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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唐朝经济发达，社会、科技、文化等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与许多国家文化交流频繁。粟特是西域古国之一，与唐的交流尤为密切。唐与粟特在金银器、服饰、葬俗等方面互有影响。本文着眼于粟特文化对唐与唐文化对粟特的影响两方面，探索两种文化的交流借鉴与融合。
【关键词】唐朝；粟特；金银器；服饰；葬俗；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1）08-178-04
【本文著录格式】王琳，续囡囡，张婕，张梦圆.唐与粟特物质文化的交流与互鉴[J].中国民族博览，2021，04（08）：178-181.
基金项目：1.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淄川公孙墓地发掘报告及相关研究，（批准号18BKG020）；2.辽宁省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唐文化与粟特文化交流研究，（项目编号S202010165020）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也是当时世界最强盛的国家之一。盛唐时期向其朝贡的国家多达三百余个，唐朝的文化、商品、制度等内容输出到其他国家，异域的文化也影响到唐朝，粟特就是其中之一。
一、粟特文化對唐的影响
粟特文化对唐物质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金银器、服饰两方面。
（一） 金银器
唐朝金银器种类较多，器形独具特色，深受粟特文化影响。以唐中期为界，中期之前金银器对外来文化吸收多，本土制造的器皿以模仿为主；中期以后，进入了本土化的创新时期，逐渐取代了外来纹饰[1]。现从器形、纹饰与工艺方面，探究粟特文化因素对唐代金银器的影响。
1.器形
（1）胡瓶的仿制
胡瓶，主要形制为带把、椭圆形腹、有圈足的壶形金银器。20世纪70年代，苏联学者马尔萨克将其中圈足较矮粗或没有圈足的一部分胡瓶分割出来，确定为粟特胡瓶[2]。总的来说，粟特胡瓶的特点是矮圈足（少数为圆足），壶身呈椭圆形。有把胡瓶的壶把上端与壶口相连、下端位于壶身中间偏上的位置[3]。这类器物在中亚、西亚非常流行，是粟特民族的日用器。粟特胡瓶的典范是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李家营子墓出土的银质胡瓶。此瓶素面，器身呈扁圆形。腹部最大径接近于底部。圈足较为粗矮，呈喇叭状，上有联珠纹围绕形成装饰。在壶口的把手上端和口沿相连接的地方，有一鎏金的胡人头像，人物形象高鼻深目，“八”字形胡须，短发后梳，显然不是唐朝人形象[4]。
在唐代的金银器、陶俑和壁画中，常出现粟特胡瓶的样式，成为上层阶级普遍使用的器具。为了满足平民百姓的需求，金银质胡瓶的形制也移植到陶瓷器，即凤首壶：它是在粟特胡瓶传入后，中国的陶瓷工匠模仿其器形、纹饰，再结合中国传统纹样完成的。1956年太原市石庄头村发现的唐白釉人首胡瓶，便是一件粟特式注壶，矮圈足、壶把上的人头像等均为典型的粟特特征[5]。
（2）多曲造型的应用
六七世纪时，粟特银器中的碗流行捶揲分瓣的装饰手法，多曲和多瓣的造型被唐朝工匠借鉴并有所创新。
