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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证实,位于北京东城区北总布胡同24号院的“梁林故居”(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已被拆除。
50多年前,在北京城市规划问题上,梁思成夫妇极力反对不顾古都保护的做法,50年后,他们的故居也被拆迁了。统计表明,1949年北京有大小胡同7000余条,到20世纪80年代只剩下约3900条,近一两年随着北京旧城改造速度的加快,北京的胡同正在以每年600条的速度消失。
这让我想起梁先生对其学生——中国工程院院士、高级建筑师张锦秋说的那句话,“日本保存的隋唐时代从中国传去的古建筑,比中国保存的唐代建筑还要多,所以研究中国古代建筑不可不去日本。”
2010年10月,日本奈良县政府在举行“平城迁都1300周年”主庆典活动期间,在县民们经常出入的文化会馆前举办了梁思成铜像揭幕典礼,以纪念这位中国知识分子对这座日本古都的保护之恩。
1944年,为取得对日作战的最后胜利,美军对日本本土进行了规模空前的轰炸,至日本无条件投降时,已有近两百座日本城市遭到轰炸,城市建筑被毁平均在40%以上,最高达90%。但惟有古都奈良的大多数古建筑和房屋在空袭中得以保存。
这得益于时任“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编制的一份“沦陷区文物建筑表”。当时美军负责人对梁思成说,停止对奈良的轰炸要征得美国三星将军的同意,梁思成便立刻用红笔在地图上原本用三颗星标注的奈良古建筑群后加上一颗星,说道:“这就是我们东方的四星将军”。面对美方的不解,梁继续解释:“先生,要是从我个人的感情出发,想到四万万中国人蒙受的深重灾难,我恨不得马上炸沉日本四岛。然而,职业与历史的责任感,让我马上冷静了下来。‘建筑’一词在英语里叫‘Architecture’,原是‘巨大工艺’的意思。所谓‘巨大’并非指它面积与体积,而是指它是人类社会科学、工程技术和艺术发展的综合体。因而,建筑又是‘社会的缩影’、‘民族的象征’。但它绝不仅仅是某一个民族的,而是全人类文明结晶具体象形的保留。我图上所标的地方,保留着东方最古老的建筑。像奈良的唐招提寺,法隆寺,是全世界最早的木结构建筑之一,一旦炸毁,是永远无法补救的。就像希腊的巴台农神庙,现在只剩下一些短柱了,它辉煌壮伟的原样,现代人谁也无法见到了。”美军终止了轰炸,三十多年后,奈良因其完好地保存了众多古代建筑以及占有全日本十分之一的“国宝”级文物,被命名为世界历史文化名城。
1949年,新中国建设方兴未艾,梁思成提出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主张把北京的行政中心区放在老北京城的西部,这样既能保护大量的文化古迹又不妨碍新北京发展。遗憾的是,梁思成的提案并没有得到采纳和应有的重视。八大部委的办公楼、众多高校的教学楼、宿舍楼拔地而起,大量的工厂也在老城的西北部和东郊建立起来。随之而来的是广安门、西便门成为马路豁口;左安门、广渠门城楼、箭楼,广安门城楼及瓮楼,西便门的城楼成为了拓宽道路的一部分,满是历史积淀的城砖变成填埋的路基。
当四朝古都仅存的完整牌楼街面临生存危机时,年过半百的梁思成在与负责解释劝说工作的副市长吴晗发生激烈争吵后,放声痛哭。
1963年,梁思成在《唐招提寺会堂和中国唐代建筑》中写道:“那可能是明治末年或大正初年的事了,我随同父母到奈良游览,正遇上某佛寺重建大殿。父母曾以一元钱的香资,让我在那次修建中的一块瓦上写下了我的名字。我童年的绵绵心意还同那瓦片一样留在日本”。
80年前,梁思成开始了对中国古建筑苦行僧式的田野调查;70年前,梁思成为保护敌国的古建筑殚精竭虑;60年前,梁思成为保护祖国的古建筑而泪洒会场;两年前,奈良市民为这位异国知识分子树立铜像;去年,在梁思成的预言中,北京成为中国交通最拥堵的城市;今年,是梁思成逝世四十周年,他的故居被夷为平地。
他抛弃了民族仇恨保护了异国的城市,却无法阻挡自己的城市在现代化与国际化名义下对历史的“再造”。梁思成一生思考着城市的发展,惦念着中国的古代建筑,但他不断地被城市所误解,被淹没在各种规划和建设中。
