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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发生了一场对胡适思想的批判运动。这场运动发端于1954年10月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到1955年11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宣传部关于1955年1-9月份的主要工作给中央的报告》后基本结束。这场批判运动因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至今仍然牵动着学术界的神经。否定和肯定这场批判运动的争论不绝于耳。如认为，这场批判运动是为知识分子提供一个“杀一儆百”的样板；是对胡适的谩骂；其“学术失落的实质已经暴露无遗”；“搞垮了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等等。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和评价这场运动呢？本文将就此问题进行再探讨。
这场运动的经过和性质
马克思主义与胡适思想的论争由来已久。五四运动时期就因胡适阻碍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而发生过“问题与主义”的论争。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对胡适采取了批判和争取的双重政策，希望以胡适为代表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放弃“第三条道路”，回到人民的怀抱。然而胡适却多次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
1951年秋，思想改造运动在京津高等学校教师中兴起，重点是讨论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和为谁服务等问题。许多文化名人结合自己的思想认识，批判了胡适的反动立场、政治主张、治学方法和人生观、价值观等。1954年10月，毛泽东从支持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入手，发起了一场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运动。10月16日，毛泽东发出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指出“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30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这封信标志着《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正式开始，也标志着新一轮对胡适思想批判运动的启动。
10月24日，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召开关于“红楼梦”研究的讨论会，批判了《红楼梦》研究中所运用的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根据这次讨论会的情况，27日，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陆定一就展开《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向毛泽东并中央报告，表示应把《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扩展开来，从哲学、历史学、教育学、语言学等方面彻底地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毛泽东批示：刘、周、陈、朱、邓阅，退陆定一照办。11月8日，郭沫若在接受《光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要从各个方面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学术观点”。
10月31日到12月8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先后召开了八次扩大联席会议，就反对《红楼梦》研究中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等问题展开讨论。12月2日，中国科学院院务会议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由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家协会联合召开讨论会，以全面展开对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树立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学术界的领导地位。联席会议决定对胡适的哲学、政治、历史、文学、哲学史、文学史、考据、“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对历来“红楼梦”研究等九个方面进行批判；推定艾思奇、侯外庐、范文澜、黄药眠、冯友兰、何其芳、尹达、张天翼、聂绀弩等担任上述九个方面的批判召集人，推定郭沫若、茅盾、周扬等九人组成委员会，郭沫若为主任，领导讨论会的工作。当天，周扬就批判胡适问题的组织计划向毛泽东报告。3日，毛泽东批示：刘、周、朱、陈、邓、陈伯达、胡乔木、邓拓、周扬同志阅，照此办理。
12月8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召开扩大联席会议，通过《关于“文艺报”的决议》。郭沫若在会议上指出，中国近30年来，胡适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在学术界、文艺界、教育界还保持着根深蒂固的潜在势力。对这场关于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批判，郭沫若提出了16字方针：明辨是非，分清敌友，与人为善，言之有物。周扬发表题为《我们必须战斗》的讲话，表示只有经过这种批判工作，才能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学术界树立真正领导的地位。他强调：“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这个批判运动，同时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思想建设的运动。
这次会议标志着对胡适思想的批判运动进入高潮。此后各层次、各领域、各报刊相继展开了对胡适思想的批判。
中共中央还采取各种措施，有领导、有步骤、有目的地指导和推动对胡适思想批判运动的开展。1955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演讲工作的通知》，指出思想战线是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一条极端重要的战线，不加强这条战线，不首先在这条战线上取得胜利，就不能保证在实际斗争中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2月，中宣部召开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决定准备用大约8年的时间，展开一个全国性的思想运动，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使全国500万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懂得什么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系统阐述了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意义，指出了应该注意的若干重要问题，并对这场思想运动的开展做出了部署和规定。 4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展开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系统重申了上述基本思想，以指导对胡适思想的批判运动的发展。
