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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征地案中，地方政府的进步表现在终于知道站在农民的立场考虑问题了，能用更柔和的手段与农民打交道了。而农民代表在类似听证会的场合往往不知所措，不习惯与政府进行理性的讨价还价。事实表明，政府越替农民考虑得多一些，直接冲突就少一些、不稳定因素就少一些。
“我们是胜利了还是失败了?”浙江龙泉农民张丽峰反复念叨着这两句话，他快被这个念头给弄魔怔了。
8年前，张丽峰是龙渊一村的农民维权领袖，带领83户被征地村民与龙泉市政府、浙江省政府打官司，惊动国务院下来裁决书，责令浙江省政府改正征地程序中的错误。但，政府到底还是把地征到手了。因应着村民们的不满意，政府的征地补偿条件一再优惠，然则不满的村民仍旧不满，上告的村民还在上告，只是张丽峰已然出局。
“我们是输了吧?……还是赢了?”张丽峰喃喃地问。
锦旗感谢国务院
龙渊一村的征地纠纷事件源于2002年。龙泉市要建设“丽水地区西部中心城市”，唯一的办法是城区向东拓展，市政府计划征地2000多亩，包括龙渊街道一村土地15.4228公顷。
与农村的大多数征地纠纷一样：政府贴出征地公告；农民对补偿标准不满；政府找农民谈判，在征地工作组累计6000人次的“说服”压力下’一村14个生产小组中有11个签字领了征地补偿款，只有一、三、四这3个组的83户农民仍不答应。随后是2004年3月11日，政府组织大批人马强行征地，农民以血肉之驱誓死抵抗。龙泉市副市长曹新民说：“政府考虑稳定问题，撤回了，随即完善法律程序。”
2005年1月，市里拿到了省政府的征地批文：“龙渊一村土地为集体所有制土地，用途为城东安置区，性质属未利用地，同意龙泉市政府征地。”5月中下旬，市政府发布《征收土地方案公告》及征地补偿方案公告，张丽峰等村民立即提出召开听证会的申请。6月12日，市政府召开征地听证会。会上的争议焦点并非征地补偿问题，而是龙渊一村15.4228公顷土地到底是耕地还是荒地(未利用地)?双方争持不下。
7月7日，张丽锋等村民向浙江省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仲裁。11月14日，省政府出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征地批文，但针对审理中发现的问题，向当地政府和有关职能部门发出法律意见书，责令对征地过程中有关问题进行纠正和完善，并切实做好当地农民工作，确保社会和谐稳定。
事情就从这时起，开始变得不同——一、张丽峰等农民决定聘请律师打官司，经人介绍，他们认识了北京律师张星水。二、张丽峰等人和张星水经过商议，决定上诉到全国最高行政机构——国务院。这是一件绝对新颖的事情。香港媒体后来报道说：“……村民们都已打定输数，因为就连他们的律师也说，从未听说过国务院会推翻省政府的决定。”
但，2007年2月1日，国务院做出最终裁决，推翻和修改浙江省政府的两项行政裁决，认为涉案的土地，的确是村民所说的耕地，并非未利用地。国务院并指龙泉市政府在土地征收过程中，未将土地现状的调查结果事先交农民确认，程序上有瑕疵，责令浙江省政府完善批准收地手续。这是1999年《行政复议法》通过以来，第一起国务院推翻和修改省级政府行政裁决的例子，
2007年3月，张丽峰拿到了国务院的裁决书，立即张贴到村里。北京律师张星水第三次来到龙泉，大家一起微笑，村民们老老实实地觉得开心。“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我们共同来庆祝比较圆满的胜利……”张星水跟村民们说。他估计全国有5000万农民面临与龙渊一村类似的收地纠纷，但只有张丽峰他们得到了国务院的支持，是幸运儿。
一切都值得赞美。张丽峰一下做了5面锦旗，感谢国务院、感谢律师及为他们牵线搭桥、奔走呼吁的学者、记者。村民们在宽敞的房子里举杯庆贺，屋子里充满了喜气，久违的欢乐苏醒起来，似乎什么都变了。张丽峰乐观地跟记者说：“国务院裁决书下来之后，政府不再提起我们的土地征收一事，我们可以安心地在自己的土地上继续耕种了!”他还兴冲冲地在网上“为被非法征地的农民兄弟支招”。
事实证明，张丽峰乐过了头。
为什么不谈?
