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赤脚医生是中国卫生史上的一个特殊产物，是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文化大革命”中期开始出现的名词，指一般未经正式医疗训练、仍持农业户口“半农半医”的农村医疗人员。赤脚医生来源主要有三部分：一是医学世家；二是解放初期的医生学徒；三是初高中毕业生经过专业培训。
解放后，党和政府非常关心农村群众的疾病防治和身心健康，重视农村医生队伍的质量，努力提高乡村医生整体素质，各个时期开办了不同类型的短训班、进修班、函授班，使赤脚医生的医疗水平有较大程度的提高。同时，村卫生所将防病知识培训到各个生产队的卫生员，由其在劳动中和开会时向群众宣传。
1960年4月～10月，李堂卫生所委派本村村民于长运在超化卫生院进修7个月；1963年3月～10月，于长运在密县卫生科（局）卫校培训；1966年4月～10月，于长运在开封卫校中医班学习7个月。1973年，密县卫校恢复招生，举办一年制的赤脚医生培训班，李堂大队选派本村高中毕业生翟幸福参加培训，其在校期间被选拔到密县卫生局参加工作。
经过培训的赤脚医生，掌握有一定的卫生专业知识，可以治疗常见病，能为产妇接生，并担负传染疾病预防和爱国卫生运动指导等任务。1969年，李玉枚任李堂大队支部委员兼大队卫生所所长。1970年，于宽任大队卫生所所长，慕丙利、于长运、于金吾任大队赤脚医生，谷秀云任妇幼保健员。
赤脚医生不挣工资，和农民一样记工分，年终和农民一样结账分红。从一定意义上讲，他们就是行医的农民。1964年，密县县委批转了《关于整顿生产大队医疗机构的报告》，大队卫生所医务人员实行工资工分相结合待遇，工分适当高于同等劳动力，月工资4～9元。
赤脚医生尽职尽责，满腔热情地为人民服务，又有中西医结合等特长，基于乡土伦理和乡亲的关系，和农民形成平等的医患关系。他们常背着红十字药箱，“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暖万家”，挨家串户走访、巡诊。东家有个病，西家有个灾不管深夜还是风雨交加，只要有人来找，哪怕是派个孩子来说一声，他们当时无论在干什么，都会放下手中的农活或碗筷，背起药箱，立即赴诊，认真地为病人看病打针服药。自己治得了的，就一心一意尽力去治。自己治不了的，就建议送医院治，有时还亲自陪着送去。
由于贫穷落后，当时李堂卫生所的医疗设备十分简陋。除了一个常用的中草药还比较齐全的中药柜，就是一些装常用西药的大瓶子。外伤了擦红药水（红汞）或紫药水（碘酒），感冒了服“阿司匹林”，头疼了喝“头疼粉”，胃不好吃“酵母片”，治哮喘的是“麻黄素”，害眼了用“氯霉素眼药水”，等等，还有诸如“土霉素”“四环素”“肥儿丸”“保喉片”“仁丹”等一些常用药和保健性的药品。主要的抗生药物，如青霉素、链霉素等都是按大队人口比例分发的，无法满足病人需要。卫生所的技术条件不能打静脉针，不能处理骨折等。
赤脚医生的药箱，备有为数不多的常用药，一个听诊器，一个注射盒，几块纱布。即使是这样简陋的设备，照样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头疼脑热、冒肚拉稀，到卫生室拿上几片药或者是打上一针，药到病除，减少了很多痛苦，让人们深切体会到了集体的关怀，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为了解决药品缺少的问题和降低合作医疗的成本，赤脚医生挖掘当地土单验方，采集本土草药，开展“三土”：土医、土药、土法，坚持“四自”：自种、自采、自制、自养药材，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赤脚医生肩负着当地农民的卫生防疫保健工作。在当时传染病肆虐的情况下，为村民免费注射麻疹疫苗、小儿麻痹疫苗、卡介疫苗，担负全村公共卫生防疫工作，成为赤脚医生的主要工作。最重要的是防治各种传染病，尤其是流感或流脑蔓延时期，赤脚医生的责任更大，也更辛苦，他们不但要走家串户发药，还要讲解预防知识。预防疟疾时，他们带着茶水和药品，历尽千辛万苦，挨家挨户“送药到人，看服到肚，不服不走，吐了再服”，对外出或走亲戚的村民，也要跑几里或几十里路追到目的地，看着对方把药服下。
赤脚医生还承担着农村的卫生工作——灭蚊灭蝇、饮水改造、环境卫生等。
1974年，邮电部专门发行了一套名为《赤脚医生》的邮票，纪念这个伟大的创举。
1982年，随着生产队解体，卫生所分开了，于宽、慕丙利、朱二江为一个医疗点，于长运、于金吾、桑二凤、郭建敏为一个医疗点，所长由于长运担任。桑二凤1972年起任大队妇幼保健员，1985年任卫生所所长至1990年。1987年颁发了乡村医生证，1989年10月颁发了乡村医生资格证书，1992年10月颁发了行医证。1990年，于铁旦任李堂村卫生所所长。2005年后，李堂村有诊所医疗室5家，持证上岗乡村医生6人，按摩所1家。1985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不再使用“赤脚医生”名称，巩固发展乡村医生队伍》一文，从此“赤脚医生”的称号逐渐消失。根据2004年1月1日起实施的《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乡村医生经过相应的注册及培训考试后，以正式的名义行医。赤脚医生的历史正式结束了。
