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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文明尽管只有不到万年的历史，却已完整地覆盖了庞大的地球。而从人类文明伊始，人类就开始收集植物，曾经强极一时的罗马人将自己国家的很多植物带到帝国铁蹄所到的每一个角落；英国的植物探险家们也早在17世纪就深入北美、俄要斯等地，将当地的很多植物种类引进英国；而更有英国、法国；奥地利等许多欧洲的植物探险者在上百年前就来到中国，把中国的一些特色花卉，植物引进到自己的国家。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和目的，这些早期的植物探险者都为此付出了毕生的精力，有些甚至丧生于探险的途中，使得人们如今能够很容易地在世界各处欣赏到五彩缤纷的各色植物花卉；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地大物博，早在两千多年前，原产中国的桃花和栽培的萱草便通过丝绸之路传人了欧洲，使西方对中国的花卉植物有了初步了解。从13世纪至17世纪，包括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葡萄牙商人以及早期传教士，在中国期间便记录了大量的植物种类，引起了欧洲植物学者的重视。18世纪以来，随着西方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对海外的奇花异卉有了更多的需求，他们先后从中国引种了菊花，牡丹、芍药，荷花，百合，蔷薇、月季、梅花、桂花，茶花、杜鹃玉兰、紫藤等，其中，一些种类还被冠以美妙动听的名称：荷包牡丹叫“闪耀红心”；翠菊叫做“中国紫菀”：栾树被称为“金雨树”，卷丹被称为“虎百合”；就连最普通的中国臭椿，也被授予了“天堂树”的美名。鸦片战争后，西方各国派遣了一批又一批冒险家进入中国国集植物标本，从此进入了正式专业性的采集时期。在来华的西方国与家人员中，早期以英国，法国、俄国、瑞典、荷兰、葡萄牙等国最多，在后期还有德国，日本奥地利，比利时等国。他们在中国采集了许多西方植物学界尚未认识到的新种，以至于大量的中国植物的拉丁学名都是由西方人定名的，这些原始的模式植物标本，至今都保存在西方各国的博物馆中。他们在中国采集植物的同时，还带回去了“效法自然”的传统中国造园艺术，给西方的园艺界带去了革命性的影响。
白鸽飞翔的翅膀
1826年，戴维(A，David)出生在法国比利牛斯山脉的一个小镇。他从小酷爱自然，在他的少年时代，从前人的著作中得知，遥远的东方有一个神秘的中国，便立志前往，这对于一个贫穷家庭出生的孩子，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他决定从事教会工作，希望通过被派往东方传教而获得机会。
1862年，36岁的戴维如愿以偿被派到中国传教。1867年，戴维第二次来到中国，被安排在成都华西坝的天主堂工作。然而，成都平静的生活，不符合这个酷爱自然的年青人的初衷，不久，身兼传教士和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标本采集员的戴维，设法来到距成都西边200公里的穆坪(今天的宝兴县)，成为夹金山脚下邓池沟教堂的第四代神父。
在宝兴供职的六年中，戴维的工作十分努力。除传教外，他把大量的精力倾注在从事自然考察，动植物标本收集和命名等工作上。他在宝兴发现了33种兽类新种、37种鸟类新种，发现的高等植物新种更是达120种。
上天总是偏爱热爱大自然的人。1869年5月初的一天，戴维和他的助手来到邓池沟北面的一条山谷中。四周群山怀抱，路边清泉流淌，他们一边走一边采集了几种正在盛开的报春和杜鹃花，不时又停下来四处张望。蓦然间，他看见前方不远处，一片片白色硕大的“花瓣”，在生长有桑叶般大小树叶的树丛中迎风起舞，宛如白色的鸽群栖息枝头。这情景让戴维惊呆了，他知道这一定又是一种从未被定名的新植物，急忙叫助手采集了标本。当标本带回法国后，被定为一个新的植物属和种。1900年，英国维奇园艺公司便派威尔逊从中国西部采集到珙桐的种子，几年后，珙桐在大洋彼岸开花，观赏者趋之若鹜，由于它白色的苞片形似白鸽飞翔的翅膀，因此获得了“中国鸽子树”的美名。为了纪念戴维这一贡献，植物学界用戴维的姓氏作为珙桐的拉丁文属名，即Davidia。