1963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沙坡村窖藏的鹿纹十二瓣银碗，便是唐代金银器中碗形器的模仿对象之一。该碗最显著的特征是碗壁捶揲出十二个瓣状造型。碗内底中心饰一花角立鹿，口沿下刻有一行粟特铭文，经考证内容为“祖尔万神之奴仆”。根据形制判断制作时间在7世纪前半叶，马尔萨克确认其为粟特输入品。齐东方认为：“这件银碗对于多瓣的采用已经不再是装饰，而是将器物本身的造型变成了多曲状”[6]。曲瓣造型在发展过程中变得浅淡，曲痕逐渐消失，分瓣数量减少，多采用网状桃形瓣，并在其上施以纹饰。在何家村出土的鸳鸯莲瓣纹金碗中已不见水滴形曲瓣，取而代之的是桃形纹路。造型端庄大气，外形圆润，碗壁呈弧形，口沿处微向外倾，底部有圈足，且呈微喇状[7]，可看作是唐代手工艺人的创新之处。
唐代金银盘、碟同碗一样，多曲造型也常出现，只是曲瓣的形状不一。有学者认为花瓣形盒也是受到多曲这一造型因素影响，何家村窖藏出土的鎏金团花纹六曲银盒，其六曲花瓣造型，不难看出与多曲元素的关系[8]。
（3）带把杯的出现及创新
唐代出土金银器中有不少带把杯，不见于唐以前的考古发现，应源于粟特器物。粟特带把杯的共同特征是皆有环形把手，把上有指垫，指垫上是精致的胡人头像，把下有指鋬。唐代的带把杯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粟特直接输入的，另一类则是唐代的工匠仿制粟特风格器物。
何家村窖藏出土的伎乐纹八棱金杯、鎏金伎乐纹八棱银杯、人物忍冬纹金带把杯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齐东方认为是初唐时期粟特匠人制作的仿制品，带有浓厚的粟特风格，但与粟特带把杯有所区别。三件带把杯器形均呈八棱状，圈足底边和各个折棱处均由联珠纹装饰，杯体上部有环形把手，这都是粟特银器风格的影响。三件带把杯皆采用中国传统的铸造方法制作，可谓“中西合璧”[9]。
唐代工匠仿制的金银带把杯中，杯把造型有所创新变化。一种是“6”字形把，指垫部分微微上翘，与环把组合呈“6”字形；第二种是叶芽形把，杯把紧贴在杯壁后向下弯曲；第三种是卷叶形把，杯把外侧有两片叶子，上叶外卷成为指垫，下叶与杯壁相连形成指鋬，不见于粟特带把杯。
2.纹饰
中国早期金银器纹饰大多采用同期青铜器纹饰。唐代金银器的纹饰，早期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较大，主要是对外来因素进行吸收，然后物化于金银器的装饰。中后期则立足于自身发展创新，逐渐跳脱外来文化的影响。
（1）人物纹
①狩猎纹
狩猎纹主要包括狩猎者和猎物，从出土器来看，唐代金银器上狩猎纹受到外来文化影响较大：一方面，狩猎者的形象与中原人士不同，从其外貌、服饰、姿态等方面可见端倪；另一方面，猎物也非中国本土所产，系通过丝绸之路从西域传入。
何家村窖藏鎏金仕女狩猎纹八瓣银杯，四幅男子狩猎图与四幅仕女游乐图相间排列。第一幅中狩猎人身着袍衫，披长发于身后[10]。此装束的狩猎人在北周粟特人安伽墓所出石刻屏风中出现过，不难看出粟特文化对唐代狩猎纹装饰的影响。 ②伎乐纹
何家村窖藏出土伎乐纹八棱金杯，八棱带把杯的造型多见于粟特银器，把上指垫处为两位脑后相接的胡人头像，是粟特典型风格。纹饰中出现的部分乐器，如琵琶与竖箜篌均非唐朝本土乐器，或经由粟特传来。乐伎的服饰和发式（吹排箫者除外）与粟特宴饮图银盘中的乐伎发式相似。
（2）动物纹
①鹿纹
粟特艺术中，常以花角鹿为主题纹样，装饰在碗、盘类器物内部中央。唐代前期可见有类似粟特鹿纹的花角鹿纹样，如沙坡村窖藏出土的鹿纹十二瓣银碗。此时期的唐代连珠纹锦中的鹿纹，大多为西域风的花角鹿[11]。唐代中后期流行肉芝顶鹿纹，是受到粟特牡鹿纹的影响而本土特色鹿纹；另一方面肉芝顶鹿纹被赋予了长寿之意[12]，并装饰于金银器上。