国务院的裁决书成为龙泉征地纠纷案的分水岭，龙泉市政府充分意识到了征地问题的复杂性。从2005年起开始分管土地工作的龙泉市副市长曹新民对记者说：“国务院裁决对我们的触动，一是使我们认识到依法行政的重要性，二是认识到化解征地矛盾的手段可以是多种多样的。”
市政府有人私下跟张丽峰讲，当初龙泉市政府就是按占用耕地的标准补钱给农民的，但占用耕地开发要缴开垦费，为规避这笔费用，政府才上报成了荒地。国务院裁决书亦认定：“龙泉市人民政府对征收土地按照耕地而不是未利用地的标准进行了补偿，同时给予10％的留地安置，并采取多种途径安置申请人，补偿安置措施合法。”
因此，在政府重新完善征地的法律手续之前，农民们只是赢得了一刻喘息的机会。国务院行政复议司副司长方军跟张丽峰等农民说：“政府的地是一定要征的，你们要考虑清楚。我们责令地方政府完善手续，荒地改耕地，但完善手续对政府很简单。你们要抓紧时间与政府谈判。”
但农民觉得有人帮了，腰杆子硬了，不屑于跟政府谈判。雨散云收后，村民内部也开始分裂，原来的团结如水汽一般升化。为打这场官司，张丽峰等人花了十几万元，原本说好村民每一亩地出200元作为官司费，但有人不愿出了：“官司也不是你们打下来的。”有人觉得没拿到实在的好处。还有人说：“中央与下面(地方政府)是一伙的，等荒地钱补上去，中央就又站到下面政府一边了。”
当初，龙渊一村农民去省里申请行政复议时，省里让农民与市政府谈判，农民坚决不肯，坚持要种地。官司打到国务院后，行政复议司副司长方军两次下来调查，也让农民谈判，并建议村民向政府提三个条件：一是征地补偿价格适当提高，二是在龙泉市区范围内优先挑选位置作为农民建房留地，三是村民盖房时审批优惠。
“……但为首的村民不肯谈，我想出面谈，又被看成是叛徒。没办法，继续告吧。2005年12月我们告到国务院，2007年3月拿到裁决书，国务院拖了一年半才裁决。”张丽峰说。
长久的对抗之后，局面重归平静，但张丽峰等农民的心荡来荡去。终于，巨大的阴影卷过，雷雨的日子开始了。
2007年8月，龙泉市政府又贴出两份公告，省里的批文下了“荒地改耕地”，还是要征。市政府派人做张丽峰的工作：“不要再告了，能谈就谈。”张丽峰暗想：“法律程序都走完了，我也没法再告了，难道要我去上访?上访又有什么用?”
政府再次组织听证会，张丽峰等村民代表都去了。回来后，村民小组开会，有人建议跟政府谈判，但村民提出的条件过高， 会上未形成统一意见。
2007年9月15日，政府组织千人队伍来龙渊一村强拆，搞掉了七八十个菜大棚。有百十名村民前去反抗，警察抓走几个闹得厉害的妇女，关几天又放了“政府组织第二次强拆，比第一次阻力小些。”曹副市长说，“根本原则，土地是国有的，我们有征用土地用于城市发展的权力。城镇化建设的目的是进一步聚集人口，不在城区征地，难道要市民都搬到山沟里去住?也不现实。”
“千人拆迁”第二天，3名新华社记者来龙泉采访，一到征地现场就被市政府请去了。市政府说：征地经国务院裁决，所有手续已完善，程序合法。记者无功而返。
政府强拆后，农民们法律维权的路已走到头了。他们去省里信访，省信访局的人挺客气，当着村民面给龙泉市政府打电话：“你们要好好解决!”结果一点作用也没有。村民们的心“半晌凉初透”。他们去浙江省政府申请第二次行政复议。不久，省政府寄来书面答复：你们申请复议的事项，已经国务院法制办最终裁决，我们不再受理。 村民不甘心，又一次告到国务院法制办行政复议司。行政复议司工作人员打电话给张丽峰，也说他们不能再受理了。张丽峰：“我跟那几位骨干村民讲，他们不信，怀疑我被政府收买一自己又往行政复议司寄了一份申请，结果人家打电话来，说我已经对张丽峰讲得很清楚了，你们为什么还要寄?”
这件事伤了张丽峰的心。“我带着村民打这么多年官司，没拿过政府一分钱，他们为这点小事怀疑我……律师也跟我说：张丽峰，集体的事情最难办。我当了20年律师，最怕接集体的案子。”
张丽峰认为，2007年9月15日被强制征地后，村民已然失败了，应该从失败中求小胜，提过高要求不现实，能谈多少是多少。“想想我们以前怎么这么笨?都告到国家最高机关了，在过去这就算是到皇帝跟前了，连他都让你谈，你为什么还不谈?”
龙渊一村的一、三、四3个小组，很多村民都没领政府的征地补偿费，现在一看地已被政府强征，领吧。只有28户村民仍没签字领钱，但有些也准备领了。张丽峰比较尴尬。虽然他被村民孤立，不赞成继续跟政府对抗，却也没好意思去签字领钱。
“这时候龙渊的大部分村民已默认现状，没办法。”张丽峰说：“签协议前没跟政府谈判，等到政府把手续弄合法了，你还能怎样?现在政府要强制执行了，农民说‘冲，杀他们几个’!真到时候没一个敢冲的，冲了你就是妨碍公务、聚众攻击政府机关、扰乱社会秩序。”
在当前形势下，政府最怕你跟他较真，最不怕你胡搅蛮缠，最喜欢你跟他武斗。但农民认为政府就是强盗，是贼。我让他们跟政府谈，他们当我是叛徒。”
政府似乎越来越知道该怎么办。据村民们说，龙渊一村的征地，政府原规划是一个叫“城东花园”的商品房开发区(政府否认)，2008年，政府修改了规划，将这里作为龙泉市人民医院的新址，由政府投资2.1亿元，规划将其建成浙、闽、赣边界中心医院，这是政府加大公共建设项目投入，带动龙渊一村地段升值的项目之一。龙渊街道办书记李先顶说：“农民留地如果全是居民区，升值空间不大，现在龙泉市中心小学、幼儿园、龙泉一中都建在一村旁边，还规划在这里建两座公园。此外，市里还将一村附近的北沙路规划为城市道路，投入700多万强化水电路，改善一村的生活设施。”
