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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语言政策与规划是社会语言学的重要研究领域。文章借助CiteSpace5.5.R2，以Scopus数据库2010—2019年收录的2025篇论文为原始数据，从国家/地区分布、机构分布、期刊分布、关键词共现、激增主题、高被引文献等方面进行可视化图谱分析，旨在厘清这一领域在过去十年中的发展状况，梳理其研究热点和前沿，为我国相关研究提供参照。研究结果表明，在过去十年中，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在国家/地区分布方面呈现不均衡发展态势，但从高产机构分布上看，世界各地区分布较为均衡;近十年的研究热点众多且分布广泛，包括语言教育、多语现象等各个方面;从研究趋势看，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逐渐关注微观层面。
〔关键词〕 语言政策与规划;Scopus数据库;CiteSpace;可视化图谱;研究热点与趋势
〔中图分类号〕H0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20）05-0033-10
引 言
语言政策与规划活动可以追溯至数千年前，但真正进入社会语言学领域并成为其研究对象，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1]。自二战结束以来，语言政策与规划在研究领域、对象、内容等方面不断扩展，研究深度不断增加，逐步成为了一个拥有丰富知识体系的学科领域[2]。
对该领域2001—2010年的研究状况，冯佳和王克非利用Web of Science的数据，对536篇文献进行了可视化分析[3]。当今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国梦”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在此过程中，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承载着重要的时代使命。因此，探讨语言政策和规划，总结梳理国际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最新发展状况，对推动人类社会进步以及促进国家和谐发展有重大意义[4]，对我国相关学科领域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启示作用。鉴于此，本文借助CiteSpace这一计量软件，从国家/地区分布、主要研究机构分布、主要期刊分布、高被引文献、研究热点与前沿等方面对Scopus数据库2010—2019年收录的2025篇有关语言政策与规划的研究论文进行统计分析，并采用知识图谱的方式进行可视化呈现，以期厘清该学科领域近十年来的整体发展脉络，呈现其最新进展和趋势，为未来国内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提供参照。
一、 研究工具和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的研究工具是 CiteSpace，该软件是由美国德雷塞尔大学陈超美教授等人基于JAVA技术开发的一款科学计量软件。借助此工具，可以深度挖掘并分析科研文献的被引数据，考察特定知识领域的基本情况，探测其发展趋势，并以可视化方式加以呈现。CiteSpace 的数据来源包括Web of Science、Scopus、CNKI、NSF、Derwent 等。
通过数据库对比，本研究选择Scopus数据库作为数据来源，该数据库由全球最大的出版社——爱思唯尔（Elsevier）推出，是全球最大的同行评审期刊文摘和引文数据库，收录来自全球5000家出版社出版的22000多种同行评审的学术期刊、700多万篇学术会议论文及15万种图书，覆盖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艺术与人文科学等学科https：//www.elsevier.com/？a=69451。相较于其他数据库，该数据库包含的数据更加齐全。在数据搜集检索过程中，以“language policy”“language planning”和“language policy and language planning”为检索关键词，检索字段之间的关系为OR;年代跨度限定为2010—2019年;语种限定为英语，文献类型限定为“论文”（article）和“会议论文”（conference paper）。檢索结果通过人工筛查，排除明显不属于本领域的文献，初步检索结果为2025篇文献。
用CiteSpace的数据格式转换工具，将从Scopus中导出的RIS格式文献转换为CiteSpace能识别的文献格式并进行分析。在参数设置方面，时间分区（Time slicing）跨度为2010—2019，一年一切割，分成10个时段处理;术语来源（Term source）设为标题（Title）、摘要（Abstract）、作者关键词（Author keywords）和附加关键词（Keywords plus）;节点类型（Node types）选择国家（Country）、词（Term）、关键词（Keywords）和参考文献（Reference），分别获得国家/地区、关键词和被引文献的可视化图谱;网络裁剪采用最小生成树（Minimum spanning tree）、时间切片内的单个网络剪裁（Pruning sliced network）和合并网络剪裁（Pruning the merged network）相结合的裁剪方法。