②狮子纹
狮子非中国本土动物，《后汉书》西域传中记载：“章和元年，（安息国）派遣使者向中原献狮子、符拔”；唐太宗时康居也曾“遣派使者向中原贡献狮子兽，帝王珍惜其来自遥远的西域，路途遥远，因而下令秘书监虞世南为狮子兽作赋”[13]，其中所提及的安息、康居均为粟特民族的城邦，由此佐證狮子纹也可能来自粟特。狮子被看作是粟特祆教的神兽，狮子纹饰的传入，可看作是两种文化宗教信仰上的交流[14]。
唐代金银器上所饰的狮子纹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作为主题纹饰位于器物中央；另一种则是作为狩猎纹的一部分，狮子作为猎物装饰器物。
③翼兽纹
翼兽纹主要指长着双翼的神兽，有别于现实生活中的动物，均被刻意加上了双翼，粟特地区一些主要城市的大厅里绘制的壁画便有翼兽纹。另外，还曾出土有绘有带翼骆驼纹的胡瓶。骆驼对善经商的粟特民族有着重要的意义，带翼骆驼纹不见于中国传统纹饰，应为粟特文化影响下的产物。
（二）服饰
唐三彩粟特胡俑形象、出土壁画胡人像中能反映出粟特服饰的显著特点。
就冠帽而言，粟特人经常佩戴尖顶高帽，粟特地区的撒马尔罕出土公元1—4世纪赤陶男性神像，神像头戴尖帽[15]，在唐朝苏思勖墓壁画《乐舞图》中的胡腾舞者头戴尖顶帽[16]，唐人喜欢佩戴胡帽，形制主要是卷檐虚帽等。
粟特人的典型服饰一般上衣为圆领或者翻领袍服，衣袍之袖窄小，袖口收紧，下着袴，脚蹬靴，部分束腰带或腹部打结。安伽墓屏风绘有一粟特人，头戴帽子，上衣为翻领窄袖的袍服，下身着袴，脚蹬长靴[17]。此种服饰风格比中原地区宽大的汉式服饰轻便实用，胡旋舞的流行，对妇女服饰影响很大，唐朝妇女着胡服者甚多。
西域民族常佩戴蹀躞带，蹀躞下端有环，环上套挂着小带，用来悬挂物件。西域民族为游牧之便，在革带上挂有刀剑等物。唐朝，蹀躞带一度成为文武官员必须佩戴之物以显示地位。开元以后，规定一般官员不再佩戴，但在民间革带简化，仍然流行。
二、唐文化对粟特的影响
（一）葬俗的汉化
1.葬式
韦节《西蕃记》：“国城外别有二百余户，专知丧事。别筑一院，院内养狗，每有人死，即往取尸，置此院内，令狗食之，肉尽收骸骨，埋殡无棺椁。”[18]这一记载描述的是昭武九姓中康国粟特人的葬式。
唐朝粟特信仰祆教，《新唐书·西域上》：“西域诸胡受其法，以饲祆。”[19]祆教即琐罗亚斯德教，认为人的尸体有毒，如果直接将有毒的尸体埋入地下会污染土地，因此粟特人在死后会让狗、飞禽等食其尸肉；同时祆教以火为崇拜对象，认为火是清净、洁白的象征，实行火葬。
粟特葬式虽没有棺椁，但有专用的葬具“盛骨瓮”。《隋书·石国传》：“以王父母烧余之骨，金瓮盛之，置于床上。”[20]盛骨瓮根据身份等级不同分为金、石、土三种材质。粟特本土传统葬式是将火葬与天葬结合，把狗和飞禽吃剩的骨头用火焚烧，最后收入“盛骨瓮”进行掩埋[21]。
目前在中原发现的唐代粟特人墓葬中，都没有出现天葬与火葬，而是使用土葬，并伴有棺椁。比如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史索岩夫妇墓、西安西郊何文哲墓、河北邯郸大名何弘敬墓以及洛阳安菩墓。
安菩墓是通过考古发掘的洛阳唯一一座未经盗扰的粟特人墓葬，墓葬平面整体呈凸字形，由墓道、墓门、甬道和墓室四部分组成，墓门为石质，墓室平面呈长方形[22]，是典型的汉式土洞墓，明显受到唐代中原文化的影响。
2.墓志
墓志铭是中国古代特有丧葬设施，《唐语林》：“长安中争为碑志，若市贾然，大官笼，其门若市，有喧竟构致不由丧家者。”[23]
粟特本土的墓葬中并没有发现墓志，但唐代入华粟特人墓葬出土墓志有近百方，采用符合中原习俗的名和字，记录死者生平，这显然是入华粟特人受到中原文化影响所产生的新事物。