1872年，戴维被授予法国科学院院士。难能可贵的是，作为一名神职人员的他，却以其自身的研究成果，动摇了“上帝造物”的结论。
采集植物新种上千
赖神甫其实并不姓赖，他原来的名字叫德拉瓦夷(P.J.M Delavay)，是法国天主教派到中国传教的一名神甫。1867～1895年期间，他一边在中国传教，一边采集植物标本。由于他长期生活在中国，对中国人十分友好，当地的中国人早已忘记了他原来的法国名字，无论男女老幼都称他“赖神甫”，他也乐意有这个中国姓氏。
在他到中国之前，法国巴黎自然博物馆便找到他，要他为博物馆在中国采集植物标本，并许诺每年专门为他提供了一笔不菲的经费。1867年，他第一次到中国首先去了广东和海南。1882年6月，他经四川进入云南，先后到达过昆明、大理，宾川禄劝，鹤庆、通海，丽江，贡山、盐津、东川、昭通思茅等地，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他几乎跑遍了整个云南每到一个地方，便雇用大量的当地人，与他一起进山人林，采集植物标本。1892年，他在野外工作对感染上了被当地老百姓称为“瘴气”的病，也就是疟疾，他从法国带来的特效药奎宁丸早些年在为中国人治病时就已用完，时冷时热，全身发抖的症状让他难以忍受，原本不愿离开中国的他不得不返回法国进行治疗。第二年，他的病刚有起，色，又怠急忙忙赶回了云南。
在云南，他一共为巴黎自然博物馆收集植物标本20万件，约含4000个种，其中有多达1500个新种和许多新属。他的采集使西方人认识到云南西北植物种类的异常丰富。中国现有高等植物三万种，仅他一人就采集到1500种，竟然占据7总数的二十分之一。从这一点看来，他在中国近代植物学上作出的贡献，早已远远超过了作为一名教会人员的本职，任何人永远也无法超越。
1895年，赖神甫病死在他所热爱的云南昆明。威尔逊(E.H.Wilson)1876年出生于英国契平开普敦一个铁路工人家庭。1889年，年仅13岁的他因家境贫寒辍学当了一名学徒花匠，随后进入英国著名的皇家植物园丘园。一边学习，一边继续担任花匠。1898年，威尔逊通过英国皇家科学院植物学讲师培训班考试。正当他打算用毕生精力从事植物教学工作时，一个完全不同的机会展现在他的面前。早在1882年，英国驻湖北宜昌海关人员亨利在给英国皇家植物园丘园的信中，多次要求派一个植物学家来中国。与此同时，切尔西皇家引种植物园的老板维奇也对来自中国的植物产生了兴趣，他们要求丘园的主任威廉
姆推荐一个合适的采集者，因此提名了当时还正在学习的威尔逊。
1899-1011年，威尔逊受聘于英国维奇花卉公司和美国哈佛大学，先后四次进入中国西部采集植物标本和种子。1910年夏天，威尔逊从湖北进入四川，在万台山中艰难地穿过满是山毛榉和鸽子树的森林，一路上采集了四十多种植物标 本，在峰顶更是采集到了稀有的紫丁香这让他兴奋不已。8月底，威尔逊进入了干旱的岷山山谷，这里是松潘的交通要道，骡马队冒着酷暑艰难跋涉，而正是在这里，他发现了成片的帝王百合。但在返回的途中，他们遭遇了山崩。威尔逊被砸得腿骨两处骨折，肌肉撕裂，休养了三个多月才勉强能够拄着拐杖走路。
在长达12年的时间里，一共收集了六万五千多份的植物标本(包括4500种植物)，并将1593种植物种子和168种植物的切根带回了西方。著名的观赏树种珙桐以及花卉植物全缘绿绒蒿，黄花杓兰、黄安花尾和岷江百台等，都是威尔逊采集到种子和鳞茎后在西方各国普遍栽培的。具有重要经济价值植物猕猴桃，也是威尔逊带回西方后，随后成为新西兰一项重要的农业支柱产业，
在他采集到的植物中，由他命名或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新种多达200种以上。在他的著作中，把中国称为“世界园林之母”，他为西方世界的现代文明和东西方科学文化的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被西方人称为“打开中国西部花园大门的人”。
宁愿死在中国西部的雪山上
1884年，洛克(J.F.Rock)出生在奥地利维也纳的一个贫穷的仆人家庭。在他六岁时，母亲便去世了，父亲对他又十分严厉，一心想将自己的儿子培养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牧师，然而洛克却一心幻想着四处去旅行。这位出生于音乐之都的少年，向往的地方竟是遥远东方神秘的中国。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努力自学包括中文在内的外语，衣服口袋里塞满了写着汉字的卡片，甚至上床睡觉时仍在背诵单词。1906年，他来不及仔细考虑便受雇于一艘邮轮，当上了一名船舱服务生，稀里糊涂从欧洲到了美国。1907年，身无分文的洛克到达了夏威夷，先后在一所中等专科学校教授拉丁语和植物学，趁此机会他还详细调查了夏威夷的植物群落。
