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74年我曾经跟傣族的小姐妹们在傣族寨子里住过。村边有绿孔雀来吃稻谷，科考队员野外考察要配枪防老虎。40年后我再回到这里，白颊长臂猿灭绝了、印支虎灭绝了、犀鸟难寻踪影，村边的绿孔雀不见了。
40年之间发生了什么？人类的价值观和行为基于信念，整个社会埋头推进经济发展和家庭致富。我们被自己认识不到的盲区所误导，以为发展的主要目标就是富强。视野的缺陷限制了人类的行动，传统有关的道德和法律仅仅限制在以人类为界。当持续恶化的生态系统终于向人类发出各种警告时，人类才开始觉醒。
2017年，民间发出绿孔雀保护的紧急呼应，不同的机构和人群，无论是基于何种意识和目标，它都在显示中国社会开始采取在发展的进程中融合自然伦理道德考量，赋予自然物种生存的权力。科学研究不断展开人类的视野，而人类的信念也深深地受着科学的影响。
始终有一群科学家为了人类的认知，自甘寂寞地走在森林里，监测着生态系统的状况。他们看到的是人类发展对自然界的威胁和破坏，他们不时把整理好的信息传递给社会，但一直被忽略。1990年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卢汰春曾经警告人们，森林是雏类赖以生存的主要栖息和繁衍生息的场所，我国一级保护动物绿孔雀因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不断被毁灭，野外已难以见到，乱捕滥猎现象遍及全国，不法商人捕获珍贵雉类制作标本偷送出境牟取暴利。
杨晓君，1983年毕业于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繁殖与利用专业，1985年到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所工作。1987就开始做鸟类研究。他在编写《云南鸟类志》的过程中，对云南整个雉类都有了解，还专门研究过白腹锦鸡、黑颈鹤等。由于研究绿孔雀，2000年他被推选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雉类专家组委员。
为了研究绿孔雀的栖息地和行为活动，科学家在野外长时间静静地观察，记录栖息的植被类型、隐蔽度、坡向、坡位、坡度、人为干扰度、水源距离、海拔、森林距离、植被分层、土壤含水量、蔽光性等等。对于绿孔雀的行为研究要观察其对不同植被的利用、活动范围、活动节律、时间分配和频次、鸣叫等。
观察绿孔雀栖息地须按照严格的设计：每天清晨7时开始至20时，在研究区域内沿林间小路，以1.5～2km/h的速度前进，沿路线观察绿孔雀实体或听叫声地点的植被结构等，以确定其栖息地类型。他们在发现绿孔雀实体或活动足迹的中心地点设置28个20米见方的样方，对有关的生态因子进行测量记录，并严格地报告，有25个样方直接观察到绿孔雀实体，3个为留有绿孔雀活动足迹的地点。
韩联宪，湖南人，1982年进人中科院昆明动物所攻读硕士学位并从事鸟类学和保护生物学研究，后任西南林业大学教授，长期奔波跋涉在阿尔金山、祁连山、雅鲁藏布江大拐弯、横断山脉、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等地从事动物学研究。现任IUCN雉类专家组成员。
观察绿孔雀行为活动，要根据个体出现或鸣叫的位置，利用道路、河流、山脊、高大树木或其他突出的地形地物特征等标志作为参照物，将绿孔雀的鸣叫和活动的位置标注在1：100000地形图上，根据其活动位置绘成活动范围图，然后确定其所属的群体和群体活动范围的面积；同时记录绿孔雀出现鸣叫时的时间、鸣叫次数和鸣叫类型；当观察对象为实体时，还记录绿孔雀当时所从事的行为活动类型，并对连续观察一分钟以上的行为采取扫描取样法进行采样，记录各种行为出现的时间比例。
