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好人政治”，还是“好人社会”都不过是一种乌托邦，沿用的是同样的逻辑：以道德方法来解决道德问题。
　　
　　道德问题已经成为让整个民族蒙羞，乃至恐惧的问题。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并没有带来古人设想的“衣食足，知礼节”，反而产生了相互欺诈、人人自危的“霍布斯丛林”。而官员的失德、公权力信用的滑坡，往往被视为整个社会道德乱象的重要原因，甚至主要原因，因为官员多为社会优秀分子，公权力掌握着改变制度规则的权力。它们的言行不仅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学习模仿的样本。
　　既然如此，是否要把拯救我们民族道德滑坡的重任托付给道德高尚的官员、好人组成的政府，期待着清明政治从天而降？或者是把所有问题都推卸给腐败的官员，失信的政府，弃绝政治生活，等待着个体道德感的幡然觉醒？显然，无论是“好人政治”，还是“好人社会”都不过是一种乌托邦，沿用的是同样的逻辑：以道德方法来解决道德问题。
　　固然，道德教化是提高社会道德的重要手段，但不是唯一的手段。在利益多元、观念多样、评价标准重建的今天，道德的约束力面对金钱、权力、美色的诱惑是脆弱的，法律制度才是约束社会行为，具有可预期性的根本手段。不断出现的对道德底线的挑战，不是因为缺乏道德约束，而是因为没有得到预期的制度性惩罚。人们道德感的冷漠，不是因为同情心的丧失，而是因为同情心的施予没有得到制度性保护和奖赏。政治道德落后于社会道德，不是因为官员队伍素质的下降，道德的滑坡，而是因为个别官员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挑战本来就脆弱的道德底线，从而也打碎了制度的底线。而他们恰恰又充当着，并被社会公众视为这个制度的代表。
　　信任感的普遍下降，加剧了社会快速变化过程中产生的自我不确定感，从而催动了繁荣背景下“出逃”心态的蔓延和升级。一方面，想出各种办法来占有更多的资源，利用和操纵制度谋取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则利用各种方式为自己寻找“退路”，谋取安全岛。许多人和群体的行为都高度短期化和利益最大化，这虽然符合个人理性，但是破坏了公共理性的形成，因为这些行为多不顾及自己生活的社区，更不关心整个社会的存在，无法为公共利益的形成提供个体的支持。这些年来，贪官外逃、精英移民、“炫富”行为、社区的凋敝、医患冲突的增多、交通事故中的冷漠，等等现象的出现，无不彰显着这种“出逃”的心态，我们民族引以为豪的故乡情结、克己伦理、守望相助精神，在一次次触犯道德底线的事件中，被破碎和颠覆。
　　中国历史并不缺乏对道德的呼唤，甚至“为政以德”成为主流政治运行的形式性原则，但是在普通人眼里，政治与道德是相悖的，总是与斗争、流血和残酷联系在一起。“清官政治”因为稀缺而被人们向往，道德化成为了拯救政治的最后稻草，但无法解决政治运行的日常问题。对于社会来说，随着社会的分化，道德评价成为了弱者的权利，道德优势偏向了他们，各阶层之间失去了相互信任的基本标准，好人社会成为了空中楼阁。
　　既然我们不能期盼用道德救赎来实现好人政治与好人社会，那么就必须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法治建设和制度建设之中。无论对于政治还是社会来说，一套有效的制度，应该让人们珍重道德荣誉感，主动坚守道德底线，而不是相互推卸和埋怨，更不需要顾虑道德付出的个人后果。因此，既要建立起能够激励道德荣誉感提升、保护道德底线的制度，又要防止道德的泛化，用个体道德感滑坡来转移改革的目标，阻碍制度改革的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