CiteSpace生成的可视化图谱由节点和连线组成，节点大小代表相应的国家（地区）/关键词/被引文献频次，频次越高，节点越大。节点的圆圈层代表年轮，每一个年轮对应不同的时间分区，从内到外，年轮对应的时间分区由远及近。年轮的厚度与不同年份内节点内容出现的频次呈正相关关系，节点的半径对应该研究对象出现的总频次。节点连线表示共现频次，连线越粗关系越密切[5]。
二、 国家/地区/机构/期刊分布
（一） 国家/地区分布
在国家/地区分布的知识图谱中，节点代表国家/地区，其大小代表该国家/地区在近十年内的发文量，节点间的连线代表国家/地区之间的合作发文情况。该知识图谱共呈现了88个节点，296根连线，经过网络剪裁剩下88个节点，40根连线，如图1所示。
由图1可以看出，过去十年中，发文量最多的国家是美国，其次是英国、澳大利亚、南非、中国等国家。
表1呈现了发文量排名前15的国家/地区。将图1中的United States和USA两个术语合并，最终美国总发文量为522篇，约占总数的1/4;英国的总发文量为253篇，澳大利亚为153篇，南非为139篇，中国为128篇其中包括香港56篇，台湾9篇。，瑞典、德国、新加坡等国家/地区的发文量均大于25篇。从发文量可以看出，各个国家/地区的发文量呈现不均衡态势，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南非、中国等国家居于领先地位，从总量上来说，这些国家/地区都呈上升趋势冯佳和王克非[3]统计发文量前10的国家为：美国（146）、南非（65）、英格兰（48）、加拿大（38）、澳大利亚（30）、中国（25）、德国（13）、比利时（11）、新加坡（11）和挪威（10）。;根据图谱中节点之间的连线看，国家/地区之间合作情况较为显著。由此可见，各国越来越重视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同时也重视国际合作。 （二） 机构分布
对发文机构分布进行分析，可以揭示领域内作者群体的分布情况，为深入了解和分析有关领域的发展情况提供参考。经过数据统计分析后发现，该领域的研究机构较多，本文只列举了排名前10的机构，如图2所示。从发文量来看，数量最多的是澳大利亚的昆士兰大学，其次是挪威的奥斯陆大学，随之是中国的香港大学、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大学、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学、南非的南非大学、美国的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和纽约城市大学、南非的夸祖卢纳塔尔大学、芬兰的于韦斯屈莱大学。由此可见，在机构发文方面，各个地区的分布较为均衡，高产机构遍布澳洲、欧洲、亚洲、美洲和非洲，说明世界各国普遍重视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
（三） 期刊分布
通过对来源期刊分布情况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样本文献的分布领域和来源刊物的水平及特点，并可以为研究领域走向提供依据。表2呈现了样本文献来源最多的前7种期刊。
下面重点介绍刊文量大于100的前三种期刊及其中的相关高被引文献。
（1） 《语言规划中的现实问题》（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由Robert B.Kaplan和Richard B.Baldauf创刊于1998年，每年4期。该刊主要关注语言政策与规划等相关问题。通过检索该刊的高被引文献发现，其所刊关于世界各地的语言政策与规划问题备受关注，例如对挪威以及波罗的海国家的语言政策与规划及实施等所进行的探究[6-7];同时，语言政策与规划的跨学科研究也是主要关注点，如其与经济学之间的关系[8]以及语言生态中的语言政策与规划等都是主要关注对象[9-10]。
（2） 《语言政策》（Language Policy）：由Bernard Spolsky创办于2002年，每年4期。从高被引文献可以看出，该刊所刊的微观语言政策实践的研究备受关注，例如Hornberger[11]和Curdtchristiansen[12]以意识形态为切入点，对微观层面的语言政策與规划及实施进行了探索;语言教育政策研究，尤其语言地位和形式以及语言教学问题也是主要关注点之一，如Johnson在语言教育政策领域所倡导的人种志研究方法[13]。
（3） 《多元语言与文化发展期刊》（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创刊于1980年，每年10期。该刊为跨学科期刊，关注主题非常广泛，包括双语及双语教育、社会学、语言社会心理学、各个层面的语言政策与规划、濒危语言的存留与发展以及语言教育政策等。就其中有关语言政策与规划的文章的被引情况来看，世界各地的语言权利以及少数民族语言的存留与发展问题[14-15]是该刊的主要关注对象之一;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语言政策状况，如莫桑比克[16]、菲律宾[17]等，以及特定领域语言政策的介绍，如家庭语言政策[18]等，也备受关注。
综上所述，从学科领域看，样本文献主要来源期刊都属于语言学类专业权威期刊，其中语言与教育类期刊和语言政策与规划领域期刊占了大多数;从期刊来源看，它们都属于核心期刊来源;从期刊关注主题看，它们所涉及的主题丰富，包括语言教育、社会心理学、濒危语言等多个方面。
三、 研究热点
（一） 高频关键词
关键词反映的是文章的研究主题，而关键词共现反映的是其在同一篇文献中的出现情况。某一领域中关键词共现的频次越高，表明关键词之间的关联度越高，通过关键词共现分析，能够进一步把握学科领域内各个研究主题之间的关联，有助于理解某一学科领域的知识结构体系和当前研究热点[5]。
