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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菊隐先生曾经是人艺总导演、副院长。以焦菊隐为首的人艺四大导演，创作了《茶馆》、《龙须沟》、《雷雨》这些具有民族特色的作品，创立了人艺流派和人艺风格。人艺名言：拉开大幕是真的!北京人艺60年拉开大幕是人生。60周年，不过是历史的一瞬。人艺建院60年之际，本报记者再次采访了焦世宁先生。焦世宁回忆了父亲焦菊隐生命的最后时光；一代大导演剥夺了导戏的资格，失去了和心爱的小儿子团聚的自由，但是仍然用充满童心的笔触给小儿子焦世宁写信……在焦世宁的眼里，父亲不仅是一位了不起的艺术家，更是一个充满了慈爱的好爸爸……
■48岁的儿子扮演46岁父亲
北京卫视播放的纪念人艺建院60周年大型人文纪录片《人民的艺术》里，今年48岁的焦菊隐的儿子再现了当年父亲46岁时的形象。
“当我接到让我去扮演当年父亲的形象这个任务时，我感到很突然。电视台摄制组的编导跟我说了一个情节，就是四巨头——曹禺、焦菊隐、欧阳山尊、赵起扬为商讨如何建院而召开的‘42小时会议’情景再现。扮演我父亲?!毫无准备的我跟导演嘀咕，我恐怕不像，因为我比父亲胖些，头发也短，不像!但导演说最重要的是您在演父亲。很快，他们就将我的短发让发型师用小电夹烫了一个小时，再用发胶、发蜡、摩丝等，几乎能用的全都用上了，刚整好，便听大伙说简直太像了。伏案工作、思考，抽烟的姿势，四十多岁的焦菊隐先生再现了。我听他们在议论着。神态太像了，到底是亲儿子，导演也这么激动地说。说来也怪，在我扮演的过程中，父亲的音容笑貌一下子就出现在我的眼前，他在我的心中变得鲜活了，心灵似乎也感觉到了父亲之点滴的温情，他仿佛就站在我的身边……”成功地扮演了父亲焦菊隐的焦世宁，此次感到很是欣慰。
当记者问起焦菊隐牲为啥能成大导演时，焦世宁说，“父亲本人的努力应该是第一的，他的爱国心和对艺术的追求及对戏的痴迷也是其成功之本。我前几天看了著名戏剧评论家童道明先生对我父亲的很多的评论文，感觉童先生对焦菊隐的历史地位的界定很有分量。他说。我父亲是戏剧界的徐悲鸿。这话说到我心坎上去了。我姐姐在她的书里说我父亲的那些话也深深地打动过我。比如这样的句子，在我父亲生前，父亲的刚愎给他带来无尽的麻烦。他常常在不适合的时间地点，随意抛洒自己的真性情，展示自己的桀骜与不驯，或许，正是这种真性情，使他能发出不同于别人的声音?他从不依附于任何人，也从不仰视某某权威，或许，正是这种独立精神，令其闪现出思想的亮色?追溯父亲走过的路，似乎可以给我们提供—个耐人寻味的样本。他—生虽然结过三次婚，但只有一个是他的最爱，他爱得那么执著，那么投入，那么深沉、狂热、细致、永恒，直至最后献出了全部财产和生命。这个最爱就是‘戏’。而那个能创造出至真至美的舞台，才是他精神最后的归宿!无论怎么说，我父亲是一位挑战者，创新者。他把他的—生都奉献给了戏剧事业。我觉得，这就是伟大的艺术家与著名艺术家的区别。”
■一封家书，凝聚了万般父爱
回忆往事，尤其是童年的往事，会成为人们最美好的回忆，而焦世宁记忆深处是太多父亲的影子，多少年过去了，他说父亲蕴含大海一般深沉的父爱至今让他难以忘怀，尤其是留给他的那封家书，如今竟能一字不落地背诵出来。他说自己多年来一直都把它带在身边，看到它，就像看到了他的父亲，看到了父亲对他的殷切希望一
那是1974年“批林批孔批周公”的高潮中，焦菊隐先生在北京市文化系统召开的千人大会上，再次被定为顽固不化的、死不悔改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次几乎让焦先生彻底绝望了。“此时，我的爸爸视力也越来越差了，看书和写字都很费劲儿。”但是即使这样，焦菊隐先生仍然用充满童心童趣的笔触给儿子世宁写信。
“宁宁：你今天早晨走得太匆忙了，爸爸又病病歪歪，没有来得及叫你吃一口东西再走，你又没睡好，爸爸不放心，怕你又晕车，在路上出事，爸爸心疼，直流泪。爸爸一生病，你在这里就苦了。不得吃，不得喝，还得受大人、孩子们的气。希望你有志气，当毛主席的好学生，长大争口气。回去把作业补齐，多睡觉。