1920年，他被美国农业部派到远东。1922年，他终于实现了少年时的梦想来到中国。在随后2g年漫长的时间里，他一直在中国西部从事探险、纳西族语言文化的发掘整理，并为美国农业部和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术园收集动植物标本。他长期生活在云南丽江玉龙雪山脚下的雪嵩村，并先后到过四川、甘肃，青海等高原地带，与雪山和森林成为了最亲密的朋友，采集了大量的植物标本，其中有不少新种和新属，如世界著名的枫树五小叶槭和毛茛科植物距瓣尾囊草等。
1949年，云南解放前夕，美国空军派飞机把他从丽江接走。后来，他多次写信给中国政府，希望重新回到云南，终因两国尚未建交而未能如愿。1962年，洛克因心脏病发作死于夏威夷，临终前他还濂：“我宁愿死在中国西部的雪山上上，也不愿死在夏威夷的病房里”，
中国花卉西方开
法国传教士卡尔列依，1836～1846年在中国东南沿海各地采集标本五千余号，大约两千种植物，其中有15个新种；英国植物学家汉塞在1844～1872间，在中国大陆和香港有集标本，他一生几乎生活在香港和厦门，一边担任外交富一边从事植物分类学研究。先后发表了222篇文章，包括大量的新种，俄国植物学家一马克西莫维奇，1854～1864年在中国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地区采集了一千七百多种植物标本，其书包括四个新属和41个新种；英国植物学家和探险家金顿沃尔德，1911～1935年先后多次到云南，西藏采集标本。发现了大量的新属和新种：奥地利植物学家汉德尔·马热蒂，1914～1917年先后到云南、四川，贵州、湖南等地采集标本，发现了大量的新属和新种；瑞典植物学家史密斯，1921～1934年先后在北京，陕西，四川、西藏、云南，山西重庆、上海等地采集标本上万号，包括两千多种植物，其中有大量新属和五百多个新种……除西方人外，从19世纪末至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日本也派了大批的探险家和植物学家到中国，在海南、东北，浙江、内蒙古山西，河北，台湾等地采集了大量的植物标本。自鸦片战争以来，这些从事专业植物探险采集的人中，绝大多数是受到所在国家，教会或商业机构的派遗，在中华民族遭受列强凌辱的年代，他们所代表的行为无疑是一种对中国主权的侵犯，然而，我们今天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些西方人的植物探险采集也具有积极的一面，他们让世界了解了中国植物的同时，也带来了现代科学技术和植物学研究方法。在我们自身尚无能力研究的年代，他们的工作为后代留下了大量宝贵资料，其中包括标本，文字和高清晰度的照片，不仅对研究中国现代植物学的系统和发展历史，甚至对研究近代中国的社会和环境变迁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更何况，在其中也不泛具有西方早期民主思想的人士，他们对基层的申国老百姓十分友好，最终成为东西方植物科学交流的使者。
白鸽飞翔的翅膀
1826年，戴维(A，David)出生在法国比利牛斯山脉的一个小镇。他从小酷爱自然，在他的少年时代，从前人的著作中得知，遥远的东方有一个神秘的中国，便立志前往，这对于一个贫穷家庭出生的孩子，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他决定从事教会工作，希望通过被派往东方传教而获得机会。
1862年，36岁的戴维如愿以偿被派到中国传教。1867年，戴维第二次来到中国，被安排在成都华西坝的天主堂工作。然而，成都平静的生活，不符合这个酷爱自然的年青人的初衷，不久，身兼传教士和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标本采集员的戴维，设法来到距成都西边200公里的穆坪(今天的宝兴县)，成为夹金山脚下邓池沟教堂的第四代神父。
在宝兴供职的六年中，戴维的工作十分努力。除传教外，他把大量的精力倾注在从事自然考察，动植物标本收集和命名等工作上。他在宝兴发现了33种兽类新种、37种鸟类新种，发现的高等植物新种更是达120种。