李先顶介绍：龙渊一村的地被征后，10％的土地划拨给村里，作为后续经济发展用地，搞二、三产，原则上只能有7％用于住房困难农民的住宅用地，但市政府应一村村民要求，全部给农民用于建住宅。市区一般地段每植地基的出让价为20万元，一村留地在学校、医院带动下，每植留地价值平均在30万左右，在龙泉是最高的。
张丽峰也说：“现在一村的留地位置算是最佳的了，左前方是医院，右前方是小学。学校三四千名学生，去年9月1日盖好，学生已经搬进去了。”
李先顶说：“一村农民抵制征地，担心政府报复，审批留地建房时会卡他们。今年1月14日，市政府出台了会议纪要，专门为一村农民盖房开辟审批绿色通道。农民留地建房原规划盖4～5层，现在可加到5～6层，加这一层不得了，整个村又是几千万元的事!市政府明确态度：不能因为一村反对过政府征地，就说政府与农民谁输谁赢的问题，应该是‘共赢’……8年过来了，不能无休止地折腾下去了。”
农民的绿洲
2010年1月30日早晨，天阴雨湿。龙泉市区东尽头，躺着荒寂的农田。这原本是一片膏腴之地，地里的菜棚已拆，拉起了围墙。几个老农围着记者议论。他们的农田将在崭新的城市里永远消失。
龙渊一村的农民维权队伍里，本有几个年轻人，但他们在本地做生意，经物价、工商等部门“劝说”退出了。张丽峰也做小生意，他将生意停了。政府拿他没办法，但跟他继续维权的骨干都是些五六十岁的老农，他们种了几十年地，除种地外不会干别的，地被拿走他们更恐慌。张丽峰退出后，这些老农去北京、去省里上访，给国土资源部、省市国土资源局写信，向纪委反映情况，甚至给温家宝总理写信告状，都是一个理由：我们不签字政府就把地收了，是违法的；我们靠土地生活，没了土地，我们没法活，政府应该管。
经历了早期的成功与挫败后，在失望和绝望包裹的沙漠中间，上访成了农民唯一追逐的绿洲。去北京上访可不同于向国务院申请行政复议，农民们向着一个陌生的方向前进，越过一岗又是一岗。他们的笨拙被人赏玩；希望好似秋天的树叶，不断摇落。
“我们去了中纪委、国务院信访局。官员说普通话，我听不懂……”一个叫管新年的农民说。那你们去反映什么问题呢?“我们没签字，政府强征我们的地就是违法的。”但是政府有合法的征地手续呀，“我们没签字就不合法，征我们的地得我们同意。”但是村里大部分人都同意了呀，村民组织法规定，不是100％村民签字才合法，只要大多数村民同意就有效。“他们同意是他们的事。我们种了50多年地了，一年能挣5万来元。地征了，我们没活路了!”管新年的语气中，悲怆伴随着狂热。
记者提到政府在开发医院等公共设施项目，农民们不屑地说：“盖医院对我村没有多少利，又不是杭州的大医院，一天能有几个人看病?”
一村4名上访农民在北京呆了一周，被警车送了回来。管新年说，这一趟他们每人自掏腰包2000元，总共花了近万块钱。
“叛徒”张丽峰
张丽峰打官司出名后，到他这里来取经的农民很多，但真想学他的很少。这些农民很固执，从内心认为自己的选择是对的，还打算走与政府对抗到底的就这令张丽峰很无奈。
“我给农民办成那么多事，村里没有一个人说我好。”张丽峰说，“国务院裁决下来后，没有一个村民跑到我家说‘你辛苦了’!我 们跟政府打几年官司，现在地价涨了，村民也沾了光，但没人感谢我。农民建房审批费从4万多减到3万，但老百姓要看现钱，你现在给他100元，比承诺将来给他1万元还值钱。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原来个人最低要缴7500元，60岁后每月领80元。我们告到国务院后，现在个人只缴500元，60岁后每年给400元。你活到70岁，就等于拿回本钱了。”
2009年12月，上海记者翟明磊、浙江奉化维权农民张召良来龙泉，跟村民分析形势。张丽峰说：“张召良、翟明磊都劝我们谈判，形势对我们不利。有些一心想告的人也转过弯了。也怪我们自己，这么多次的谈判机会都错失了。政府一直想谈，但村民意见不一致。”
张召良，浙江奉化市农民，因质疑家乡长汀村的征地批复，提请浙江省政府行政复议，遭拒绝后，将其告上法庭。2006年4月，省高院判其胜诉。张召良成为中国第一个运用法律手段告赢省政府的失地农民。
张丽峰说：“张召良是一直要求政府跟他谈，政府不谈。我们是政府要求谈，我们不跟政府谈。”
2010年1月29日，听说张丽峰来到温州，附近的瑞安市陶山镇霞林村几个农民也来温州看他。
1998年和2006年底，瑞安市政府先后两次征收霞林村土地130多亩，出让给两家公司。村民们认为政府征地未征求全体村民意见，补偿过低，抵制强征。接着，瑞安农民向张丽峰学习，也向国务院提起了行政复议申请，但这次国务院却维持了地方政府的决议，因为政府的征地程序是完善的。张丽峰惋惜地说：“他们丢掉了政府完善手续前的机会，等到政府把所有手续完善，再申请行政复议已然晚了。”
但瑞安农民不甘心失掉土地，搭寮守护，在田里睡了3年，与政府僵持，那100亩地撂荒至今。瑞安农民的“领头大哥”林存汉，50来岁，身材高大。谈话中，他从身上掏出一伸缩式铁棍，唰地一下,从鞘里甩出一尺多长的棍头。林存汉说，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深夜，十几人闯入他家，将他爱人痛打一顿，手臂打骨折了。那天他不在家。现在不管走到哪儿，林存汉都带武器防身。
