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員，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常务理事
　　“旋转门”是美国政治格局中的一个常见特征，其有助于促进政府与非政府部门之间思想和专业知识的交流互动。美国智库成员经常“旋转”出去从事政府工作，而前政府官员也可“旋转”回到智库就职。虽然“旋转门”一说在中国是很新的，但此做法并不完全陌生。中国的“旋转门”大多仅朝一个方向转动，即退休的高级官员进入智库，反过来的情况却很少发生。但习近平主席最近的讲话和行动表明，一个成熟的“旋转门”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中国智库重要的运作机制。
　　过去两年，习近平经常强调要加强和发展中国智库。2016年4月，他在讲话中阐明，“在人才流动上要打破体制界限，让人才能够在政府、企业、智库间实现有序顺畅流动。国外那种‘旋转门’制度的优点，我们也可以借鉴。”
　　过去十多年来，许多退休的中共领导人已经加入了著名研究机构和智库。中央党校原常务副校长郑必坚担任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该论坛是一家专注于国内和国际问题的、总部设在北京的智库。前国务委员唐家璇成为国际关系学会会长，后来又加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领导机构。外交部前部长李肇星曾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北京外交学院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2008年从国务院副总理任上退休后，曾培炎成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相似的是，自2012年退休以来，前国务委员戴秉国先后担任暨南大学董事会董事长、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荣誉院长。这些只是前中共领导人在智库中发挥影响力一些例子。
　　从智库到政府的反向流动还比较罕见。目前，在省级和地方各级的工作经验，还是担任党的高级领导职务的前提条件。但习近平主席在选拔人才时已经开始重视智库的工作经验。同时，习近平也为在国外受教育的海归人员敞开了进入领导层的大门。2016年8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欧美同学会（留学人员联谊会）建设的意见》。在中国的研究机构和智库里海归比比皆是。早在2005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教师中就有24名学者在国外留过学。其他智库如中国经济50人论坛和中国金融40人论坛，海归的人数也很多。
　　习近平核心团队的构成也表现了他对海归在领导能力方面的信心。现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的陈希曾是上世纪90年代斯坦福大学的访问学者。中国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在斯坦福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他在中国金融改革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 王沪宁在1988到1989年间曾是爱荷华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访问学者。而刘鹤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取得了公共管理硕士学位。
　　这些都不是孤立的例子。2012年海归人员的代表在领导层中有明显上升的趋势。海归占据了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所有席位的14.6%，分别比2007年第17届中央委员会和2002年第16届中央委员会增加4个和8.2个百分点。有理由认为，随着中共对海归人员的进一步重视，智库将成为他们上升的一种主要渠道，通过这一渠道将出现一批具有政策导向和前瞻性的领导人。换句话说，智库将成为中共与海归联系起来的桥梁。
　　中共河南省委书记谢伏瞻的成长道路就说明了这种现象。谢伏瞻曾在1991年到1992年间在普林斯顿大学做访问学者，2000年后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和剑桥大学商学院完成了行政研究项目。他曾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家统计局担任领导职务，并于2008年成为国务院研究室主任。谢伏瞻在智库的职业生涯跨越了30年。在2013年，他成为河南省省长，并于2016年升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
　　中国智库真正的“旋转门”机制仍处于新兴阶段。习近平要求增加智库与政府之间的人才交流，鼓励海外留学归国人员进入体制内。这为智库成为培养党的领导人才的新渠道奠定了基础。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新的“旋转门”机制，将把多种观点和不同背景的人才注入到中共十九大及以后的领导层，更加有利于解决中国在国内和国际事务中将要面对的新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