本文将所收集的数据经过CiteSpace软件分析，绘制出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共产生了337个关键词节点和175条连线，如图3所示。图谱中的节点表示关键词，节点越大，表明某个关键词出现的次数越多，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其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
如图3和表3所示，频次最高的关键词是language policy，频次为698;其次是multilingualism，频次为191;第三是language planning，频次为160;第四是language ideology，频次为146;其它高频次关键词包括education policy、bilingual education、bilingualism、higher education、family language policy、minority language、medium of instruction、language attitude、linguistic landscape、language rights等。
除了上述高频次关键词之外，每个学科还会出现转折点节点，可通过计算节点的中心度 （Centrality）来辨识。中心度越大，说明该关键词在共词网络中的影响度越高，越具有产生重大影响的潜质。由于出现频次和中心性不一定具有正相关性，因此在利用CiteSpace分析特定领域的研究热点时，需要将出现频次和中心度同时纳入考虑。在CiteSpace中，中心度≥0.1，即可说明此节点为研究热点[19]。
在本研究产生的知识图谱中，中心度≥0.1的关键词共有54个，如表4所示，中心度最高的词为learning，高达1.49，其次为teaching和curriculum，中心度分别为0.92和0.91，由此可见，学校的教与学是主要的关注点。此外，education policy、Timor Leste（东帝汶）、marginalization、language in education、student、Spain、mother tongue等关键词的中心度都高于0.5。
根据表3和表4所示的高频关键词和高中心度关键词可以看出，近十年来，国际语言政策与规划的热点研究主题众多，且范围广泛，包含了语言研究的方方面面，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冯佳和王克非[3]分析得出2001—2010年的研究热点为：语言政策、语言规划、语言、教育、英语、身份认同、多元语言、政策、全球化、双语制、双语教育、话语、政治、读写能力、语言态度、意识形态、语言意识形态、沟通、学生等。：第一，对语言教育的研究，在频次和中心度的统计中，语言教育类的主题词，如curriculum、education policy、medium of instruction、literacy、multilingual education等，占了近1/2，自Cooper[20]提出“习得规划”这一概念以来，语言教育政策逐渐确定其官方地位，直到现在，语言教育依旧是热点话题;第二，特定地区的语言政策研究，近年来主要对Timor Leste、Spain、the United States、Norway等国家和地区进行研究;第三，对不同教学阶段的研究，尤其关注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阶段的情况;第四，对本土问题进行研究，主要包括对本土人口（Indigenous population）、本土语言（Indigenous language）等;第五，对多语和双语的研究，主要包括多语和双语教育、人口移民带来的多语或双语问题等方面;第六，对语言地位的研究，主要关于语言的国家地位、官方地位以及语言边缘化等问题，从而也涉及语言权利问题;第七，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语言发展研究，如在全球化和国际化背景下的通用语（Lingua franca）等;第八，对母语的研究，主要涉及家庭语言政策（Family language policy）、少数民族语言（Minority language）等。 （二） 激增主题探测
激增主题探测可以发现研究领域在特定时间段内的主要研究内容，能够代表该领域在该时段的研究热点。本研究通过对样本文献进行突变探测，得到了以下突现主题及其对应的突现率，以识别其最新动态和发展走向。本研究对样本文献进行分析，共产生了25个突显词，如图4所示。
从图4数据可以看到，2010年出现的激增主题包括English language learner、Africa、language politics、Hong Kong、cultural identity、lingua franca、literacy和primary education;2011—2013年出現的激增主题主要有Ukraine、educational language policy、translation、Malaysia、language choice、language endangerment、school、language right、Vietnam、European Union、medium of instruction等;2014—2015年出现的激增主题包括translanguaging、culture、micro language planning、agency、EFL等。2015年以后尚未出现明显的激增主题。
