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第一个受邀在国际上讲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家，蒙牛集团董事长牛根生在哈佛大学演讲之后，有着太多的全新感悟……
　　
　　2008年3月9日，我受邀在哈佛大学就企业社会责任发表演讲。
　　据说，我是“中国第一个受邀在国际上讲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家”。为什么是第一个呢？我的分析是，中国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历史太短。反之，我的这个“第一个”，标志着中国企业至少在这一个领域的国际舞台上话语权的强势崛起。
　　
　　与自己较劲而非与人斗争
　　
　　哈佛大学的传奇，从源头上讲可以说是哈佛先生所捐财富催生出的灿烂奇葩。哈佛大学的毕业生中，有6位曾当选过美国总统，约翰·亚当斯、约翰·昆西·亚当斯、拉瑟福德·海斯、西奥多·罗斯福、富兰克林·罗斯福和约翰·肯尼迪，哈佛大学的教授团中，共产生了34名诺贝尔奖得主。
　　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经济与文化就是这样循环渐进的。
　　不管是被迫，还是主动，当我们“与别人较劲”的时候，收获的是零和游戏。当我们“与自己较劲”的时候，你赢我赢，没有输家。
　　20世纪的中国，我把前半叶看作负数，后半叶看作正数。战争，人死物伤是减法；和平，国泰民安是加法。
　　最近60年，我把前30年看作虚数，后30年看作实数。前30年有斗争，“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外斗修帝主义，内斗地富反坏，直斗得天昏地暗、是非难辨，生产力的创造自然也就退居“二线”了。后30年虽有竞争却没斗争，人的主观能动性得到空前解放，我们成为全世界最为耀眼的一个“增长极”！
　　下一个30年，竞争与合作的关系怎么处理？“和谐”就是硬道理。
　　
　　先富的累赘与后富的便利
　　
　　在哈佛大学接受提问的时候，我得出一个结论：先富有先富的累赘，后富有后富的便利。西方人过去购买过的东西，像房子和贵重物品，现在就不需要购买了。而我们中国人过去没买过这些东西，所以现在购买力就旺盛。
　　西方人富了，富有富的副作用，食利阶层逐步扩大，许多人是在“用钱挣钱”，那种为工作“殚精竭虑，废寝忘食”的“原始图景”在他们的生活中渐行渐远。但我们没有钱，我们还得艰苦创业，我们还得把自己的脑力和体力挖掘到最大化，“别人睡觉的时候，我们得走着”，这正是我们可以后来居上的理由。
　　众所周知，新建企业的设备一般总是比先建企业的设备要前卫一些，而先建企业又不可能一夜之间把所有的旧设备统统扔进垃圾场。后发国家与先发国家之间也往往面临着同样的际遇，这也是后来居上的理由。
　　我们中国创业者最大的幸福，就是坐拥全世界最大的市场。而且，你对这个市场的脉搏最有可能把握得最准。
　　所以，当你做成了中国第一，就有机会成为世界第一。
　　
　　行为标准与动机标准
　　
　　在哈佛打嘴仗，有提问者说美国公司“如何如何负责”，中国公司“如何如何不负责”。我说，当中国古人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时，你们还没建国呢！
　　关于这个问题，我和公司管理层有过多次讨论，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衡量一个企业是否履行社会责任，宜用“行为标准”，而不宜用“动机标准”。
　　不管跨国企业，还是中国公司，只要你做了好事就行，我们最好不要过分琢磨它背后隐藏的动机。因为探讨动机没有意义，因为同样一件事你可以推测出一万个不同的动机，孰是孰非？其次，如果做了公益有收益，那叫“好人得好报”。如果做了公益的人和不做公益的人统统获得一样的回报，就等于好人不得好报。好人得好报，天公地道，难道好人不得好报，你才高兴？并且，做公益也要讲可持续发展，如果只有公益没有收益只出不入，那就无法形成良性循环，只能进行单向性乃至一次性的“断头公益”。而只有形成“公益——收益——公益”的良性循环、永续循环，才能完成可持续发展的“千头公益”、“万头公益”。
　　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上，存在“公益背后有收益”与“公益背后无收益”之分，也存在“有限公益”与“循环公益”之别。
　　因此，讨论跨国公司与中国公司谁更“善”，答案不重要，只有一样东西最重要，那就是中国人的责任与自信！■
　　[编辑 龙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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