临走，衣服都没有干。你走后，发现黄衬衣收在箱子里，没有叫你带走。再来又得两星期了，那时天气怕有些冷了。所以，爸爸决定，本星期六下午三时半，到白广路2路汽车站，把你的衣服全送去。如果那天爸爸病好了，就带你去吃一顿晚饭；如果病不好，见完面我就回来了。定下心来上学!争气，当好学生!!!祝进步!爸爸
1974年，8月13日。星期二下午。”
一个深爱儿子的老父亲，在信中惦记着孩子的胃口和身体，还在估计到孩子不认识的字上细心地标注上了汉语拼音。“直到19岁那年，我去日本留学，妈妈才把塞封信交给我。这是父亲留给我的最珍贵的礼物，是父亲留给我的唯一封家书。现在，信里的哪个字，哪个标点符号在哪，我都记忆深刻。多少年来，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我都一直把它带在身边，看到它，就像看到了我的父亲，看到父亲对我殷切的希望……”
■老来得子。父亲竟兴奋得脱衣举杯狂奔
焦世宁先生坦言，他的父亲对他的疼爱真是世上少有。
时间再次拉回到48年前。1964年，焦菊隐与舞蹈演员潘小丽结婚了。家就安在干面胡同人艺宿舍的—个小跨院里。那段时间可以说是焦菊隐先生生活中最愉快的事儿，因为他们夫妇将迎接世宁的到来。儿子世宁的出生，给这个家带来了无限的幸福。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由于社会的动荡，生活的飘摇，焦先生第—任太太为他生下的两个儿子都不幸夭折，痛如乱箭穿心，无人能忍。一晃好几十年后，他的第二任太太为他生下了两个女儿，虽然他对两个爱女如雌贝对待，但内心深处还是祈黼有个儿子的。
那天，当焦先生接到医院来的电话，被告知自己再次当了父亲且是个男孩时，他竟脱掉了外衣，举着酒杯，在自家的小院子里狂奔，并忘形地喊：“我有儿子了!”此刻，老来得子，59岁的焦先生是何等的幸福。
焦菊隐先生是个大忙人，可有些跟孩子相关的事他会亲自管。他的女儿每人身上挂三块手绢，一块擦眼睛，一块擦嘴擦手，一块小便后擦屁股。两个女儿六块手绢，他每天亲自洗。这说明焦先生是个特别爱干净的人。有人因此这样评价他，“这反映出他是个极细致的人，把这股劲用在做话剧上，怎么能不出精品!” “我父亲对孩子的疼爱真是世上少有。听我妈说，我一生下来就显胖，抱我够费力气的。为什么要老抱我呢?怕我哭。生活中的父亲恋家，只要一有机会，他就要回家看看儿子，舍不得离开儿子一分钟，他表示，在家里最不能听到的是儿子的哭声。这可把我妈累坏了，生怕我哭，一哭就得老抱着我，哄我。父亲很爱干净，回家一进院门就要伸头去闻闻晾在绳子上的被单、衣服有没有肥皂味。连我的尿布都是我妈妈亲自洗的，他们从来不让阿姨洗，怕洗得不干净。把孩子收拾得干干净净的，真不容易啊……爸爸抱我上街，或坐公共汽车，老听别人如此赞美，心里总是美滋滋的。”
两年美好的生活很快就滑过去了。到了1966年初，焦菊隐一家也没能逃脱厄运。焦世宁谈起这段时间，明显感到心情的沉重。他说，“父亲受折磨时，我才两岁。他是第一批被以‘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而关进牛棚的……”那时，从小聪明活泼的世宁对忽然见不到面的父亲那张慈祥的面孔而恐慌过。还好，他是一个很安静的孩子，即便自个儿在院子里玩泥巴也会玩上一大半天。他记得家里养过一只可爱的小猫，“整天陪伴着我，我每天给它喂水、喂食。它高兴时在我面前打滚儿，我视它为我最好的朋友。可是有一天，小猫不见了，我着急地到处找它，不停地问妈妈：‘我的小猫呢?’妈妈只是一个劲儿流泪，她无法告诉我，是造反派逼着她亲手把小猫给掐死了。那时，我妈把小猫偷偷地葬在我家门前的一棵小树下，夜里没人时，妈妈会去树下看望它，跟它说说话，妈妈痛苦得快要崩溃了……紧接着，就是红卫兵不许我妈拉窗帘，理由是要日夜监视我们的行动。”
“妈妈没有工作了，为了生存，她去做过临时工，干的都是男人干的活。她干过瓦工、焊工、木工等工作。一次不小心，还把胳膊弄折了。医生建议她把胳膊锯掉算了，可妈妈想，我儿子谁来照顾，说什么也不让大夫给锯掉，她一次又一次地将接错的胳膊在没有麻药的状况下拽开重新接。也可能是老天有眼，妈妈的胳膊竟奇迹般地保住了。”说起这些，他的声音几乎哽咽。
