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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放下座机电话，李春元的手机又响起来。除了一些工作上的事务，打来电话的都是各地的媒体记者。作为河北省廊坊市环保局副局长，李春元最近火了，因为他写了一部名为《霾来了》的小说。关于该书的报道在网上的阅读量已超过6000万次。
此前，他甚至还被网友调侃过，说他是“拌菜局长”，“廊坊治霾，环保局李春元号召群众少吃炒菜，多吃拌菜。”
如今，他自己坐在办公室笑道，“是个误会，这话不是我说的。当时被网友们传言是我说的。”崔永元还批评了“炒菜与拌菜”这事，但今年2月，他又邀请了李春元去做了一期节目，并推荐《霾来了》这本书。
就像李春元在《霾来了》书中所写的一样，作为地方一线环保工作者，确实会经历各种“博弈”，他概括为“上顶下压”。比如曾经市里一个领导的朋友要来廊坊投资一个有辐射危险的项目，地都批好了，磨了半年，在审批上，他硬是没让这个项目进来。而在书中，他设定了环保局长因为不肯批准污染项目被县长责难的桥段。
说到这一段时，他接到一个电话，是一家企业想来廊坊，其生产涉及到污染排放问题。“我就告诉他按照正规程序去走，别直接来找我”。李春元念叨。还有一个电话是一家小企业因为污染排放而受到罚款，找李春元说情，李春元告诉对方，“老老实实去交罚款才是最好的选择。”
现实有时比小说更为复杂。他承认小说更偏实用性而非文学性，“实话实说，我也没专业作家的水平，咱们只是宣传治理雾霾，要这本书怎样更好地发挥正能量。”李春元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春元啊，你的小说火了，给廊坊争了不少光啊。问题抓得很准，善意的批评也是对政府和官员的帮助。”李春元坐在办公室里模仿着市长跟他说的话。从环保系统到政府机关，大伙都知道李春元写了《霾来了》，廊坊环保局的同事以及当地领导也都很支持。
但也有批评的声音，有网友说他“不务正业”，“不去治霾，写什么小说？”李春元很少上网，也不去回应。“我在环保局主管宣教工作，用小说去宣传治霾也算是我的工作。”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
六层的大楼，他的办公室在三层，在分工极为详细的科室之间，宣教中心大办公室里边有一间单独的办公室归副局长李春元使用。这段时间，周围的朋友、同事跟他聊天，也都会问起小说的事，甚至很多多年不联系的朋友也打电话来要这本《霾来了》。
李春元说：霾是一种杀人工具。在它面前，没有好人与坏人，没有亲人与仇人，更不会有高低贵贱之别。它会利用一切可能的空间，把让人类受伤害的机会平均地分配给我们每一个人。
“效果挺好的，应该说是我们开始的时候没有想到的。从正能量方面特别是推进雾霾治理上，还是有些积极作用。”李春元说这话时的语气，不像个作家，而是个标准的公务员做派。廊坊是离北京最近的一个地级市，目前也是华北地区唯一一个全国环保模范城市，环保，一直是廊坊这些年来的焦点问题。
“要是发小册子，你今天肯定不会来。”李春元说话的声音洪亮。之所以写小说，是因为之前他在街头上发过普及环保知识的小册子给群众，反响平平，但他在当地报纸上写一些环保主题的短篇小说《喜鹊搬家》《的哥一梦》《一只老猫》等等，就很快有人打电话来了。
小说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去年的世界环境保护日，即6月5号，《霾来了》出版，李春元和同事再次来到市区广场上。群众们都觉得新鲜，竟然有用小说来宣传雾霾及其治理的。他的高中语文老师甚至头一天晚上就打电话来，问好了在哪个广场发书，一定要来拿一本。
“人物和故事情节好多都是虚构的，但关于雾霾知识、环保法律知识，以及一些数据全都是真实的，希望自己的引导工作能让民众与政府一起去治理雾霾。”李春元说。
关于书中的地名之类，李春元用比如C市、B区、E县之类来代替了，但也有一些地方上的官员会对号入座，“你这不是说我们这里吗，我上次给你讲的事，你怎么写出来了？”无意之间，的确会得罪一些人。
“本人也是个环保地方官员，首先要保证的一点是得讲政治，你不能让公众对政府产生不解或者误会，写书的出发点一定是宣传正能量。”李春元解释说，这几年主流媒体关于雾霾的报道其实比他书中说的“严重多啦”。