赤脚医生为李堂群众解决医疗问题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质朴热情，造福桑梓，救死扶伤，医德高尚，功不可没。
解放后，党和政府非常关心农村群众的疾病防治和身心健康，重视农村医生队伍的质量，努力提高乡村医生整体素质，各个时期开办了不同类型的短训班、进修班、函授班，使赤脚医生的医疗水平有较大程度的提高。同时，村卫生所将防病知识培训到各个生产队的卫生员，由其在劳动中和开会时向群众宣传。
1960年4月～10月，李堂卫生所委派本村村民于长运在超化卫生院进修7个月；1963年3月～10月，于长运在密县卫生科（局）卫校培训；1966年4月～10月，于长运在开封卫校中医班学习7个月。1973年，密县卫校恢复招生，举办一年制的赤脚医生培训班，李堂大队选派本村高中毕业生翟幸福参加培训，其在校期间被选拔到密县卫生局参加工作。
经过培训的赤脚医生，掌握有一定的卫生专业知识，可以治疗常见病，能为产妇接生，并担负传染疾病预防和爱国卫生运动指导等任务。1969年，李玉枚任李堂大队支部委员兼大队卫生所所长。1970年，于宽任大队卫生所所长，慕丙利、于长运、于金吾任大队赤脚医生，谷秀云任妇幼保健员。
赤脚医生不挣工资，和农民一样记工分，年终和农民一样结账分红。从一定意义上讲，他们就是行医的农民。1964年，密县县委批转了《关于整顿生产大队医疗机构的报告》，大队卫生所医务人员实行工资工分相结合待遇，工分适当高于同等劳动力，月工资4～9元。
赤脚医生尽职尽责，满腔热情地为人民服务，又有中西医结合等特长，基于乡土伦理和乡亲的关系，和农民形成平等的医患关系。他们常背着红十字药箱，“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暖万家”，挨家串户走访、巡诊。东家有个病，西家有个灾不管深夜还是风雨交加，只要有人来找，哪怕是派个孩子来说一声，他们当时无论在干什么，都会放下手中的农活或碗筷，背起药箱，立即赴诊，认真地为病人看病打针服药。自己治得了的，就一心一意尽力去治。自己治不了的，就建议送医院治，有时还亲自陪着送去。
由于贫穷落后，当时李堂卫生所的医疗设备十分简陋。除了一个常用的中草药还比较齐全的中药柜，就是一些装常用西药的大瓶子。外伤了擦红药水（红汞）或紫药水（碘酒），感冒了服“阿司匹林”，头疼了喝“头疼粉”，胃不好吃“酵母片”，治哮喘的是“麻黄素”，害眼了用“氯霉素眼药水”，等等，还有诸如“土霉素”“四环素”“肥儿丸”“保喉片”“仁丹”等一些常用药和保健性的药品。主要的抗生药物，如青霉素、链霉素等都是按大队人口比例分发的，无法满足病人需要。卫生所的技术条件不能打静脉针，不能处理骨折等。
赤脚医生的药箱，备有为数不多的常用药，一个听诊器，一个注射盒，几块纱布。即使是这样简陋的设备，照样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头疼脑热、冒肚拉稀，到卫生室拿上几片药或者是打上一针，药到病除，减少了很多痛苦，让人们深切体会到了集体的关怀，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为了解决药品缺少的问题和降低合作医疗的成本，赤脚医生挖掘当地土单验方，采集本土草药，开展“三土”：土医、土药、土法，坚持“四自”：自种、自采、自制、自养药材，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赤脚医生肩负着当地农民的卫生防疫保健工作。在当时传染病肆虐的情况下，为村民免费注射麻疹疫苗、小儿麻痹疫苗、卡介疫苗，担负全村公共卫生防疫工作，成为赤脚医生的主要工作。最重要的是防治各种传染病，尤其是流感或流脑蔓延时期，赤脚医生的责任更大，也更辛苦，他们不但要走家串户发药，还要讲解预防知识。预防疟疾时，他们带着茶水和药品，历尽千辛万苦，挨家挨户“送药到人，看服到肚，不服不走，吐了再服”，对外出或走亲戚的村民，也要跑几里或几十里路追到目的地，看着对方把药服下。
赤脚医生还承担着农村的卫生工作——灭蚊灭蝇、饮水改造、环境卫生等。
1974年，邮电部专门发行了一套名为《赤脚医生》的邮票，纪念这个伟大的创举。
1982年，随着生产队解体，卫生所分开了，于宽、慕丙利、朱二江为一个医疗点，于长运、于金吾、桑二凤、郭建敏为一个医疗点，所长由于长运担任。桑二凤1972年起任大队妇幼保健员，1985年任卫生所所长至1990年。1987年颁发了乡村医生证，1989年10月颁发了乡村医生资格证书，1992年10月颁发了行医证。1990年，于铁旦任李堂村卫生所所长。2005年后，李堂村有诊所医疗室5家，持证上岗乡村医生6人，按摩所1家。1985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不再使用“赤脚医生”名称，巩固发展乡村医生队伍》一文，从此“赤脚医生”的称号逐渐消失。根据2004年1月1日起实施的《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乡村医生经过相应的注册及培训考试后，以正式的名义行医。赤脚医生的历史正式结束了。
赤脚医生为李堂群众解决医疗问题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质朴热情，造福桑梓，救死扶伤，医德高尚，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