在洛阳龙门安菩墓中出土一方墓志，用楷书刻有“大唐定远将军安君志”[24]，何文哲、何摩诃、史射勿、史索岩等墓葬中均出土有墓志，它们大多数人都在中原久居并入仕，死后墓志上均对其籍贯、官职、生平等有记录。
3.夫妻合葬与聚族而葬
唐代夫妻合葬墓流行，许多久居汉地的粟特夫妇也采用夫妻合葬墓形式，《唐代墓志汇编》记载很多，如安延与妻子刘氏、安师与妻子康氏、安菩与妻子何氏、康坎与妻子曹氏墓等。
入华粟特人也效仿唐代汉地流行的聚族而葬的习俗，即使死在远方，也要埋入祖辈的墓地。如康威墓志记载其夫妇二人住在郑州荥阳，但卒后 “附于先祖父茔定鼎门正北廿五里河南北山，礼也”[25]。家族墓地是中原传统的丧葬习俗，入华粟特人拥有家族墓地，无疑是受到汉文化的影响。
（二）石刻画像图案中的汉文化因素
固原隋唐史氏墓的石刻主要集中在史索岩夫妇墓和史诃耽夫妇墓中，其中二者的石门楣表面均刻有两个朱雀，侧身而立，张开双翼，其间布满卷云纹和缠枝蔓草；在史索岩、史射勿墓志的志盖四周边上刻有“四神”的纹带，其中史射勿的志石沿着顺时针方向刻有十二生肖形象。四神分别是青龙、朱雀、白虎、玄武，代表着东南西北四个方位，是具有吉祥意义的中国传统纹饰；十二生肖最早产生于秦汉时期，出现在王允《论衡·物势篇》中，隋唐发展到繁盛阶段，可以看出汉文化对粟特人的影响之深[26]。 （三）唐朝丝绸对粟特的影响
在丝绸贸易过程中，粟特人在自身织造业的基础之上融入中国丝绸特点，粟特人把丝绸纺织与之前的毛、麻纺织在一起，制作出特色的粟特锦，显著特点是纬线平直，经线加Z向强捻；图案纬向循环；饰以联珠团窠环[27]。
中国传统丝绸为经锦，经线显花，粟特锦模仿汉锦，改为纬线显花，比经线显花的方式简单。在加捻工艺上，中原所用为S捻，粟特锦采用的Z捻。
粟特锦通常采用联珠团窠纹，讲究对称。联珠团窠纹由平排连续的圆形作为基本结构，在每个圆周饰以联珠，中心圆形区域内饰以鸟兽图案。粟特锦的连珠团窠进入中国后，通过模仿融合后，逐渐具有中国特色。新疆出土的现藏于日本法隆寺的四天王狩猎锦，联珠纹内有四大天王身骑翼马，拉弓箭射向狮子。此图样不仅融合了联珠纹、翼马等典型的中亚风格纹饰，同时又采用了平纹织法，体现了唐朝与中亚织锦融合。
粟特织锦在吸收中原技法基础上加以改造，传入中原后受唐朝人喜爱。新疆等地的考古发现证明唐朝曾积极学习这种域外织锦并仿制创新。唐初的窦师纶吸收外来纹样与中原传统纹样相结合创造出新式花纹图样被称为“陵阳公样”，极大丰富了唐代的丝绸文化。可以说，中国丝绸与粟特织锦相辅相成，共同进步，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
三、结语
粟特人从汉代起便往来穿梭于丝绸之路沿线进行贸易活动，足迹遍布四海并对丝绸之路沿线其他各民族产生影响。唐代是粟特人进入中原久居的巅峰时期，这个时期唐与粟特的文化交流达到了高潮。唐朝以开放包容的心态不断吸收借鉴外来文化，成为多元文化汇聚的中心，成为中国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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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同[3]
[5] 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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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辛燕.粟特锦与中国丝绸的交流与融合[J].西部皮革，2018（20）.