开始的研究并不顺利。1991年，韩联宪和同仁去滇西做调查，几个人在陇川章凤镇听见孔雀叫就追，追了几座山都没有看见踪影。韩联宪真正第一次在野外看到绿孔雀，是在龙陵县小黑山省级保护区江中山那个u型弯处。在距离他大概200多米的玉米地里，他听见孔雀叫，就顺着那个方向走去，还没看见它，绿孔雀已经拍着翅膀飞到空中好几米，“那些孔雀美是很，它们体型大，警惕性很高，反应很快。”他在调查的过程中，观察到绿孔雀在怒江上来回飞，优雅地滑翔。
杨晓君更加幸运些。当时韩联宪他们做完第一次调查，只听见叫声没有见到孔雀，杨晓君的老师杨岚先生就把“一定要见到孔雀”这事交代给了他。在景谷做调查，向导说“一定会让您看见”，并说绿孔雀就是在这里。他有些不相信。但刚说完话，前方10米的地方一只雄孔雀就飞起来了。“看见它张着翅膀滑翔，那颜色，看完一天都觉得心里美滋滋，不光是五彩斑斓，还有那姿态优美。”一次他看到绿孔雀，先看见它的头，就定定地看着它在那吃东西，它吃着吃着一回头看见人，马上就飞走了。为了调查绿孔雀，杨晓君从双柏县城坐车到爱尼山，然后一直从爱尼山的乡里通过下坝村，走到山里面。他经常一个人走，胃病也是那时搞出来的。
韩联宪说，他1988年就开始找绿孔雀。政府并非像NGO说的那样不管。他的导师郑宝赉女士，向林业部保护司卿建华司长提出，绿孔雀保护状况不清，分布区面积减少，希望林业部安排一点调查经费，开展调查。于是卿建华拨付调查经费，由昆明动物所的杨岚带领年轻的科学家对云南绿孔雀整个宏观分布做调查。
从一穷二白中发展起来的国家，研究经费是极其缺乏的。一次科考只有捉襟见肘的公交路费和随身简单的行装，相机都没有，但对于瞬间腾飞的绿孔雀相机也是难以捕捉它们的身影。动物学家翻越崇山峻岭，只能躲在密林中等待和观察。30年來动物学家做了3次大的调查。
第一次是1990年开始。
早年，绿孔雀存在的记录较多的有云南西部、中部和南部，其分布只见零星报道尚无专题研究。中科院昆明动物所1990年通过调查，对云南德宏州的瑞丽、陇川、盈江；保山地区的龙陵、昌宁；临沧地区的云县、沧源、镇康、永德；迪庆州的德钦、维西；楚雄州的楚雄市、双柏、南华；玉溪地区的新平；思茅地区的墨江、景谷、普洱、景东等7个地州的33县市进行了野外实地调查。文贤继、杨晓君、韩联宪、杨岚他们的调查第一次列出结果：17个县市确定有绿孔雀，11个不详，3个绝迹或者可能绝迹，两个需要进一步核实；各个县的累积数据为635～950只，加上分布数据不详的估计为800～1100只。 在崇山峻岭寻找绿孔雀，谈何容易。学者一面实地调查一面翻阅历史文献，寻找绿孔雀的踪迹。据文献记载：绿孔雀在中国分布于云南（郑作新，1987）和西藏东南部（尹秉高等，1993）。《云南通志，明隆庆六年，1572》记录，云南东南部的开远、建水和文山县曾有绿孔雀分布。现代研究著作中，彭燕章、郑宝赉、张帆、杨崴、文贤继、杨晓君的研究中记录云南省东南部的蒙自、金平、绿春、河口、弥勒、建水、石屏等7个县有绿孔雀分布。另据当地群众反映在滇西北迪庆州发现有绿孔雀。在1991年～1993年对绿孔雀分布现状调查的基础上，文贤继、杨晓君、杨岚他们于1995年4月～6月、11月～12月，以及1996年4月～6月又对云南东南部和西北部的12个县市的绿孔雀分布现状及保护情况进行了调查，实地考察了15个乡村，访问153人次。对绿孔雀的分布状况进行了核实，为今后的绿孔雀的生态生物学研究和保护工作提供有史以来最详细的资料。