由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出现激增的主题涵盖了语言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语言教育、特定地区的语言状况、语言濒危、语言选择、语言权利、文化、语言政治等方面;（2）研究者们一直以来都很重视语言教育方面的研究，从2010—2017年都有与语言教育相关的激增主题;（3）特定地区的语言政策状况也是重点关注对象，如非洲、马来西亚、越南以及欧盟等国家和地区;（4）研究重点逐渐从理论研究转向实践研究，开始关注微观语言政策的实施与发展;（5）该领域依旧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研究主题广泛，内容多样。
四、 高被引文献
高被引论文一般是具有奠基性作用的重要论文，可以被视为研究领域的知识基础，一个研究领域可以被概念化为从研究前沿到知识基础的时间映射[5]。本研究利用CiteSpace绘制出了文献共被引知识图谱，如图5所示，其中节点代表被引文献，节点大小代表该文献被引用的总频次，被引频次越高，节点越大。年轮的厚度代表该文献在某一时间分区内被引用的频次，被引频次越高，年轮越厚。节点间的连线代表其共被引关系，共被引强度越大，连线越粗，文献之间的关系越紧密[5]。图5呈现了高被引文献节点。
1.《全球化的社会语言学》[21]：这本专著包括7个部分。第1部分“全球化的批判社会语言学”，讨论了现代社会语言学的两个重要范式，即“分布的社会语言学”和“流动性的社会语言学”。第2部分“混乱的新市场”，阐述了全球化的社会语言学主要关注语言资源问题。第3部分“世界的位置、外围和图像”，深入讨论了中心与边缘的问题。第4部分“语库与语言能力”，着重阐释了“删节的语库”这一概念。第5部分“语言、国际化和历史”，提出语言目标的内在历史性这一观点。第6部分“过去和现在的不平等”，通过卢旺达难民寻求英国政府庇护，因语言问题而失败这一事例，阐释了“把语言视为‘整体的、与熟练程度和水平密切相关的’单语意识形态”[21]（66）这一观点的局限性。最后一部分为“反思”，指出全球化在给移民带来机会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本书构建了一个关于流动社会中流动语言的理论，将语库和社会不平等等问题纳入新的社会环境中进行考量，为在新的社会环境下理解社会语言学所面临的挑战提供了系统的解决方案，为社会语言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2.《语言政策：背后的动因和崭新的路向》[22]：全书分为3个部分。第1部分阐释了语言的本质及其社会功能。第2部分聚焦法律法规、标准化和官方化、语言教育政策和语言测试与公共空间的语言等四个主题，其中着重强调测试作为一种重要的工具，可以用来判定语言的声望和地位、语言的标准化并抑制语言多样化。第3部分阐述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民主社会语言的机制问题;二是就批判语言政策、语言意识等内容提出了建议;三是基于最小化违反民主原则提出建议。该专著主要阐明人们的语言使用都受到各种显性或隐性因素的影响，并挖掘语言政策背后的各种动因，探究这些动因如何影响和限制语言使用。这本专著为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通过本书，各个学科和阶段的学者都可以对语言政策与规划领域内的诸多问题进行探究，同时也扩展了语言政策与规划的研究范围。
3.《语言管理》[23]：全书共13章。第1章“迈向语言管理理论”阐述了语言管理理论。在接下来的8章中，作者探讨了不同场所的语言管理，包括家庭、宗教场所、工作场所、公共空间、学校、司法与医疗机构、政府机构等。第10章阐述了影响语言管理的主体，作者认为语言活动团体可以对政府的语言政策产生影响。第11章“超国家层面的语言管理”，主要论述了联合国、欧盟等超国家组织在语言管理方面所面临的困境及所发挥的作用。第12章“语言管理者、语言管理机构、语言学会及其工作”，阐述了各种类型的语言管理者的职责和作用。最后一章“语言管理理论：后记或导论”，回顾了前面各章的内容，总结了语言管理理论在不同语境中的运用。这本专著内容丰富，全面介绍了不同语境下的语言管理问题，建立了语言管理理论模式，指出了语言管理的复杂性，分析了语言管理的各种影响因素，阐明了语言管理的挑战性，为语言政策与规划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切入点，为未来语言规划研究者研究语言管理理论起着引导作用。
4.《语言政策》[24]：全书共4个部分，分为8章。第1部分“奠定理论基础：定义、理论和概念”，对“什么是语言政策？”进行了界定，从历史的角度对语言政策的概念、理论和框架进行了概述;第2部分“实证研究结果”包含第3、4章，介绍了一些典型的纵向研究，并在此基础之上得出了相关结论;第3部分“语言政策研究”包含第5、6、7章，主要介绍当前主要的语言政策研究方法，作者首先回顾了早期的研究方法，接着阐释了人类学、话语分析等研究方法，最后介绍了相关的学习资源。本书对语言政策领域的基本概念、研究方法等进行了详细介绍，对于各个层面语言政策研究者和学习者来说都是一本极具参考价值的工具书。作者将语言政策的大量信息整合成一个可行的框架，在概念、方法和理论上为未来研究者提供了参考。 综上，这些高被引文献都对语言政策的整体或某些特定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详细的介绍，总结并发展了本学科的知识基础，同时也为后续研究指明了方向。
五、 结 语