作者简介：王琳（2000-），女，山西临汾，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为文物与博物馆学；续囡囡（2000-），女，山西晋城，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为文物与博物馆学；张婕（2000-），女，河南平顶山，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为文物与博物馆学；张梦圆（2000-），女，辽宁庄河，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为文物与博物馆学。
【关键词】唐朝；粟特；金银器；服饰；葬俗；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198（2021）08-178-04
【本文著录格式】王琳，续囡囡，张婕，张梦圆.唐与粟特物质文化的交流与互鉴[J].中国民族博览，2021，04（08）：178-181.
基金项目：1.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淄川公孙墓地发掘报告及相关研究，（批准号18BKG020）；2.辽宁省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唐文化与粟特文化交流研究，（项目编号S202010165020）
唐朝是我国历史上也是当时世界最强盛的国家之一。盛唐时期向其朝贡的国家多达三百余个，唐朝的文化、商品、制度等内容输出到其他国家，异域的文化也影响到唐朝，粟特就是其中之一。
一、粟特文化對唐的影响
粟特文化对唐物质文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金银器、服饰两方面。
（一） 金银器
唐朝金银器种类较多，器形独具特色，深受粟特文化影响。以唐中期为界，中期之前金银器对外来文化吸收多，本土制造的器皿以模仿为主；中期以后，进入了本土化的创新时期，逐渐取代了外来纹饰[1]。现从器形、纹饰与工艺方面，探究粟特文化因素对唐代金银器的影响。
1.器形
（1）胡瓶的仿制
胡瓶，主要形制为带把、椭圆形腹、有圈足的壶形金银器。20世纪70年代，苏联学者马尔萨克将其中圈足较矮粗或没有圈足的一部分胡瓶分割出来，确定为粟特胡瓶[2]。总的来说，粟特胡瓶的特点是矮圈足（少数为圆足），壶身呈椭圆形。有把胡瓶的壶把上端与壶口相连、下端位于壶身中间偏上的位置[3]。这类器物在中亚、西亚非常流行，是粟特民族的日用器。粟特胡瓶的典范是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李家营子墓出土的银质胡瓶。此瓶素面，器身呈扁圆形。腹部最大径接近于底部。圈足较为粗矮，呈喇叭状，上有联珠纹围绕形成装饰。在壶口的把手上端和口沿相连接的地方，有一鎏金的胡人头像，人物形象高鼻深目，“八”字形胡须，短发后梳，显然不是唐朝人形象[4]。
在唐代的金银器、陶俑和壁画中，常出现粟特胡瓶的样式，成为上层阶级普遍使用的器具。为了满足平民百姓的需求，金银质胡瓶的形制也移植到陶瓷器，即凤首壶：它是在粟特胡瓶传入后，中国的陶瓷工匠模仿其器形、纹饰，再结合中国传统纹样完成的。1956年太原市石庄头村发现的唐白釉人首胡瓶，便是一件粟特式注壶，矮圈足、壶把上的人头像等均为典型的粟特特征[5]。
（2）多曲造型的应用
六七世纪时，粟特银器中的碗流行捶揲分瓣的装饰手法，多曲和多瓣的造型被唐朝工匠借鉴并有所创新。