“眼看着形势对我们越来越不利，爸爸为了保护我。对妈妈发话，你们逃命去吧。妈妈痛在心里，只好违心地跟爸爸离了婚。”这么小的孩子就失去了幸福的童年，失去了父爱，父亲的内心更在滴血。
“但我们仍然摆脱不了焦菊隐的小老婆与狗崽子的身份，妈妈无奈，只好嫁给了一个根红苗正的造反派头头。在那个家里，他们全家仍把我看成反革命的儿子——个狗崽子。他们想让我改姓，但是妈妈不同意，妈妈是用自己的牺牲来换我的平安，她要为爸爸留下这条根，因为只有妈妈知道，在生下我的那一刻爸爸是多么高兴……”世宁说起妈妈的爱，至今感激不尽。
■印象最深的是爸爸教他对书籍的爱护
很久之后，焦菊隐终于离开“牛棚”，在周末，总算可以看见小儿子了。那时，他住在史家胡同人艺大院宿舍大楼后面的一间小屋里。那里终日不见阳光，又阴又潮，且离公用厕所很近，墙上都是霉斑。每个周末，是父子俩相处最幸福的时光。
“别看我爸那么大学问，可是他从来也不给我讲大道理，他只是在生活中的小事上告诉我一些小常识。有一次，他给我买了一套做木工的儿童玩具，还专门从别人家救木工活的废料里挑了—些小板子。他鼓励我说，‘你不是喜欢看人家做家具吗?自己也动手试试看。爸爸说完就去做自己的事情了。我想了想，做个什么呢?做个痰盂盖子吧。那段时间，我爸爸总是咳痰，非常难受，我见他摆在床边的那个痰盂没有盖子，于是我就量好了那个痰盂口的尺寸，找了块小木板动手做了起来。但是我没有办法把那块木板弄成圆的，方的就方的吧。然后我找了—根小木条，立在方木板的中间，用钉子把它钉结实了，这样一个方头方脑的、带把儿的痰盂盖就做好了。我爸爸看到我做的痰盂盖，眼圈湿了，他显得兴奋异常，眼睛里放出奇异的光彩。‘好!做得好呀!’父亲拿着痰盂盖走出屋门，还冲着旁边那几户邻居说：你们看看，我儿子会做东西了。”
焦世宁说，他印象最深的是爸爸教他对书籍的爱护。
“我爸爸告诉我，书是最好的老师，最宝贵的财产。我每星期六到爸爸在人艺宿舍的小屋，星期日爸爸送我回去。每次到爸爸家时，这一星期出版的连环画都整整齐齐地摆在桌上。那时父亲也带我去东四新华书店，在街上对人总是笑嘻嘻的。他去书店买最新出版的小人书，然后细心地包上书皮儿，告诉我，看书看到一半时要用书签，看书时不要折坏书角，对书要爱护。他还告诉我怎样按出版日期、书的大小放回书架上。爸爸那时也带我去颐和园，爸爸会指着长廊上的每—幅画，给我讲画的由来和画里的故事。再后来，我爸住进了医院，我见他房子里有个拉线的用竹子做成的百叶窗，我就拽动着，把它当玩具玩儿。我问爸爸，这绳子怎么会一上一下动才能把好使啊，父亲含着笑鼓励着我说，宁宁，你多拽几下就知道是咋回事了，好比你拆了家里的小闹钟—样……后来，我上小学了，学校里的同学们都加入了红小兵，但是没有我的份儿；同学们争当三好生，更没有我的份儿。但有一次，我得到了一张进步生的奖状，当我把这张小奖状给爸爸看时，他竟举着这张小纸在小屋里转来转去，最后选了一个最显眼的地方，把小奖状贴了上去。父亲夸我，‘宁宁，你进步啦!你有进步啦!’现在我才体会到，我爸最高兴的是，他看到儿子也可以像别的孩子一样获得荣誉了。所以，我那时很守规矩，而且也非常努力地做好每一件事情。记得有一次，我功课没有做完就跑出去看打架，回来后被爸爸大骂了一顿。我第一次看到爸爸那样严厉，这也是爸爸唯一一次对我发脾气。爸爸还教我做人的礼貌，对长辈的尊敬，就是对姐姐，也要称您。有一次过年，大姐从插队的陕西回来，我们姐弟三人在爸爸的小屋吃团圆饭，我让大姐替我添饭，爸爸说我没有礼貌，要对姐姐说‘请您帮我添饭’，懂得尊重别人目己才能做个好孩子。爸爸也是个美食家。他并不讲究排场，但很挑剔味道。一次带我去吃小笼包，爸爸说这根本不能叫小笼包，只能叫小包子，他给我讲上海小笼包应该是什么样的，说得津津有味，但我们吃到的，到底还是‘小包子’。临走时，爸爸在店里的意见本上写了意见，还念给我听：‘在您店里的包子里走啊走啊一直见不到肉馅，终于见到了，一步就跨过去了。’……” 那么，是什么时候才发觉自己的父亲是位艺术家的呢?“我记得是读初中二年级时，我们语文老师让我们每人写一篇有关父亲的文章。当时老师看了我写的作文后，非常兴奋地说，啊，焦菊隐，你父亲竟是大艺术家焦菊隐，真了不起啊……”