在运动进行中，1955年5月11日，中宣部在向中央提交的《关于胡适批判运动情况和今后工作的报告》中，总结了对胡适思想批判运动的成绩和存在的一些问题、缺点，该报告得到毛泽东的同意。 10月5日，中宣部向中央报告关于1955年1至9月份的主要工作，表示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已经结束；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在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方面将告一段落。这也标志着对胡适思想的批判运动基本结束。
中国共产党开展胡适思想批判运动的目的，是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思想领域的领导地位，以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保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顺利进行。这场批判运动不是单纯的学术批判，而是一场思想批判和政治批判，是以思想批判和学术批判为内容的政治批判运动。
第一，从批判对象来说，这场批判运动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1956年5月26日，陆定一在怀仁堂作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中说：“批判胡适，这是阶级斗争在社会科学领域里的反映。” 第二，从社会背景来看，这场批判运动是社会主义革命总路线内容的一部分，是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共中央指出：“必须在知识分子中和广大人民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并在这个思想战线上取得胜利。没有这个思想战线上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就将受到严重阻碍。”
第三，从当时的思想状况来说，不但党外知识分子中，而且在党员干部中，还有许多人在实际上分不清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区别，有的被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世界观所俘虏。向人民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是党的一项最基本的经常的任务。 因此，这场批判运动是一场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是思想改造运动的继续和发展，是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步骤。
第四，从思想文化发展的规律来看，马克思主义是在与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发展的。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同时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思想建设的运动。 因此，这场批判运动是马克思主义对社会思想意识的整合和引领，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批判和思想批判。
这场运动的主要内容
在这场批判运动中，胡适思想批判工作委员会将许多批判文章汇编成8辑《胡适思想批判》，约200多万字，由三联书店于1955年出版。其中不乏若干有代表性的、比较有份量的文章。
就内容来说，批判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对胡适在各个领域的唯心主义思想进行了解剖。在哲学思想批判方面，批判者对胡适的“实用主义”哲学的基本命题，即主观唯心论的观点和认识论、真理论、方法论及庸俗进化论等方面作了全面的分析和批判，并就胡适反动的哲学思想在反动的政治方面的反映作了阐述。同时，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本体论、认识论、真理论和方法论等，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学术界的影响。
在政治思想批判方面，批判者指出，胡适的政治理论的基础，是他的个人主义的社会观，其出发点是反共反人民，拥护反动政府和帝国主义。他们批判了胡适鼓吹的所谓中国没有资产阶级、主张和平革命、反对暴力革命的论调。批判者还指出了胡适在“伪满州国”、抗日战争、支持汪伪政权、支持蒋介石政权、劝说中共解散等方面的反动政治活动。
对胡适历史观的批判也是这场批判运动的重点。批判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批驳了胡适的唯心史观，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包括史学领域的指导地位。
关于胡适史学思想的哲学基础。批判者认为，胡适史学思想的哲学基础是杜威的实验主义，其否认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否认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认为一切事物只存在于人们的“感觉”“经验”“兴趣”之中，否认客观世界可以被人类思维所认识，是一种主观主义的不可知论。 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存在决定思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是根本对立的。
关于胡适的多元史观。批判者认为，胡适从主观唯心论出发，把唯物史观歪曲成“经济史观”，认为“有时候经济固然可以影响政治，影响教育，但有时候政治或教育也可以影响经济、政治、教育。一切社会现象一律平等，交互影响”。这就是多元史观。批判者尖锐地指出，胡适反对把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看作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实质上是用多元主义来掩盖历史唯心论和反对历史唯物论。
关于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批判者指出，胡适既然否定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否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从而也就否定了社会形态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演变，也就否定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发展规律。批判者认为，胡适既然“不能把全部历史看成是有规律的发展过程，洞察不到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只得把社会的变动、历史上的事件归之于某些偶然的、神秘的因素”。这是把实验主义哲学运用到社会历史上的必然结果。
