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并不是偶然的，这是由农村的困境决定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农村的问题尤为突出，当时有2.5亿人吃不饱肚子，吃饭问题成为最紧迫的大事，不改革已经没有出路了。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小岗村的农民以自己的行动向人民公社“队为基础”的体制发起了挑战。
　　1978年10月，小岗村农民以投票的方式，选举严俊昌为队长，严宏昌为副队长，严立学为会计，组成了生产队的领导班子。此时，摆在他们面前的当务之急，就是让大伙吃饱肚子。当时正值秋种季节，只有留住劳动力，才能把小麦种下去，否则，来年还是没有饭吃。可是，小岗村的人心已经散了，如果还紧紧地捆在一起，对发展农业生产更加不利。于是，小岗村的干部经过商量，决定把一个生产队分成两个，哪个队干得好，哪个队就吃饭。他们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公社领导，但没有得到同意。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了。这时，正值贯彻安徽省委“六条规定”。小岗村乘着这个机会把两个生产队分成4个小组。可是，这样一分，矛盾反而更多。经常为上工时间、记工分多少、分工是否合理而争吵不休，甚至大打出手。为了解决矛盾，11月上旬，小岗村又把4个组一分为二，成了8个小组。按当地人的话说，这几个小组基本上是“被窝里划拳——不掺外手”，多是父子组、兄弟组。这样一来，农民的积极性确实有了提高。劳动力不够的时候，老少也出来帮忙。没有耕牛，就用人拉。可是，好景不长，兄弟之间竟然也产生了矛盾。
　　从分队到分组，都解决不了问题。小岗村的人因此而越发怀念过去那种“责任田”的办法。那个时候，人人都干得热火朝天，家家丰衣足食，那是小岗村的“黄金时代”。于是，小岗村的人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干脆像过去那样把土地分了，各干各的，什么矛盾也没有了。
　　11月底，也就是与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召开的时间差不多，小岗村的农民聚集在生产队会计严立华的家里，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因为生产队没有办公房，会议一般都在严立华家里召开。全村20户人家，除两户单身汉外流，其余18户的户主都参加了。会议主要讨论分田单干的问题，并且提出：第一，土地分到户后，要瞒上不瞒下，不准向外人透露，包括自己的亲戚和朋友；第二，保证上交国家粮油，该给国家的给国家，该交集体的交集体，任何人不准装孬。
　　会上，十几个人议论纷纷。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就是认为这样做，他们一定能够搞到饭吃，而且还能够超额完成国家和集体的任务。如果做不到，他们即使砸锅卖铁，或者外出讨饭也要完成任务。可是，他们也担心，万一单干被捅了出去，干部就要坐牢，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于是，十几个农民赌咒发誓，保证绝不向外界透露秘密。有人当场表示，如果村干部坐牢，我们就是讨饭也要给你们送饭。还有人说，如果走露了风声，你们村干部坐了牢，我们社员负责把你们的孩子养到18岁。
　　根据会议讨论的情况，严宏昌借着昏暗的马灯起草了一份契约。文中没有标点符号，错别字也不少。写完之后，严立昌给大伙念了一遍：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求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这18户农民是：关延珠、关有德、严立符、严立华、严国昌、严立坤、严金昌、严家芝、关有章、严学昌、翰国云、关友江、严立学、严俊昌、严美昌、严宏昌、严付昌、严家其、严国品、关友胜。其中15人在契约上按下了自己的手印，另外3人盖了章。
　　就这样，小岗村的农民瞒着上面，悄悄地把土地分了。从此告别了“红芋面，红芋馍，离了红芋不能活”的苦日子，也由此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而这份契约的诞生，实际上宣布了一种新的生产关系悄悄降临。
　　尽管小岗村的人严守秘密，但周围的农民很快就发现，小岗村的人干活全是一家一户。敏感的农民一下子就意识到了这个事实：小岗村把分田了。
　　于是，小岗村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据严俊昌回忆，领导干部态度各不相同，有公开支持的，有沉默不语的，也有非常恼怒的。还有人公开责问道：“叫你们包干到组，你们咋到户了？”作业组再小，哪怕只有二三户，那也是集体的，而“户就不同了”。
　　梨园公社的一位领导干部甚至认为，小岗村是在开历史倒车。他在一次生产队长会议上严厉批评了小岗村的做法。他说，历史的车轮不能倒转，刘少奇是国家主席，推行“三自一包”，结果怎么样？还不是被活活折磨死了。你们小岗尿得再高，还能有刘少奇的本事么！他甚至下令停止给小岗村供应化肥等农用物资。理由很简单，就是共产党的东西不能让你们用来搞资本主义。
　　其实，这位公社干部说出这番话，也是出于一种无奈。后来，他在谈到这件事时还解释说：“我是两头受气，中央红头文件不允许，下边非要干。实在难搞啊！我怎么不想包产到户呢？荒村荒地没人种都外流了，没有吃的那种滋味我也尝过。”
　　正如严俊昌所说，也有干部是积极支持的。县委书记陈庭元就是其中的一位。此前，他在马湖公社发现有10个生产队实行一种新的责任制：分组包干、联系产量、全奖全赔。农民干劲十足，上工不用催，下工到天黑。而且还自筹资金买化肥，油菜、麦苗，长势非常好。陈庭元十分高兴，觉得这是改变凤阳落后面貌的一条路子。他当场鼓励马湖公社的书记：这个办法符合群众的意愿，也符合凤阳的实际，你们大胆地干吧！上级虽然没有叫这么干，但是，我们看准了就可以干，出了问题我承担。
　　1978年，凤阳遭遇大旱，全县粮食产量比上年减少一成多，而马湖公社的10个生产队不仅保住了产量，有的生产队还略有增产。
　　当陈庭元得知小岗村的做法后，于第二年5月来到小岗村，对他们表示支持。他说：小岗村已经“灰”掉了，还能搞什么资本主义？全县有2000多个生产队，就算小岗生产队搞资本主义，也搞不到哪里去。他表示，已经分到户了的，就让他们干到秋后再说吧。
　　陈庭元之所以说要让小岗村干到秋后，因为到秋后粮食产量也就出来了。那时，分田到户是对是错，事实就会说话。
　　1979年秋收，茶饭不香的陈庭元终于等到了期盼已久的数字，全县粮食总产量达到4.4亿斤，比上一年增产将近五成；油料产量增长1.6倍。农民的口粮人均达到700斤，现金收入91元，从此不再吃国家的返销粮。
　　这一年，小岗生产队获得大丰收，粮食总产量达6万多公斤，相当于1955年到1970年的粮食产量总和，自1956年实现合作化以来第一次向国家交了12488公斤粮食。小岗农民的土坯屋里堆满了粮食，人们兴奋得在粮堆上打滚。（摘自《回首1978历史在这里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