但他还是要达到一种效果，要让读者看完这本书之后，“有一种发闷的感觉，堵心啊，霾来了怎么办，我们就去防治和治理它”，所以书中最大的主角无疑就是霾本身。
“霾是雾水的兄弟，霾是污毒的集结。霾是百姓的炊烟，霾是汽车的尾气。霾是燃煤的残浊，霾是飞扬的尘土。霾是燃烧的垃圾，霾是工业的废气……霾是吃人的猛虎，霾是人类的天敌。霾是可防的污染，霾是可治的毒源。”
在《霾来了》中，环保志愿者在社区表演了一个《霾是什么？》的小节目。像这类普及知识的段落在小说中很多。当然也有介绍环保局的工作人员是如何工作的，审批以及查处污染企业等等。
李春元小说《霾来了》的手稿。
“霾在古时大抵是一种凶残的动物，跟年、狼什么的一样，都是害人的東西，让人畏惧的东西。可能比年差一点，所以说叫过年关。”李春元说。
“这不是一个欢快的小说，一个欢快的节目，一个欢快的表演，而是一个沉闷的呐喊，一个大声的疾呼。”廊坊环保局副局长李春元坐在办公室对《中国新闻周刊》使用了连续的排比句感慨，然后他停顿了一下补充道，“一个正确的引导。” 在说到环保部门与地方官员打交道的问题上，李春元语气沉重。“他们很多人讲，治霾是整个国家的事，也有人反映基层政府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发展理念偏颇的问题。为什么上面给你安排了GDP任务，你就考虑你的官帽，就不考虑环保法规也规定了不准污染？有哪条规定说了，只要把钱挣到了就行了？”
“当然也有些是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正常问题，人类正常生活需要产生的排放。比如三十年前廊坊还是个小镇，就几万人，也没什么企业，这帮人整天开着车在这里转也不会制造多少污染。但现在廊坊有400万人口了。”李春元缓了下语气又说道，“写这个小说也需要全面地看待问题。”
廊坊离北京仅几十公里，在治霾上“压力最大”。在廊坊环保局工作人员出示的一份2014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报告中就提到，去年APEC会议期间，廊坊市“自我加压”，全市停（限）产企业达2038家，比省里要求的452家多1500多家，停工工地达688处，比省里要的多出近一半。离首都最近，更应该讲政治，李春元心里面也很清楚这一点。
从企业燃煤改造工程，到各大饭店安装油烟净化装置等，李春元还可以讲述很多廊坊在治霾工作上的事情。但有些工作也很难做，比如民间的无序排放，冬季取暖时没有形成集中供暖的城中村，冬天一来就必定会烧小炉子。
事实上，李春元已经开始构思自己的第二部长篇小说，题材依然是关于霾的。
“第一部还只是反映面上的问题，一些普及知识;第二部或许更深刻，集中围绕治霾来说，刺激人更强烈。”他说道，“要是有人还‘对号入座’，打电话来，那就打吧，不可回避。”
而第一部《霾来了》因为反响强烈，4月份又再版。在接近一年的时间，这本书已经卖了16000册左右。在聊到关于用书来“弘扬正能量”时，李春元经常提到的一个词是“我们”，而不是说自己出了这么一本书。
事实上，出版方中国文联出版社刚开始时并不看好《霾来了》的出版。因为没人知道这样的出版物是否会有市场。
环保局里的领导说，“这是个好事”，要出钱。李春元赶紧阻拦，他决定自掏腰包。他也去廊坊的新华书店问了一下，人家说，“像当代名家的小说一年才卖几十本呢，顶死了也就两三百本。卖得最好的是习近平的讲话。”
“你要是出书的话，先放三五十本来书店试试吧。”所以刚开始时，李春元只印了两千本。但没想到的是，初印的两千本很快就没了。出版仅两个月后，他就收回了出书的成本。这就够了，他想。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签名售书，我都是签名赠书的，给普通公众，学生，图书馆，还有些同学朋友，以及党政机关等。比如网上卖出一本，我们这边就可以加印一本，然后送人。”
也算是个作家了，廊坊市作家协会发展了李春元作为会员，而河北省作协的会员也报上去了。“我说，我不是什么作家，我不追求那个名头，我是环保一线工作者，我是在履行我的环保宣传任务呢。”李春元愉悦地笑道。