“1975年，我爸突然感到胸部疼痛住进了协和医院，经检查确诊为晚期肺癌，动手术已无济于事了。医生没有告诉他，可他懂拉丁文，一看病床上的卡片，他就明白了。父亲一直很坚强，他提出要见见远在陕西插队的大姐……”此时，焦世宁先生沉默了好几分钟，他独自地往自己的杯里续茶，一口一杯地慢慢地咽下去，眼里满含泪水。
■父辈的辉煌，仍在眼前
19岁时，远在东洋的世宁的外婆打来了越洋电话，希望世宁和妈妈一起到日本，在外婆身边学习与生活，从此，世宁离开了祖国26年，整整26年呀!他人在日本，心系祖国，通过自己的公司把中国的气功、中医等一系列真正的传统文化介绍到了日本。
“国外时，通过网络搜索到《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人艺往事’专栏，读到了《焦菊隐先生一无所有时留给儿子玻璃弹球》一文，那是我童年时发生的而我本人却不知道的故事，那个故事一下子把我带入童年往事中，久久不能平静。回国后，我迅速找到濮存昕夫妇，让他们帮助我找到了该文的作者牛响玲。我们是在人艺的大院里—起长大的，见面亲切如故。我们淡了很久，‘文革’开始时，我两岁，父亲去世时我才十岁。我曾经认为父亲除了带给自己许多的苦难以外，没有留下什么，现在长大成人以后才发觉，父亲不但留给自己，而且留给中华民族—大笔宝贵的财富……如果我爸再坚持一年，他看到了希望，就决不会这么匆匆地离去了……一天，我对响玲说：响玲姐，我不走了。如果我为我父亲做—些事，你会帮我吗?那还用说，我会尽我的最大努力。于是，响玲带着我拜见了名人俱乐部的秘书长宝世宜。她一直在从事着保护祖国文化遗产的工作，而且是自发的。她为人正直、热情，得知我是焦菊隐先生的公子，且刚从国外回来，非常重视，在家中约了朋友，准备了饭菜，这次欢迎会带给了我极大的温暖。
“在宝老师的支持下,2009年5月19日，在宝老师的私宅召开了‘中国传统戏剧艺术研究中心暨焦菊隐戏剧艺术研究中心’成立预备会。当天我们请来了北京人艺的部分老艺术家，金雅琴、吕恩、蓝荫海、李滨、秦在平等，中国人艺的导演唐宇，还请到了老舍先生的长女、老舍纪念馆的馆长舒济，著名画家袁运生夫妇，画家张铭徽，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陈翠年，原中戏刻币艾幸，吴祖光的女儿吴霜等。当天有事无法到会的北京人艺艺术家苏民、蓝天野、牛星丽、濮存昕、杨立新等，也纷纷打来电话关心此事。在会上，老艺术家们争先发言，回忆了当年焦先生在排戏中对他们一点一滴的要求。舒济在发言中回忆了老舍先生当年与焦先生的多次合作，产生了像《龙须沟》、《茶馆》这样不朽的剧目。吕恩阿姨在回忆到焦先生的—生坎坷时流下了滚滚热泪……”
焦世宁告诉记者，他的两个妇妇都在美国，作为焦菊隐的儿子，他有义务为父亲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他回国后便将自己在国外的三家公司全部关闭掉了。他说只有回到北京，回到父亲工作过的地方，他才感到人生的意义。
焦世宁说，“由于父亲当年就没有给我留下任何遗产，甚至连间住房都没有，目前我一直是自个租房住。但是，我克服了很多的困难，终于为父亲办了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情，寻到了一块墓地，隆重地安葬了父亲。如今，我和响玲有缘而终于走到一起。我们夫妇两个虽然不是人艺的工作人员，但我们的父辈是人艺人，就跟孩子孝敬父母一样的心情。把我们自己当人艺人，愿意为人艺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的父亲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戏剧，为了传承中国的戏剧事业，我们也愿意去做传承文化艺术方面的事情，继续父辈之志，克服一切困难去完成父亲没有完成的事业。比如，我们正在准备筹拍一部纪录片《焦菊隐》，为此，我们夫妇一直在努力地打拼，终日里奔波……