第二次是2007年～2008年，2006年韩联宪给做楚雄州哀牢山的长臂猿和鸟类调查的巡护队讲课，有人反应听到绿孔雀的叫声。于是韩联宪带着学生刘越强和同仁对双柏县恐龙河保护区自然保护区的绿孔雀状况作了调查。他们在春季3月～5月份采用访问、在听声站对绿孔雀的种群和分布作了20天调查。发现石羊江、小江河谷有8个群53～61只绿孔雀，绿孔雀主要分布在沿溪河的落叶阔叶林、常绿阔叶林里。2009年韩联宪对绿孔雀2000年的分布重新做了整理，他认为绿孔雀至少分布于42个地点；在云南上个世纪1980年代后期，绿孔雀从5个县消失；1990年代后期又从4个县消失。当时他整理的数据仅仅有31个区域有分布，另外有两个较远的地点，他对绿孔雀的分布又做了数据更新。
第三次中国绿孔雀的保护现状调查是在2014年～2017年。由于绿孔雀栖息地持续丧失、种群数量下降，被列为云南省极小种群拯救保护物种，进行重点保护和拯救。为了全面掌握中国绿孔雀的种群数量和分布现状及其未知的生物学问题，自2013年开始中科院昆明动物所、北京师范大学和昆明学院的科研工作者联合开展了中国绿孔雀野外种群的数量、分布、栖息地利用、鸣叫行为、繁殖行为、食性和肠道微生物互作关系等的调查与研究工作，采用红外相机监测、声谱分析、空间分析和分子生物学等技术手段，以期通过全面综合的研究揭示绿孔雀的濒危现状和机制，为野外种群的就地保护提供科学依据。同时还与昆明圆通山动物园合作，进行笼养绿孔雀纯系种群的筛选和繁育，以期建立纯系的绿孔雀人工种群，为以后实施绿孔雀再引人，改善种群遗传结构和向曾有分布但现已灭绝的适宜栖息地进行再引入工作，奠定前期基础。
通过系统的调查结果表明，绿孔雀的栖息地类型有季风常绿阔叶林、思茅松林、针阔混交林、稀树灌丛、荒地灌草丛、农田等。绿孔雀主要选择乔木林、离水源和人为活动区较近、光照条件好，其中农田是其最主要的觅食场所。
2017年，杨晓君迫切地对各个社会群体诉说：绿孔雀因全球数量急剧下降和栖息地急剧缩小，自2009年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评为濒危（EN）物种。全球成熟可繁殖个体数低于两万只。绿孔雀曾经广泛分布在云南海拔2000米以下的河谷地区。每年11月至次年4月主要在河边季雨林和河滩上活动，雨季上到山区。1990年时云南尚有31个县有绿孔雀分布，根据文贤继第一次的调查，20世纪末中国绿孔雀种群数量约为800～1100只。但过去20年间多数绿孔雀分布地生境发生了巨大改变，很多地区的绿孔雀已经消失，即使在号称“孔雀之乡”的云南省西双版纳州也难觅踪迹。
2013年至2016年，访谈结果显示仅有16个县可能有分布，且多为零星分布，即便是红河流域残存种群也存在隔离问题。云南现存绿孔雀数量不足500只，且数量呈下降趋势。截至2016年，在恐龙河三个地点的系统调查显示，恐龙河保护区内有绿孔雀成鸟59只，亚成鸟20只。在恐龙河固定活动范围为海拔600～1100米地段。群众反映在1990年常可见每群5～10只的绿孔雀，而现在每群多为2～4只。目前，全省绿孔雀有多少、在哪里，尚无明确结论。
历次的调查表明，导致绿孔雀濒危原因有：狩猎和人类生产活动的干扰、生态环境恶化、非正常死亡（包括农药中毒和流行病）、栖息地破坏、栖息地的岛屿化隔离影响以及自身繁殖率低等。绿孔雀最大的威胁是因食用包衣种子或农药浸泡过的种子而中毒，其次是大面积天然林转变为单一品种经济林，以及基建导致的栖息地丧失。
科学家并非麻木不仁。杨晓君曾经给有关部门写过报告，韩联宪也不断地向有关部门反应。科学家得到的回复不太理想，他们极其伤心，怕绿孔雀没有希望了。但他们还是一次又一次地走进山里，继续做调查。他们认为，要做好应该做的事，到真正需要时才能拿得出数据。