1963年出土于陕西省西安市沙坡村窖藏的鹿纹十二瓣银碗，便是唐代金银器中碗形器的模仿对象之一。该碗最显著的特征是碗壁捶揲出十二个瓣状造型。碗内底中心饰一花角立鹿，口沿下刻有一行粟特铭文，经考证内容为“祖尔万神之奴仆”。根据形制判断制作时间在7世纪前半叶，马尔萨克确认其为粟特输入品。齐东方认为：“这件银碗对于多瓣的采用已经不再是装饰，而是将器物本身的造型变成了多曲状”[6]。曲瓣造型在发展过程中变得浅淡，曲痕逐渐消失，分瓣数量减少，多采用网状桃形瓣，并在其上施以纹饰。在何家村出土的鸳鸯莲瓣纹金碗中已不见水滴形曲瓣，取而代之的是桃形纹路。造型端庄大气，外形圆润，碗壁呈弧形，口沿处微向外倾，底部有圈足，且呈微喇状[7]，可看作是唐代手工艺人的创新之处。
唐代金银盘、碟同碗一样，多曲造型也常出现，只是曲瓣的形状不一。有学者认为花瓣形盒也是受到多曲这一造型因素影响，何家村窖藏出土的鎏金团花纹六曲银盒，其六曲花瓣造型，不难看出与多曲元素的关系[8]。
（3）带把杯的出现及创新
唐代出土金银器中有不少带把杯，不见于唐以前的考古发现，应源于粟特器物。粟特带把杯的共同特征是皆有环形把手，把上有指垫，指垫上是精致的胡人头像，把下有指鋬。唐代的带把杯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粟特直接输入的，另一类则是唐代的工匠仿制粟特风格器物。
何家村窖藏出土的伎乐纹八棱金杯、鎏金伎乐纹八棱银杯、人物忍冬纹金带把杯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齐东方认为是初唐时期粟特匠人制作的仿制品，带有浓厚的粟特风格，但与粟特带把杯有所区别。三件带把杯器形均呈八棱状，圈足底边和各个折棱处均由联珠纹装饰，杯体上部有环形把手，这都是粟特银器风格的影响。三件带把杯皆采用中国传统的铸造方法制作，可谓“中西合璧”[9]。
唐代工匠仿制的金银带把杯中，杯把造型有所创新变化。一种是“6”字形把，指垫部分微微上翘，与环把组合呈“6”字形；第二种是叶芽形把，杯把紧贴在杯壁后向下弯曲；第三种是卷叶形把，杯把外侧有两片叶子，上叶外卷成为指垫，下叶与杯壁相连形成指鋬，不见于粟特带把杯。
2.纹饰
中国早期金银器纹饰大多采用同期青铜器纹饰。唐代金银器的纹饰，早期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较大，主要是对外来因素进行吸收，然后物化于金银器的装饰。中后期则立足于自身发展创新，逐渐跳脱外来文化的影响。
（1）人物纹
①狩猎纹
狩猎纹主要包括狩猎者和猎物，从出土器来看，唐代金银器上狩猎纹受到外来文化影响较大：一方面，狩猎者的形象与中原人士不同，从其外貌、服饰、姿态等方面可见端倪；另一方面，猎物也非中国本土所产，系通过丝绸之路从西域传入。
何家村窖藏鎏金仕女狩猎纹八瓣银杯，四幅男子狩猎图与四幅仕女游乐图相间排列。第一幅中狩猎人身着袍衫，披长发于身后[10]。此装束的狩猎人在北周粟特人安伽墓所出石刻屏风中出现过，不难看出粟特文化对唐代狩猎纹装饰的影响。 ②伎乐纹
何家村窖藏出土伎乐纹八棱金杯，八棱带把杯的造型多见于粟特银器，把上指垫处为两位脑后相接的胡人头像，是粟特典型风格。纹饰中出现的部分乐器，如琵琶与竖箜篌均非唐朝本土乐器，或经由粟特传来。乐伎的服饰和发式（吹排箫者除外）与粟特宴饮图银盘中的乐伎发式相似。
（2）动物纹
①鹿纹
粟特艺术中，常以花角鹿为主题纹样，装饰在碗、盘类器物内部中央。唐代前期可见有类似粟特鹿纹的花角鹿纹样，如沙坡村窖藏出土的鹿纹十二瓣银碗。此时期的唐代连珠纹锦中的鹿纹，大多为西域风的花角鹿[11]。唐代中后期流行肉芝顶鹿纹，是受到粟特牡鹿纹的影响而本土特色鹿纹；另一方面肉芝顶鹿纹被赋予了长寿之意[12]，并装饰于金银器上。
②狮子纹