张丽峰说：“他们来找我，我都是千叮咛，万嘱咐：维权首先要保护好自己，千万不要和政府搞暴力，要理性维权、非暴力维权。在当前形势下，政府最怕你跟他较真，最不怕你胡搅蛮缠，最喜欢你跟他武斗。但农民认为政府就是强盗，是贼。我让他们跟政府谈，他们当我是叛徒。唉，农民都是倔脾气，只知进攻，不知撤退，也没有一个可以适当让步的目标。等搞到没有土地了，想跟政府谈判，手里没筹码了……”
2010年1月30日上午，龙渊街道办党委书记李先顶，带记者登上市区附近一座山，鸟瞰龙泉市区。6万人口的龙泉市区，四面皆山，三面环水，可用的土地已征得差不多了。市区14个城中村，仅剩1000多亩尚未开发，包括龙渊一村的600多亩。
李先顶说：“农民都愿意被征地，只是对补偿标准不满意，农民有意见，我们通过各种方式说服。过去缺乏沟通，应该学会协商妥协，每—方都要做出必要的让步，农民权益才能得到维护，不能完全是斗争的方式。”
李先顶承认，一村农民打官司后，政府的征地难度大了，但他说：“一村的村民通过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用这个武器捍卫权益，我认为从法律角度看是一种进步。”
20lO年1月30日中午，张丽峰的舅舅听说有记者到龙泉，马上赶过来见面。他现在是龙渊一村继续为征地问题上访的骨干人员之一，之前他们去过北京，也去过省、市信访局、国土资源管理局等部门上访。
“我们到北京后，先去中纪委。中纪委写条子让去国务院信访局。有人跟踪我们到信访局门口，警察把我们抓到车上，送回来了……上次去的时间不对，乌鲁木齐事件正好发生。如果政府没有明确的答复，我们还要上北京。”
农民上访的具体要求是什么呢?张舅回答：“我们去北京问‘没饭吃怎么办’?因为我们还没签字，他们就把地卖掉了，现在我们是小康，地卖掉了，生活水平马上掉下来了……以后我们没饭吃就要找政府!”记者手记
失地农民可怜吗?答案是：是的。农民是土地的命根子，但这命根子却不是自己的，政府随时可代表国家将它拿走，因此农民自然产生的反应就是：你拿走了我的命根子，就得给我一条新活路。征地不是简单地把农民正在耕种的地拿走，再给一些补偿的问题，要考虑到农民对土地的眷恋、失地后的恐慌，予以细心的安抚、妥善的补偿安置，不然就极易导致突发性事件发生。
农民不仅要勇于维护权益，还应善于在社会本身的结构内找到保护自己的方法，学会在理性的指引下与政府谈判，讨价还价，而不是抱着要么全败、要么全胜的心态。农民受限于自己的习惯，不屑于也不懂得与政府换位思考，以获得对征地问题的全局性、复杂性的认识。实事求是地说，农民中懂法的不多，更多的农民习惯性地认为，政府征地就是对农民利益的暴力掠夺，应该“以暴易暴”，坚决捍卫自己的权益。而媒体对农民抗争行为的简单喝彩，也往往会掩盖真正的问题，并使农民迷失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和时机。
龙泉征地纠纷案中有趣的一点，是农民在维权中引入了精英力量，精英与农民同步运作，相互配合，终于换来了一纸国务院最终裁决书。这对农民确然是一个胜利，不管政府承认不承认。媒体对国务院裁决的过度解读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即令是国务院法制办，此后也未出台过第二起对省级政府决定做出更正的裁决。然而，过度解读也容易引起人们的盲目乐观，而忽视问题的复杂性。
龙泉征地案中，政府的进步表现在终于知道站在农民的立场考虑问题了，能用更柔和的手段与农民打交道了，在拆迁、修路、建医院之前，多次召开听证会，听取村民代表的意见，并认真对待这些意见。而农民代表在这样的场合往往不知所措，不习惯与政府进行理性的讨价还价，难以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事实袁明，政府越替农民考虑得多一些，直接冲突就少一些、不稳定因素就少一些。
在本案中，精英的力量是理性参与的。如果在全国的农民征地维权案中，多一些精英的介入(真正亲身参与，而不是站在一旁批评议论)，案子的解决会更容易些。说服农民走理性维权之路，并不容易。就像龙泉农民能赢得国务院一纸裁决具有偶然性一样，要成为像张丽峰这样的理性维权农民，也不容易，
张丽峰的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农民维权的官司难打，主要是钱不好凑。农民为打官司，要付出巨大代价，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他们未找到合适的道路而瞎摸乱撞所付的代价。沉重的代价是否值得’精英们应否为他们参谋一条合理、简捷、便宜的道路?本案律师张星水也说，农民维权隶的官司不好代理，如果不是出于公益心，他不会接这个案子。农民花了巨大的代价瞎打瞎撞，地方政府往往要花同样的、甚至更大的代价去“维稳”。这种两败俱伤的、导致社会空转的结局对谁有好处?