科学家同时通过推动在地的民間鸟协一起努力。他们也会把伤害鸟的事件直接报告给保护部门，但处理起来也发现了问题。这边刚打电话去了，那边州、市保护部门马上打电话来说：“xx老师，您不要告我们黑状嘛，以后有这些事您直接跟我们说。”但基层执法很复杂，它涉及到森林公安和法院起诉等问题，即使是他们那些做保护区管理工作的学生也难以处理。有的狩猎者是因为打工老板跑了，没有回家的路费就捕鸟卖钱，而具有怜悯心的执法者还自己提供车费帮助他们回家。
科学家们，从郑宝赉带着学生韩联宪、韩联宪带着学生刘越强；杨岚带着学生杨晓君，杨晓君又带着学生吴飞、单鹏飞，还有文贤继、罗爱东、徐晖、周伟等等，一代一代的学者不断地钻到的山沟里默默的观察、记录和积累，才留下了那么多宝贵的资料。
杨晓君说，这次他有了一定的信心，国家在抓生态文明，祁连山事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开会讨论，终于有了发展的方向。他认为，民间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推动了绿孔雀保护的工作。
他说，科学家是凭着实证的知识来做判断。保护不能凭着一腔热血。“绿孔雀的生活也是讲究投入和产出的，在山上生活得那么好，山上求偶地方有了，沙浴的地方有了，开阔的地方，又有河沟，它干嘛不去饮水呢，非要下到河滩边干嘛？因为上面针叶林太多了，找不到水，但山箐沟里有清泉水。只要把这几个因素一解决，绿孔雀就一定能保存下来。”
保护需要靠大量监测和科研来支撑，更需要在科研的基础上跟社区互动制定保护措施。
韩联宪对前来咨询如何保护的玉溪观鸟会的杨星说，野生动物管理的生态三要素：食物、饮水、隐蔽处所。实际上管理也好、保护也好，都是在围绕这三个因素来做工作，这三个因素的问题解决了，这个物种就生存得顺畅自然了。这三个要素哪一个被破坏了，那问题就出来了，看看它缺什么，我们补什么，这是它的要点，也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40年之间发生了什么？人类的价值观和行为基于信念，整个社会埋头推进经济发展和家庭致富。我们被自己认识不到的盲区所误导，以为发展的主要目标就是富强。视野的缺陷限制了人类的行动，传统有关的道德和法律仅仅限制在以人类为界。当持续恶化的生态系统终于向人类发出各种警告时，人类才开始觉醒。
2017年，民间发出绿孔雀保护的紧急呼应，不同的机构和人群，无论是基于何种意识和目标，它都在显示中国社会开始采取在发展的进程中融合自然伦理道德考量，赋予自然物种生存的权力。科学研究不断展开人类的视野，而人类的信念也深深地受着科学的影响。
始终有一群科学家为了人类的认知，自甘寂寞地走在森林里，监测着生态系统的状况。他们看到的是人类发展对自然界的威胁和破坏，他们不时把整理好的信息传递给社会，但一直被忽略。1990年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卢汰春曾经警告人们，森林是雏类赖以生存的主要栖息和繁衍生息的场所，我国一级保护动物绿孔雀因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不断被毁灭，野外已难以见到，乱捕滥猎现象遍及全国，不法商人捕获珍贵雉类制作标本偷送出境牟取暴利。
奔走在山里的科学家
杨晓君，1983年毕业于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繁殖与利用专业，1985年到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所工作。1987就开始做鸟类研究。他在编写《云南鸟类志》的过程中，对云南整个雉类都有了解，还专门研究过白腹锦鸡、黑颈鹤等。由于研究绿孔雀，2000年他被推选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雉类专家组委员。