批判者指出，正因为胡适从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观性、偶然性的观点出发，因而也就导致了他脱离不同时代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肆意解释中国历史进程的情况。他提出中国在周朝就有资本家，并把汉初形容成资本主义社会；认为司马迁为“资本制度辩护”，王莽是“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是“武断的”“虚悬的”“共产共有的理想境界”等等。其目的是“企图根本取消社会发展规律，歪曲中国社会历史进程和各时期的社会性质，从否认五种基本生产方式依次更替的必然性到否认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共产主义社会行将到来的必然性。”
关于革命和改良的关系。批判者指出，正是因为胡适看不到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因此他看不到中国社会落后的根本原因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相反，胡适将进化论引入社会历史领域，认为中国社会落后的原因是“五鬼闹中华”，说中国的敌人是贫穷、疾病、贪污、扰乱、愚昧。 据此，批判者指出，胡适极力反对“根本解决”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就是反对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这个根本任务；相反，胡适提出解决“五鬼”问题，就是要解决实业问题、教育问题、卫生问题、治安问题、廉洁操守问题，即如他所说“改造是这个那个制度的改造，这种那种思想的改造，这个那个个人的改造”等次要问题。 针对胡适的改良主义的言论，批判者认为，“进化为革命做准备，为革命打下基础，而革命则完成进化，促进进化的进一步发展”，改良主义否定了革命，而马克思主义却坚持改良和革命是辩证的统一。改良主义是实用主义唯心史观的必然结论，目的是反对社会革命。
关于阶级调和与阶级斗争。胡适说：“美国近年的变化却是资本愈集中而所有权分散在民众。”“我可以武断地说：美国是不会有社会革命的，因为美国天天在社会革命之中。这种革命是渐进的，天天有进步，故天天是革命。”针对胡适的阶级调和论，批判者尖锐地指出：“胡适抹杀阶级的界限，否认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他以阶级调和来代替阶级斗争，以社会改良来代替社会革命。”
关于英雄史观和群众史观。胡适认为，历史是由少数“优秀人才”创造的，如美国是华盛顿造成的；日本之所以能发展成强国，是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等几十个人努力的结果。批判者指出，这就是“英雄造时势的唯心观点”，是“个人造成历史”“个人造成社会”的观念的明证。 关于民族虚无主义与世界主义。胡适认为，中国固有文化是很贫乏的。他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上不如人，不但机械上不如人，并且政治社会道德都不如人”。中国独有的宝贝，就是骈文、律诗、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地狱活现的监狱、廷杖、板子夹棍的法庭，都是“抬不起头来的文物制度”。批判者指出，胡适完全抹杀中国古代文化的民主精华，用历史的糟粕代替历史的真面貌，是民族虚无主义的具体表现。
与贬低民族文化相对应，胡适极力美化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表示“深深感谢帝国主义者”，把中国从黑暗的迷蒙里惊醒，并且要“焚香顶礼感谢基督教的传教士带来了一点点西方新文明和新人道主义”。 胡适认为，中国是“一座破碎的舞台”，上演悲剧的是“姓中名华”的剧中主人，而国家民族所以堕落到这个地步，原因在于“老祖宗造孽太深”，于是唱出“中国不亡，是无天理”的论调。而对于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帝国主义的侵略，胡适却说，“政治纷乱的时候，全国陷入无政府的时候，或者政权在武人奸人的手里的时候，人民只觉得租界与东交民巷是福地，外币是金不换的货币，总税务司是神人，海关邮政权在外人手里是中国的幸事！”
可见，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是根本对立的不同体系。马克思曾经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后，在全国范围内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是天经地义的。中国共产党如果放弃马克思主义在思想领域中的领导，无疑是自己解除武装。正如列宁所说：“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此，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
这场运动的主流应肯定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在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之后，在进行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必然要进行思想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因此，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成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
对胡适思想的批判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大事件。批判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深刻批判了胡适派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推倒了资产阶级思想的权威，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思想领域的影响和阵地；促进了思想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推动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对培养和造就一批能够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从事学术研究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发挥了重要作用，从一个重要方面为中国以后的进步和发展奠定了科学的思想基础。
