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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瓷的魅力有多大?这是难以用语言准确表述的，然短短的20年间青瓷竟能在帝王的生活中起到完全不同的两种作用的事实，则成了这一问题的最有说服力的答案——北宋晚期，青瓷曾为徽宗的豪华生活锦上添花，而“靖康之难”后，青瓷却又为疲于奔波、居无定所、处境困厄的高宗雪中送炭。
余姚官窑是宋室南渡后第一个继承北宋官窑制瓷传统为朝廷烧瓷的窑口
今人对南宋早期与宫廷有关的窑业生产情况的认知，经历了曲折、漫长的过程。可以说，1995年之前人们一直是在南宋的《坦斋笔衡》和《负暄杂录》的简略叙述中兜圈子，而无视已出现在眼前的与南宋朝廷有关的极为重要的窑业遗存。这类遗存就是浙江慈溪低岭头、开刀山一带(宋属余姚)的南宋窑址。
20世纪80年代初，有人对低岭头窑址进行了调查，发现该窑的乳浊釉产品不见于北宋以前的越窑，即便是刻划花透明釉青瓷亦与北宋越瓷存在明显的差异，于是称之为越窑的“低岭头类型”。
但是，在古人心目中，这些窑与越窑是没有关系的。因越窑在北宋晚期已经衰落，故南宋人顾文荐在《负暄杂录》中提及“余姚窑”后又云：“若谓旧越窑，不复见矣。”明人李日华的《六研斋二笔》记载：“南宋时，余姚有秘色磁，粗朴而耐久，今人率以官窑目之，不能别白也。”“秘色瓷”原为越窑青瓷精品的雅称，越窑消亡后遂成各窑青瓷上品的泛称，汝窑青瓷的釉色也被形容为“秘色”。由此可知，明人“率以官窑目之”的南宋余姚所烧的青瓷，其主要使用对象绝非黎民百姓。
1994年，《中兴礼书》有关南宋朝廷于绍兴元年和四年命令越州(后改为绍兴府)余姚县烧造祭祀用器的资料披露后，我便将“低岭头类型”的南宋窑业明确地归入南宋官窑的范畴，并谓之“余姚官窑”。后来，人们对低岭头附近的寺龙口的同类窑址进行了发掘，获得了较多的瓷片标本。
余姚官窑的产品可分为乳浊釉和透明釉两大类。乳浊釉青瓷的釉层虽比透明釉青瓷的釉层略显肥厚，但普遍为一次施挂，釉面滋润而很少开片，与汝窑乳浊釉青瓷十分近似，这说明余姚官窑乳浊釉青瓷的生产工艺源于汝窑。这类青瓷的釉色有淡青、淡绿、淡天青或粉青等几种，其中泛白的淡绿色被南宋人称为“艾色”。艾是广布于长江南北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子的边缘有蛛丝状细毛，背面布满白色丝状毛，春天初生的艾叶呈泛白的嫩绿色，用它来形容余姚官窑部分产品的釉色，非常形象而贴切。透明釉青瓷除了部分为素面外，大多饰刻划花，总体上制作不精。现已在绍兴、杭州发现南宋铭“御厨”款的刻划花青瓷盘残片，这类青瓷盘正是余姚官窑的制品。
此外，寺龙口窑址还发现一件刻“官”字的匣钵。出土文物证明，余姚官窑是宋室南渡后第一个继承北宋官窑制瓷传统为朝廷烧瓷的窑口。它与河南宝丰清凉寺的汝窑一样属于州府一级的官窑，所不同的是，余姚官窑瓷器或多或少地烙有南宋初期朝廷“惟务简省”的时代印记。
神秘的内窑
南宋官窑中最令人感到困惑的便是今人所谓的“修内司官窑”。
南宋人叶真的《坦斋笔衡》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制，油色莹澈，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余如乌泥窑、余杭窑、续窑，皆非官窑比。”同时代人顾文荐的《负暄杂录》中的相关内容与之大同小异。尽管民间文人的这种追述式的记载难免存在一些小的舛误，譬如两书均将邵局的主管者邵谔误记为“邵成章”，而《坦斋笔衡》还把《负暄杂录》所说的“余姚窑”写为“余杭窑”，然其所载的事情总体上仍是真实可靠的。