狮子非中国本土动物，《后汉书》西域传中记载：“章和元年，（安息国）派遣使者向中原献狮子、符拔”；唐太宗时康居也曾“遣派使者向中原贡献狮子兽，帝王珍惜其来自遥远的西域，路途遥远，因而下令秘书监虞世南为狮子兽作赋”[13]，其中所提及的安息、康居均为粟特民族的城邦，由此佐證狮子纹也可能来自粟特。狮子被看作是粟特祆教的神兽，狮子纹饰的传入，可看作是两种文化宗教信仰上的交流[14]。
唐代金银器上所饰的狮子纹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作为主题纹饰位于器物中央；另一种则是作为狩猎纹的一部分，狮子作为猎物装饰器物。
③翼兽纹
翼兽纹主要指长着双翼的神兽，有别于现实生活中的动物，均被刻意加上了双翼，粟特地区一些主要城市的大厅里绘制的壁画便有翼兽纹。另外，还曾出土有绘有带翼骆驼纹的胡瓶。骆驼对善经商的粟特民族有着重要的意义，带翼骆驼纹不见于中国传统纹饰，应为粟特文化影响下的产物。
（二）服饰
唐三彩粟特胡俑形象、出土壁画胡人像中能反映出粟特服饰的显著特点。
就冠帽而言，粟特人经常佩戴尖顶高帽，粟特地区的撒马尔罕出土公元1—4世纪赤陶男性神像，神像头戴尖帽[15]，在唐朝苏思勖墓壁画《乐舞图》中的胡腾舞者头戴尖顶帽[16]，唐人喜欢佩戴胡帽，形制主要是卷檐虚帽等。
粟特人的典型服饰一般上衣为圆领或者翻领袍服，衣袍之袖窄小，袖口收紧，下着袴，脚蹬靴，部分束腰带或腹部打结。安伽墓屏风绘有一粟特人，头戴帽子，上衣为翻领窄袖的袍服，下身着袴，脚蹬长靴[17]。此种服饰风格比中原地区宽大的汉式服饰轻便实用，胡旋舞的流行，对妇女服饰影响很大，唐朝妇女着胡服者甚多。
西域民族常佩戴蹀躞带，蹀躞下端有环，环上套挂着小带，用来悬挂物件。西域民族为游牧之便，在革带上挂有刀剑等物。唐朝，蹀躞带一度成为文武官员必须佩戴之物以显示地位。开元以后，规定一般官员不再佩戴，但在民间革带简化，仍然流行。
二、唐文化对粟特的影响
（一）葬俗的汉化
1.葬式
韦节《西蕃记》：“国城外别有二百余户，专知丧事。别筑一院，院内养狗，每有人死，即往取尸，置此院内，令狗食之，肉尽收骸骨，埋殡无棺椁。”[18]这一记载描述的是昭武九姓中康国粟特人的葬式。
唐朝粟特信仰祆教，《新唐书·西域上》：“西域诸胡受其法，以饲祆。”[19]祆教即琐罗亚斯德教，认为人的尸体有毒，如果直接将有毒的尸体埋入地下会污染土地，因此粟特人在死后会让狗、飞禽等食其尸肉；同时祆教以火为崇拜对象，认为火是清净、洁白的象征，实行火葬。
粟特葬式虽没有棺椁，但有专用的葬具“盛骨瓮”。《隋书·石国传》：“以王父母烧余之骨，金瓮盛之，置于床上。”[20]盛骨瓮根据身份等级不同分为金、石、土三种材质。粟特本土传统葬式是将火葬与天葬结合，把狗和飞禽吃剩的骨头用火焚烧，最后收入“盛骨瓮”进行掩埋[21]。
目前在中原发现的唐代粟特人墓葬中，都没有出现天葬与火葬，而是使用土葬，并伴有棺椁。比如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史索岩夫妇墓、西安西郊何文哲墓、河北邯郸大名何弘敬墓以及洛阳安菩墓。
安菩墓是通过考古发掘的洛阳唯一一座未经盗扰的粟特人墓葬，墓葬平面整体呈凸字形，由墓道、墓门、甬道和墓室四部分组成，墓门为石质，墓室平面呈长方形[22]，是典型的汉式土洞墓，明显受到唐代中原文化的影响。
2.墓志
墓志铭是中国古代特有丧葬设施，《唐语林》：“长安中争为碑志，若市贾然，大官笼，其门若市，有喧竟构致不由丧家者。”[23]
粟特本土的墓葬中并没有发现墓志，但唐代入华粟特人墓葬出土墓志有近百方，采用符合中原习俗的名和字，记录死者生平，这显然是入华粟特人受到中原文化影响所产生的新事物。
在洛阳龙门安菩墓中出土一方墓志，用楷书刻有“大唐定远将军安君志”[24]，何文哲、何摩诃、史射勿、史索岩等墓葬中均出土有墓志，它们大多数人都在中原久居并入仕，死后墓志上均对其籍贯、官职、生平等有记录。