例如在史学研究领域，通过这次思想批判运动，大多数史学工作者对以下一些基本观点取得了共识。第一，历史不再被看作是一些偶然事件的堆积，而是有规律可循的自然历史过程，历史的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第二，历史变动的原因不应单纯用人们的思想动机来解释，而应着重考察这种变动背后的物质生活条件。生产方式的变革是一切社会制度和思想观念变动的基础。第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主人。杰出人物可以在历史上起重要作用，但从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最终决定一个国家或民族历史命运的力量是人民群众。第四，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第五，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的历史都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第六，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在对胡适思想的批判运动中，涌现出许多自觉学习和运用唯物史观观察问题和指导学术研究的学者。其中参加批判胡适史学思想的学者，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如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胡绳等；有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著名学者，如嵇文甫、吴文祺、邵循正、童书业、蔡尚思、白寿彝、罗尔纲等。此外，还有受中国共产党和革命影响而追求真理的一批年轻学者；有在旧学校接受教育而为新中国教育事业服务的一批学者等。这些人中不乏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方面卓有建树者，许多知识分子在这场运动中受到政治锻炼，经历了思想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教育，初步掌握了科学的思想武装，其效果之明显，影响之深远，涵盖之广阔，是关于《武训传》的讨论、《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所不能比拟的。它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和中国共产党的威信。
当然，由于时代局限、理论准备不足和政治运动的影响，这场批判运动也存在严重的缺憾。如，一定程度地存在着混淆思想批判与政治批判的界限，有些政治批判变成了人身攻击而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再如，认为胡适及其思想是绝对错误的形式主义倾向。此外，有的批判者在如何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教条化、机械化和片面性。
在对胡适进行批判的过程中，出现了某些偏差和过火现象，把一些复杂的思想认识问题和学术问题简单化了，出现了上纲越高越好、调门越高越好的不正常现象，伤害了一批虽然不赞成或不完全赞成马克思主义，但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新中国的知识分子，给党对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造成了相当程度的损害，同时也不利于学术的繁荣和健康发展。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也看到了这场批判运动中的偏差所带来的消极影响。1956年7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略论“百家争鸣”》的评论员文章，指出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采用了猛烈的、揭露式的、运动的形式，那是因为胡适是思想敌人兼政治敌人。这只是思想批判的一种形式，很多人却把它误解成为唯一的形式，同时也误解为一有唯心主义思想就是政治问题。另外，在权威崇拜和教条主义的影响下，近年来也滋长了一种简单化的、粗暴的批评。毛泽东对此也有察觉。据唐弢在《春天的怀念》中回忆，毛泽东曾说：“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煞，应当实事求是。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他还在一次会议上说：“我们开始批判胡适的时候很好，但后来就有点片面性了，把胡适的一切全部抹煞了。”这些都是应该记取的历史教训。 但是，总的来说，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对胡适思想的批判运动，成绩是主要的，是主流，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是支流。正如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传》中所写，在思想文化领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清理和批判唯心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特别是影响很大的代表人物胡适的思想观点，是必要的，有着积极的意义。
注释：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574页。
《人民日报》1954年10月26日。
同，第587－588页。
《胡适思想批判》第1辑，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4页。
《人民日报》1954年12月9日。
《人民日报》1954年12月11日。
同，第620页。
郭沫若：《三点建议》，《人民日报》1954年12月9日。
周扬：《我们必须战斗》，《人民日报》1954年12月9日。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49－1956），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901－904页。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3－75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41－142页。
同，第1033页。
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人民日报》1956年6月13日。
同，第63页。
同，第901－902页。
周扬：《我们必须战斗》，《人民日报》1954年12月9日。
嵇文甫：《胡适唯心论观点在史学中的流毒》，《胡适思想批判》第2辑，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156页。《批判胡适的多元历史观》，《胡适思想批判》第8辑，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24页。王庆淑、王雨田等《批判实用主义反动的唯心史观》，《胡适思想批判》第7辑，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256页。
嵇文甫：《胡适唯心论观点在史学中的流毒》，《胡适思想批判》第2辑，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160页。
张继安：《批判胡适的反动历史观点》，《胡适思想批判》第3辑，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282－283页。
参见王庆淑、王雨田等《批判实用主义反动的唯心史观》，《胡适思想批判》第7辑，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258页。张继安：《批判胡适的反动历史观点》，《胡适思想批判》第3辑，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287－288页。
同，第287、286页。
王庆淑、王雨田等：《批判实用主义反动的唯心史观》，《胡适思想批判》第7辑，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259－260页。
嵇文甫：《批判胡适的多元历史观》，《胡适思想批判》第8辑，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25页。
同，第288页。
同上，第290页。
白寿彝：《胡适对待祖国历史的奴才思想》，《胡适思想批判》第5辑，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120页。