本文采用CiteSpace文献计量软件，对Scopus数据库中近十年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文献的国家/地区分布、科研机构分布、期刊分布、研究热点以及高被引文献进行了可视化知识图谱分析，旨在揭示国际语言政策与规划的研究热点及前沿动态。从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国际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正处于蓬勃发展阶段：就发文量来看，本领域研究的国家/地区差异较大，但都呈现上升趋势;从高产机构分布来看，世界各地机构分布较为均衡;在研究热点方面，近十年来，语言政策与规划领域的研究热点众多且分布广泛，主要包括语言教育政策，尤其是教学大纲、（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高等教育等方面;多语现象和语言发展研究，如语言的边缘化、少数民族语言、本土语言等;语言政策的其他分支研究，如家庭语言政策、语言地位规划等;特定国家和地区的语言政策研究，如美国、欧盟、东帝汶、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从研究趋势来看，近年来，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主要关注微观层面的语言规划和语言发展问题，超语言和主体性也是研究热点之一。
国际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经过数十年的积累、发展和演变，已经形成了一个主题更加丰富、范围更加广阔的研究领域，相关研究成果对我国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具有一定的参照和启示作用。首先，语言教育政策是语言政策中的重要分支，中国的语言教育涉及汉语（普通话）和少数民族语言教育、外语（包括英语和其他语种）教育等多个方面，对语言教育政策与规划的研究不仅关乎我国语言教育的长足发展，也关乎国家发展战略的贯彻实施。正如沈骑所指出的，当前我国正处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语言教育研究承载着重要的战略使命与时代重任[25]。第二，中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民族和语言种类多样的国家，在当下语言扶贫的背景下，多语地区的语言状况以及濒危语言研究、国家语言政策的施行成效等，都应当成为关注重点。第三，如赵守辉等所言，语言政策与规划这个研究领域自产生以来，长期主要关注国家层面的宏观规划，注重国家或官方力量对语言的干预[26]。但除了宏观层面外，微观层面，如语言社区、教育机构以及个人的主体性等，也同样应该受到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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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生文）
〔关键词〕 语言政策与规划;Scopus数据库;CiteSpace;可视化图谱;研究热点与趋势
〔中图分类号〕H0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20）05-0033-10
引 言
语言政策与规划活动可以追溯至数千年前，但真正进入社会语言学领域并成为其研究对象，始于20世纪50年代末，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1]。自二战结束以来，语言政策与规划在研究领域、对象、内容等方面不断扩展，研究深度不断增加，逐步成为了一个拥有丰富知识体系的学科领域[2]。
对该领域2001—2010年的研究状况，冯佳和王克非利用Web of Science的数据，对536篇文献进行了可视化分析[3]。当今中国正处于实现“中国梦”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在此过程中，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承载着重要的时代使命。因此，探讨语言政策和规划，总结梳理国际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的最新发展状况，对推动人类社会进步以及促进国家和谐发展有重大意义[4]，对我国相关学科领域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启示作用。鉴于此，本文借助CiteSpace这一计量软件，从国家/地区分布、主要研究机构分布、主要期刊分布、高被引文献、研究热点与前沿等方面对Scopus数据库2010—2019年收录的2025篇有关语言政策与规划的研究论文进行统计分析，并采用知识图谱的方式进行可视化呈现，以期厘清该学科领域近十年来的整体发展脉络，呈现其最新进展和趋势，为未来国内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提供参照。
一、 研究工具和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的研究工具是 CiteSpace，该软件是由美国德雷塞尔大学陈超美教授等人基于JAVA技术开发的一款科学计量软件。借助此工具，可以深度挖掘并分析科研文献的被引数据，考察特定知识领域的基本情况，探测其发展趋势，并以可视化方式加以呈现。CiteSpace 的数据来源包括Web of Science、Scopus、CNKI、NSF、Derwent 等。
通过数据库对比，本研究选择Scopus数据库作为数据来源，该数据库由全球最大的出版社——爱思唯尔（Elsevier）推出，是全球最大的同行评审期刊文摘和引文数据库，收录来自全球5000家出版社出版的22000多种同行评审的学术期刊、700多万篇学术会议论文及15万种图书，覆盖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艺术与人文科学等学科https：//www.elsevier.com/？a=69451。相较于其他数据库，该数据库包含的数据更加齐全。在数据搜集检索过程中，以“language policy”“language planning”和“language policy and language planning”为检索关键词，检索字段之间的关系为OR;年代跨度限定为2010—2019年;语种限定为英语，文献类型限定为“论文”（article）和“会议论文”（conference paper）。檢索结果通过人工筛查，排除明显不属于本领域的文献，初步检索结果为2025篇文献。