遗憾的是，两书皆未将这处承袭北宋官窑制度、受修内司监督的内窑的设立时间和地点交代清楚。根据语焉不详的字句推断，该窑的设立时间应在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定都临安(今杭州)之后。《中兴礼书》记载，绍兴元年(1131)至绍兴十三年(1143)，朝廷所需的陶瓷祭器主要是在余姚、平江烧造的；绍兴十九年(1149)，“工部状，据辖军器所申：……今来除铜器、竹木器，本所差人编拣相验可以添修外，有陶器共二千二百三十八件，内有不堪四百六十件，难以添修，窃见太庙陶器，见委临安府添修，伏乞朝廷指挥，一就令临安府添修制造。后批造工部依所申施行”。这说明，绍兴十九年以前临安府已承担了御用陶瓷器的烧制任务。
《宋史》、《中兴礼书》等古籍记述的各种情况表明，内窑约设立于南宋绍兴十四年前后，它由临安府掌烧，修内司为监督机构。元人陆友的《研北杂志》云：“宋绍兴中，秦桧修礼乐以文太平，用内侍邵谔主之，时方造玉辂及卤簿仪仗，百工皆隶之，谓之邵局，故浑礼仪器，犹铸谔姓名。”这段文字不仅证明《坦斋笔衡》、《负暄杂录》述及的主管宫廷用瓷生产的邵局确实存在，而且印证了《中兴礼书》所载的临安府掌烧的内窑确实设立于“绍兴中”。可以肯定，倘无直属于宰相秦桧的邵局“袭故京遗制”而在御用青瓷的生产上高标准、严要求，内窑是不可能烧造出“极其精制”的瓷器的。从古籍的描述分析，北宋官窑的制作工艺在经过余姚官窑的短暂过渡后，到内窑设立时已得到全面恢复。
1996年，由于暴雨的冲刷，使业余文物爱好者得以在杭州凤凰山东北山坳里找到一处产品特征近似郊坛下官窑青瓷的窑址，立即被认定为“修内司官窑”。不久，人们对此窑进行了全面发掘，得出了与业余文物爱好者相同的结论。然而，问题并非如此简单。种种情况表明，凤凰山窑址的年代不会早至绍兴十四年前后。从现已掌握的资料分析，此处的南宋窑业遗存属于内窑废弃之后所设的续窑，其生产性质与内窑相同。而包括印有八思巴字的窑具在内的大量残留物，则属于元代专仿“古官窑”并达到“绝类”程度的哥哥洞窑。
神秘的内窑曾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与人们擦肩而过——杭州万松岭东侧山坡上的建筑工地出土了不少灰胎、黑胎乳浊釉瓷片，因其特征与郊坛下官窑的同类青瓷相似，故未引起人们对内窑的联想。经过近年来的研究以及热释光测试，可以断定当年在万松岭发现的瓷片堆积，正是内窑遗址的一个局部。出土的器物残片表明，内窑青瓷的造型相当丰富，有长颈瓶、贯耳壶、盘、碗、碟、茶托、盆、洗、香炉、套盘、盒、花盆、樽、觚、尊、鼎、罐等。它们基本上都用紫金土做胎，胎料的加工非常精细，大多呈浅灰色、深灰色和黑色。优质青瓷通常施二三层釉，其中，部分器物施四层釉。釉色以在还原焰中形成的粉青为佳，这种釉洋溢着空灵、鲜活的气息，却毫无沉闷、呆滞之感。
通过对已出土的内窑青瓷残片的观察，可以认识到这样四点：其一，为了满足“修礼乐以文太平”和帝王、皇族日常生活的需求，内窑的生产在设窑之初便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其二，宰 相秦桧死于南宋绍兴二十五年，故内窑设立后的十二三年，既是内窑的鼎盛期，又是南宋官窑青瓷的转型期——浅色胎向深色胎、乳浊薄釉向乳浊厚釉转变，同时，焙烧工艺亦随之出现了适应性的变化，因而内窑早期制品的胎釉特征具有多样性。