范文澜：《看看胡适的“历史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胡适思想批判》第7辑，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294页。
同，第121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8页。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6－327页。
林甘泉：《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98页。
《人民日报》1956年7月21日。
《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98－299页。
（责编 肖黎）
这场运动的经过和性质
马克思主义与胡适思想的论争由来已久。五四运动时期就因胡适阻碍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而发生过“问题与主义”的论争。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对胡适采取了批判和争取的双重政策，希望以胡适为代表的民主个人主义者放弃“第三条道路”，回到人民的怀抱。然而胡适却多次攻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
1951年秋，思想改造运动在京津高等学校教师中兴起，重点是讨论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和为谁服务等问题。许多文化名人结合自己的思想认识，批判了胡适的反动立场、政治主张、治学方法和人生观、价值观等。1954年10月，毛泽东从支持李希凡、蓝翎的文章入手，发起了一场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运动。10月16日，毛泽东发出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指出“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30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这封信标志着《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正式开始，也标志着新一轮对胡适思想批判运动的启动。
10月24日，中国作家协会古典文学部召开关于“红楼梦”研究的讨论会，批判了《红楼梦》研究中所运用的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根据这次讨论会的情况，27日，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陆定一就展开《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向毛泽东并中央报告，表示应把《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扩展开来，从哲学、历史学、教育学、语言学等方面彻底地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毛泽东批示：刘、周、陈、朱、邓阅，退陆定一照办。11月8日，郭沫若在接受《光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要从各个方面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学术观点”。
10月31日到12月8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先后召开了八次扩大联席会议，就反对《红楼梦》研究中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等问题展开讨论。12月2日，中国科学院院务会议和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举行联席会议，决定由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家协会联合召开讨论会，以全面展开对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树立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学术界的领导地位。联席会议决定对胡适的哲学、政治、历史、文学、哲学史、文学史、考据、“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对历来“红楼梦”研究等九个方面进行批判；推定艾思奇、侯外庐、范文澜、黄药眠、冯友兰、何其芳、尹达、张天翼、聂绀弩等担任上述九个方面的批判召集人，推定郭沫若、茅盾、周扬等九人组成委员会，郭沫若为主任，领导讨论会的工作。当天，周扬就批判胡适问题的组织计划向毛泽东报告。3日，毛泽东批示：刘、周、朱、陈、邓、陈伯达、胡乔木、邓拓、周扬同志阅，照此办理。
12月8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召开扩大联席会议，通过《关于“文艺报”的决议》。郭沫若在会议上指出，中国近30年来，胡适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在学术界、文艺界、教育界还保持着根深蒂固的潜在势力。对这场关于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批判，郭沫若提出了16字方针：明辨是非，分清敌友，与人为善，言之有物。周扬发表题为《我们必须战斗》的讲话，表示只有经过这种批判工作，才能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学术界树立真正领导的地位。他强调：“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这个批判运动，同时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思想建设的运动。
这次会议标志着对胡适思想的批判运动进入高潮。此后各层次、各领域、各报刊相继展开了对胡适思想的批判。
中共中央还采取各种措施，有领导、有步骤、有目的地指导和推动对胡适思想批判运动的开展。1955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干部和知识分子中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演讲工作的通知》，指出思想战线是社会主义革命中的一条极端重要的战线，不加强这条战线，不首先在这条战线上取得胜利，就不能保证在实际斗争中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2月，中宣部召开全国宣传部长会议，决定准备用大约8年的时间，展开一个全国性的思想运动，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使全国500万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懂得什么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3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系统阐述了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意义，指出了应该注意的若干重要问题，并对这场思想运动的开展做出了部署和规定。 4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展开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系统重申了上述基本思想，以指导对胡适思想的批判运动的发展。