“人艺建院60周年这段日子，人艺托我给两位姐姐致电回来参加庆祝活动，但她们都在国外，她们都是60岁的人了且时间太紧，没有来得及回国参加此次活动，所以我就代表两位妇妇在人大会堂的盛会上，替父亲领取了奠基人杯，我感到无限的欣喜……”临别时，焦世宁给《人物》周刊题词。他说，北京人艺是几代人打拼出来的剧院，这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气场，无论这些演员在外面成了多大的腕儿，回到剧院也能低头，这是一个伟大的剧院……
■48岁的儿子扮演46岁父亲
北京卫视播放的纪念人艺建院60周年大型人文纪录片《人民的艺术》里，今年48岁的焦菊隐的儿子再现了当年父亲46岁时的形象。
“当我接到让我去扮演当年父亲的形象这个任务时，我感到很突然。电视台摄制组的编导跟我说了一个情节，就是四巨头——曹禺、焦菊隐、欧阳山尊、赵起扬为商讨如何建院而召开的‘42小时会议’情景再现。扮演我父亲?!毫无准备的我跟导演嘀咕，我恐怕不像，因为我比父亲胖些，头发也短，不像!但导演说最重要的是您在演父亲。很快，他们就将我的短发让发型师用小电夹烫了一个小时，再用发胶、发蜡、摩丝等，几乎能用的全都用上了，刚整好，便听大伙说简直太像了。伏案工作、思考，抽烟的姿势，四十多岁的焦菊隐先生再现了。我听他们在议论着。神态太像了，到底是亲儿子，导演也这么激动地说。说来也怪，在我扮演的过程中，父亲的音容笑貌一下子就出现在我的眼前，他在我的心中变得鲜活了，心灵似乎也感觉到了父亲之点滴的温情，他仿佛就站在我的身边……”成功地扮演了父亲焦菊隐的焦世宁，此次感到很是欣慰。
当记者问起焦菊隐牲为啥能成大导演时，焦世宁说，“父亲本人的努力应该是第一的，他的爱国心和对艺术的追求及对戏的痴迷也是其成功之本。我前几天看了著名戏剧评论家童道明先生对我父亲的很多的评论文，感觉童先生对焦菊隐的历史地位的界定很有分量。他说。我父亲是戏剧界的徐悲鸿。这话说到我心坎上去了。我姐姐在她的书里说我父亲的那些话也深深地打动过我。比如这样的句子，在我父亲生前，父亲的刚愎给他带来无尽的麻烦。他常常在不适合的时间地点，随意抛洒自己的真性情，展示自己的桀骜与不驯，或许，正是这种真性情，使他能发出不同于别人的声音?他从不依附于任何人，也从不仰视某某权威，或许，正是这种独立精神，令其闪现出思想的亮色?追溯父亲走过的路，似乎可以给我们提供—个耐人寻味的样本。他—生虽然结过三次婚，但只有一个是他的最爱，他爱得那么执著，那么投入，那么深沉、狂热、细致、永恒，直至最后献出了全部财产和生命。这个最爱就是‘戏’。而那个能创造出至真至美的舞台，才是他精神最后的归宿!无论怎么说，我父亲是一位挑战者，创新者。他把他的—生都奉献给了戏剧事业。我觉得，这就是伟大的艺术家与著名艺术家的区别。”
■一封家书，凝聚了万般父爱
回忆往事，尤其是童年的往事，会成为人们最美好的回忆，而焦世宁记忆深处是太多父亲的影子，多少年过去了，他说父亲蕴含大海一般深沉的父爱至今让他难以忘怀，尤其是留给他的那封家书，如今竟能一字不落地背诵出来。他说自己多年来一直都把它带在身边，看到它，就像看到了他的父亲，看到了父亲对他的殷切希望一
那是1974年“批林批孔批周公”的高潮中，焦菊隐先生在北京市文化系统召开的千人大会上，再次被定为顽固不化的、死不悔改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次几乎让焦先生彻底绝望了。“此时，我的爸爸视力也越来越差了，看书和写字都很费劲儿。”但是即使这样，焦菊隐先生仍然用充满童心童趣的笔触给儿子世宁写信。
“宁宁：你今天早晨走得太匆忙了，爸爸又病病歪歪，没有来得及叫你吃一口东西再走，你又没睡好，爸爸不放心，怕你又晕车，在路上出事，爸爸心疼，直流泪。爸爸一生病，你在这里就苦了。不得吃，不得喝，还得受大人、孩子们的气。希望你有志气，当毛主席的好学生，长大争口气。回去把作业补齐，多睡觉。
临走，衣服都没有干。你走后，发现黄衬衣收在箱子里，没有叫你带走。再来又得两星期了，那时天气怕有些冷了。所以，爸爸决定，本星期六下午三时半，到白广路2路汽车站，把你的衣服全送去。如果那天爸爸病好了，就带你去吃一顿晚饭；如果病不好，见完面我就回来了。定下心来上学!争气，当好学生!!!祝进步!爸爸