其三，内窑青瓷大多器形规整，修坯极为精致，碗等小型器物口沿处胎的厚度每每不到1毫米，有的甚至只有0.5毫米，许多坯件用类似汝窑的“芝麻花细小挣钉”支烧，所留下的支烧痕常比芝麻还小，有相当多的产品的釉呈鲜润的粉青色，釉层既乳浊又莹澈，纯净无瑕，这表明《坦斋笔衡》和《负暄杂录》有关内窑青瓷的描述，并无夸张的成分，而是十分客观和准确的。其四，内窑制作薄胎器物、重复施釉以及支烧、垫烧等各种工艺，已相当成熟，它为续窑、郊坛下官窑等瓷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续窑和郊坛下官窑
内窑昙花一现而倏忽停烧后，其薪火便由续窑继承。该窑位于杭州凤凰山上，窑址出土的荡箍上的“庚子”铭文，提供了窑场设立于南宋淳熙七年(1180)的准确信息。续窑烧制的乳浊釉青瓷，基本特征与内窑产品相同，然远远不及内窑青瓷精美。
不久，朝廷在郊坛下设立了窑场。南宋人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中记述道：“今处之龙溪出者色粉青，越乃艾色……近临安亦自烧之，殊胜二处。”“处”即处州，“龙溪”乃龙泉溪的省称，这里指代龙泉县，烧制“粉青”瓷器的便是处州府监督的龙泉官窑；“越”为越州的略写，而出产“艾色”瓷器的则为余姚官窑；“临安”为朝廷的代名词，“自烧之”意为“亲自烧造青瓷”，“殊胜二处”可释为“远远胜过处州龙泉和越州余姚所烧的青瓷”。
《云麓漫钞》成书于南宋开禧二年(1206)，很显然，朝廷是在开禧二年前不久设窑的，此窑便是狭义的南宋官窑。该窑位于杭州乌龟山西麓，宋人称其为“官窑”和“青器窑”，今人则谓之郊坛下官窑。窑址出土的乳浊釉青瓷分薄釉和厚釉两类。前者施一层釉，多用支钉支烧；后者则重复施釉，多采用垫烧法。
尽管郊坛下官窑在生产上精益求精，但与内窑相比还是明显逊色的。南宋各窑场生产的灰胎或黑胎乳浊厚釉青瓷，因胎色较深，器物口沿釉薄处微显紫色，垫烧器足部无釉处则露出铁黑色的胎骨，故有“紫口铁足”之谓。此外，内窑设立以后，统治者渴望得到更类碧玉的青瓷，窑工便不遗余力地加厚制品的釉层，于是胎釉不同的膨胀系数和更为错综的应力使釉层开片成了比较常见的现象。在古人眼里，汝窑瓷器“无纹者尤好”，余姚官窑在南宋初期烧造的施乳浊薄釉的青瓷，大多不开片，这说明开片不是宋人有意追求的审美效果，所以，南宋官窑产品中的开片青瓷只能算是大醇小疵。
近年来，在绍兴、杭州两地出土了仿商周青铜器的鼎、贯耳壶、觚、尊、簋、卣等陶器残件，部分器物系续窑、郊坛下官窑的制品，同时应存在余姚官窑、平江官窑、内窑等窑口所烧的同类陶器。经热释光测定，这些陶器的年代早至南宋绍兴年间，晚至南宋末，很显然，陶器是南宋官窑中与青瓷并存的一个品种。杭州南宋太庙遗址出土的陶器，表面有一层光亮的黑漆，其他地方出土的陶器，也有髹漆的痕迹，这证明它们是根据朝廷的特殊需要而定向生产的陶质祭器。这类陶器，对研究南宋官窑乃至当时的政治、经济、宗教、风俗等均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乌泥窑之谜
在州府一级的官窑中，除了《中兴礼书》述及的平江官窑外，还有《坦斋笔衡》、《负暄杂录》提到的乌泥窑，也踪影难觅。清人蓝浦的《景德镇陶录》说乌泥窑位于建宁府建安(今福建建瓯)，这显然属于臆测，因为附近的建窑在宋代所烧的瓷器，胎色虽黑，然器表所施的为黑釉，南宋人是绝不可能将它与“余姚窑”等窑口的乳浊釉青瓷归为一类而跟内窑和郊坛下后设的“新窑”的青瓷作比较的。值得注意的是，乌泥窑与续窑一样亦非以设窑地点命名的，续窑以时序定名，它便是承袭内窑制度继续为朝廷烧瓷的窑口，而乌泥窑则得名于黑色的瓷胎。将来如果借助于科技测试方法对窑址和遗址出土的各类南宋乳浊釉青瓷的年代及产地进行反复的精确的对比研究，就必定能破解乌泥窑等州府一级的官窑之谜。