在运动进行中，1955年5月11日，中宣部在向中央提交的《关于胡适批判运动情况和今后工作的报告》中，总结了对胡适思想批判运动的成绩和存在的一些问题、缺点，该报告得到毛泽东的同意。 10月5日，中宣部向中央报告关于1955年1至9月份的主要工作，表示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已经结束；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在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方面将告一段落。这也标志着对胡适思想的批判运动基本结束。
中国共产党开展胡适思想批判运动的目的，是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思想领域的领导地位，以进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保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顺利进行。这场批判运动不是单纯的学术批判，而是一场思想批判和政治批判，是以思想批判和学术批判为内容的政治批判运动。
第一，从批判对象来说，这场批判运动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1956年5月26日，陆定一在怀仁堂作题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中说：“批判胡适，这是阶级斗争在社会科学领域里的反映。” 第二，从社会背景来看，这场批判运动是社会主义革命总路线内容的一部分，是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共中央指出：“必须在知识分子中和广大人民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并在这个思想战线上取得胜利。没有这个思想战线上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就将受到严重阻碍。”
第三，从当时的思想状况来说，不但党外知识分子中，而且在党员干部中，还有许多人在实际上分不清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区别，有的被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世界观所俘虏。向人民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以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是党的一项最基本的经常的任务。 因此，这场批判运动是一场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是思想改造运动的继续和发展，是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步骤。
第四，从思想文化发展的规律来看，马克思主义是在与错误思想的斗争中发展的。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同时也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思想建设的运动。 因此，这场批判运动是马克思主义对社会思想意识的整合和引领，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批判和思想批判。
这场运动的主要内容
在这场批判运动中，胡适思想批判工作委员会将许多批判文章汇编成8辑《胡适思想批判》，约200多万字，由三联书店于1955年出版。其中不乏若干有代表性的、比较有份量的文章。
就内容来说，批判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对胡适在各个领域的唯心主义思想进行了解剖。在哲学思想批判方面，批判者对胡适的“实用主义”哲学的基本命题，即主观唯心论的观点和认识论、真理论、方法论及庸俗进化论等方面作了全面的分析和批判，并就胡适反动的哲学思想在反动的政治方面的反映作了阐述。同时，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本体论、认识论、真理论和方法论等，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学术界的影响。
在政治思想批判方面，批判者指出，胡适的政治理论的基础，是他的个人主义的社会观，其出发点是反共反人民，拥护反动政府和帝国主义。他们批判了胡适鼓吹的所谓中国没有资产阶级、主张和平革命、反对暴力革命的论调。批判者还指出了胡适在“伪满州国”、抗日战争、支持汪伪政权、支持蒋介石政权、劝说中共解散等方面的反动政治活动。
对胡适历史观的批判也是这场批判运动的重点。批判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批驳了胡适的唯心史观，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包括史学领域的指导地位。
关于胡适史学思想的哲学基础。批判者认为，胡适史学思想的哲学基础是杜威的实验主义，其否认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否认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认为一切事物只存在于人们的“感觉”“经验”“兴趣”之中，否认客观世界可以被人类思维所认识，是一种主观主义的不可知论。 这与马克思主义关于存在决定思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观点是根本对立的。
关于胡适的多元史观。批判者认为，胡适从主观唯心论出发，把唯物史观歪曲成“经济史观”，认为“有时候经济固然可以影响政治，影响教育，但有时候政治或教育也可以影响经济、政治、教育。一切社会现象一律平等，交互影响”。这就是多元史观。批判者尖锐地指出，胡适反对把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看作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实质上是用多元主义来掩盖历史唯心论和反对历史唯物论。
关于历史发展的规律性。批判者指出，胡适既然否定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因素，否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从而也就否定了社会形态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演变，也就否定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发展规律。批判者认为，胡适既然“不能把全部历史看成是有规律的发展过程，洞察不到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只得把社会的变动、历史上的事件归之于某些偶然的、神秘的因素”。这是把实验主义哲学运用到社会历史上的必然结果。
批判者指出，正因为胡适从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观性、偶然性的观点出发，因而也就导致了他脱离不同时代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肆意解释中国历史进程的情况。他提出中国在周朝就有资本家，并把汉初形容成资本主义社会；认为司马迁为“资本制度辩护”，王莽是“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是“武断的”“虚悬的”“共产共有的理想境界”等等。其目的是“企图根本取消社会发展规律，歪曲中国社会历史进程和各时期的社会性质，从否认五种基本生产方式依次更替的必然性到否认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共产主义社会行将到来的必然性。”