3.夫妻合葬与聚族而葬
唐代夫妻合葬墓流行，许多久居汉地的粟特夫妇也采用夫妻合葬墓形式，《唐代墓志汇编》记载很多，如安延与妻子刘氏、安师与妻子康氏、安菩与妻子何氏、康坎与妻子曹氏墓等。
入华粟特人也效仿唐代汉地流行的聚族而葬的习俗，即使死在远方，也要埋入祖辈的墓地。如康威墓志记载其夫妇二人住在郑州荥阳，但卒后 “附于先祖父茔定鼎门正北廿五里河南北山，礼也”[25]。家族墓地是中原传统的丧葬习俗，入华粟特人拥有家族墓地，无疑是受到汉文化的影响。
（二）石刻画像图案中的汉文化因素
固原隋唐史氏墓的石刻主要集中在史索岩夫妇墓和史诃耽夫妇墓中，其中二者的石门楣表面均刻有两个朱雀，侧身而立，张开双翼，其间布满卷云纹和缠枝蔓草；在史索岩、史射勿墓志的志盖四周边上刻有“四神”的纹带，其中史射勿的志石沿着顺时针方向刻有十二生肖形象。四神分别是青龙、朱雀、白虎、玄武，代表着东南西北四个方位，是具有吉祥意义的中国传统纹饰；十二生肖最早产生于秦汉时期，出现在王允《论衡·物势篇》中，隋唐发展到繁盛阶段，可以看出汉文化对粟特人的影响之深[26]。 （三）唐朝丝绸对粟特的影响
在丝绸贸易过程中，粟特人在自身织造业的基础之上融入中国丝绸特点，粟特人把丝绸纺织与之前的毛、麻纺织在一起，制作出特色的粟特锦，显著特点是纬线平直，经线加Z向强捻；图案纬向循环；饰以联珠团窠环[27]。
中国传统丝绸为经锦，经线显花，粟特锦模仿汉锦，改为纬线显花，比经线显花的方式简单。在加捻工艺上，中原所用为S捻，粟特锦采用的Z捻。
粟特锦通常采用联珠团窠纹，讲究对称。联珠团窠纹由平排连续的圆形作为基本结构，在每个圆周饰以联珠，中心圆形区域内饰以鸟兽图案。粟特锦的连珠团窠进入中国后，通过模仿融合后，逐渐具有中国特色。新疆出土的现藏于日本法隆寺的四天王狩猎锦，联珠纹内有四大天王身骑翼马，拉弓箭射向狮子。此图样不仅融合了联珠纹、翼马等典型的中亚风格纹饰，同时又采用了平纹织法，体现了唐朝与中亚织锦融合。
粟特织锦在吸收中原技法基础上加以改造，传入中原后受唐朝人喜爱。新疆等地的考古发现证明唐朝曾积极学习这种域外织锦并仿制创新。唐初的窦师纶吸收外来纹样与中原传统纹样相结合创造出新式花纹图样被称为“陵阳公样”，极大丰富了唐代的丝绸文化。可以说，中国丝绸与粟特织锦相辅相成，共同进步，形成独特的艺术风格。
三、结语
粟特人从汉代起便往来穿梭于丝绸之路沿线进行贸易活动，足迹遍布四海并对丝绸之路沿线其他各民族产生影响。唐代是粟特人进入中原久居的巅峰时期，这个时期唐与粟特的文化交流达到了高潮。唐朝以开放包容的心态不断吸收借鉴外来文化，成为多元文化汇聚的中心，成为中国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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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王琳（2000-），女，山西临汾，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为文物与博物馆学；续囡囡（2000-），女，山西晋城，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为文物与博物馆学；张婕（2000-），女，河南平顶山，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为文物与博物馆学；张梦圆（2000-），女，辽宁庄河，本科在读，研究方向为文物与博物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