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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曹七巧和顾曼璐的悲剧具有相似性。她们以青春年华为代价换取了一个绑住自己一生的金钱婚姻。她们不但在婚姻中因不平等地位遭受歧视、羞辱，而且在自己亲人中也常常不能获得同情和理解。长期的压抑生活终于让二人人性扭曲，摧毁他人幸福的同时彻底毁灭了自己的一生。二人的悲剧反映出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女性生存的非自主性，而曹七巧和顾曼璐因缺乏对自己悲剧根源的清醒认识，最终也沦为男权社会的帮凶，为男权文化推波助澜。
关键词：张爱玲；曹七巧；顾曼璐；女性悲剧；男权文化。
张爱玲善于刻画女人，曹七巧、顾曼璐同为张爱玲著名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在张爱玲笔下，描写了两位女性可怜又可悲的一生。曹七巧、顾曼璐一方面为传统婚姻、金钱社会的牺牲品；另一方面，二人又因为对自身的悲剧根源缺乏认识，她们的反抗转为一种对社会、对亲人的毁灭和报复，让发生在她们身上的悲剧在他人身上继续延续。金钱婚姻对女性酿成的悲剧在张爱玲笔下反复出现，曹七巧、顾曼璐是这类悲剧女性形象中的代表，可以看出张爱玲对封建伦理、传统婚姻以及金钱社会的批判。本文从三个方面对这两个女性想象进行比较分析：一是概述二人苦涩的金钱婚姻；二是分析二人由于金钱婚姻引起的亲人疏离、人性畸形；三是揭示造成这类女性悲剧的根源。
一、金钱婚姻：锁住的青春年华
曹七巧、顾曼璐二人因为家庭贫寒，需要以婚姻为交换方式换取家庭的某种利益，直接导致的是婚姻自主权的被剥夺，青春、爱情均在这金钱婚姻中葬送。这种交换的婚姻因带有明显的功利性，注定了女性婚姻生活地位的不平等，导致她们婚姻生活的悲剧。
（一）悲剧婚姻的根源：家庭困窘的逼迫
曹七巧是麻油店人家出身的下级阶层的女子，哥嫂出于豪门姜家的丰厚财礼和作为大户人家的虚荣心，把七巧嫁给了姜家患骨痨长期瘫痪在床将死的二少爷。自此，曹七巧的人生便被套上了"金锁"，锁住了她一生的年华，对美好婚姻的憧憬就这样被"一堆腻滞的死去的肉体"所代替。顾曼璐因为家境贫寒，她又是顾家长女，她靠做舞女养活一家人，供弟妹上学。如果说舞女生涯是顾曼璐悲剧的开始，婚姻就是顾曼璐的第二次悲剧。同样地，曼璐的婚姻也并不是自主婚姻。张爱玲在曼璐结婚之前，细致描写了一段母女间的对话。因母亲催促她结婚，曼璐道："他们都大了，用不着我了，就嫌我丢脸了是不是？所以又想我嫁人！这时候叫我嫁人，叫我嫁给谁呢？"[1]P18一句话道出曼璐结婚的真实心理，这次婚姻多少带着一些无奈。
（二） 婚后的悲凉生活：金钱婚姻中的不平等地位
曹七巧的出身，使她难免叔伯、妯娌之间的鄙夷，连下人都瞧不起她。曹七巧在姜家没有尊严，没有地位，从未体味到人生的乐趣，从未偿到人间的一点温情，在内心的欲望受到长期压抑情况下，无时无刻不伴随着孤独与空虚。在姜家，曹七巧所做的诸多努力都是希望可以巩固她在姜家的地位。起初，为了提升她在姜家的地位，她主动使自己怀孕，希望以子嗣提升并巩固她在姜家的地位。否则丈夫死后，她将如何在传统大家庭中立稳脚跟？毕竟她是姜老太太一时心软，才将她扶的，倘若膝下无子，恐怕会危及她在姜家的身份与地位。曹七巧以十年的青春，熬死了丈夫，熬死了婆婆，在分家大典上不惜撒泼耍横，分得一大笔遗产。这黄金是用青春的欢乐作为惨重的抵押品的，并且在她今后的生活中也无法摆脱这个枷锁。
顾曼璐草率结婚，婚后双方金钱方面的不平等随之引发的是地位的不等。而祝鸿才得知曼璐不能生育之后，更心生厌弃之心，整日在外寻欢作乐。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曼璐先是将原先辞退的女佣阿宝重新找了回来，因为觉得"身边有阿宝这样一个人也好，或者可以拉得住祝鸿才。"[1]P85这个计划落空后，又寄希望于祝鸿才前妻的女儿招弟，觉得"只要把她笼络好了，这孩子也可以成为一个感情的桥梁，祝鸿才虽然薄情，父女之情总有的。"[1]P90