关于革命和改良的关系。批判者指出，正是因为胡适看不到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因此他看不到中国社会落后的根本原因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相反，胡适将进化论引入社会历史领域，认为中国社会落后的原因是“五鬼闹中华”，说中国的敌人是贫穷、疾病、贪污、扰乱、愚昧。 据此，批判者指出，胡适极力反对“根本解决”中国社会的主要问题，就是反对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这个根本任务；相反，胡适提出解决“五鬼”问题，就是要解决实业问题、教育问题、卫生问题、治安问题、廉洁操守问题，即如他所说“改造是这个那个制度的改造，这种那种思想的改造，这个那个个人的改造”等次要问题。 针对胡适的改良主义的言论，批判者认为，“进化为革命做准备，为革命打下基础，而革命则完成进化，促进进化的进一步发展”，改良主义否定了革命，而马克思主义却坚持改良和革命是辩证的统一。改良主义是实用主义唯心史观的必然结论，目的是反对社会革命。
关于阶级调和与阶级斗争。胡适说：“美国近年的变化却是资本愈集中而所有权分散在民众。”“我可以武断地说：美国是不会有社会革命的，因为美国天天在社会革命之中。这种革命是渐进的，天天有进步，故天天是革命。”针对胡适的阶级调和论，批判者尖锐地指出：“胡适抹杀阶级的界限，否认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他以阶级调和来代替阶级斗争，以社会改良来代替社会革命。”
关于英雄史观和群众史观。胡适认为，历史是由少数“优秀人才”创造的，如美国是华盛顿造成的；日本之所以能发展成强国，是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等几十个人努力的结果。批判者指出，这就是“英雄造时势的唯心观点”，是“个人造成历史”“个人造成社会”的观念的明证。 关于民族虚无主义与世界主义。胡适认为，中国固有文化是很贫乏的。他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上不如人，不但机械上不如人，并且政治社会道德都不如人”。中国独有的宝贝，就是骈文、律诗、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地狱活现的监狱、廷杖、板子夹棍的法庭，都是“抬不起头来的文物制度”。批判者指出，胡适完全抹杀中国古代文化的民主精华，用历史的糟粕代替历史的真面貌，是民族虚无主义的具体表现。
与贬低民族文化相对应，胡适极力美化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表示“深深感谢帝国主义者”，把中国从黑暗的迷蒙里惊醒，并且要“焚香顶礼感谢基督教的传教士带来了一点点西方新文明和新人道主义”。 胡适认为，中国是“一座破碎的舞台”，上演悲剧的是“姓中名华”的剧中主人，而国家民族所以堕落到这个地步，原因在于“老祖宗造孽太深”，于是唱出“中国不亡，是无天理”的论调。而对于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帝国主义的侵略，胡适却说，“政治纷乱的时候，全国陷入无政府的时候，或者政权在武人奸人的手里的时候，人民只觉得租界与东交民巷是福地，外币是金不换的货币，总税务司是神人，海关邮政权在外人手里是中国的幸事！”
可见，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是根本对立的不同体系。马克思曾经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新中国后，在全国范围内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是天经地义的。中国共产党如果放弃马克思主义在思想领域中的领导，无疑是自己解除武装。正如列宁所说：“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因此，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
这场运动的主流应肯定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在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之后，在进行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必然要进行思想文化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因此，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成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
对胡适思想的批判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大事件。批判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深刻批判了胡适派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推倒了资产阶级思想的权威，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思想领域的影响和阵地；促进了思想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推动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对培养和造就一批能够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从事学术研究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发挥了重要作用，从一个重要方面为中国以后的进步和发展奠定了科学的思想基础。
例如在史学研究领域，通过这次思想批判运动，大多数史学工作者对以下一些基本观点取得了共识。第一，历史不再被看作是一些偶然事件的堆积，而是有规律可循的自然历史过程，历史的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第二，历史变动的原因不应单纯用人们的思想动机来解释，而应着重考察这种变动背后的物质生活条件。生产方式的变革是一切社会制度和思想观念变动的基础。第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主人。杰出人物可以在历史上起重要作用，但从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最终决定一个国家或民族历史命运的力量是人民群众。第四，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第五，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的历史都是中国历史的组成部分。第六，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在对胡适思想的批判运动中，涌现出许多自觉学习和运用唯物史观观察问题和指导学术研究的学者。其中参加批判胡适史学思想的学者，有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如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胡绳等；有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著名学者，如嵇文甫、吴文祺、邵循正、童书业、蔡尚思、白寿彝、罗尔纲等。此外，还有受中国共产党和革命影响而追求真理的一批年轻学者；有在旧学校接受教育而为新中国教育事业服务的一批学者等。这些人中不乏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方面卓有建树者，许多知识分子在这场运动中受到政治锻炼，经历了思想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教育，初步掌握了科学的思想武装，其效果之明显，影响之深远，涵盖之广阔，是关于《武训传》的讨论、《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所不能比拟的。它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和中国共产党的威信。