用CiteSpace的数据格式转换工具，将从Scopus中导出的RIS格式文献转换为CiteSpace能识别的文献格式并进行分析。在参数设置方面，时间分区（Time slicing）跨度为2010—2019，一年一切割，分成10个时段处理;术语来源（Term source）设为标题（Title）、摘要（Abstract）、作者关键词（Author keywords）和附加关键词（Keywords plus）;节点类型（Node types）选择国家（Country）、词（Term）、关键词（Keywords）和参考文献（Reference），分别获得国家/地区、关键词和被引文献的可视化图谱;网络裁剪采用最小生成树（Minimum spanning tree）、时间切片内的单个网络剪裁（Pruning sliced network）和合并网络剪裁（Pruning the merged network）相结合的裁剪方法。
CiteSpace生成的可视化图谱由节点和连线组成，节点大小代表相应的国家（地区）/关键词/被引文献频次，频次越高，节点越大。节点的圆圈层代表年轮，每一个年轮对应不同的时间分区，从内到外，年轮对应的时间分区由远及近。年轮的厚度与不同年份内节点内容出现的频次呈正相关关系，节点的半径对应该研究对象出现的总频次。节点连线表示共现频次，连线越粗关系越密切[5]。
二、 国家/地区/机构/期刊分布
（一） 国家/地区分布
在国家/地区分布的知识图谱中，节点代表国家/地区，其大小代表该国家/地区在近十年内的发文量，节点间的连线代表国家/地区之间的合作发文情况。该知识图谱共呈现了88个节点，296根连线，经过网络剪裁剩下88个节点，40根连线，如图1所示。
由图1可以看出，过去十年中，发文量最多的国家是美国，其次是英国、澳大利亚、南非、中国等国家。
表1呈现了发文量排名前15的国家/地区。将图1中的United States和USA两个术语合并，最终美国总发文量为522篇，约占总数的1/4;英国的总发文量为253篇，澳大利亚为153篇，南非为139篇，中国为128篇其中包括香港56篇，台湾9篇。，瑞典、德国、新加坡等国家/地区的发文量均大于25篇。从发文量可以看出，各个国家/地区的发文量呈现不均衡态势，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南非、中国等国家居于领先地位，从总量上来说，这些国家/地区都呈上升趋势冯佳和王克非[3]统计发文量前10的国家为：美国（146）、南非（65）、英格兰（48）、加拿大（38）、澳大利亚（30）、中国（25）、德国（13）、比利时（11）、新加坡（11）和挪威（10）。;根据图谱中节点之间的连线看，国家/地区之间合作情况较为显著。由此可见，各国越来越重视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同时也重视国际合作。 （二） 机构分布
对发文机构分布进行分析，可以揭示领域内作者群体的分布情况，为深入了解和分析有关领域的发展情况提供参考。经过数据统计分析后发现，该领域的研究机构较多，本文只列举了排名前10的机构，如图2所示。从发文量来看，数量最多的是澳大利亚的昆士兰大学，其次是挪威的奥斯陆大学，随之是中国的香港大学、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大学、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学、南非的南非大学、美国的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和纽约城市大学、南非的夸祖卢纳塔尔大学、芬兰的于韦斯屈莱大学。由此可见，在机构发文方面，各个地区的分布较为均衡，高产机构遍布澳洲、欧洲、亚洲、美洲和非洲，说明世界各国普遍重视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
（三） 期刊分布
通过对来源期刊分布情况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样本文献的分布领域和来源刊物的水平及特点，并可以为研究领域走向提供依据。表2呈现了样本文献来源最多的前7种期刊。
下面重点介绍刊文量大于100的前三种期刊及其中的相关高被引文献。
（1） 《语言规划中的现实问题》（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由Robert B.Kaplan和Richard B.Baldauf创刊于1998年，每年4期。该刊主要关注语言政策与规划等相关问题。通过检索该刊的高被引文献发现，其所刊关于世界各地的语言政策与规划问题备受关注，例如对挪威以及波罗的海国家的语言政策与规划及实施等所进行的探究[6-7];同时，语言政策与规划的跨学科研究也是主要关注点，如其与经济学之间的关系[8]以及语言生态中的语言政策与规划等都是主要关注对象[9-10]。
（2） 《语言政策》（Language Policy）：由Bernard Spolsky创办于2002年，每年4期。从高被引文献可以看出，该刊所刊的微观语言政策实践的研究备受关注，例如Hornberger[11]和Curdtchristiansen[12]以意识形态为切入点，对微观层面的语言政策與规划及实施进行了探索;语言教育政策研究，尤其语言地位和形式以及语言教学问题也是主要关注点之一，如Johnson在语言教育政策领域所倡导的人种志研究方法[13]。
