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步是整合,传统行业绝对不能淘汰掉,中国13亿人口,劳动密集型产业不要了怎么可能?这个基本面不会改变的。要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整合,“抱团取暖”,积蓄力量。 第二步是提升,整合的基础上改变经济增长的方式,技术含量要提升,产品质量要提升,品牌要提升。提升的文章做好了,再说转型。
　　
　　2008年3月,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接受采访时说的“温州30多万家中小企业,20%左右的企业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况”激起千层浪。周德文坦言，自己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作为人大代表，此次浙江省政协会议周德文准备了三份议案,分别关注中小企业减税、融资难、小额贷款等问题。
　　相较于周德文,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钱水土颇显低调。作为十届浙江省政协常委、省政协农业与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他参与了浙江省政协“山上浙江”中关于农村金融问题的项目。此次浙江省政协会议上以农业农村专委会的名义提出了关于 《进一步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提案。
　　2009年是新世纪以来浙江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如何转“危”为“机”,走出经济困境?浙江“两会”召开之时,周德文和钱水土接受了采访。
　　
　　“宏观政策早点转,现在可能不会这么严峻”
　　
　　记者:对于这场经济危机,你们有预判吗?
　　周德文:2008年年初我就对形势做了判断,对媒体说出“20%的企业处于停工、半停工状态”之前我就一直在呼吁。
　　钱水土:去年上半年，浙江许多企业就已感觉困难,但是是受内部宏观调控的影响，还没感受到外部的金融风暴。当时采取的还是紧缩政策,再加上劳动用工制度、原材料涨价等因素,一股脑儿压在了企业身上。
　　浙江经济除了外向型比重高外,还有一个特点:资源少,基本靠外来资源。这种情况下，原材料一涨价很多企业就承受不起了。
　　记者:在金融海啸发端之前,浙江的中小企业就出现问题了。
　　周德文:金融风暴之初,很多问题实际是内部政策造成的。有经营方式落后的问题;有为了遏制投资过热和通货膨胀采取从紧的货币政策产生的问题,宏观上达到了一定的效果,微观上“出拳”太重,“组合拳”几下就把企业打趴了。 宏观政策如果早点转过来,现在可能不会这么严峻。
　　记者:预计2009年的形势会怎么样?
　　钱水土:现在做判断很难,取决于各方面。从世界范围看,要看美国经济何时走出萧条,毕竟是龙头老大。从长远看，中国经济还得靠自身,这么大市场在,怎么启动,要靠政府配套政策的跟进,把需求真正激发出来。
　　周德文:2009年会比2008年更严峻,温州能保住GDP达到8%就是万幸。春节是个最大的坎,很多企业借春节停工,最关键的是节后能不能开工,我认为30%的企业开不了工。更严重的是,四五月份后经济会更加低迷,还会有部分开工的停下来。下半年或者年底，经济才会有回暖的迹象。
　　


　　记者: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判断?
　　周德文:现在很多企业信心不足,利润到了临界点。温州制造业以前的毛利平均为5%,现在跌到1%,生产反而亏本。另外,节后外贸订单还会下降,现在已经下降了30%。
　　记者:是不是要做好长期“过冬”准备?
　　周德文:什么病都有一个过程,不是药一用下去病就好了。去年很多政策上马，但大部分2009年才开始实施,增值税转型1月才推出,惠及企业要到2月,其他政策更不用说了,可能要上半年才能惠及到企业。
　　有一些政策风已经吹出来了,还没落实。像营业税减税,这也是为什么这次我要提减税的提案。
　　
　　“现在是非常时期,重病要用重药医”
　　
　　记者:这样一个严峻的时刻,希望地方政府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和企业一起共度艰难?
　　周德文:企业面临的无非是两大困难,一个是成本,一个是资金。成本来讲，我觉得最直接的是减税。不能用财政支出定收入标准,要根据经济运行现状定,去年上半年企业已陷入困境,税收却增加33%,这正常吗?
　　从资金来讲,我带来了两个议案,一个关于中小企业融资难。中小企业资金缺乏很严重,前不久我们做了一个摸底,调查了300多家企业,缺口资金70多亿。温州有30多万家企业,类推下去很严重。
　　记者:破解融资难，你有什么具体建议?