（三） 纯真爱情的葬送
曹七巧和顾曼璐二人的悲剧，不仅仅是不幸的婚姻生活，同时还有纯真爱情的葬送。曹七巧早早嫁入姜家，在婚姻生后中品尝不到一点爱情，而她唯一一个可以产生爱情念头的人，便是姜季泽。但姜家是大户人家，若不是二儿子得了软骨病，瘫痪在床，曹七巧本是不可能嫁过来的，最多不过是做姨奶奶。这种情况下，纵使有爱情也不能见光，只能埋于心底。顾曼璐原本和张豫瑾订了儿时之亲，后来因为作了舞女，婚事也就作罢。但年少时的美好爱情还是给曼璐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她甚至期待张豫瑾也能如她一样，对往事充满留恋，直到张豫瑾坦言那段记忆已经变得可笑，曾经的爱情已经埋葬在回忆的废墟之中，连回忆也无法触碰了。
二、悲剧的蔓延：疏离的亲人关系
亲人的不理解甚至是嫌弃加剧了她么生活中的孤独和苦闷。曹七巧和顾曼桢都是父权社会的受害者。但她们的这种悲剧却不被家人理解，反而遭到了亲人嫌弃。长期压抑的婚姻生活、缺乏亲人的理解和关爱，让两人心理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扭曲，将自己的不幸继续在亲人身上延续，亲手摧毁了他人的幸福生活。
（一）亲人的嫌弃：压抑的生活不被亲人理解
曹七巧的一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年轻时，哥嫂因为钱的缘故把她嫁给了残废的丈夫，来到婆家后她又受尽了上下人等的冷落与白眼。但在她哥嫂眼中，依然反复惦记着的是她在姜家的出头之日，而面对曹七巧的发泄般的斥责，只让他们觉得她比没出嫁的时候更疯疯傻傻。然后在哥嫂临走时，曹七巧又给哥嫂送了大把的东西，可见，虽然不被亲人所理解，亲情在曹七巧心中还是重要位置。
因为顾曼璐的舞女身份，曼桢虽对姐姐充满同情，但也一度羞于带朋友回家。而母亲催促她结婚，也被她认为是家人嫌她丢脸，想让她早点嫁出去。作品中曼璐几次看似满不在乎地回嘴，实则是对于未来生活失去信心，对亲人隐约流露的嫌弃之情的虑感与恐惧感。
（二）扭曲的人性：魔爪伸向亲人，将不幸延伸
婚姻生活的不幸，让曹七巧和顾曼璐的精神生活极度空虚与绝望，她们厌恶着别人的幸福，希望可以死死抓住一些实实在在的物质，她们因此不惜把魔爪伸向自己最亲近的人，毁灭了别人的幸福，却无法挽救了依然是她们自己的悲剧人生。
曹七巧用黄金枷锁锁住了自己的一生，同时也锁住了她的儿女的幸福。自己的情欲得不到满足，儿女的婚姻幸福在她看来便成了对她的无情嘲讽。为了满足自己的病态心理，她不惜让儿女成为自己的殉葬品。她轻描淡写地向三十岁女儿的最佳求婚者暗示女儿吸食鸦片的情节，让读者触目惊心。"她那平扁而尖利的喉咙四面割着人像剃刀片。"那剃刀片，不仅割伤了女儿长安，也生生地割裂了母女亲情。
而顾曼璐因豫瑾的冷淡迁怒于曼桢，觉得自己曾经憧憬的一切完全被曼桢所替代。另一方面，她又急于拴住对她日渐冷落的祝鸿才的心。因此，不惜做了祝鸿才的帮凶，用极其蛮横的手段囚禁曼桢，将曼桢的幸福硬生生毁灭，一手酿造了曼桢半生的苦难生活。
这两位女性都是从"向往美好生活"变成了"嫉妒、破坏美好生活"从一个"受虐者"变成了一个"施虐者"。她们的人性被父权社会逐渐扭曲，但依然不能清醒地认识自己悲剧的根源，反而将斗争变成了一种扭曲的报复，上演了一幕幕绵绵不绝、苍凉无限的悲剧故事。
三、父权社会中对女性意识的戕杀与扭曲
女性婚姻自主权的受限、因生育问题遭到嫌弃，归根到底都是男权社会中女性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悲剧，是生活不能自主的悲剧。曹七巧与顾曼璐二人一方面是父权社会的牺牲品，生活苦闷；另一方面，她们却又找不到改变生活现状的方式，只能适应男权社会的生存法则以改变自身境况。由于对自身的悲剧缺乏明确清醒的认识，她们成了父权社会的帮凶，用她们已经扭曲的心灵，让自己的悲剧在更多女性身上延续。
（一）男权社会：引发女性婚姻悲剧的根源