1974年，8月13日。星期二下午。”
一个深爱儿子的老父亲，在信中惦记着孩子的胃口和身体，还在估计到孩子不认识的字上细心地标注上了汉语拼音。“直到19岁那年，我去日本留学，妈妈才把塞封信交给我。这是父亲留给我的最珍贵的礼物，是父亲留给我的唯一封家书。现在，信里的哪个字，哪个标点符号在哪，我都记忆深刻。多少年来，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我都一直把它带在身边，看到它，就像看到了我的父亲，看到父亲对我殷切的希望……”
■老来得子。父亲竟兴奋得脱衣举杯狂奔
焦世宁先生坦言，他的父亲对他的疼爱真是世上少有。
时间再次拉回到48年前。1964年，焦菊隐与舞蹈演员潘小丽结婚了。家就安在干面胡同人艺宿舍的—个小跨院里。那段时间可以说是焦菊隐先生生活中最愉快的事儿，因为他们夫妇将迎接世宁的到来。儿子世宁的出生，给这个家带来了无限的幸福。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由于社会的动荡，生活的飘摇，焦先生第—任太太为他生下的两个儿子都不幸夭折，痛如乱箭穿心，无人能忍。一晃好几十年后，他的第二任太太为他生下了两个女儿，虽然他对两个爱女如雌贝对待，但内心深处还是祈黼有个儿子的。
那天，当焦先生接到医院来的电话，被告知自己再次当了父亲且是个男孩时，他竟脱掉了外衣，举着酒杯，在自家的小院子里狂奔，并忘形地喊：“我有儿子了!”此刻，老来得子，59岁的焦先生是何等的幸福。
焦菊隐先生是个大忙人，可有些跟孩子相关的事他会亲自管。他的女儿每人身上挂三块手绢，一块擦眼睛，一块擦嘴擦手，一块小便后擦屁股。两个女儿六块手绢，他每天亲自洗。这说明焦先生是个特别爱干净的人。有人因此这样评价他，“这反映出他是个极细致的人，把这股劲用在做话剧上，怎么能不出精品!” “我父亲对孩子的疼爱真是世上少有。听我妈说，我一生下来就显胖，抱我够费力气的。为什么要老抱我呢?怕我哭。生活中的父亲恋家，只要一有机会，他就要回家看看儿子，舍不得离开儿子一分钟，他表示，在家里最不能听到的是儿子的哭声。这可把我妈累坏了，生怕我哭，一哭就得老抱着我，哄我。父亲很爱干净，回家一进院门就要伸头去闻闻晾在绳子上的被单、衣服有没有肥皂味。连我的尿布都是我妈妈亲自洗的，他们从来不让阿姨洗，怕洗得不干净。把孩子收拾得干干净净的，真不容易啊……爸爸抱我上街，或坐公共汽车，老听别人如此赞美，心里总是美滋滋的。”
两年美好的生活很快就滑过去了。到了1966年初，焦菊隐一家也没能逃脱厄运。焦世宁谈起这段时间，明显感到心情的沉重。他说，“父亲受折磨时，我才两岁。他是第一批被以‘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而关进牛棚的……”那时，从小聪明活泼的世宁对忽然见不到面的父亲那张慈祥的面孔而恐慌过。还好，他是一个很安静的孩子，即便自个儿在院子里玩泥巴也会玩上一大半天。他记得家里养过一只可爱的小猫，“整天陪伴着我，我每天给它喂水、喂食。它高兴时在我面前打滚儿，我视它为我最好的朋友。可是有一天，小猫不见了，我着急地到处找它，不停地问妈妈：‘我的小猫呢?’妈妈只是一个劲儿流泪，她无法告诉我，是造反派逼着她亲手把小猫给掐死了。那时，我妈把小猫偷偷地葬在我家门前的一棵小树下，夜里没人时，妈妈会去树下看望它，跟它说说话，妈妈痛苦得快要崩溃了……紧接着，就是红卫兵不许我妈拉窗帘，理由是要日夜监视我们的行动。”
“妈妈没有工作了，为了生存，她去做过临时工，干的都是男人干的活。她干过瓦工、焊工、木工等工作。一次不小心，还把胳膊弄折了。医生建议她把胳膊锯掉算了，可妈妈想，我儿子谁来照顾，说什么也不让大夫给锯掉，她一次又一次地将接错的胳膊在没有麻药的状况下拽开重新接。也可能是老天有眼，妈妈的胳膊竟奇迹般地保住了。”说起这些，他的声音几乎哽咽。
“眼看着形势对我们越来越不利，爸爸为了保护我。对妈妈发话，你们逃命去吧。妈妈痛在心里，只好违心地跟爸爸离了婚。”这么小的孩子就失去了幸福的童年，失去了父爱，父亲的内心更在滴血。