当今形势下，在各个社会群体之间矛盾越来越多，越来越错综复杂的时期，把纷争直接化、简单化为对抗性矛盾是愚蠢的，应该提倡协商、妥协、谈判，而不要把有关利益方拖进“战争状态”。
“我们是胜利了还是失败了?”浙江龙泉农民张丽峰反复念叨着这两句话，他快被这个念头给弄魔怔了。
8年前，张丽峰是龙渊一村的农民维权领袖，带领83户被征地村民与龙泉市政府、浙江省政府打官司，惊动国务院下来裁决书，责令浙江省政府改正征地程序中的错误。但，政府到底还是把地征到手了。因应着村民们的不满意，政府的征地补偿条件一再优惠，然则不满的村民仍旧不满，上告的村民还在上告，只是张丽峰已然出局。
“我们是输了吧?……还是赢了?”张丽峰喃喃地问。
锦旗感谢国务院
龙渊一村的征地纠纷事件源于2002年。龙泉市要建设“丽水地区西部中心城市”，唯一的办法是城区向东拓展，市政府计划征地2000多亩，包括龙渊街道一村土地15.4228公顷。
与农村的大多数征地纠纷一样：政府贴出征地公告；农民对补偿标准不满；政府找农民谈判，在征地工作组累计6000人次的“说服”压力下’一村14个生产小组中有11个签字领了征地补偿款，只有一、三、四这3个组的83户农民仍不答应。随后是2004年3月11日，政府组织大批人马强行征地，农民以血肉之驱誓死抵抗。龙泉市副市长曹新民说：“政府考虑稳定问题，撤回了，随即完善法律程序。”
2005年1月，市里拿到了省政府的征地批文：“龙渊一村土地为集体所有制土地，用途为城东安置区，性质属未利用地，同意龙泉市政府征地。”5月中下旬，市政府发布《征收土地方案公告》及征地补偿方案公告，张丽峰等村民立即提出召开听证会的申请。6月12日，市政府召开征地听证会。会上的争议焦点并非征地补偿问题，而是龙渊一村15.4228公顷土地到底是耕地还是荒地(未利用地)?双方争持不下。
7月7日，张丽锋等村民向浙江省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仲裁。11月14日，省政府出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征地批文，但针对审理中发现的问题，向当地政府和有关职能部门发出法律意见书，责令对征地过程中有关问题进行纠正和完善，并切实做好当地农民工作，确保社会和谐稳定。
事情就从这时起，开始变得不同——一、张丽峰等农民决定聘请律师打官司，经人介绍，他们认识了北京律师张星水。二、张丽峰等人和张星水经过商议，决定上诉到全国最高行政机构——国务院。这是一件绝对新颖的事情。香港媒体后来报道说：“……村民们都已打定输数，因为就连他们的律师也说，从未听说过国务院会推翻省政府的决定。”
但，2007年2月1日，国务院做出最终裁决，推翻和修改浙江省政府的两项行政裁决，认为涉案的土地，的确是村民所说的耕地，并非未利用地。国务院并指龙泉市政府在土地征收过程中，未将土地现状的调查结果事先交农民确认，程序上有瑕疵，责令浙江省政府完善批准收地手续。这是1999年《行政复议法》通过以来，第一起国务院推翻和修改省级政府行政裁决的例子，
2007年3月，张丽峰拿到了国务院的裁决书，立即张贴到村里。北京律师张星水第三次来到龙泉，大家一起微笑，村民们老老实实地觉得开心。“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我们共同来庆祝比较圆满的胜利……”张星水跟村民们说。他估计全国有5000万农民面临与龙渊一村类似的收地纠纷，但只有张丽峰他们得到了国务院的支持，是幸运儿。
一切都值得赞美。张丽峰一下做了5面锦旗，感谢国务院、感谢律师及为他们牵线搭桥、奔走呼吁的学者、记者。村民们在宽敞的房子里举杯庆贺，屋子里充满了喜气，久违的欢乐苏醒起来，似乎什么都变了。张丽峰乐观地跟记者说：“国务院裁决书下来之后，政府不再提起我们的土地征收一事，我们可以安心地在自己的土地上继续耕种了!”他还兴冲冲地在网上“为被非法征地的农民兄弟支招”。
事实证明，张丽峰乐过了头。
为什么不谈?
