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女工在单位值班期间，遭遇歹徒暴力性侵，身心受到重创。公司为其申请工伤，人社局却不予认定，一场“民告官”诉讼由此展开。
25岁的唐理家住长沙市，某国企员工，已在公司配电间总机房工作两年多。2017年3月29日，唐理和同事许倩值夜班，按照平时值班的惯例，两人轮流值守，上半夜由唐理负责监控仪表，下半夜由许倩接替。凌晨1时30分左右，唐理去卫生间，经过楼梯口处，突然被人从身后抱住，嘴巴也被紧紧捂上：“不许喊！”歹徒在她耳边狠狠地说，唐理被歹徒勒住脖子拖至楼梯通道拐角处，安全门随即被对方锁上。
借着窗户透出的光，唐理隐约看见对方是一名身材魁梧的男子，面露凶光，一手捂住她的嘴巴，一手在她身上乱摸。唐理拼命挣扎，狠狠咬住对方的手指。被咬痛的男子对着她的头部及身体乱拳打来。唐理趁机大声呼救，对方迅速逃离。
许倩朦胧中醒来，见唐理没在机房，出门寻找。听到楼梯口传来唐理的哭声，她推不开安全门，赶紧给公司门卫打电话。两名保安赶到现场，合力推开安全门，只见唐理衣衫凌乱，连连惊呼：“不要碰我！”保安立即打电话报警。
一直到第二天上午，唐理始终神情恍惚，不让人靠近，反复说着“不要碰我”，还出现了两次小便失禁。公司负责人和闻讯赶来的唐理父母带她去医院检查。
辖区派出所火速摸排调查，3月30日下午，抓获嫌疑人金某。金某是在公司附近居住的无业人员。据其供述，3月29日夜，他潜入公司偷盗财物，一无所获，正欲离开时，忽然看到了唐理，遂临时起意性侵。
在长沙市人民医院，医生及时为唐理处理了外伤。但唐理持续多日处于紧张、害怕、心神不宁、烦躁不安等情绪中。经精神卫生中心初步诊断，唐理为创伤后心理应激障碍，需入院治疗。
唐理所供职的公司每年按社会保险机构核定的费率，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进入社会统筹的工伤保险基金。2017年5月10日，公司人力资源部向当地人社局提交了关于唐理的工伤认定申请。人社局经审核和研究，认为她不符合工作原因引起伤害的情形，于6月15日作出了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公司负责人建议唐理“民告官”，让人社局收回决定。
2017年12月13日，法院第一次公开开庭审理此案。法庭上，唐理的代理律师与人社局围绕遭受性侵伤害，是否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规定的“因履行工作职责”进行了激烈交锋。
人社局认为，唐理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遭受他人性侵，虽然属实，但不是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的暴力伤害。显然是因为公司管理疏漏，造成他人潜入工作场所，给员工的人身安全带来隐患，应属于工作范围以外发生的意外事件，而不属于工伤事故的范畴。同时，唐理的精神出现异常，是否与遭受性侵有因果关系，无相关证据能够予以证明。同时，唐理可能会因受惊吓导致紧张、害怕等不适反应，但因意外事故造成神经症等疾病并非常态，对于唐理因受惊吓而罹患疾病不具有可预见性，且该疾病经过医疗的改善和时间的推移，并非不可逆转。此外，唐理被性侵至今未满一年，尚未具有认定精神伤害等级的前提，认定工伤的条件也不成熟。
2018年4月12日，法院再次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唐理的代理律师当庭向法院提交了两份司法鉴定意见，包括认定唐理目前精神状态的意见，唐理所受精神损害与性侵事件因果关系的鉴定。
针对司法鉴定意见，人社局仍然辩称，嫌疑人金某已由检察院公诉，金某与唐理在工作上没有交集，性侵犯和犯罪对象的选择是随机的，并未因工作矛盾产生有预谋的犯罪，因此金某对唐理的性侵与《工伤保险条例》中要求的“因履行工作职责”导致伤害并无关联，是平行发生的事件，不存在因果关系。人社局还提出，唐理的受害结果系犯罪行为导致，与第三人即唐理所在公司管理不当存在直接关联，唐理除通过向加害人金某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外，还可向公司主张权利，完全可以获得充分的经济赔偿。故不予认定其工伤，并不妨碍其利益的实现。