“但我们仍然摆脱不了焦菊隐的小老婆与狗崽子的身份，妈妈无奈，只好嫁给了一个根红苗正的造反派头头。在那个家里，他们全家仍把我看成反革命的儿子——个狗崽子。他们想让我改姓，但是妈妈不同意，妈妈是用自己的牺牲来换我的平安，她要为爸爸留下这条根，因为只有妈妈知道，在生下我的那一刻爸爸是多么高兴……”世宁说起妈妈的爱，至今感激不尽。
■印象最深的是爸爸教他对书籍的爱护
很久之后，焦菊隐终于离开“牛棚”，在周末，总算可以看见小儿子了。那时，他住在史家胡同人艺大院宿舍大楼后面的一间小屋里。那里终日不见阳光，又阴又潮，且离公用厕所很近，墙上都是霉斑。每个周末，是父子俩相处最幸福的时光。
“别看我爸那么大学问，可是他从来也不给我讲大道理，他只是在生活中的小事上告诉我一些小常识。有一次，他给我买了一套做木工的儿童玩具，还专门从别人家救木工活的废料里挑了—些小板子。他鼓励我说，‘你不是喜欢看人家做家具吗?自己也动手试试看。爸爸说完就去做自己的事情了。我想了想，做个什么呢?做个痰盂盖子吧。那段时间，我爸爸总是咳痰，非常难受，我见他摆在床边的那个痰盂没有盖子，于是我就量好了那个痰盂口的尺寸，找了块小木板动手做了起来。但是我没有办法把那块木板弄成圆的，方的就方的吧。然后我找了—根小木条，立在方木板的中间，用钉子把它钉结实了，这样一个方头方脑的、带把儿的痰盂盖就做好了。我爸爸看到我做的痰盂盖，眼圈湿了，他显得兴奋异常，眼睛里放出奇异的光彩。‘好!做得好呀!’父亲拿着痰盂盖走出屋门，还冲着旁边那几户邻居说：你们看看，我儿子会做东西了。”
焦世宁说，他印象最深的是爸爸教他对书籍的爱护。
“我爸爸告诉我，书是最好的老师，最宝贵的财产。我每星期六到爸爸在人艺宿舍的小屋，星期日爸爸送我回去。每次到爸爸家时，这一星期出版的连环画都整整齐齐地摆在桌上。那时父亲也带我去东四新华书店，在街上对人总是笑嘻嘻的。他去书店买最新出版的小人书，然后细心地包上书皮儿，告诉我，看书看到一半时要用书签，看书时不要折坏书角，对书要爱护。他还告诉我怎样按出版日期、书的大小放回书架上。爸爸那时也带我去颐和园，爸爸会指着长廊上的每—幅画，给我讲画的由来和画里的故事。再后来，我爸住进了医院，我见他房子里有个拉线的用竹子做成的百叶窗，我就拽动着，把它当玩具玩儿。我问爸爸，这绳子怎么会一上一下动才能把好使啊，父亲含着笑鼓励着我说，宁宁，你多拽几下就知道是咋回事了，好比你拆了家里的小闹钟—样……后来，我上小学了，学校里的同学们都加入了红小兵，但是没有我的份儿；同学们争当三好生，更没有我的份儿。但有一次，我得到了一张进步生的奖状，当我把这张小奖状给爸爸看时，他竟举着这张小纸在小屋里转来转去，最后选了一个最显眼的地方，把小奖状贴了上去。父亲夸我，‘宁宁，你进步啦!你有进步啦!’现在我才体会到，我爸最高兴的是，他看到儿子也可以像别的孩子一样获得荣誉了。所以，我那时很守规矩，而且也非常努力地做好每一件事情。记得有一次，我功课没有做完就跑出去看打架，回来后被爸爸大骂了一顿。我第一次看到爸爸那样严厉，这也是爸爸唯一一次对我发脾气。爸爸还教我做人的礼貌，对长辈的尊敬，就是对姐姐，也要称您。有一次过年，大姐从插队的陕西回来，我们姐弟三人在爸爸的小屋吃团圆饭，我让大姐替我添饭，爸爸说我没有礼貌，要对姐姐说‘请您帮我添饭’，懂得尊重别人目己才能做个好孩子。爸爸也是个美食家。他并不讲究排场，但很挑剔味道。一次带我去吃小笼包，爸爸说这根本不能叫小笼包，只能叫小包子，他给我讲上海小笼包应该是什么样的，说得津津有味，但我们吃到的，到底还是‘小包子’。临走时，爸爸在店里的意见本上写了意见，还念给我听：‘在您店里的包子里走啊走啊一直见不到肉馅，终于见到了，一步就跨过去了。’……” 那么，是什么时候才发觉自己的父亲是位艺术家的呢?“我记得是读初中二年级时，我们语文老师让我们每人写一篇有关父亲的文章。当时老师看了我写的作文后，非常兴奋地说，啊，焦菊隐，你父亲竟是大艺术家焦菊隐，真了不起啊……”
“1975年，我爸突然感到胸部疼痛住进了协和医院，经检查确诊为晚期肺癌，动手术已无济于事了。医生没有告诉他，可他懂拉丁文，一看病床上的卡片，他就明白了。父亲一直很坚强，他提出要见见远在陕西插队的大姐……”此时，焦世宁先生沉默了好几分钟，他独自地往自己的杯里续茶，一口一杯地慢慢地咽下去，眼里满含泪水。