曹七巧和顾曼璐的婚姻悲剧揭示了在强大的父权社会中，女性生存的非自主性，女性在某种程度上被"环境"所奴役，将原本纯真善良的人性扭曲成丑陋的"动物性"。
父权制社会中，"女人的处境是，她这个像大家一样既自由又自主的人，仍然发现自己生活在男人强迫她接受他者地位的世界当中"。[2]P309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男权社会里，女性的生存状态无不受到男权文化的制约。作为一个从未停止过对女性命运思考的作家张爱玲，她真正了解女性在现代社会的生存处境，"女人所处的环境，所受压力，有旧家族内的冷漠眼光，有命运的拨弄，更有来自女性自身的精神重负"。[3]P101曹七巧和顾曼璐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以青春年华为代价换取了一幅沉重的婚姻枷锁，终日忍受着因不平等地位所带来的鄙夷和羞辱，二人的婚姻悲剧揭示出了父权社会的残酷本质。
（二） 悲剧蔓延：女性成为父权社会的代言人
曹七巧和顾曼璐二人既是父权社会的受害者，也是父权社会的"说客"和帮凶。在父权社会的伤害下，她们失去了自我，失去了人性，并且产生了一种变态的人生观。于是，悲剧没有结束，仍在延续。因为自己的婚姻不幸，所以进行了反抗，但二人已经扭曲的心灵只能以毁灭别人幸福的方式来进行反抗。
曹七巧和顾曼璐因婚姻认识到了金钱世界的残酷， 强烈的"生存本能"在"生存哲学"的鼓动下， 以一个孤独无助的"抗争者"身份默认了那扼杀人性的" 生存逻辑"。在现有秩序的胁迫下，被复制成了现存秩序的"同路人"以一个受害人和害人者的双重身份举起扼杀人性的"屠刀"肆意地发泄着生命的本能，"捍卫"自己的同时扭曲了原本善良纯真的本性， 成了父权社会的"代言人"、"说客"。[4]P11最终让自己的悲剧在更多女性身上不断复制、重演。
参考文献：
[1]张爱玲全集（上）[M]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2月。
[2](法)西蒙?誗德?誗波伏娃.第二性[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3] 钱理群：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4] 元程：《半生缘》中顾曼璐形象的女性主义解读. 文教资料.2008年7月号上旬刊。
关键词：张爱玲；曹七巧；顾曼璐；女性悲剧；男权文化。
张爱玲善于刻画女人，曹七巧、顾曼璐同为张爱玲著名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在张爱玲笔下，描写了两位女性可怜又可悲的一生。曹七巧、顾曼璐一方面为传统婚姻、金钱社会的牺牲品；另一方面，二人又因为对自身的悲剧根源缺乏认识，她们的反抗转为一种对社会、对亲人的毁灭和报复，让发生在她们身上的悲剧在他人身上继续延续。金钱婚姻对女性酿成的悲剧在张爱玲笔下反复出现，曹七巧、顾曼璐是这类悲剧女性形象中的代表，可以看出张爱玲对封建伦理、传统婚姻以及金钱社会的批判。本文从三个方面对这两个女性想象进行比较分析：一是概述二人苦涩的金钱婚姻；二是分析二人由于金钱婚姻引起的亲人疏离、人性畸形；三是揭示造成这类女性悲剧的根源。
一、金钱婚姻：锁住的青春年华
曹七巧、顾曼璐二人因为家庭贫寒，需要以婚姻为交换方式换取家庭的某种利益，直接导致的是婚姻自主权的被剥夺，青春、爱情均在这金钱婚姻中葬送。这种交换的婚姻因带有明显的功利性，注定了女性婚姻生活地位的不平等，导致她们婚姻生活的悲剧。
（一）悲剧婚姻的根源：家庭困窘的逼迫
曹七巧是麻油店人家出身的下级阶层的女子，哥嫂出于豪门姜家的丰厚财礼和作为大户人家的虚荣心，把七巧嫁给了姜家患骨痨长期瘫痪在床将死的二少爷。自此，曹七巧的人生便被套上了"金锁"，锁住了她一生的年华，对美好婚姻的憧憬就这样被"一堆腻滞的死去的肉体"所代替。顾曼璐因为家境贫寒，她又是顾家长女，她靠做舞女养活一家人，供弟妹上学。如果说舞女生涯是顾曼璐悲剧的开始，婚姻就是顾曼璐的第二次悲剧。同样地，曼璐的婚姻也并不是自主婚姻。张爱玲在曼璐结婚之前，细致描写了一段母女间的对话。因母亲催促她结婚，曼璐道："他们都大了，用不着我了，就嫌我丢脸了是不是？所以又想我嫁人！这时候叫我嫁人，叫我嫁给谁呢？"[1]P18一句话道出曼璐结婚的真实心理，这次婚姻多少带着一些无奈。