国务院的裁决书成为龙泉征地纠纷案的分水岭，龙泉市政府充分意识到了征地问题的复杂性。从2005年起开始分管土地工作的龙泉市副市长曹新民对记者说：“国务院裁决对我们的触动，一是使我们认识到依法行政的重要性，二是认识到化解征地矛盾的手段可以是多种多样的。”
市政府有人私下跟张丽峰讲，当初龙泉市政府就是按占用耕地的标准补钱给农民的，但占用耕地开发要缴开垦费，为规避这笔费用，政府才上报成了荒地。国务院裁决书亦认定：“龙泉市人民政府对征收土地按照耕地而不是未利用地的标准进行了补偿，同时给予10％的留地安置，并采取多种途径安置申请人，补偿安置措施合法。”
因此，在政府重新完善征地的法律手续之前，农民们只是赢得了一刻喘息的机会。国务院行政复议司副司长方军跟张丽峰等农民说：“政府的地是一定要征的，你们要考虑清楚。我们责令地方政府完善手续，荒地改耕地，但完善手续对政府很简单。你们要抓紧时间与政府谈判。”
但农民觉得有人帮了，腰杆子硬了，不屑于跟政府谈判。雨散云收后，村民内部也开始分裂，原来的团结如水汽一般升化。为打这场官司，张丽峰等人花了十几万元，原本说好村民每一亩地出200元作为官司费，但有人不愿出了：“官司也不是你们打下来的。”有人觉得没拿到实在的好处。还有人说：“中央与下面(地方政府)是一伙的，等荒地钱补上去，中央就又站到下面政府一边了。”
当初，龙渊一村农民去省里申请行政复议时，省里让农民与市政府谈判，农民坚决不肯，坚持要种地。官司打到国务院后，行政复议司副司长方军两次下来调查，也让农民谈判，并建议村民向政府提三个条件：一是征地补偿价格适当提高，二是在龙泉市区范围内优先挑选位置作为农民建房留地，三是村民盖房时审批优惠。
“……但为首的村民不肯谈，我想出面谈，又被看成是叛徒。没办法，继续告吧。2005年12月我们告到国务院，2007年3月拿到裁决书，国务院拖了一年半才裁决。”张丽峰说。
长久的对抗之后，局面重归平静，但张丽峰等农民的心荡来荡去。终于，巨大的阴影卷过，雷雨的日子开始了。
2007年8月，龙泉市政府又贴出两份公告，省里的批文下了“荒地改耕地”，还是要征。市政府派人做张丽峰的工作：“不要再告了，能谈就谈。”张丽峰暗想：“法律程序都走完了，我也没法再告了，难道要我去上访?上访又有什么用?”
政府再次组织听证会，张丽峰等村民代表都去了。回来后，村民小组开会，有人建议跟政府谈判，但村民提出的条件过高， 会上未形成统一意见。
2007年9月15日，政府组织千人队伍来龙渊一村强拆，搞掉了七八十个菜大棚。有百十名村民前去反抗，警察抓走几个闹得厉害的妇女，关几天又放了“政府组织第二次强拆，比第一次阻力小些。”曹副市长说，“根本原则，土地是国有的，我们有征用土地用于城市发展的权力。城镇化建设的目的是进一步聚集人口，不在城区征地，难道要市民都搬到山沟里去住?也不现实。”
“千人拆迁”第二天，3名新华社记者来龙泉采访，一到征地现场就被市政府请去了。市政府说：征地经国务院裁决，所有手续已完善，程序合法。记者无功而返。
政府强拆后，农民们法律维权的路已走到头了。他们去省里信访，省信访局的人挺客气，当着村民面给龙泉市政府打电话：“你们要好好解决!”结果一点作用也没有。村民们的心“半晌凉初透”。他们去浙江省政府申请第二次行政复议。不久，省政府寄来书面答复：你们申请复议的事项，已经国务院法制办最终裁决，我们不再受理。 村民不甘心，又一次告到国务院法制办行政复议司。行政复议司工作人员打电话给张丽峰，也说他们不能再受理了。张丽峰：“我跟那几位骨干村民讲，他们不信，怀疑我被政府收买一自己又往行政复议司寄了一份申请，结果人家打电话来，说我已经对张丽峰讲得很清楚了，你们为什么还要寄?”
这件事伤了张丽峰的心。“我带着村民打这么多年官司，没拿过政府一分钱，他们为这点小事怀疑我……律师也跟我说：张丽峰，集体的事情最难办。我当了20年律师，最怕接集体的案子。”
张丽峰认为，2007年9月15日被强制征地后，村民已然失败了，应该从失败中求小胜，提过高要求不现实，能谈多少是多少。“想想我们以前怎么这么笨?都告到国家最高机关了，在过去这就算是到皇帝跟前了，连他都让你谈，你为什么还不谈?”
龙渊一村的一、三、四3个小组，很多村民都没领政府的征地补偿费，现在一看地已被政府强征，领吧。只有28户村民仍没签字领钱，但有些也准备领了。张丽峰比较尴尬。虽然他被村民孤立，不赞成继续跟政府对抗，却也没好意思去签字领钱。
“这时候龙渊的大部分村民已默认现状，没办法。”张丽峰说：“签协议前没跟政府谈判，等到政府把手续弄合法了，你还能怎样?现在政府要强制执行了，农民说‘冲，杀他们几个’!真到时候没一个敢冲的，冲了你就是妨碍公务、聚众攻击政府机关、扰乱社会秩序。”
在当前形势下，政府最怕你跟他较真，最不怕你胡搅蛮缠，最喜欢你跟他武斗。但农民认为政府就是强盗，是贼。我让他们跟政府谈，他们当我是叛徒。”
政府似乎越来越知道该怎么办。据村民们说，龙渊一村的征地，政府原规划是一个叫“城东花园”的商品房开发区(政府否认)，2008年，政府修改了规划，将这里作为龙泉市人民医院的新址，由政府投资2.1亿元，规划将其建成浙、闽、赣边界中心医院，这是政府加大公共建设项目投入，带动龙渊一村地段升值的项目之一。龙渊街道办书记李先顶说：“农民留地如果全是居民区，升值空间不大，现在龙泉市中心小学、幼儿园、龙泉一中都建在一村旁边，还规划在这里建两座公园。此外，市里还将一村附近的北沙路规划为城市道路，投入700多万强化水电路，改善一村的生活设施。”