法院经审理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有以下情形的，应认定为工伤：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根据该规定进行工伤认定，应当考虑两重因果关系，即履行工作职责与暴力等意外伤害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暴力等意外伤害行为与伤害结果、范围之间的因果关系。
首先，在日常工作中，劳动者“上卫生间”是必要的、合理的生理需求，与劳动者的正常工作密不可分。本案中，唐理受害地点属于履行工作职责的合理活动范围，可以认定为履行工作职责的延伸，因履行工作职责而实施的合理行为导致受伤，应当属于“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范畴。公司安保措施不到位，虽为金某实施性侵提供了条件，而金某实施性侵的时间、地点、对象系随机选择，如果唐理没有值班，就不会受到性侵伤害。因此，可以认定唐理受到性侵与她履行工作职责有因果关系。因此，市人社局所辩称“非履行职责受到伤害”的理由不能成立。
其次，从性侵行为与唐理所受伤害的结果、范围之间因果关系看。唐理在入职公司时，经过体检，各项体征指标均为正常。公司提供的年度考评记录表明，唐理平时工作表现良好，人际关系和谐，属于心智健全的人格。从事件发生至今，唐理一直处于就医状态，其精神状況和认知能力较以前明显下降，司法鉴定意见也表明，唐理的伤害后果与2017年3月29日的性侵遭遇有直接关系。
2018年6月12日，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当庭判决，人社局对唐理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依法予以撤销，被告在判决生效后60日内，对唐理的工伤认定申请重新作出工伤认定。近日，长沙市人社局向唐理送达了《工伤认定决定书》，明确了唐理的工伤等级，给予了她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在家人的陪伴下，唐理的身心也在逐渐康复。（文中人物均为化名。作者声明：本文谢绝任何形式的转载，违者视为侵权。）
编辑 张秀格 [email protected]
值班遭性侵，精神受刺激
25岁的唐理家住长沙市，某国企员工，已在公司配电间总机房工作两年多。2017年3月29日，唐理和同事许倩值夜班，按照平时值班的惯例，两人轮流值守，上半夜由唐理负责监控仪表，下半夜由许倩接替。凌晨1时30分左右，唐理去卫生间，经过楼梯口处，突然被人从身后抱住，嘴巴也被紧紧捂上：“不许喊！”歹徒在她耳边狠狠地说，唐理被歹徒勒住脖子拖至楼梯通道拐角处，安全门随即被对方锁上。
借着窗户透出的光，唐理隐约看见对方是一名身材魁梧的男子，面露凶光，一手捂住她的嘴巴，一手在她身上乱摸。唐理拼命挣扎，狠狠咬住对方的手指。被咬痛的男子对着她的头部及身体乱拳打来。唐理趁机大声呼救，对方迅速逃离。
许倩朦胧中醒来，见唐理没在机房，出门寻找。听到楼梯口传来唐理的哭声，她推不开安全门，赶紧给公司门卫打电话。两名保安赶到现场，合力推开安全门，只见唐理衣衫凌乱，连连惊呼：“不要碰我！”保安立即打电话报警。
一直到第二天上午，唐理始终神情恍惚，不让人靠近，反复说着“不要碰我”，还出现了两次小便失禁。公司负责人和闻讯赶来的唐理父母带她去医院检查。
辖区派出所火速摸排调查，3月30日下午，抓获嫌疑人金某。金某是在公司附近居住的无业人员。据其供述，3月29日夜，他潜入公司偷盗财物，一无所获，正欲离开时，忽然看到了唐理，遂临时起意性侵。
在长沙市人民医院，医生及时为唐理处理了外伤。但唐理持续多日处于紧张、害怕、心神不宁、烦躁不安等情绪中。经精神卫生中心初步诊断，唐理为创伤后心理应激障碍，需入院治疗。
唐理所供职的公司每年按社会保险机构核定的费率，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进入社会统筹的工伤保险基金。2017年5月10日，公司人力资源部向当地人社局提交了关于唐理的工伤认定申请。人社局经审核和研究，认为她不符合工作原因引起伤害的情形，于6月15日作出了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公司负责人建议唐理“民告官”，让人社局收回决定。
遭性侵，是否因职责有分歧