■父辈的辉煌，仍在眼前
19岁时，远在东洋的世宁的外婆打来了越洋电话，希望世宁和妈妈一起到日本，在外婆身边学习与生活，从此，世宁离开了祖国26年，整整26年呀!他人在日本，心系祖国，通过自己的公司把中国的气功、中医等一系列真正的传统文化介绍到了日本。
“国外时，通过网络搜索到《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人艺往事’专栏，读到了《焦菊隐先生一无所有时留给儿子玻璃弹球》一文，那是我童年时发生的而我本人却不知道的故事，那个故事一下子把我带入童年往事中，久久不能平静。回国后，我迅速找到濮存昕夫妇，让他们帮助我找到了该文的作者牛响玲。我们是在人艺的大院里—起长大的，见面亲切如故。我们淡了很久，‘文革’开始时，我两岁，父亲去世时我才十岁。我曾经认为父亲除了带给自己许多的苦难以外，没有留下什么，现在长大成人以后才发觉，父亲不但留给自己，而且留给中华民族—大笔宝贵的财富……如果我爸再坚持一年，他看到了希望，就决不会这么匆匆地离去了……一天，我对响玲说：响玲姐，我不走了。如果我为我父亲做—些事，你会帮我吗?那还用说，我会尽我的最大努力。于是，响玲带着我拜见了名人俱乐部的秘书长宝世宜。她一直在从事着保护祖国文化遗产的工作，而且是自发的。她为人正直、热情，得知我是焦菊隐先生的公子，且刚从国外回来，非常重视，在家中约了朋友，准备了饭菜，这次欢迎会带给了我极大的温暖。
“在宝老师的支持下,2009年5月19日，在宝老师的私宅召开了‘中国传统戏剧艺术研究中心暨焦菊隐戏剧艺术研究中心’成立预备会。当天我们请来了北京人艺的部分老艺术家，金雅琴、吕恩、蓝荫海、李滨、秦在平等，中国人艺的导演唐宇，还请到了老舍先生的长女、老舍纪念馆的馆长舒济，著名画家袁运生夫妇，画家张铭徽，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陈翠年，原中戏刻币艾幸，吴祖光的女儿吴霜等。当天有事无法到会的北京人艺艺术家苏民、蓝天野、牛星丽、濮存昕、杨立新等，也纷纷打来电话关心此事。在会上，老艺术家们争先发言，回忆了当年焦先生在排戏中对他们一点一滴的要求。舒济在发言中回忆了老舍先生当年与焦先生的多次合作，产生了像《龙须沟》、《茶馆》这样不朽的剧目。吕恩阿姨在回忆到焦先生的—生坎坷时流下了滚滚热泪……”
焦世宁告诉记者，他的两个妇妇都在美国，作为焦菊隐的儿子，他有义务为父亲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他回国后便将自己在国外的三家公司全部关闭掉了。他说只有回到北京，回到父亲工作过的地方，他才感到人生的意义。
焦世宁说，“由于父亲当年就没有给我留下任何遗产，甚至连间住房都没有，目前我一直是自个租房住。但是，我克服了很多的困难，终于为父亲办了一件实实在在的事情，寻到了一块墓地，隆重地安葬了父亲。如今，我和响玲有缘而终于走到一起。我们夫妇两个虽然不是人艺的工作人员，但我们的父辈是人艺人，就跟孩子孝敬父母一样的心情。把我们自己当人艺人，愿意为人艺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的父亲把一生都献给了中国的戏剧，为了传承中国的戏剧事业，我们也愿意去做传承文化艺术方面的事情，继续父辈之志，克服一切困难去完成父亲没有完成的事业。比如，我们正在准备筹拍一部纪录片《焦菊隐》，为此，我们夫妇一直在努力地打拼，终日里奔波……
“人艺建院60周年这段日子，人艺托我给两位姐姐致电回来参加庆祝活动，但她们都在国外，她们都是60岁的人了且时间太紧，没有来得及回国参加此次活动，所以我就代表两位妇妇在人大会堂的盛会上，替父亲领取了奠基人杯，我感到无限的欣喜……”临别时，焦世宁给《人物》周刊题词。他说，北京人艺是几代人打拼出来的剧院，这里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气场，无论这些演员在外面成了多大的腕儿，回到剧院也能低头，这是一个伟大的剧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