李先顶介绍：龙渊一村的地被征后，10％的土地划拨给村里，作为后续经济发展用地，搞二、三产，原则上只能有7％用于住房困难农民的住宅用地，但市政府应一村村民要求，全部给农民用于建住宅。市区一般地段每植地基的出让价为20万元，一村留地在学校、医院带动下，每植留地价值平均在30万左右，在龙泉是最高的。
张丽峰也说：“现在一村的留地位置算是最佳的了，左前方是医院，右前方是小学。学校三四千名学生，去年9月1日盖好，学生已经搬进去了。”
李先顶说：“一村农民抵制征地，担心政府报复，审批留地建房时会卡他们。今年1月14日，市政府出台了会议纪要，专门为一村农民盖房开辟审批绿色通道。农民留地建房原规划盖4～5层，现在可加到5～6层，加这一层不得了，整个村又是几千万元的事!市政府明确态度：不能因为一村反对过政府征地，就说政府与农民谁输谁赢的问题，应该是‘共赢’……8年过来了，不能无休止地折腾下去了。”
农民的绿洲
2010年1月30日早晨，天阴雨湿。龙泉市区东尽头，躺着荒寂的农田。这原本是一片膏腴之地，地里的菜棚已拆，拉起了围墙。几个老农围着记者议论。他们的农田将在崭新的城市里永远消失。
龙渊一村的农民维权队伍里，本有几个年轻人，但他们在本地做生意，经物价、工商等部门“劝说”退出了。张丽峰也做小生意，他将生意停了。政府拿他没办法，但跟他继续维权的骨干都是些五六十岁的老农，他们种了几十年地，除种地外不会干别的，地被拿走他们更恐慌。张丽峰退出后，这些老农去北京、去省里上访，给国土资源部、省市国土资源局写信，向纪委反映情况，甚至给温家宝总理写信告状，都是一个理由：我们不签字政府就把地收了，是违法的；我们靠土地生活，没了土地，我们没法活，政府应该管。
经历了早期的成功与挫败后，在失望和绝望包裹的沙漠中间，上访成了农民唯一追逐的绿洲。去北京上访可不同于向国务院申请行政复议，农民们向着一个陌生的方向前进，越过一岗又是一岗。他们的笨拙被人赏玩；希望好似秋天的树叶，不断摇落。
“我们去了中纪委、国务院信访局。官员说普通话，我听不懂……”一个叫管新年的农民说。那你们去反映什么问题呢?“我们没签字，政府强征我们的地就是违法的。”但是政府有合法的征地手续呀，“我们没签字就不合法，征我们的地得我们同意。”但是村里大部分人都同意了呀，村民组织法规定，不是100％村民签字才合法，只要大多数村民同意就有效。“他们同意是他们的事。我们种了50多年地了，一年能挣5万来元。地征了，我们没活路了!”管新年的语气中，悲怆伴随着狂热。
记者提到政府在开发医院等公共设施项目，农民们不屑地说：“盖医院对我村没有多少利，又不是杭州的大医院，一天能有几个人看病?”
一村4名上访农民在北京呆了一周，被警车送了回来。管新年说，这一趟他们每人自掏腰包2000元，总共花了近万块钱。
“叛徒”张丽峰
张丽峰打官司出名后，到他这里来取经的农民很多，但真想学他的很少。这些农民很固执，从内心认为自己的选择是对的，还打算走与政府对抗到底的就这令张丽峰很无奈。
“我给农民办成那么多事，村里没有一个人说我好。”张丽峰说，“国务院裁决下来后，没有一个村民跑到我家说‘你辛苦了’!我 们跟政府打几年官司，现在地价涨了，村民也沾了光，但没人感谢我。农民建房审批费从4万多减到3万，但老百姓要看现钱，你现在给他100元，比承诺将来给他1万元还值钱。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原来个人最低要缴7500元，60岁后每月领80元。我们告到国务院后，现在个人只缴500元，60岁后每年给400元。你活到70岁，就等于拿回本钱了。”
2009年12月，上海记者翟明磊、浙江奉化维权农民张召良来龙泉，跟村民分析形势。张丽峰说：“张召良、翟明磊都劝我们谈判，形势对我们不利。有些一心想告的人也转过弯了。也怪我们自己，这么多次的谈判机会都错失了。政府一直想谈，但村民意见不一致。”
张召良，浙江奉化市农民，因质疑家乡长汀村的征地批复，提请浙江省政府行政复议，遭拒绝后，将其告上法庭。2006年4月，省高院判其胜诉。张召良成为中国第一个运用法律手段告赢省政府的失地农民。
张丽峰说：“张召良是一直要求政府跟他谈，政府不谈。我们是政府要求谈，我们不跟政府谈。”
2010年1月29日，听说张丽峰来到温州，附近的瑞安市陶山镇霞林村几个农民也来温州看他。
1998年和2006年底，瑞安市政府先后两次征收霞林村土地130多亩，出让给两家公司。村民们认为政府征地未征求全体村民意见，补偿过低，抵制强征。接着，瑞安农民向张丽峰学习，也向国务院提起了行政复议申请，但这次国务院却维持了地方政府的决议，因为政府的征地程序是完善的。张丽峰惋惜地说：“他们丢掉了政府完善手续前的机会，等到政府把所有手续完善，再申请行政复议已然晚了。”
但瑞安农民不甘心失掉土地，搭寮守护，在田里睡了3年，与政府僵持，那100亩地撂荒至今。瑞安农民的“领头大哥”林存汉，50来岁，身材高大。谈话中，他从身上掏出一伸缩式铁棍，唰地一下,从鞘里甩出一尺多长的棍头。林存汉说，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深夜，十几人闯入他家，将他爱人痛打一顿，手臂打骨折了。那天他不在家。现在不管走到哪儿，林存汉都带武器防身。