（3） 《多元语言与文化发展期刊》（Journal of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Development）：创刊于1980年，每年10期。该刊为跨学科期刊，关注主题非常广泛，包括双语及双语教育、社会学、语言社会心理学、各个层面的语言政策与规划、濒危语言的存留与发展以及语言教育政策等。就其中有关语言政策与规划的文章的被引情况来看，世界各地的语言权利以及少数民族语言的存留与发展问题[14-15]是该刊的主要关注对象之一;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语言政策状况，如莫桑比克[16]、菲律宾[17]等，以及特定领域语言政策的介绍，如家庭语言政策[18]等，也备受关注。
综上所述，从学科领域看，样本文献主要来源期刊都属于语言学类专业权威期刊，其中语言与教育类期刊和语言政策与规划领域期刊占了大多数;从期刊来源看，它们都属于核心期刊来源;从期刊关注主题看，它们所涉及的主题丰富，包括语言教育、社会心理学、濒危语言等多个方面。
三、 研究热点
（一） 高频关键词
关键词反映的是文章的研究主题，而关键词共现反映的是其在同一篇文献中的出现情况。某一领域中关键词共现的频次越高，表明关键词之间的关联度越高，通过关键词共现分析，能够进一步把握学科领域内各个研究主题之间的关联，有助于理解某一学科领域的知识结构体系和当前研究热点[5]。
本文将所收集的数据经过CiteSpace软件分析，绘制出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共产生了337个关键词节点和175条连线，如图3所示。图谱中的节点表示关键词，节点越大，表明某个关键词出现的次数越多，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其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
如图3和表3所示，频次最高的关键词是language policy，频次为698;其次是multilingualism，频次为191;第三是language planning，频次为160;第四是language ideology，频次为146;其它高频次关键词包括education policy、bilingual education、bilingualism、higher education、family language policy、minority language、medium of instruction、language attitude、linguistic landscape、language rights等。
除了上述高频次关键词之外，每个学科还会出现转折点节点，可通过计算节点的中心度 （Centrality）来辨识。中心度越大，说明该关键词在共词网络中的影响度越高，越具有产生重大影响的潜质。由于出现频次和中心性不一定具有正相关性，因此在利用CiteSpace分析特定领域的研究热点时，需要将出现频次和中心度同时纳入考虑。在CiteSpace中，中心度≥0.1，即可说明此节点为研究热点[19]。
在本研究产生的知识图谱中，中心度≥0.1的关键词共有54个，如表4所示，中心度最高的词为learning，高达1.49，其次为teaching和curriculum，中心度分别为0.92和0.91，由此可见，学校的教与学是主要的关注点。此外，education policy、Timor Leste（东帝汶）、marginalization、language in education、student、Spain、mother tongue等关键词的中心度都高于0.5。
根据表3和表4所示的高频关键词和高中心度关键词可以看出，近十年来，国际语言政策与规划的热点研究主题众多，且范围广泛，包含了语言研究的方方面面，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冯佳和王克非[3]分析得出2001—2010年的研究热点为：语言政策、语言规划、语言、教育、英语、身份认同、多元语言、政策、全球化、双语制、双语教育、话语、政治、读写能力、语言态度、意识形态、语言意识形态、沟通、学生等。：第一，对语言教育的研究，在频次和中心度的统计中，语言教育类的主题词，如curriculum、education policy、medium of instruction、literacy、multilingual education等，占了近1/2，自Cooper[20]提出“习得规划”这一概念以来，语言教育政策逐渐确定其官方地位，直到现在，语言教育依旧是热点话题;第二，特定地区的语言政策研究，近年来主要对Timor Leste、Spain、the United States、Norway等国家和地区进行研究;第三，对不同教学阶段的研究，尤其关注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阶段的情况;第四，对本土问题进行研究，主要包括对本土人口（Indigenous population）、本土语言（Indigenous language）等;第五，对多语和双语的研究，主要包括多语和双语教育、人口移民带来的多语或双语问题等方面;第六，对语言地位的研究，主要关于语言的国家地位、官方地位以及语言边缘化等问题，从而也涉及语言权利问题;第七，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语言发展研究，如在全球化和国际化背景下的通用语（Lingua franca）等;第八，对母语的研究，主要涉及家庭语言政策（Family language policy）、少数民族语言（Minority language）等。 （二） 激增主题探测