在今年春节时，作家出版社找到了李春元，想要再版该书。“这一次，他们出版社就叫我不要管发行方面了，我拿正常的版税标准就行。”但是拿了版税，出版社要让他签名售书，李春元说，“我其实强调的是宣传效果，我反正是宁赠不售的。”
他的下属小张说，“我们领导对我们挺好的，现在加班不准补贴了，他自己从稿费里面每人发了500块钱。”事实上，从自己稿费里面抽出一点给属下发福利，也算说得过去，后者对李春元的书还真的算是“亦有贡献”。“我都是手写的，但是局里有一帮人吧，电脑打得特别好，好几个科室的人都给我打过小说，也有提出意见的，比如我写狠了点，会叫我往回收敛着写。”李春元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宣教中心主任蔡尚波从办公室里拿出来一个纸箱子，里面全是李春元的手稿，在手稿上还能看到他修改的笔记。这些手稿大都写在文件的背面，也有一些廊坊市环保局的工作便签纸，两面都写满了。
李春元平时随身必定揣着三样东西，一支笔，几张纸，还有一把梳子。前两样是他随时喜欢写点东西，或者记点东西，而梳子，他喜欢时不时梳下头——虽然头发很短，但他觉得，梳头按摩能让自己精神很多。
去年国庆节七天长假，李春元没有出门，在家写小说。一上班，得知同事没有什么急活，就把手稿分给大家，一人分几千字输入电脑，然后都到宣教中心来汇总，很快就搞定了几万字的手稿输入。
李春元写《霾来了》，大部分是周末和节假日，除了冬天，在没有霾天的日子里，李春元会很早步行到办公室。40分钟的路程，早上五点过就到了，还得把看门的老头叫醒。他在办公室写两个小时，然后去食堂吃饭，开始上班。
“这还真不是吹牛的。”李春元有些得意。在办公室里的一个柜子里面，打开抽屉，里面全是中性笔的笔筒和几小捆笔芯。“原来同事老给我买笔，我说买笔芯吧，这么多笔筒也是污染源啊。”
事实上，2009年初李春元才从部队转业来到环保局工作，刚开始，的确要熟悉下业务，直到如今，关于一些专业方面的东西他也会去请教各部门的同事。
但从第二年起，他就是《中国环境报》的特约评论员，有时候也会给《人民日报》写评论。办公桌上的竹笔盒上还放着一张稿费单。而此前他还出版过环保新闻评论集《思绿迹》，更早之前还出版过军旅散文《梦痕集》。
李春元还有个笔名叫“望元”，1962年的中元节他出生在廊坊的广阳农村。七月十五中元节，“望日生元”，所以取笔名为“望元”。
宣教中心主任蔡尚波说，“李局长其实很有军人的气质，但考虑事情时也很细致，算是粗中有细。”
“在部队时是绿色军营，现在是绿色环保;以前是保卫边疆安全，现在是保护环境安全。我感觉到都有共同点。”身材微胖、说话声音响亮的李春元笑道。
李春元1980年入伍，到北京军区后勤部军械修理工訓练大队学钳工，就是修枪修炮，专业一点说，就是“用手工工具对金属零件进行冷加工”。学习了一年，考核合格后上岗，去野战部队的修理所。
他年轻时爱写点东西。在野战部队的修理所负责所里的黑板报。有一次政治处的宣传部长对指导员说，“你们修理所的板报一向不行，最近怎么搞得挺好了？”指导员说，“我们这里新来了个小伙叫李春元，他既会设计还会写文章。”宣传部长问，“那黑板上的字是他写的吗？”指导员说，“他不往上面写字，写出稿后叫别人抄上去的。”
刚好当时部队里的宣传部要招报道员，李春元就去了，又干了两个月，写了篇稿子还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了。他至今甚至还记得那个稿子的标题叫《五讲四美育新人》。
他也自我调侃，当时写稿子尝到的“甜头”，被组织上“提拔”，“就跟现在一样，我写出来，他们去打字，我一直是个‘半残废’。”
在部队里待了28年，也一直做的是报道或宣教工作。“像我们这个岁数的，价值观也好，受到的部队的教育也好，都比较严格，而且在做政治委员时我还去教导官兵。政治意识还是比较强的。”李春元说。
而如今做环保工作，“不强硬还真不行。”十八大以后，国家对环境加强了顶层设计。而去年4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环保法修订案》，也于今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是25年来的首次修订，被称为《新环保法》。