世间已无梁思成,何人再思城中梦。
作者为美国史博士
50多年前,在北京城市规划问题上,梁思成夫妇极力反对不顾古都保护的做法,50年后,他们的故居也被拆迁了。统计表明,1949年北京有大小胡同7000余条,到20世纪80年代只剩下约3900条,近一两年随着北京旧城改造速度的加快,北京的胡同正在以每年600条的速度消失。
这让我想起梁先生对其学生——中国工程院院士、高级建筑师张锦秋说的那句话,“日本保存的隋唐时代从中国传去的古建筑,比中国保存的唐代建筑还要多,所以研究中国古代建筑不可不去日本。”
2010年10月,日本奈良县政府在举行“平城迁都1300周年”主庆典活动期间,在县民们经常出入的文化会馆前举办了梁思成铜像揭幕典礼,以纪念这位中国知识分子对这座日本古都的保护之恩。
1944年,为取得对日作战的最后胜利,美军对日本本土进行了规模空前的轰炸,至日本无条件投降时,已有近两百座日本城市遭到轰炸,城市建筑被毁平均在40%以上,最高达90%。但惟有古都奈良的大多数古建筑和房屋在空袭中得以保存。
这得益于时任“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编制的一份“沦陷区文物建筑表”。当时美军负责人对梁思成说,停止对奈良的轰炸要征得美国三星将军的同意,梁思成便立刻用红笔在地图上原本用三颗星标注的奈良古建筑群后加上一颗星,说道:“这就是我们东方的四星将军”。面对美方的不解,梁继续解释:“先生,要是从我个人的感情出发,想到四万万中国人蒙受的深重灾难,我恨不得马上炸沉日本四岛。然而,职业与历史的责任感,让我马上冷静了下来。‘建筑’一词在英语里叫‘Architecture’,原是‘巨大工艺’的意思。所谓‘巨大’并非指它面积与体积,而是指它是人类社会科学、工程技术和艺术发展的综合体。因而,建筑又是‘社会的缩影’、‘民族的象征’。但它绝不仅仅是某一个民族的,而是全人类文明结晶具体象形的保留。我图上所标的地方,保留着东方最古老的建筑。像奈良的唐招提寺,法隆寺,是全世界最早的木结构建筑之一,一旦炸毁,是永远无法补救的。就像希腊的巴台农神庙,现在只剩下一些短柱了,它辉煌壮伟的原样,现代人谁也无法见到了。”美军终止了轰炸,三十多年后,奈良因其完好地保存了众多古代建筑以及占有全日本十分之一的“国宝”级文物,被命名为世界历史文化名城。
1949年,新中国建设方兴未艾,梁思成提出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主张把北京的行政中心区放在老北京城的西部,这样既能保护大量的文化古迹又不妨碍新北京发展。遗憾的是,梁思成的提案并没有得到采纳和应有的重视。八大部委的办公楼、众多高校的教学楼、宿舍楼拔地而起,大量的工厂也在老城的西北部和东郊建立起来。随之而来的是广安门、西便门成为马路豁口;左安门、广渠门城楼、箭楼,广安门城楼及瓮楼,西便门的城楼成为了拓宽道路的一部分,满是历史积淀的城砖变成填埋的路基。
当四朝古都仅存的完整牌楼街面临生存危机时,年过半百的梁思成在与负责解释劝说工作的副市长吴晗发生激烈争吵后,放声痛哭。
1963年,梁思成在《唐招提寺会堂和中国唐代建筑》中写道:“那可能是明治末年或大正初年的事了,我随同父母到奈良游览,正遇上某佛寺重建大殿。父母曾以一元钱的香资,让我在那次修建中的一块瓦上写下了我的名字。我童年的绵绵心意还同那瓦片一样留在日本”。
80年前,梁思成开始了对中国古建筑苦行僧式的田野调查;70年前,梁思成为保护敌国的古建筑殚精竭虑;60年前,梁思成为保护祖国的古建筑而泪洒会场;两年前,奈良市民为这位异国知识分子树立铜像;去年,在梁思成的预言中,北京成为中国交通最拥堵的城市;今年,是梁思成逝世四十周年,他的故居被夷为平地。
他抛弃了民族仇恨保护了异国的城市,却无法阻挡自己的城市在现代化与国际化名义下对历史的“再造”。梁思成一生思考着城市的发展,惦念着中国的古代建筑,但他不断地被城市所误解,被淹没在各种规划和建设中。
世间已无梁思成,何人再思城中梦。
作者为美国史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