为了研究绿孔雀的栖息地和行为活动，科学家在野外长时间静静地观察，记录栖息的植被类型、隐蔽度、坡向、坡位、坡度、人为干扰度、水源距离、海拔、森林距离、植被分层、土壤含水量、蔽光性等等。对于绿孔雀的行为研究要观察其对不同植被的利用、活动范围、活动节律、时间分配和频次、鸣叫等。
观察绿孔雀栖息地须按照严格的设计：每天清晨7时开始至20时，在研究区域内沿林间小路，以1.5～2km/h的速度前进，沿路线观察绿孔雀实体或听叫声地点的植被结构等，以确定其栖息地类型。他们在发现绿孔雀实体或活动足迹的中心地点设置28个20米见方的样方，对有关的生态因子进行测量记录，并严格地报告，有25个样方直接观察到绿孔雀实体，3个为留有绿孔雀活动足迹的地点。
韩联宪，湖南人，1982年进人中科院昆明动物所攻读硕士学位并从事鸟类学和保护生物学研究，后任西南林业大学教授，长期奔波跋涉在阿尔金山、祁连山、雅鲁藏布江大拐弯、横断山脉、西双版纳热带雨林等地从事动物学研究。现任IUCN雉类专家组成员。
观察绿孔雀行为活动，要根据个体出现或鸣叫的位置，利用道路、河流、山脊、高大树木或其他突出的地形地物特征等标志作为参照物，将绿孔雀的鸣叫和活动的位置标注在1：100000地形图上，根据其活动位置绘成活动范围图，然后确定其所属的群体和群体活动范围的面积；同时记录绿孔雀出现鸣叫时的时间、鸣叫次数和鸣叫类型；当观察对象为实体时，还记录绿孔雀当时所从事的行为活动类型，并对连续观察一分钟以上的行为采取扫描取样法进行采样，记录各种行为出现的时间比例。
开始的研究并不顺利。1991年，韩联宪和同仁去滇西做调查，几个人在陇川章凤镇听见孔雀叫就追，追了几座山都没有看见踪影。韩联宪真正第一次在野外看到绿孔雀，是在龙陵县小黑山省级保护区江中山那个u型弯处。在距离他大概200多米的玉米地里，他听见孔雀叫，就顺着那个方向走去，还没看见它，绿孔雀已经拍着翅膀飞到空中好几米，“那些孔雀美是很，它们体型大，警惕性很高，反应很快。”他在调查的过程中，观察到绿孔雀在怒江上来回飞，优雅地滑翔。
杨晓君更加幸运些。当时韩联宪他们做完第一次调查，只听见叫声没有见到孔雀，杨晓君的老师杨岚先生就把“一定要见到孔雀”这事交代给了他。在景谷做调查，向导说“一定会让您看见”，并说绿孔雀就是在这里。他有些不相信。但刚说完话，前方10米的地方一只雄孔雀就飞起来了。“看见它张着翅膀滑翔，那颜色，看完一天都觉得心里美滋滋，不光是五彩斑斓，还有那姿态优美。”一次他看到绿孔雀，先看见它的头，就定定地看着它在那吃东西，它吃着吃着一回头看见人，马上就飞走了。为了调查绿孔雀，杨晓君从双柏县城坐车到爱尼山，然后一直从爱尼山的乡里通过下坝村，走到山里面。他经常一个人走，胃病也是那时搞出来的。
三次重大绿孔雀调查
韩联宪说，他1988年就开始找绿孔雀。政府并非像NGO说的那样不管。他的导师郑宝赉女士，向林业部保护司卿建华司长提出，绿孔雀保护状况不清，分布区面积减少，希望林业部安排一点调查经费，开展调查。于是卿建华拨付调查经费，由昆明动物所的杨岚带领年轻的科学家对云南绿孔雀整个宏观分布做调查。
从一穷二白中发展起来的国家，研究经费是极其缺乏的。一次科考只有捉襟见肘的公交路费和随身简单的行装，相机都没有，但对于瞬间腾飞的绿孔雀相机也是难以捕捉它们的身影。动物学家翻越崇山峻岭，只能躲在密林中等待和观察。30年來动物学家做了3次大的调查。
第一次是1990年开始。