“为什么过去说《环保法》软，没法执行。没规范清楚的情况下，在行与不行之间，看你站在哪头。”李春元中气十足地说，“你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来看，维护首都环境安全稳定，一些引进的企业那就是不行，不能批。怎样有利于稳定，怎么样有利于大局，就怎么去做。”
此前，他甚至还被网友调侃过，说他是“拌菜局长”，“廊坊治霾，环保局李春元号召群众少吃炒菜，多吃拌菜。”
如今，他自己坐在办公室笑道，“是个误会，这话不是我说的。当时被网友们传言是我说的。”崔永元还批评了“炒菜与拌菜”这事，但今年2月，他又邀请了李春元去做了一期节目，并推荐《霾来了》这本书。
就像李春元在《霾来了》书中所写的一样，作为地方一线环保工作者，确实会经历各种“博弈”，他概括为“上顶下压”。比如曾经市里一个领导的朋友要来廊坊投资一个有辐射危险的项目，地都批好了，磨了半年，在审批上，他硬是没让这个项目进来。而在书中，他设定了环保局长因为不肯批准污染项目被县长责难的桥段。
说到这一段时，他接到一个电话，是一家企业想来廊坊，其生产涉及到污染排放问题。“我就告诉他按照正规程序去走，别直接来找我”。李春元念叨。还有一个电话是一家小企业因为污染排放而受到罚款，找李春元说情，李春元告诉对方，“老老实实去交罚款才是最好的选择。”
现实有时比小说更为复杂。他承认小说更偏实用性而非文学性，“实话实说，我也没专业作家的水平，咱们只是宣传治理雾霾，要这本书怎样更好地发挥正能量。”李春元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首先要保证的一点是得讲政治”
“春元啊，你的小说火了，给廊坊争了不少光啊。问题抓得很准，善意的批评也是对政府和官员的帮助。”李春元坐在办公室里模仿着市长跟他说的话。从环保系统到政府机关，大伙都知道李春元写了《霾来了》，廊坊环保局的同事以及当地领导也都很支持。
但也有批评的声音，有网友说他“不务正业”，“不去治霾，写什么小说？”李春元很少上网，也不去回应。“我在环保局主管宣教工作，用小说去宣传治霾也算是我的工作。”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
六层的大楼，他的办公室在三层，在分工极为详细的科室之间，宣教中心大办公室里边有一间单独的办公室归副局长李春元使用。这段时间，周围的朋友、同事跟他聊天，也都会问起小说的事，甚至很多多年不联系的朋友也打电话来要这本《霾来了》。
“效果挺好的，应该说是我们开始的时候没有想到的。从正能量方面特别是推进雾霾治理上，还是有些积极作用。”李春元说这话时的语气，不像个作家，而是个标准的公务员做派。廊坊是离北京最近的一个地级市，目前也是华北地区唯一一个全国环保模范城市，环保，一直是廊坊这些年来的焦点问题。
“要是发小册子，你今天肯定不会来。”李春元说话的声音洪亮。之所以写小说，是因为之前他在街头上发过普及环保知识的小册子给群众，反响平平，但他在当地报纸上写一些环保主题的短篇小说《喜鹊搬家》《的哥一梦》《一只老猫》等等，就很快有人打电话来了。
小说的效果是立竿见影的。去年的世界环境保护日，即6月5号，《霾来了》出版，李春元和同事再次来到市区广场上。群众们都觉得新鲜，竟然有用小说来宣传雾霾及其治理的。他的高中语文老师甚至头一天晚上就打电话来，问好了在哪个广场发书，一定要来拿一本。
“人物和故事情节好多都是虚构的，但关于雾霾知识、环保法律知识，以及一些数据全都是真实的，希望自己的引导工作能让民众与政府一起去治理雾霾。”李春元说。
关于书中的地名之类，李春元用比如C市、B区、E县之类来代替了，但也有一些地方上的官员会对号入座，“你这不是说我们这里吗，我上次给你讲的事，你怎么写出来了？”无意之间，的确会得罪一些人。
“本人也是个环保地方官员，首先要保证的一点是得讲政治，你不能让公众对政府产生不解或者误会，写书的出发点一定是宣传正能量。”李春元解释说，这几年主流媒体关于雾霾的报道其实比他书中说的“严重多啦”。
但他还是要达到一种效果，要让读者看完这本书之后，“有一种发闷的感觉，堵心啊，霾来了怎么办，我们就去防治和治理它”，所以书中最大的主角无疑就是霾本身。
“要是有人还‘对号入座’，打电话来，那就打吧”
“霾是雾水的兄弟，霾是污毒的集结。霾是百姓的炊烟，霾是汽车的尾气。霾是燃煤的残浊，霾是飞扬的尘土。霾是燃烧的垃圾，霾是工业的废气……霾是吃人的猛虎，霾是人类的天敌。霾是可防的污染，霾是可治的毒源。”
