庭。
如今，市场上开始炒唐卡，那些有才华的活佛或喇嘛们画的唐卡被当作收藏品。据说，一张早期的西藏唐卡精品，刚开始是在尼泊尔炒，后来炒到了北京，被一个美国人以600万美元买走了。高价之下，必有勇夫，现在市面上的唐卡稍微像样一点的一般要三四千元，画唐卡的人也越来越多。
许多画唐卡的人被归入西藏画派，而在绘画界，西藏画派越来越受到关注，因为他们既继承了西藏传统的绘画方式，又融汇了现代技法。
在藏族传统中，牧民没有固定的房子，所以他们往往把全部的财产带到身上，在赛马节上，他们会佩戴最好的首饰和穿最漂亮的衣服。而今天，牧民们还会把城里人觉得太花的衣服穿在身上，只要他们觉得好看。他们也买录音机，既听藏族歌，也听迈克尔·杰克逊。手提录音机边走边听，成为今天西藏赛马节上的一景。
按照人类学的通常理论，现代化、城市化、市场经济等必然会让传统社会走向世俗化，但也有人类学家根据调查结果提出了“文化复振运动”的概念，意思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传统文化不但不会衰落，反而会有所复兴。
(感谢堆龙德庆县委办公室洛次对此部分采访的翻译帮助)
“a——o——e”一个稚嫩的声音从窗户里传出。这面窗户，在山坡上露出半截，人只有趴下身子，才可以透过缭绕的香火看到里面是一个很大的宫殿的后室。
这里是拉萨三大寺院之一的色拉寺。寺庙依山而建，山坡上错落着大大小小的殿宇。下了山坡，走进幽深的大殿，殿里，三面墙上都是佛像，数不清的酥油灯静谧地跳跃着。大殿里空落落的，只有一位喇嘛在低声诵经，不远处的观音佛像下，两个孩子手里托着一本书并排坐着，稍大一点的男孩正在教比他小的男孩子读拼音。
显然，这是一对兄弟。大一点的孩子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他把记者带到殿宇的后室，里面盘腿坐着一位年轻的喇嘛，他说“这是我舅舅”。他用铅笔很工整地写道：我叫格念旦增，拉萨师范附小三年级三班的学生。
说话间，在一边俯身良久的年轻喇嘛将自己写的藏语句子交给格念旦增，让他照着去抄写。简短的交流中，格念旦增成了记者和这位喇嘛的翻译。
“学会汉语就相当于搞到了全国粮票”
和格念旦增一样，新一代的西藏孩子，只要读过书，基本上都会两种语言：藏语和汉语。
就在记者邂逅格念旦增的时候，来自内地12所初中西藏班、11所高中西藏班、两所中专院校的负责人和学生代表，飞赴拉萨，参加内地西藏班(校)办学20周年的座谈会。
官方数据表明，从1985年9月，1300余名西藏小学毕业生进入内地西藏班(校)开始，到2005年8月，内地西藏班累计招收初中生29000余名，中专、中师、高中生21000名；内地高校招收西藏本、专科生6500余名。
在西藏，许多人家都以孩子能考取内地的西藏中学为荣。在西藏电视台工作的多吉家的孩子今年考取了北京的西藏中学，孩子开学前，他连续十多天精心筹备家庭欢畅会——在拉萨，这种欢畅会规模大一点的，在院子里摆七八十桌酒席，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吃饭喝酒打麻将。
汉式教育在西藏的历史已经很久远了，甚至可以追溯到松赞干布迎娶唐朝文成公主的时代。
自治区政府前副主席龚达希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国民党执政时期，在西藏的回族人学汉语的特别多，藏族人也有，但不是很多，当时的西藏教育还很落后。1965年自治区政府成立后，藏汉双语教育全面推行，通常是小学3年级前学藏语，3年级后汉藏语都学。
1987年，自治区人大颁布了《西藏自治区学习使用和发展藏语文的若干规定》，随后又颁布了这一规定的实施细则，强调重视学习西藏的民族语言文字。
到上世纪90年代，这里的人认识到，不学汉语就没法考内地的大学，也不方便去内地的大城市工作和生活，“学会汉语就相当于搞到了全国粮票”。汉语的学习高潮此时出现了。
今年17岁的单增克珠，是堆龙德庆县郎嘎村人。由于小学阶段的学费全免，家里姐弟三人都上了学，都会说汉藏两种语言。现在他的姐姐是拉萨市的化妆品销售员，妹妹正在拉萨第二高级中学读高中。
单增克珠从堆龙中学毕业以后，考上了一所拉萨财经学校(中专)，由于无法承受一年3000多元的学费，一年后退学了。尽管如此，在择业时，他仍有了一定的优势，今年4月，他家所属的东嘎镇镇政府在搞桑木村民俗旅游项目时，要普通话比较流利的人当导游，他被选中了，每月有450元的工资。