　　周德文:国家财政分配时要更多考虑中小企业贡献,它们创造了社会70%以上的财富,却资源分配不对称,政策倾斜也不对称。
　　另外,改革开放30年来民间积累了大量财富。国家要制定政策,引导这些财富的投资走向,让它们进入到金融领域。我们在这方面很谨慎,不允许大量民间资本成立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银行,温州6000亿民间资本没有出路,到处流窜,炒房炒煤。当地“地下钱庄”已经达到600亿的规模。所以我的另一个提案是修改小额贷款的法律法规,让它更完善。
　　钱水土:这次我们提交了 《关于进一步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提案。我们调查发现，银监会推出的中小金融机构对解决农村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有一定作用,但不是太大,覆盖面有限。比如浙江小额贷款公司试点一个县一家,一家也就两个亿的资金,杯水车薪。村镇银行也是一样的情况。
　　金融问题牵涉面太广,过去我们也有过教训,但如果认准了方向,不妨把步子加快一点,放宽农村地区金融机构准入门槛,并加强监管,防范风险,这也是我们调研的时候基层呼吁的。
　　记者:对于政府是否会采纳你们的建议，乐观吗?
　　周德文:只能说谨慎乐观。减税的建议我2008年3月就提出来了，中央政府是有回应的,几个税都在减。但我觉得力度还不够。但现在是非常时期,重病要用重药医。
　　
　　


　　“转‘危’为‘机’,内因是主要的”
　　
　　记者:很多人说这场危机是“危中有机”,要抓住这个机会进行产业提升和转型。
　　钱水土:对。它给了我们一个外部的压力。我们过去一直在讲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上世纪90年代就看到了这个问题,但一直难以推进。我们的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认识不到这点,只看到眼前源源不断的订单,顾不上创新。那样风险很大,成本很高。现在危机一来,没有了订单,不得不考虑这个问题。过去不愿花钱创品牌,现在看到那些有品牌的企业在危机中受到的负面影响就小。
　　政府也一样。过去,政府要GDP,要税收,企业给政府带来税收,为什么要硬逼企业升级?为什么要企业转移?
　　周德文:反思这场危机,内因是主要的。我们一直要求GDP每年都要增长,但花无百日红，这实际是拼资源,到了一定的时候,矛盾就会凸显出来。温州这么小的地方都有30多万家民营企业,可见规模之小之分散。这种低层次竞争肯定是不行的。
　　记者:具体说来,应该怎么抓住这个机会转型升级呢?
　　周德文:我提倡转型是目标,但要分三步走。第一步整合,传统行业绝对不能淘汰掉,13亿人口,劳动密集型产业不要了怎么可能?这个基本面不会改变。要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整合,“抱团取暖”,积蓄力量。以前温州人不喜欢联合,因为每个人都有创业意识,都想当老板,现在主动找到龙头企业要求兼并。
　　第二步提升,整合基础上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提升技术含量、产品质量、品牌，然后再说转型。
　　钱水土:作为企业家,形势不明朗的情况下,要静观形势变化。但从长远来讲,一定要找到新的增长点。一位服装企业家就跟我说,他过去只做加工,现在搞了个研究院,将来就是做前后端,把中间外包出去。一个企业要获取更多利润,肯定要向两头发展。
　　“政府投资应该引导私人投资”
　　记者:现在有一种声音,认为不能在这场危机中提升转型的是落后的生产力,被淘汰掉不足为惜。你们同意这种 “强者生存”的论调吗?
　　钱水土:理论上可以这么说。但政府必须考虑更多,要考虑稳定的问题。
　　周德文:我不赞同。不管小企业生死,该淘汰的淘汰,这样做很可怕。政府掌握资源,要合理配置,更好地扶植中小企业。中小企业占了全国的百分之九十几,最直接地影响到财政收入和社会稳定。我觉得政府2009年要采取一些非常措施帮助他们摆脱困境。
　　记者:很多民营企业对国家这次4万亿投资计划有一些怨言,认为存在资源分配不公。
　　钱水土:重要的是钱到底用在什么地方,民营企业觉得政府的投资一般都是大项目,但如果改善了基础设施,改善了环境,民营企业还是能间接受益的。
　　最需要注意的是防止盲目上项目,上重复低效的项目。1997、1998年有很多这样的项目,带来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政府投资应该引导私人投资,刺激内需,从根本上带动经济增长。这涉及到民生问题,像社会保障制度、医疗制度等,现在很多人都担忧未来,不敢花钱。
　　
　　原载《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