上天总是偏爱热爱大自然的人。1869年5月初的一天，戴维和他的助手来到邓池沟北面的一条山谷中。四周群山怀抱，路边清泉流淌，他们一边走一边采集了几种正在盛开的报春和杜鹃花，不时又停下来四处张望。蓦然间，他看见前方不远处，一片片白色硕大的“花瓣”，在生长有桑叶般大小树叶的树丛中迎风起舞，宛如白色的鸽群栖息枝头。这情景让戴维惊呆了，他知道这一定又是一种从未被定名的新植物，急忙叫助手采集了标本。当标本带回法国后，被定为一个新的植物属和种。1900年，英国维奇园艺公司便派威尔逊从中国西部采集到珙桐的种子，几年后，珙桐在大洋彼岸开花，观赏者趋之若鹜，由于它白色的苞片形似白鸽飞翔的翅膀，因此获得了“中国鸽子树”的美名。为了纪念戴维这一贡献，植物学界用戴维的姓氏作为珙桐的拉丁文属名，即Davidia。
1872年，戴维被授予法国科学院院士。难能可贵的是，作为一名神职人员的他，却以其自身的研究成果，动摇了“上帝造物”的结论。
采集植物新种上千
赖神甫其实并不姓赖，他原来的名字叫德拉瓦夷(P.J.M Delavay)，是法国天主教派到中国传教的一名神甫。1867～1895年期间，他一边在中国传教，一边采集植物标本。由于他长期生活在中国，对中国人十分友好，当地的中国人早已忘记了他原来的法国名字，无论男女老幼都称他“赖神甫”，他也乐意有这个中国姓氏。
在他到中国之前，法国巴黎自然博物馆便找到他，要他为博物馆在中国采集植物标本，并许诺每年专门为他提供了一笔不菲的经费。1867年，他第一次到中国首先去了广东和海南。1882年6月，他经四川进入云南，先后到达过昆明、大理，宾川禄劝，鹤庆、通海，丽江，贡山、盐津、东川、昭通思茅等地，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他几乎跑遍了整个云南每到一个地方，便雇用大量的当地人，与他一起进山人林，采集植物标本。1892年，他在野外工作对感染上了被当地老百姓称为“瘴气”的病，也就是疟疾，他从法国带来的特效药奎宁丸早些年在为中国人治病时就已用完，时冷时热，全身发抖的症状让他难以忍受，原本不愿离开中国的他不得不返回法国进行治疗。第二年，他的病刚有起，色，又怠急忙忙赶回了云南。
在云南，他一共为巴黎自然博物馆收集植物标本20万件，约含4000个种，其中有多达1500个新种和许多新属。他的采集使西方人认识到云南西北植物种类的异常丰富。中国现有高等植物三万种，仅他一人就采集到1500种，竟然占据7总数的二十分之一。从这一点看来，他在中国近代植物学上作出的贡献，早已远远超过了作为一名教会人员的本职，任何人永远也无法超越。
1895年，赖神甫病死在他所热爱的云南昆明。威尔逊(E.H.Wilson)1876年出生于英国契平开普敦一个铁路工人家庭。1889年，年仅13岁的他因家境贫寒辍学当了一名学徒花匠，随后进入英国著名的皇家植物园丘园。一边学习，一边继续担任花匠。1898年，威尔逊通过英国皇家科学院植物学讲师培训班考试。正当他打算用毕生精力从事植物教学工作时，一个完全不同的机会展现在他的面前。早在1882年，英国驻湖北宜昌海关人员亨利在给英国皇家植物园丘园的信中，多次要求派一个植物学家来中国。与此同时，切尔西皇家引种植物园的老板维奇也对来自中国的植物产生了兴趣，他们要求丘园的主任威廉
姆推荐一个合适的采集者，因此提名了当时还正在学习的威尔逊。
1899-1011年，威尔逊受聘于英国维奇花卉公司和美国哈佛大学，先后四次进入中国西部采集植物标本和种子。1910年夏天，威尔逊从湖北进入四川，在万台山中艰难地穿过满是山毛榉和鸽子树的森林，一路上采集了四十多种植物标 本，在峰顶更是采集到了稀有的紫丁香这让他兴奋不已。8月底，威尔逊进入了干旱的岷山山谷，这里是松潘的交通要道，骡马队冒着酷暑艰难跋涉，而正是在这里，他发现了成片的帝王百合。但在返回的途中，他们遭遇了山崩。威尔逊被砸得腿骨两处骨折，肌肉撕裂，休养了三个多月才勉强能够拄着拐杖走路。
在长达12年的时间里，一共收集了六万五千多份的植物标本(包括4500种植物)，并将1593种植物种子和168种植物的切根带回了西方。著名的观赏树种珙桐以及花卉植物全缘绿绒蒿，黄花杓兰、黄安花尾和岷江百台等，都是威尔逊采集到种子和鳞茎后在西方各国普遍栽培的。具有重要经济价值植物猕猴桃，也是威尔逊带回西方后，随后成为新西兰一项重要的农业支柱产业，