早年，绿孔雀存在的记录较多的有云南西部、中部和南部，其分布只见零星报道尚无专题研究。中科院昆明动物所1990年通过调查，对云南德宏州的瑞丽、陇川、盈江；保山地区的龙陵、昌宁；临沧地区的云县、沧源、镇康、永德；迪庆州的德钦、维西；楚雄州的楚雄市、双柏、南华；玉溪地区的新平；思茅地区的墨江、景谷、普洱、景东等7个地州的33县市进行了野外实地调查。文贤继、杨晓君、韩联宪、杨岚他们的调查第一次列出结果：17个县市确定有绿孔雀，11个不详，3个绝迹或者可能绝迹，两个需要进一步核实；各个县的累积数据为635～950只，加上分布数据不详的估计为800～1100只。 在崇山峻岭寻找绿孔雀，谈何容易。学者一面实地调查一面翻阅历史文献，寻找绿孔雀的踪迹。据文献记载：绿孔雀在中国分布于云南（郑作新，1987）和西藏东南部（尹秉高等，1993）。《云南通志，明隆庆六年，1572》记录，云南东南部的开远、建水和文山县曾有绿孔雀分布。现代研究著作中，彭燕章、郑宝赉、张帆、杨崴、文贤继、杨晓君的研究中记录云南省东南部的蒙自、金平、绿春、河口、弥勒、建水、石屏等7个县有绿孔雀分布。另据当地群众反映在滇西北迪庆州发现有绿孔雀。在1991年～1993年对绿孔雀分布现状调查的基础上，文贤继、杨晓君、杨岚他们于1995年4月～6月、11月～12月，以及1996年4月～6月又对云南东南部和西北部的12个县市的绿孔雀分布现状及保护情况进行了调查，实地考察了15个乡村，访问153人次。对绿孔雀的分布状况进行了核实，为今后的绿孔雀的生态生物学研究和保护工作提供有史以来最详细的资料。
第二次是2007年～2008年，2006年韩联宪给做楚雄州哀牢山的长臂猿和鸟类调查的巡护队讲课，有人反应听到绿孔雀的叫声。于是韩联宪带着学生刘越强和同仁对双柏县恐龙河保护区自然保护区的绿孔雀状况作了调查。他们在春季3月～5月份采用访问、在听声站对绿孔雀的种群和分布作了20天调查。发现石羊江、小江河谷有8个群53～61只绿孔雀，绿孔雀主要分布在沿溪河的落叶阔叶林、常绿阔叶林里。2009年韩联宪对绿孔雀2000年的分布重新做了整理，他认为绿孔雀至少分布于42个地点；在云南上个世纪1980年代后期，绿孔雀从5个县消失；1990年代后期又从4个县消失。当时他整理的数据仅仅有31个区域有分布，另外有两个较远的地点，他对绿孔雀的分布又做了数据更新。
第三次中国绿孔雀的保护现状调查是在2014年～2017年。由于绿孔雀栖息地持续丧失、种群数量下降，被列为云南省极小种群拯救保护物种，进行重点保护和拯救。为了全面掌握中国绿孔雀的种群数量和分布现状及其未知的生物学问题，自2013年开始中科院昆明动物所、北京师范大学和昆明学院的科研工作者联合开展了中国绿孔雀野外种群的数量、分布、栖息地利用、鸣叫行为、繁殖行为、食性和肠道微生物互作关系等的调查与研究工作，采用红外相机监测、声谱分析、空间分析和分子生物学等技术手段，以期通过全面综合的研究揭示绿孔雀的濒危现状和机制，为野外种群的就地保护提供科学依据。同时还与昆明圆通山动物园合作，进行笼养绿孔雀纯系种群的筛选和繁育，以期建立纯系的绿孔雀人工种群，为以后实施绿孔雀再引人，改善种群遗传结构和向曾有分布但现已灭绝的适宜栖息地进行再引入工作，奠定前期基础。
通过系统的调查结果表明，绿孔雀的栖息地类型有季风常绿阔叶林、思茅松林、针阔混交林、稀树灌丛、荒地灌草丛、农田等。绿孔雀主要选择乔木林、离水源和人为活动区较近、光照条件好，其中农田是其最主要的觅食场所。