当然，由于时代局限、理论准备不足和政治运动的影响，这场批判运动也存在严重的缺憾。如，一定程度地存在着混淆思想批判与政治批判的界限，有些政治批判变成了人身攻击而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再如，认为胡适及其思想是绝对错误的形式主义倾向。此外，有的批判者在如何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教条化、机械化和片面性。
在对胡适进行批判的过程中，出现了某些偏差和过火现象，把一些复杂的思想认识问题和学术问题简单化了，出现了上纲越高越好、调门越高越好的不正常现象，伤害了一批虽然不赞成或不完全赞成马克思主义，但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新中国的知识分子，给党对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造成了相当程度的损害，同时也不利于学术的繁荣和健康发展。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也看到了这场批判运动中的偏差所带来的消极影响。1956年7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略论“百家争鸣”》的评论员文章，指出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采用了猛烈的、揭露式的、运动的形式，那是因为胡适是思想敌人兼政治敌人。这只是思想批判的一种形式，很多人却把它误解成为唯一的形式，同时也误解为一有唯心主义思想就是政治问题。另外，在权威崇拜和教条主义的影响下，近年来也滋长了一种简单化的、粗暴的批评。毛泽东对此也有察觉。据唐弢在《春天的怀念》中回忆，毛泽东曾说：“胡适这个人，也真顽固，我们托人带信给他，劝他回来，也不知他到底贪恋什么？批判嘛，总没有什么好话。说实话，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煞，应当实事求是。到了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他还在一次会议上说：“我们开始批判胡适的时候很好，但后来就有点片面性了，把胡适的一切全部抹煞了。”这些都是应该记取的历史教训。 但是，总的来说，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对胡适思想的批判运动，成绩是主要的，是主流，缺点和错误是次要的，是支流。正如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毛泽东传》中所写，在思想文化领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清理和批判唯心主义等非马克思主义观点，特别是影响很大的代表人物胡适的思想观点，是必要的，有着积极的意义。
注释：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574页。
《人民日报》1954年10月26日。
同，第587－588页。
《胡适思想批判》第1辑，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4页。
《人民日报》1954年12月9日。
《人民日报》1954年12月11日。
同，第620页。
郭沫若：《三点建议》，《人民日报》1954年12月9日。
周扬：《我们必须战斗》，《人民日报》1954年12月9日。
《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1949－1956），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901－904页。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3－75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141－142页。
同，第1033页。
陆定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人民日报》1956年6月13日。
同，第63页。
同，第901－902页。
周扬：《我们必须战斗》，《人民日报》1954年12月9日。
嵇文甫：《胡适唯心论观点在史学中的流毒》，《胡适思想批判》第2辑，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156页。《批判胡适的多元历史观》，《胡适思想批判》第8辑，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24页。王庆淑、王雨田等《批判实用主义反动的唯心史观》，《胡适思想批判》第7辑，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256页。
嵇文甫：《胡适唯心论观点在史学中的流毒》，《胡适思想批判》第2辑，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160页。
张继安：《批判胡适的反动历史观点》，《胡适思想批判》第3辑，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282－283页。
参见王庆淑、王雨田等《批判实用主义反动的唯心史观》，《胡适思想批判》第7辑，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258页。张继安：《批判胡适的反动历史观点》，《胡适思想批判》第3辑，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287－288页。
同，第287、286页。
王庆淑、王雨田等：《批判实用主义反动的唯心史观》，《胡适思想批判》第7辑，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259－260页。
嵇文甫：《批判胡适的多元历史观》，《胡适思想批判》第8辑，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25页。
同，第288页。
同上，第290页。
白寿彝：《胡适对待祖国历史的奴才思想》，《胡适思想批判》第5辑，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120页。
范文澜：《看看胡适的“历史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胡适思想批判》第7辑，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294页。
同，第121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8页。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6－327页。
林甘泉：《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历史研究》1996年第2期。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98页。
《人民日报》1956年7月21日。
《毛泽东传》（1949－1976）（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98－299页。
（责编 肖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