当了导游后，第一次接待的游客是20多名湖南客人，单增克珠表现得有些害羞紧张，说完了就觉得有说错了的感觉。他介绍青稞酒时，把“三口一杯”说成“三杯一口”，把客人吓坏了。
他说，后来在和外界的接触中，逐渐得到了锻炼，他模仿客人们说话，也效仿他们穿衣服。现在，做导游时，他的上身穿着藏服，下身穿的却是牛仔裤。
近代藏族人始终有着改良教育的想法。早在1912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就曾派出4名学生去英国接受西方教育，也曾尝试办西式学校，但当时那种试验性的教育并没有促进西藏社会的整体教育。
随着汉语的推广，内地和藏区的经济文化出现了多元化的交流渠道。许多藏族家长说，从内地西藏中学读书回来后，孩子比周围的同龄人以及一些大人都显得“成熟聪明”；而西藏也由此打开了通往内地的大门，并形成一系列的“西藏热”现象——藏医热，藏画热等。
当人们开始用洗衣机打酥油茶……
现代化所到之处，传统文化必有消弭的状况，这在全球范围和中国其他地方都是如此。
从姓氏上说，以前，只有占西藏总人口5%的贵族和高僧活佛才有姓氏，95%的普通民众只有名字没有姓氏。西藏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所长巴桑旺堆说，当时姓氏是一种特权，一些姓氏是庄园的名称，没有庄园的大多数，当然也就没有姓氏权。
后来的问题是，由于很多人没有姓氏，加之藏人喜欢用一些吉祥的符号来命名，重名很多，所以很多藏族人开始寻找姓氏，用来显示自己和别人不同，有的人把出生地当作姓，有的人把父辈名字的缩写当作姓。
从没有姓氏的大多数，到个性化的新姓氏的增多，折射出西藏新一代人与上辈人不同的身份变化。而姓氏只是这种变化中的一个符号，西藏年轻人就是在这样的变化中，完成着当代人个性气质的形成。
《西藏地方志·民俗志》主编张宗显说，民俗不像别的东西，它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因而通常它的变迁也很慢，但西藏的一些民俗比以往时期要变化得快。
喝酥油茶是西藏社会千百年来的习惯，制作酥油茶的工具一直沿用一个长型的圆筒，在最近的短短几年时间里，这个圆筒却基本变成了展览品。
起初寺院里每天早上打酥油茶时，因为僧人众多，感觉颇费时力，于是有人洗衣服时灵机一动，把酥油放在洗衣机里搅拌，所以，洗衣机成了寺院里打酥油茶的工具。这种做法又传到世俗人家，每当家里婚丧嫁娶要请很多人吃饭时，就用洗衣机打酥油茶。
后来，内地传来的搅拌机出现了，人们打酥油茶时便用搅拌机替代了洗衣机。
酥油茶筒仅仅是藏民日常生活的一个工具，随着诸如此类的大小工具的消失，附着在它们上面的文明也随之在消逝。
去年和今年，张宗显在牧区和农区分别选了一个点进行观察。
按传统，牧民每年要在春夏时节把牛从南边赶到北边，一般会到海拔高度和雪线交界地方的草场，放牧两个月，直到秋天才返回来，其目的，一是“逐水草而居”，二是把冬天居住地方的草场留下来备初春之用——每到春天，母牛要生产小牛，体弱，加之气温寒冷，必须有足够的草场保障。
上世纪70年代，政府曾一度提倡让牧民盖房子定居，不希望牧民游牧。就在那些年的冬天发生了很多次雪灾，往往是一下大雪，因为没有草吃，牛羊就死一大批。后来，这种政策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没起作用。
今年，张宗显在他选的牧区点巴清县本塔乡看到的情况是，牧民已经定居了。他们盖了自己的房子，把粮食和衣服以及佛龛都放进房子里，此时，他们会联合几家人，每家派一个代表，把不用挤奶的牛赶到另外的草场，到秋天才回来。而更多的人则留在家里。
张宗显的女儿在那曲尼玛县工作，前不久，她打电话给父亲说，“这里政府给牧民补贴5万元，让他们搬到马路边上的房子里，你要来看的话尽快，再过几年，游牧民俗就没有了。”
《西藏人文地理》杂志的主编嘉措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三四年前，他去那木措湖地区出差，正好看见那里的牧民准备把牛羊赶到夏季牧场去，成片的牛羊散落在草原上前行，很壮观，牧人走得非常慢，大约3天才走10公里。去年同一时节，他和朋友再次去那木措湖，却发现这里的人全部买了汽车。游牧的方式是，先用汽车花半天时间把帐篷等生活工具搬迁到目的地，第二天再返回来赶牛羊。牧民游牧的仪式感已经荡然无存。