余姚官窑是宋室南渡后第一个继承北宋官窑制瓷传统为朝廷烧瓷的窑口
今人对南宋早期与宫廷有关的窑业生产情况的认知，经历了曲折、漫长的过程。可以说，1995年之前人们一直是在南宋的《坦斋笔衡》和《负暄杂录》的简略叙述中兜圈子，而无视已出现在眼前的与南宋朝廷有关的极为重要的窑业遗存。这类遗存就是浙江慈溪低岭头、开刀山一带(宋属余姚)的南宋窑址。
20世纪80年代初，有人对低岭头窑址进行了调查，发现该窑的乳浊釉产品不见于北宋以前的越窑，即便是刻划花透明釉青瓷亦与北宋越瓷存在明显的差异，于是称之为越窑的“低岭头类型”。
但是，在古人心目中，这些窑与越窑是没有关系的。因越窑在北宋晚期已经衰落，故南宋人顾文荐在《负暄杂录》中提及“余姚窑”后又云：“若谓旧越窑，不复见矣。”明人李日华的《六研斋二笔》记载：“南宋时，余姚有秘色磁，粗朴而耐久，今人率以官窑目之，不能别白也。”“秘色瓷”原为越窑青瓷精品的雅称，越窑消亡后遂成各窑青瓷上品的泛称，汝窑青瓷的釉色也被形容为“秘色”。由此可知，明人“率以官窑目之”的南宋余姚所烧的青瓷，其主要使用对象绝非黎民百姓。
1994年，《中兴礼书》有关南宋朝廷于绍兴元年和四年命令越州(后改为绍兴府)余姚县烧造祭祀用器的资料披露后，我便将“低岭头类型”的南宋窑业明确地归入南宋官窑的范畴，并谓之“余姚官窑”。后来，人们对低岭头附近的寺龙口的同类窑址进行了发掘，获得了较多的瓷片标本。
余姚官窑的产品可分为乳浊釉和透明釉两大类。乳浊釉青瓷的釉层虽比透明釉青瓷的釉层略显肥厚，但普遍为一次施挂，釉面滋润而很少开片，与汝窑乳浊釉青瓷十分近似，这说明余姚官窑乳浊釉青瓷的生产工艺源于汝窑。这类青瓷的釉色有淡青、淡绿、淡天青或粉青等几种，其中泛白的淡绿色被南宋人称为“艾色”。艾是广布于长江南北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子的边缘有蛛丝状细毛，背面布满白色丝状毛，春天初生的艾叶呈泛白的嫩绿色，用它来形容余姚官窑部分产品的釉色，非常形象而贴切。透明釉青瓷除了部分为素面外，大多饰刻划花，总体上制作不精。现已在绍兴、杭州发现南宋铭“御厨”款的刻划花青瓷盘残片，这类青瓷盘正是余姚官窑的制品。
此外，寺龙口窑址还发现一件刻“官”字的匣钵。出土文物证明，余姚官窑是宋室南渡后第一个继承北宋官窑制瓷传统为朝廷烧瓷的窑口。它与河南宝丰清凉寺的汝窑一样属于州府一级的官窑，所不同的是，余姚官窑瓷器或多或少地烙有南宋初期朝廷“惟务简省”的时代印记。
神秘的内窑
南宋官窑中最令人感到困惑的便是今人所谓的“修内司官窑”。
南宋人叶真的《坦斋笔衡》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制，油色莹澈，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余如乌泥窑、余杭窑、续窑，皆非官窑比。”同时代人顾文荐的《负暄杂录》中的相关内容与之大同小异。尽管民间文人的这种追述式的记载难免存在一些小的舛误，譬如两书均将邵局的主管者邵谔误记为“邵成章”，而《坦斋笔衡》还把《负暄杂录》所说的“余姚窑”写为“余杭窑”，然其所载的事情总体上仍是真实可靠的。