在《霾来了》中，环保志愿者在社区表演了一个《霾是什么？》的小节目。像这类普及知识的段落在小说中很多。当然也有介绍环保局的工作人员是如何工作的，审批以及查处污染企业等等。
“霾在古时大抵是一种凶残的动物，跟年、狼什么的一样，都是害人的東西，让人畏惧的东西。可能比年差一点，所以说叫过年关。”李春元说。
“这不是一个欢快的小说，一个欢快的节目，一个欢快的表演，而是一个沉闷的呐喊，一个大声的疾呼。”廊坊环保局副局长李春元坐在办公室对《中国新闻周刊》使用了连续的排比句感慨，然后他停顿了一下补充道，“一个正确的引导。” 在说到环保部门与地方官员打交道的问题上，李春元语气沉重。“他们很多人讲，治霾是整个国家的事，也有人反映基层政府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发展理念偏颇的问题。为什么上面给你安排了GDP任务，你就考虑你的官帽，就不考虑环保法规也规定了不准污染？有哪条规定说了，只要把钱挣到了就行了？”
“当然也有些是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正常问题，人类正常生活需要产生的排放。比如三十年前廊坊还是个小镇，就几万人，也没什么企业，这帮人整天开着车在这里转也不会制造多少污染。但现在廊坊有400万人口了。”李春元缓了下语气又说道，“写这个小说也需要全面地看待问题。”
廊坊离北京仅几十公里，在治霾上“压力最大”。在廊坊环保局工作人员出示的一份2014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报告中就提到，去年APEC会议期间，廊坊市“自我加压”，全市停（限）产企业达2038家，比省里要求的452家多1500多家，停工工地达688处，比省里要的多出近一半。离首都最近，更应该讲政治，李春元心里面也很清楚这一点。
从企业燃煤改造工程，到各大饭店安装油烟净化装置等，李春元还可以讲述很多廊坊在治霾工作上的事情。但有些工作也很难做，比如民间的无序排放，冬季取暖时没有形成集中供暖的城中村，冬天一来就必定会烧小炉子。
事实上，李春元已经开始构思自己的第二部长篇小说，题材依然是关于霾的。
“第一部还只是反映面上的问题，一些普及知识;第二部或许更深刻，集中围绕治霾来说，刺激人更强烈。”他说道，“要是有人还‘对号入座’，打电话来，那就打吧，不可回避。”
而第一部《霾来了》因为反响强烈，4月份又再版。在接近一年的时间，这本书已经卖了16000册左右。在聊到关于用书来“弘扬正能量”时，李春元经常提到的一个词是“我们”，而不是说自己出了这么一本书。
同事们亦有贡献
事实上，出版方中国文联出版社刚开始时并不看好《霾来了》的出版。因为没人知道这样的出版物是否会有市场。
环保局里的领导说，“这是个好事”，要出钱。李春元赶紧阻拦，他决定自掏腰包。他也去廊坊的新华书店问了一下，人家说，“像当代名家的小说一年才卖几十本呢，顶死了也就两三百本。卖得最好的是习近平的讲话。”
“你要是出书的话，先放三五十本来书店试试吧。”所以刚开始时，李春元只印了两千本。但没想到的是，初印的两千本很快就没了。出版仅两个月后，他就收回了出书的成本。这就够了，他想。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签名售书，我都是签名赠书的，给普通公众，学生，图书馆，还有些同学朋友，以及党政机关等。比如网上卖出一本，我们这边就可以加印一本，然后送人。”
也算是个作家了，廊坊市作家协会发展了李春元作为会员，而河北省作协的会员也报上去了。“我说，我不是什么作家，我不追求那个名头，我是环保一线工作者，我是在履行我的环保宣传任务呢。”李春元愉悦地笑道。
在今年春节时，作家出版社找到了李春元，想要再版该书。“这一次，他们出版社就叫我不要管发行方面了，我拿正常的版税标准就行。”但是拿了版税，出版社要让他签名售书，李春元说，“我其实强调的是宣传效果，我反正是宁赠不售的。”