2017年，杨晓君迫切地对各个社会群体诉说：绿孔雀因全球数量急剧下降和栖息地急剧缩小，自2009年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评为濒危（EN）物种。全球成熟可繁殖个体数低于两万只。绿孔雀曾经广泛分布在云南海拔2000米以下的河谷地区。每年11月至次年4月主要在河边季雨林和河滩上活动，雨季上到山区。1990年时云南尚有31个县有绿孔雀分布，根据文贤继第一次的调查，20世纪末中国绿孔雀种群数量约为800～1100只。但过去20年间多数绿孔雀分布地生境发生了巨大改变，很多地区的绿孔雀已经消失，即使在号称“孔雀之乡”的云南省西双版纳州也难觅踪迹。
2013年至2016年，访谈结果显示仅有16个县可能有分布，且多为零星分布，即便是红河流域残存种群也存在隔离问题。云南现存绿孔雀数量不足500只，且数量呈下降趋势。截至2016年，在恐龙河三个地点的系统调查显示，恐龙河保护区内有绿孔雀成鸟59只，亚成鸟20只。在恐龙河固定活动范围为海拔600～1100米地段。群众反映在1990年常可见每群5～10只的绿孔雀，而现在每群多为2～4只。目前，全省绿孔雀有多少、在哪里，尚无明确结论。
历次的调查表明，导致绿孔雀濒危原因有：狩猎和人类生产活动的干扰、生态环境恶化、非正常死亡（包括农药中毒和流行病）、栖息地破坏、栖息地的岛屿化隔离影响以及自身繁殖率低等。绿孔雀最大的威胁是因食用包衣种子或农药浸泡过的种子而中毒，其次是大面积天然林转变为单一品种经济林，以及基建导致的栖息地丧失。
从伤心到希望和引导
科学家并非麻木不仁。杨晓君曾经给有关部门写过报告，韩联宪也不断地向有关部门反应。科学家得到的回复不太理想，他们极其伤心，怕绿孔雀没有希望了。但他们还是一次又一次地走进山里，继续做调查。他们认为，要做好应该做的事，到真正需要时才能拿得出数据。
科学家同时通过推动在地的民間鸟协一起努力。他们也会把伤害鸟的事件直接报告给保护部门，但处理起来也发现了问题。这边刚打电话去了，那边州、市保护部门马上打电话来说：“xx老师，您不要告我们黑状嘛，以后有这些事您直接跟我们说。”但基层执法很复杂，它涉及到森林公安和法院起诉等问题，即使是他们那些做保护区管理工作的学生也难以处理。有的狩猎者是因为打工老板跑了，没有回家的路费就捕鸟卖钱，而具有怜悯心的执法者还自己提供车费帮助他们回家。
科学家们，从郑宝赉带着学生韩联宪、韩联宪带着学生刘越强；杨岚带着学生杨晓君，杨晓君又带着学生吴飞、单鹏飞，还有文贤继、罗爱东、徐晖、周伟等等，一代一代的学者不断地钻到的山沟里默默的观察、记录和积累，才留下了那么多宝贵的资料。
杨晓君说，这次他有了一定的信心，国家在抓生态文明，祁连山事件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开会讨论，终于有了发展的方向。他认为，民间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推动了绿孔雀保护的工作。
他说，科学家是凭着实证的知识来做判断。保护不能凭着一腔热血。“绿孔雀的生活也是讲究投入和产出的，在山上生活得那么好，山上求偶地方有了，沙浴的地方有了，开阔的地方，又有河沟，它干嘛不去饮水呢，非要下到河滩边干嘛？因为上面针叶林太多了，找不到水，但山箐沟里有清泉水。只要把这几个因素一解决，绿孔雀就一定能保存下来。”
保护需要靠大量监测和科研来支撑，更需要在科研的基础上跟社区互动制定保护措施。
韩联宪对前来咨询如何保护的玉溪观鸟会的杨星说，野生动物管理的生态三要素：食物、饮水、隐蔽处所。实际上管理也好、保护也好，都是在围绕这三个因素来做工作，这三个因素的问题解决了，这个物种就生存得顺畅自然了。这三个要素哪一个被破坏了，那问题就出来了，看看它缺什么，我们补什么，这是它的要点，也就解决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