张丽峰说：“他们来找我，我都是千叮咛，万嘱咐：维权首先要保护好自己，千万不要和政府搞暴力，要理性维权、非暴力维权。在当前形势下，政府最怕你跟他较真，最不怕你胡搅蛮缠，最喜欢你跟他武斗。但农民认为政府就是强盗，是贼。我让他们跟政府谈，他们当我是叛徒。唉，农民都是倔脾气，只知进攻，不知撤退，也没有一个可以适当让步的目标。等搞到没有土地了，想跟政府谈判，手里没筹码了……”
2010年1月30日上午，龙渊街道办党委书记李先顶，带记者登上市区附近一座山，鸟瞰龙泉市区。6万人口的龙泉市区，四面皆山，三面环水，可用的土地已征得差不多了。市区14个城中村，仅剩1000多亩尚未开发，包括龙渊一村的600多亩。
李先顶说：“农民都愿意被征地，只是对补偿标准不满意，农民有意见，我们通过各种方式说服。过去缺乏沟通，应该学会协商妥协，每—方都要做出必要的让步，农民权益才能得到维护，不能完全是斗争的方式。”
李先顶承认，一村农民打官司后，政府的征地难度大了，但他说：“一村的村民通过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用这个武器捍卫权益，我认为从法律角度看是一种进步。”
20lO年1月30日中午，张丽峰的舅舅听说有记者到龙泉，马上赶过来见面。他现在是龙渊一村继续为征地问题上访的骨干人员之一，之前他们去过北京，也去过省、市信访局、国土资源管理局等部门上访。
“我们到北京后，先去中纪委。中纪委写条子让去国务院信访局。有人跟踪我们到信访局门口，警察把我们抓到车上，送回来了……上次去的时间不对，乌鲁木齐事件正好发生。如果政府没有明确的答复，我们还要上北京。”
农民上访的具体要求是什么呢?张舅回答：“我们去北京问‘没饭吃怎么办’?因为我们还没签字，他们就把地卖掉了，现在我们是小康，地卖掉了，生活水平马上掉下来了……以后我们没饭吃就要找政府!”记者手记
失地农民可怜吗?答案是：是的。农民是土地的命根子，但这命根子却不是自己的，政府随时可代表国家将它拿走，因此农民自然产生的反应就是：你拿走了我的命根子，就得给我一条新活路。征地不是简单地把农民正在耕种的地拿走，再给一些补偿的问题，要考虑到农民对土地的眷恋、失地后的恐慌，予以细心的安抚、妥善的补偿安置，不然就极易导致突发性事件发生。
农民不仅要勇于维护权益，还应善于在社会本身的结构内找到保护自己的方法，学会在理性的指引下与政府谈判，讨价还价，而不是抱着要么全败、要么全胜的心态。农民受限于自己的习惯，不屑于也不懂得与政府换位思考，以获得对征地问题的全局性、复杂性的认识。实事求是地说，农民中懂法的不多，更多的农民习惯性地认为，政府征地就是对农民利益的暴力掠夺，应该“以暴易暴”，坚决捍卫自己的权益。而媒体对农民抗争行为的简单喝彩，也往往会掩盖真正的问题，并使农民迷失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和时机。
龙泉征地纠纷案中有趣的一点，是农民在维权中引入了精英力量，精英与农民同步运作，相互配合，终于换来了一纸国务院最终裁决书。这对农民确然是一个胜利，不管政府承认不承认。媒体对国务院裁决的过度解读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即令是国务院法制办，此后也未出台过第二起对省级政府决定做出更正的裁决。然而，过度解读也容易引起人们的盲目乐观，而忽视问题的复杂性。
龙泉征地案中，政府的进步表现在终于知道站在农民的立场考虑问题了，能用更柔和的手段与农民打交道了，在拆迁、修路、建医院之前，多次召开听证会，听取村民代表的意见，并认真对待这些意见。而农民代表在这样的场合往往不知所措，不习惯与政府进行理性的讨价还价，难以提出建设性的意见。事实袁明，政府越替农民考虑得多一些，直接冲突就少一些、不稳定因素就少一些。
在本案中，精英的力量是理性参与的。如果在全国的农民征地维权案中，多一些精英的介入(真正亲身参与，而不是站在一旁批评议论)，案子的解决会更容易些。说服农民走理性维权之路，并不容易。就像龙泉农民能赢得国务院一纸裁决具有偶然性一样，要成为像张丽峰这样的理性维权农民，也不容易，
张丽峰的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农民维权的官司难打，主要是钱不好凑。农民为打官司，要付出巨大代价，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他们未找到合适的道路而瞎摸乱撞所付的代价。沉重的代价是否值得’精英们应否为他们参谋一条合理、简捷、便宜的道路?本案律师张星水也说，农民维权隶的官司不好代理，如果不是出于公益心，他不会接这个案子。农民花了巨大的代价瞎打瞎撞，地方政府往往要花同样的、甚至更大的代价去“维稳”。这种两败俱伤的、导致社会空转的结局对谁有好处?
当今形势下，在各个社会群体之间矛盾越来越多，越来越错综复杂的时期，把纷争直接化、简单化为对抗性矛盾是愚蠢的，应该提倡协商、妥协、谈判，而不要把有关利益方拖进“战争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