2017年12月13日，法院第一次公开开庭审理此案。法庭上，唐理的代理律师与人社局围绕遭受性侵伤害，是否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规定的“因履行工作职责”进行了激烈交锋。
人社局认为，唐理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遭受他人性侵，虽然属实，但不是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的暴力伤害。显然是因为公司管理疏漏，造成他人潜入工作场所，给员工的人身安全带来隐患，应属于工作范围以外发生的意外事件，而不属于工伤事故的范畴。同时，唐理的精神出现异常，是否与遭受性侵有因果关系，无相关证据能够予以证明。同时，唐理可能会因受惊吓导致紧张、害怕等不适反应，但因意外事故造成神经症等疾病并非常态，对于唐理因受惊吓而罹患疾病不具有可预见性，且该疾病经过医疗的改善和时间的推移，并非不可逆转。此外，唐理被性侵至今未满一年，尚未具有认定精神伤害等级的前提，认定工伤的条件也不成熟。
致害有因果，判决撤销原决定
2018年4月12日，法院再次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唐理的代理律师当庭向法院提交了两份司法鉴定意见，包括认定唐理目前精神状态的意见，唐理所受精神损害与性侵事件因果关系的鉴定。
针对司法鉴定意见，人社局仍然辩称，嫌疑人金某已由检察院公诉，金某与唐理在工作上没有交集，性侵犯和犯罪对象的选择是随机的，并未因工作矛盾产生有预谋的犯罪，因此金某对唐理的性侵与《工伤保险条例》中要求的“因履行工作职责”导致伤害并无关联，是平行发生的事件，不存在因果关系。人社局还提出，唐理的受害结果系犯罪行为导致，与第三人即唐理所在公司管理不当存在直接关联，唐理除通过向加害人金某提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外，还可向公司主张权利，完全可以获得充分的经济赔偿。故不予认定其工伤，并不妨碍其利益的实现。
法院经审理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职工有以下情形的，应认定为工伤：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根据该规定进行工伤认定，应当考虑两重因果关系，即履行工作职责与暴力等意外伤害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暴力等意外伤害行为与伤害结果、范围之间的因果关系。
首先，在日常工作中，劳动者“上卫生间”是必要的、合理的生理需求，与劳动者的正常工作密不可分。本案中，唐理受害地点属于履行工作职责的合理活动范围，可以认定为履行工作职责的延伸，因履行工作职责而实施的合理行为导致受伤，应当属于“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范畴。公司安保措施不到位，虽为金某实施性侵提供了条件，而金某实施性侵的时间、地点、对象系随机选择，如果唐理没有值班，就不会受到性侵伤害。因此，可以认定唐理受到性侵与她履行工作职责有因果关系。因此，市人社局所辩称“非履行职责受到伤害”的理由不能成立。
其次，从性侵行为与唐理所受伤害的结果、范围之间因果关系看。唐理在入职公司时，经过体检，各项体征指标均为正常。公司提供的年度考评记录表明，唐理平时工作表现良好，人际关系和谐，属于心智健全的人格。从事件发生至今，唐理一直处于就医状态，其精神状況和认知能力较以前明显下降，司法鉴定意见也表明，唐理的伤害后果与2017年3月29日的性侵遭遇有直接关系。
2018年6月12日，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当庭判决，人社局对唐理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依法予以撤销，被告在判决生效后60日内，对唐理的工伤认定申请重新作出工伤认定。近日，长沙市人社局向唐理送达了《工伤认定决定书》，明确了唐理的工伤等级，给予了她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在家人的陪伴下，唐理的身心也在逐渐康复。（文中人物均为化名。作者声明：本文谢绝任何形式的转载，违者视为侵权。）
编辑 张秀格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