在他采集到的植物中，由他命名或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新种多达200种以上。在他的著作中，把中国称为“世界园林之母”，他为西方世界的现代文明和东西方科学文化的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被西方人称为“打开中国西部花园大门的人”。
宁愿死在中国西部的雪山上
1884年，洛克(J.F.Rock)出生在奥地利维也纳的一个贫穷的仆人家庭。在他六岁时，母亲便去世了，父亲对他又十分严厉，一心想将自己的儿子培养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牧师，然而洛克却一心幻想着四处去旅行。这位出生于音乐之都的少年，向往的地方竟是遥远东方神秘的中国。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他努力自学包括中文在内的外语，衣服口袋里塞满了写着汉字的卡片，甚至上床睡觉时仍在背诵单词。1906年，他来不及仔细考虑便受雇于一艘邮轮，当上了一名船舱服务生，稀里糊涂从欧洲到了美国。1907年，身无分文的洛克到达了夏威夷，先后在一所中等专科学校教授拉丁语和植物学，趁此机会他还详细调查了夏威夷的植物群落。
1920年，他被美国农业部派到远东。1922年，他终于实现了少年时的梦想来到中国。在随后2g年漫长的时间里，他一直在中国西部从事探险、纳西族语言文化的发掘整理，并为美国农业部和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术园收集动植物标本。他长期生活在云南丽江玉龙雪山脚下的雪嵩村，并先后到过四川、甘肃，青海等高原地带，与雪山和森林成为了最亲密的朋友，采集了大量的植物标本，其中有不少新种和新属，如世界著名的枫树五小叶槭和毛茛科植物距瓣尾囊草等。
1949年，云南解放前夕，美国空军派飞机把他从丽江接走。后来，他多次写信给中国政府，希望重新回到云南，终因两国尚未建交而未能如愿。1962年，洛克因心脏病发作死于夏威夷，临终前他还濂：“我宁愿死在中国西部的雪山上上，也不愿死在夏威夷的病房里”，
中国花卉西方开
法国传教士卡尔列依，1836～1846年在中国东南沿海各地采集标本五千余号，大约两千种植物，其中有15个新种；英国植物学家汉塞在1844～1872间，在中国大陆和香港有集标本，他一生几乎生活在香港和厦门，一边担任外交富一边从事植物分类学研究。先后发表了222篇文章，包括大量的新种，俄国植物学家一马克西莫维奇，1854～1864年在中国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地区采集了一千七百多种植物标本，其书包括四个新属和41个新种；英国植物学家和探险家金顿沃尔德，1911～1935年先后多次到云南，西藏采集标本。发现了大量的新属和新种：奥地利植物学家汉德尔·马热蒂，1914～1917年先后到云南、四川，贵州、湖南等地采集标本，发现了大量的新属和新种；瑞典植物学家史密斯，1921～1934年先后在北京，陕西，四川、西藏、云南，山西重庆、上海等地采集标本上万号，包括两千多种植物，其中有大量新属和五百多个新种……除西方人外，从19世纪末至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日本也派了大批的探险家和植物学家到中国，在海南、东北，浙江、内蒙古山西，河北，台湾等地采集了大量的植物标本。自鸦片战争以来，这些从事专业植物探险采集的人中，绝大多数是受到所在国家，教会或商业机构的派遗，在中华民族遭受列强凌辱的年代，他们所代表的行为无疑是一种对中国主权的侵犯，然而，我们今天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些西方人的植物探险采集也具有积极的一面，他们让世界了解了中国植物的同时，也带来了现代科学技术和植物学研究方法。在我们自身尚无能力研究的年代，他们的工作为后代留下了大量宝贵资料，其中包括标本，文字和高清晰度的照片，不仅对研究中国现代植物学的系统和发展历史，甚至对研究近代中国的社会和环境变迁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更何况，在其中也不泛具有西方早期民主思想的人士，他们对基层的申国老百姓十分友好，最终成为东西方植物科学交流的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