遗憾的是，两书皆未将这处承袭北宋官窑制度、受修内司监督的内窑的设立时间和地点交代清楚。根据语焉不详的字句推断，该窑的设立时间应在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定都临安(今杭州)之后。《中兴礼书》记载，绍兴元年(1131)至绍兴十三年(1143)，朝廷所需的陶瓷祭器主要是在余姚、平江烧造的；绍兴十九年(1149)，“工部状，据辖军器所申：……今来除铜器、竹木器，本所差人编拣相验可以添修外，有陶器共二千二百三十八件，内有不堪四百六十件，难以添修，窃见太庙陶器，见委临安府添修，伏乞朝廷指挥，一就令临安府添修制造。后批造工部依所申施行”。这说明，绍兴十九年以前临安府已承担了御用陶瓷器的烧制任务。
《宋史》、《中兴礼书》等古籍记述的各种情况表明，内窑约设立于南宋绍兴十四年前后，它由临安府掌烧，修内司为监督机构。元人陆友的《研北杂志》云：“宋绍兴中，秦桧修礼乐以文太平，用内侍邵谔主之，时方造玉辂及卤簿仪仗，百工皆隶之，谓之邵局，故浑礼仪器，犹铸谔姓名。”这段文字不仅证明《坦斋笔衡》、《负暄杂录》述及的主管宫廷用瓷生产的邵局确实存在，而且印证了《中兴礼书》所载的临安府掌烧的内窑确实设立于“绍兴中”。可以肯定，倘无直属于宰相秦桧的邵局“袭故京遗制”而在御用青瓷的生产上高标准、严要求，内窑是不可能烧造出“极其精制”的瓷器的。从古籍的描述分析，北宋官窑的制作工艺在经过余姚官窑的短暂过渡后，到内窑设立时已得到全面恢复。
1996年，由于暴雨的冲刷，使业余文物爱好者得以在杭州凤凰山东北山坳里找到一处产品特征近似郊坛下官窑青瓷的窑址，立即被认定为“修内司官窑”。不久，人们对此窑进行了全面发掘，得出了与业余文物爱好者相同的结论。然而，问题并非如此简单。种种情况表明，凤凰山窑址的年代不会早至绍兴十四年前后。从现已掌握的资料分析，此处的南宋窑业遗存属于内窑废弃之后所设的续窑，其生产性质与内窑相同。而包括印有八思巴字的窑具在内的大量残留物，则属于元代专仿“古官窑”并达到“绝类”程度的哥哥洞窑。
神秘的内窑曾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与人们擦肩而过——杭州万松岭东侧山坡上的建筑工地出土了不少灰胎、黑胎乳浊釉瓷片，因其特征与郊坛下官窑的同类青瓷相似，故未引起人们对内窑的联想。经过近年来的研究以及热释光测试，可以断定当年在万松岭发现的瓷片堆积，正是内窑遗址的一个局部。出土的器物残片表明，内窑青瓷的造型相当丰富，有长颈瓶、贯耳壶、盘、碗、碟、茶托、盆、洗、香炉、套盘、盒、花盆、樽、觚、尊、鼎、罐等。它们基本上都用紫金土做胎，胎料的加工非常精细，大多呈浅灰色、深灰色和黑色。优质青瓷通常施二三层釉，其中，部分器物施四层釉。釉色以在还原焰中形成的粉青为佳，这种釉洋溢着空灵、鲜活的气息，却毫无沉闷、呆滞之感。
通过对已出土的内窑青瓷残片的观察，可以认识到这样四点：其一，为了满足“修礼乐以文太平”和帝王、皇族日常生活的需求，内窑的生产在设窑之初便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其二，宰 相秦桧死于南宋绍兴二十五年，故内窑设立后的十二三年，既是内窑的鼎盛期，又是南宋官窑青瓷的转型期——浅色胎向深色胎、乳浊薄釉向乳浊厚釉转变，同时，焙烧工艺亦随之出现了适应性的变化，因而内窑早期制品的胎釉特征具有多样性。其三，内窑青瓷大多器形规整，修坯极为精致，碗等小型器物口沿处胎的厚度每每不到1毫米，有的甚至只有0.5毫米，许多坯件用类似汝窑的“芝麻花细小挣钉”支烧，所留下的支烧痕常比芝麻还小，有相当多的产品的釉呈鲜润的粉青色，釉层既乳浊又莹澈，纯净无瑕，这表明《坦斋笔衡》和《负暄杂录》有关内窑青瓷的描述，并无夸张的成分，而是十分客观和准确的。其四，内窑制作薄胎器物、重复施釉以及支烧、垫烧等各种工艺，已相当成熟，它为续窑、郊坛下官窑等瓷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续窑和郊坛下官窑