（二） 婚后的悲凉生活：金钱婚姻中的不平等地位
曹七巧的出身，使她难免叔伯、妯娌之间的鄙夷，连下人都瞧不起她。曹七巧在姜家没有尊严，没有地位，从未体味到人生的乐趣，从未偿到人间的一点温情，在内心的欲望受到长期压抑情况下，无时无刻不伴随着孤独与空虚。在姜家，曹七巧所做的诸多努力都是希望可以巩固她在姜家的地位。起初，为了提升她在姜家的地位，她主动使自己怀孕，希望以子嗣提升并巩固她在姜家的地位。否则丈夫死后，她将如何在传统大家庭中立稳脚跟？毕竟她是姜老太太一时心软，才将她扶的，倘若膝下无子，恐怕会危及她在姜家的身份与地位。曹七巧以十年的青春，熬死了丈夫，熬死了婆婆，在分家大典上不惜撒泼耍横，分得一大笔遗产。这黄金是用青春的欢乐作为惨重的抵押品的，并且在她今后的生活中也无法摆脱这个枷锁。
顾曼璐草率结婚，婚后双方金钱方面的不平等随之引发的是地位的不等。而祝鸿才得知曼璐不能生育之后，更心生厌弃之心，整日在外寻欢作乐。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曼璐先是将原先辞退的女佣阿宝重新找了回来，因为觉得"身边有阿宝这样一个人也好，或者可以拉得住祝鸿才。"[1]P85这个计划落空后，又寄希望于祝鸿才前妻的女儿招弟，觉得"只要把她笼络好了，这孩子也可以成为一个感情的桥梁，祝鸿才虽然薄情，父女之情总有的。"[1]P90
（三） 纯真爱情的葬送
曹七巧和顾曼璐二人的悲剧，不仅仅是不幸的婚姻生活，同时还有纯真爱情的葬送。曹七巧早早嫁入姜家，在婚姻生后中品尝不到一点爱情，而她唯一一个可以产生爱情念头的人，便是姜季泽。但姜家是大户人家，若不是二儿子得了软骨病，瘫痪在床，曹七巧本是不可能嫁过来的，最多不过是做姨奶奶。这种情况下，纵使有爱情也不能见光，只能埋于心底。顾曼璐原本和张豫瑾订了儿时之亲，后来因为作了舞女，婚事也就作罢。但年少时的美好爱情还是给曼璐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她甚至期待张豫瑾也能如她一样，对往事充满留恋，直到张豫瑾坦言那段记忆已经变得可笑，曾经的爱情已经埋葬在回忆的废墟之中，连回忆也无法触碰了。
二、悲剧的蔓延：疏离的亲人关系
亲人的不理解甚至是嫌弃加剧了她么生活中的孤独和苦闷。曹七巧和顾曼桢都是父权社会的受害者。但她们的这种悲剧却不被家人理解，反而遭到了亲人嫌弃。长期压抑的婚姻生活、缺乏亲人的理解和关爱，让两人心理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扭曲，将自己的不幸继续在亲人身上延续，亲手摧毁了他人的幸福生活。
（一）亲人的嫌弃：压抑的生活不被亲人理解
曹七巧的一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年轻时，哥嫂因为钱的缘故把她嫁给了残废的丈夫，来到婆家后她又受尽了上下人等的冷落与白眼。但在她哥嫂眼中，依然反复惦记着的是她在姜家的出头之日，而面对曹七巧的发泄般的斥责，只让他们觉得她比没出嫁的时候更疯疯傻傻。然后在哥嫂临走时，曹七巧又给哥嫂送了大把的东西，可见，虽然不被亲人所理解，亲情在曹七巧心中还是重要位置。
因为顾曼璐的舞女身份，曼桢虽对姐姐充满同情，但也一度羞于带朋友回家。而母亲催促她结婚，也被她认为是家人嫌她丢脸，想让她早点嫁出去。作品中曼璐几次看似满不在乎地回嘴，实则是对于未来生活失去信心，对亲人隐约流露的嫌弃之情的虑感与恐惧感。
（二）扭曲的人性：魔爪伸向亲人，将不幸延伸
婚姻生活的不幸，让曹七巧和顾曼璐的精神生活极度空虚与绝望，她们厌恶着别人的幸福，希望可以死死抓住一些实实在在的物质，她们因此不惜把魔爪伸向自己最亲近的人，毁灭了别人的幸福，却无法挽救了依然是她们自己的悲剧人生。