年轻的导游单增克珠说，他平时不穿藏袍，嫌麻烦，怕被人笑话，只有过藏历年才会穿，藏历年一过，就脱掉了。现在把拉萨的年轻人和大城市人放在一起，看上去基本没什么区别了，这里的孩子们穿衣打扮也非常时尚，也唱汉语流行歌曲，也有哈日哈韩的，也泡酒吧唱卡拉OK；当然，还有一个现象是，比起长辈，他们有相当一部分人不太热衷于参加寺院的仪式了。而且，他们也不再爱玩传统的藏族游戏，如投石头(竞技项目)，投羊关节等，他们喜欢的是踢足球，扑克牌和麻将很流行，扑克前年流行“扎金花”，今年都在“斗地主”。
过去，由于传统的信教习惯，西藏人很少杀生，加之物资交流的机会极少，即使拿着钱也没地方买东西。所以，一些人家养了很多牛羊，也不卖也不杀，赶着它们游牧，觉得这是财富的展示。当时，牛肉以自足为主，牧区市面上牛肉的价格一斤只有3毛钱。
现在，西藏的牛肉完全市场化，贵到了18元一斤，当地人把牦牛肉加工后，远销到国内外。
“文化复振”
据张宗显说，前几年，西藏曾派一些干部去北京和其他内地城市学习，也去香港参观。这些干部回来后激动地说，再过几年，我们要把拉萨建设成和北京、香港一样。“我们作为文化人感觉恐慌，那么多人来看西藏，就是看西藏文化的。如果和内地一个样，还有什么好看的？”张宗显说。
到底要突出发展经济，还是保持文化传统？这两种观点的碰撞，是发生在中国所有人文风光旅游地市场化开发过程中的。但即使是持有保护当地文化生态的观点的后一种人，其潜台词中也有一句“为旅游经济服务”——保留传统文化是用来吸引游客的。
和内地一样，比如北京，许多人痛心把四合院拆了，西藏现在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在日喀则专门搞了藏风格的民族街，尽管是仿古，但至少说明“很多人有了这个意愿”，《西藏人文地理》主编嘉措说。
用嘉措的说法，在旅游市场经济的刺激下，在西藏，一些行将消失的传统文化也得到了及时的保护或再开发。比如，北京中国藏学中心，把《大藏经》印成装订得很精美(校勘)的书，定价高达1万多元，但销量很好。随着旅游热，藏民把记忆中的一些藏族传统又拿出来，比如服饰和民间歌舞。
官方在这方面做的事，是保护传统文化的“10大集成”工程，包括“民间故事集成”、“民俗谚语集成”、“民间歌谣集成”等，这是一次由政府主导的对西藏文化的大搜集整理，历时10年，上千人参与，国家投入了3.3亿。
但也有些西藏民间文化以神秘的力量流传不止。现在，一个叫玉梅的妇女，虽然没文凭，但在西藏社科院上班并享受着专家待遇，她的任务就是在自己觉得进入状态的时候对着录音机唱《格萨尔王》，有一些专家整理她的唱词。
《格萨尔王》比《荷马史诗》还长，据说，昌都地区发现了会唱《格萨尔王》100多部的年龄最小的一个年轻人。他才18岁，没上过学，他父母亲戚中没有任何人会唱，而《格萨尔王》全是古文，还有许多修辞手法，而他唱出来还要专家翻译。
在谈到这个现象时，《西藏人文地理》主编嘉措说，这是个谜，直到目前都无法解释，由此可见西藏文化的神秘性和生命力。
以前，西藏唐卡只有少数高僧或者有学问的人才画。所谓唐卡，是藏族人在去世后，请喇嘛做49天法事，之后家里要把他生前的所有照片和画像烧掉，以后再提起他也不能说他的名字，只能说“那个过去的人”。在喇嘛做法事超度后，把他皈依到了某个佛下面，然后就请一张这个佛的唐卡留给这个家庭。
如今，市场上开始炒唐卡，那些有才华的活佛或喇嘛们画的唐卡被当作收藏品。据说，一张早期的西藏唐卡精品，刚开始是在尼泊尔炒，后来炒到了北京，被一个美国人以600万美元买走了。高价之下，必有勇夫，现在市面上的唐卡稍微像样一点的一般要三四千元，画唐卡的人也越来越多。
许多画唐卡的人被归入西藏画派，而在绘画界，西藏画派越来越受到关注，因为他们既继承了西藏传统的绘画方式，又融汇了现代技法。
在藏族传统中，牧民没有固定的房子，所以他们往往把全部的财产带到身上，在赛马节上，他们会佩戴最好的首饰和穿最漂亮的衣服。而今天，牧民们还会把城里人觉得太花的衣服穿在身上，只要他们觉得好看。他们也买录音机，既听藏族歌，也听迈克尔·杰克逊。手提录音机边走边听，成为今天西藏赛马节上的一景。
按照人类学的通常理论，现代化、城市化、市场经济等必然会让传统社会走向世俗化，但也有人类学家根据调查结果提出了“文化复振运动”的概念，意思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传统文化不但不会衰落，反而会有所复兴。
(感谢堆龙德庆县委办公室洛次对此部分采访的翻译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