内窑昙花一现而倏忽停烧后，其薪火便由续窑继承。该窑位于杭州凤凰山上，窑址出土的荡箍上的“庚子”铭文，提供了窑场设立于南宋淳熙七年(1180)的准确信息。续窑烧制的乳浊釉青瓷，基本特征与内窑产品相同，然远远不及内窑青瓷精美。
不久，朝廷在郊坛下设立了窑场。南宋人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中记述道：“今处之龙溪出者色粉青，越乃艾色……近临安亦自烧之，殊胜二处。”“处”即处州，“龙溪”乃龙泉溪的省称，这里指代龙泉县，烧制“粉青”瓷器的便是处州府监督的龙泉官窑；“越”为越州的略写，而出产“艾色”瓷器的则为余姚官窑；“临安”为朝廷的代名词，“自烧之”意为“亲自烧造青瓷”，“殊胜二处”可释为“远远胜过处州龙泉和越州余姚所烧的青瓷”。
《云麓漫钞》成书于南宋开禧二年(1206)，很显然，朝廷是在开禧二年前不久设窑的，此窑便是狭义的南宋官窑。该窑位于杭州乌龟山西麓，宋人称其为“官窑”和“青器窑”，今人则谓之郊坛下官窑。窑址出土的乳浊釉青瓷分薄釉和厚釉两类。前者施一层釉，多用支钉支烧；后者则重复施釉，多采用垫烧法。
尽管郊坛下官窑在生产上精益求精，但与内窑相比还是明显逊色的。南宋各窑场生产的灰胎或黑胎乳浊厚釉青瓷，因胎色较深，器物口沿釉薄处微显紫色，垫烧器足部无釉处则露出铁黑色的胎骨，故有“紫口铁足”之谓。此外，内窑设立以后，统治者渴望得到更类碧玉的青瓷，窑工便不遗余力地加厚制品的釉层，于是胎釉不同的膨胀系数和更为错综的应力使釉层开片成了比较常见的现象。在古人眼里，汝窑瓷器“无纹者尤好”，余姚官窑在南宋初期烧造的施乳浊薄釉的青瓷，大多不开片，这说明开片不是宋人有意追求的审美效果，所以，南宋官窑产品中的开片青瓷只能算是大醇小疵。
近年来，在绍兴、杭州两地出土了仿商周青铜器的鼎、贯耳壶、觚、尊、簋、卣等陶器残件，部分器物系续窑、郊坛下官窑的制品，同时应存在余姚官窑、平江官窑、内窑等窑口所烧的同类陶器。经热释光测定，这些陶器的年代早至南宋绍兴年间，晚至南宋末，很显然，陶器是南宋官窑中与青瓷并存的一个品种。杭州南宋太庙遗址出土的陶器，表面有一层光亮的黑漆，其他地方出土的陶器，也有髹漆的痕迹，这证明它们是根据朝廷的特殊需要而定向生产的陶质祭器。这类陶器，对研究南宋官窑乃至当时的政治、经济、宗教、风俗等均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乌泥窑之谜
在州府一级的官窑中，除了《中兴礼书》述及的平江官窑外，还有《坦斋笔衡》、《负暄杂录》提到的乌泥窑，也踪影难觅。清人蓝浦的《景德镇陶录》说乌泥窑位于建宁府建安(今福建建瓯)，这显然属于臆测，因为附近的建窑在宋代所烧的瓷器，胎色虽黑，然器表所施的为黑釉，南宋人是绝不可能将它与“余姚窑”等窑口的乳浊釉青瓷归为一类而跟内窑和郊坛下后设的“新窑”的青瓷作比较的。值得注意的是，乌泥窑与续窑一样亦非以设窑地点命名的，续窑以时序定名，它便是承袭内窑制度继续为朝廷烧瓷的窑口，而乌泥窑则得名于黑色的瓷胎。将来如果借助于科技测试方法对窑址和遗址出土的各类南宋乳浊釉青瓷的年代及产地进行反复的精确的对比研究，就必定能破解乌泥窑等州府一级的官窑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