他的下属小张说，“我们领导对我们挺好的，现在加班不准补贴了，他自己从稿费里面每人发了500块钱。”事实上，从自己稿费里面抽出一点给属下发福利，也算说得过去，后者对李春元的书还真的算是“亦有贡献”。“我都是手写的，但是局里有一帮人吧，电脑打得特别好，好几个科室的人都给我打过小说，也有提出意见的，比如我写狠了点，会叫我往回收敛着写。”李春元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宣教中心主任蔡尚波从办公室里拿出来一个纸箱子，里面全是李春元的手稿，在手稿上还能看到他修改的笔记。这些手稿大都写在文件的背面，也有一些廊坊市环保局的工作便签纸，两面都写满了。
李春元平时随身必定揣着三样东西，一支笔，几张纸，还有一把梳子。前两样是他随时喜欢写点东西，或者记点东西，而梳子，他喜欢时不时梳下头——虽然头发很短，但他觉得，梳头按摩能让自己精神很多。
去年国庆节七天长假，李春元没有出门，在家写小说。一上班，得知同事没有什么急活，就把手稿分给大家，一人分几千字输入电脑，然后都到宣教中心来汇总，很快就搞定了几万字的手稿输入。
李春元写《霾来了》，大部分是周末和节假日，除了冬天，在没有霾天的日子里，李春元会很早步行到办公室。40分钟的路程，早上五点过就到了，还得把看门的老头叫醒。他在办公室写两个小时，然后去食堂吃饭，开始上班。
“这还真不是吹牛的。”李春元有些得意。在办公室里的一个柜子里面，打开抽屉，里面全是中性笔的笔筒和几小捆笔芯。“原来同事老给我买笔，我说买笔芯吧，这么多笔筒也是污染源啊。”
“政治意识还是比较强的”
事实上，2009年初李春元才从部队转业来到环保局工作，刚开始，的确要熟悉下业务，直到如今，关于一些专业方面的东西他也会去请教各部门的同事。
但从第二年起，他就是《中国环境报》的特约评论员，有时候也会给《人民日报》写评论。办公桌上的竹笔盒上还放着一张稿费单。而此前他还出版过环保新闻评论集《思绿迹》，更早之前还出版过军旅散文《梦痕集》。
李春元还有个笔名叫“望元”，1962年的中元节他出生在廊坊的广阳农村。七月十五中元节，“望日生元”，所以取笔名为“望元”。
宣教中心主任蔡尚波说，“李局长其实很有军人的气质，但考虑事情时也很细致，算是粗中有细。”
“在部队时是绿色军营，现在是绿色环保;以前是保卫边疆安全，现在是保护环境安全。我感觉到都有共同点。”身材微胖、说话声音响亮的李春元笑道。
李春元1980年入伍，到北京军区后勤部军械修理工訓练大队学钳工，就是修枪修炮，专业一点说，就是“用手工工具对金属零件进行冷加工”。学习了一年，考核合格后上岗，去野战部队的修理所。
他年轻时爱写点东西。在野战部队的修理所负责所里的黑板报。有一次政治处的宣传部长对指导员说，“你们修理所的板报一向不行，最近怎么搞得挺好了？”指导员说，“我们这里新来了个小伙叫李春元，他既会设计还会写文章。”宣传部长问，“那黑板上的字是他写的吗？”指导员说，“他不往上面写字，写出稿后叫别人抄上去的。”
刚好当时部队里的宣传部要招报道员，李春元就去了，又干了两个月，写了篇稿子还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了。他至今甚至还记得那个稿子的标题叫《五讲四美育新人》。
他也自我调侃，当时写稿子尝到的“甜头”，被组织上“提拔”，“就跟现在一样，我写出来，他们去打字，我一直是个‘半残废’。”
在部队里待了28年，也一直做的是报道或宣教工作。“像我们这个岁数的，价值观也好，受到的部队的教育也好，都比较严格，而且在做政治委员时我还去教导官兵。政治意识还是比较强的。”李春元说。
而如今做环保工作，“不强硬还真不行。”十八大以后，国家对环境加强了顶层设计。而去年4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通过了《环保法修订案》，也于今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是25年来的首次修订，被称为《新环保法》。
“为什么过去说《环保法》软，没法执行。没规范清楚的情况下，在行与不行之间，看你站在哪头。”李春元中气十足地说，“你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来看，维护首都环境安全稳定，一些引进的企业那就是不行，不能批。怎样有利于稳定，怎么样有利于大局，就怎么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