曹七巧用黄金枷锁锁住了自己的一生，同时也锁住了她的儿女的幸福。自己的情欲得不到满足，儿女的婚姻幸福在她看来便成了对她的无情嘲讽。为了满足自己的病态心理，她不惜让儿女成为自己的殉葬品。她轻描淡写地向三十岁女儿的最佳求婚者暗示女儿吸食鸦片的情节，让读者触目惊心。"她那平扁而尖利的喉咙四面割着人像剃刀片。"那剃刀片，不仅割伤了女儿长安，也生生地割裂了母女亲情。
而顾曼璐因豫瑾的冷淡迁怒于曼桢，觉得自己曾经憧憬的一切完全被曼桢所替代。另一方面，她又急于拴住对她日渐冷落的祝鸿才的心。因此，不惜做了祝鸿才的帮凶，用极其蛮横的手段囚禁曼桢，将曼桢的幸福硬生生毁灭，一手酿造了曼桢半生的苦难生活。
这两位女性都是从"向往美好生活"变成了"嫉妒、破坏美好生活"从一个"受虐者"变成了一个"施虐者"。她们的人性被父权社会逐渐扭曲，但依然不能清醒地认识自己悲剧的根源，反而将斗争变成了一种扭曲的报复，上演了一幕幕绵绵不绝、苍凉无限的悲剧故事。
三、父权社会中对女性意识的戕杀与扭曲
女性婚姻自主权的受限、因生育问题遭到嫌弃，归根到底都是男权社会中女性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悲剧，是生活不能自主的悲剧。曹七巧与顾曼璐二人一方面是父权社会的牺牲品，生活苦闷；另一方面，她们却又找不到改变生活现状的方式，只能适应男权社会的生存法则以改变自身境况。由于对自身的悲剧缺乏明确清醒的认识，她们成了父权社会的帮凶，用她们已经扭曲的心灵，让自己的悲剧在更多女性身上延续。
（一）男权社会：引发女性婚姻悲剧的根源
曹七巧和顾曼璐的婚姻悲剧揭示了在强大的父权社会中，女性生存的非自主性，女性在某种程度上被"环境"所奴役，将原本纯真善良的人性扭曲成丑陋的"动物性"。
父权制社会中，"女人的处境是，她这个像大家一样既自由又自主的人，仍然发现自己生活在男人强迫她接受他者地位的世界当中"。[2]P309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男权社会里，女性的生存状态无不受到男权文化的制约。作为一个从未停止过对女性命运思考的作家张爱玲，她真正了解女性在现代社会的生存处境，"女人所处的环境，所受压力，有旧家族内的冷漠眼光，有命运的拨弄，更有来自女性自身的精神重负"。[3]P101曹七巧和顾曼璐在这样的生存环境中，以青春年华为代价换取了一幅沉重的婚姻枷锁，终日忍受着因不平等地位所带来的鄙夷和羞辱，二人的婚姻悲剧揭示出了父权社会的残酷本质。
（二） 悲剧蔓延：女性成为父权社会的代言人
曹七巧和顾曼璐二人既是父权社会的受害者，也是父权社会的"说客"和帮凶。在父权社会的伤害下，她们失去了自我，失去了人性，并且产生了一种变态的人生观。于是，悲剧没有结束，仍在延续。因为自己的婚姻不幸，所以进行了反抗，但二人已经扭曲的心灵只能以毁灭别人幸福的方式来进行反抗。
曹七巧和顾曼璐因婚姻认识到了金钱世界的残酷， 强烈的"生存本能"在"生存哲学"的鼓动下， 以一个孤独无助的"抗争者"身份默认了那扼杀人性的" 生存逻辑"。在现有秩序的胁迫下，被复制成了现存秩序的"同路人"以一个受害人和害人者的双重身份举起扼杀人性的"屠刀"肆意地发泄着生命的本能，"捍卫"自己的同时扭曲了原本善良纯真的本性， 成了父权社会的"代言人"、"说客"。[4]P11最终让自己的悲剧在更多女性身上不断复制、重演。
参考文献：
[1]张爱玲全集（上）[M]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2月。
[2](法)西蒙?誗德?誗波伏娃.第二性[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
[3] 钱理群：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4] 元程：《半生缘》中顾曼璐形象的女性主义解读. 文教资料.2008年7月号上旬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