激增主题探测可以发现研究领域在特定时间段内的主要研究内容，能够代表该领域在该时段的研究热点。本研究通过对样本文献进行突变探测，得到了以下突现主题及其对应的突现率，以识别其最新动态和发展走向。本研究对样本文献进行分析，共产生了25个突显词，如图4所示。
从图4数据可以看到，2010年出现的激增主题包括English language learner、Africa、language politics、Hong Kong、cultural identity、lingua franca、literacy和primary education;2011—2013年出現的激增主题主要有Ukraine、educational language policy、translation、Malaysia、language choice、language endangerment、school、language right、Vietnam、European Union、medium of instruction等;2014—2015年出现的激增主题包括translanguaging、culture、micro language planning、agency、EFL等。2015年以后尚未出现明显的激增主题。
由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1）出现激增的主题涵盖了语言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语言教育、特定地区的语言状况、语言濒危、语言选择、语言权利、文化、语言政治等方面;（2）研究者们一直以来都很重视语言教育方面的研究，从2010—2017年都有与语言教育相关的激增主题;（3）特定地区的语言政策状况也是重点关注对象，如非洲、马来西亚、越南以及欧盟等国家和地区;（4）研究重点逐渐从理论研究转向实践研究，开始关注微观语言政策的实施与发展;（5）该领域依旧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研究主题广泛，内容多样。
四、 高被引文献
高被引论文一般是具有奠基性作用的重要论文，可以被视为研究领域的知识基础，一个研究领域可以被概念化为从研究前沿到知识基础的时间映射[5]。本研究利用CiteSpace绘制出了文献共被引知识图谱，如图5所示，其中节点代表被引文献，节点大小代表该文献被引用的总频次，被引频次越高，节点越大。年轮的厚度代表该文献在某一时间分区内被引用的频次，被引频次越高，年轮越厚。节点间的连线代表其共被引关系，共被引强度越大，连线越粗，文献之间的关系越紧密[5]。图5呈现了高被引文献节点。
1.《全球化的社会语言学》[21]：这本专著包括7个部分。第1部分“全球化的批判社会语言学”，讨论了现代社会语言学的两个重要范式，即“分布的社会语言学”和“流动性的社会语言学”。第2部分“混乱的新市场”，阐述了全球化的社会语言学主要关注语言资源问题。第3部分“世界的位置、外围和图像”，深入讨论了中心与边缘的问题。第4部分“语库与语言能力”，着重阐释了“删节的语库”这一概念。第5部分“语言、国际化和历史”，提出语言目标的内在历史性这一观点。第6部分“过去和现在的不平等”，通过卢旺达难民寻求英国政府庇护，因语言问题而失败这一事例，阐释了“把语言视为‘整体的、与熟练程度和水平密切相关的’单语意识形态”[21]（66）这一观点的局限性。最后一部分为“反思”，指出全球化在给移民带来机会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本书构建了一个关于流动社会中流动语言的理论，将语库和社会不平等等问题纳入新的社会环境中进行考量，为在新的社会环境下理解社会语言学所面临的挑战提供了系统的解决方案，为社会语言学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
2.《语言政策：背后的动因和崭新的路向》[22]：全书分为3个部分。第1部分阐释了语言的本质及其社会功能。第2部分聚焦法律法规、标准化和官方化、语言教育政策和语言测试与公共空间的语言等四个主题，其中着重强调测试作为一种重要的工具，可以用来判定语言的声望和地位、语言的标准化并抑制语言多样化。第3部分阐述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民主社会语言的机制问题;二是就批判语言政策、语言意识等内容提出了建议;三是基于最小化违反民主原则提出建议。该专著主要阐明人们的语言使用都受到各种显性或隐性因素的影响，并挖掘语言政策背后的各种动因，探究这些动因如何影响和限制语言使用。这本专著为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通过本书，各个学科和阶段的学者都可以对语言政策与规划领域内的诸多问题进行探究，同时也扩展了语言政策与规划的研究范围。
3.《语言管理》[23]：全书共13章。第1章“迈向语言管理理论”阐述了语言管理理论。在接下来的8章中，作者探讨了不同场所的语言管理，包括家庭、宗教场所、工作场所、公共空间、学校、司法与医疗机构、政府机构等。第10章阐述了影响语言管理的主体，作者认为语言活动团体可以对政府的语言政策产生影响。第11章“超国家层面的语言管理”，主要论述了联合国、欧盟等超国家组织在语言管理方面所面临的困境及所发挥的作用。第12章“语言管理者、语言管理机构、语言学会及其工作”，阐述了各种类型的语言管理者的职责和作用。最后一章“语言管理理论：后记或导论”，回顾了前面各章的内容，总结了语言管理理论在不同语境中的运用。这本专著内容丰富，全面介绍了不同语境下的语言管理问题，建立了语言管理理论模式，指出了语言管理的复杂性，分析了语言管理的各种影响因素，阐明了语言管理的挑战性，为语言政策与规划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切入点，为未来语言规划研究者研究语言管理理论起着引导作用。
4.《语言政策》[24]：全书共4个部分，分为8章。第1部分“奠定理论基础：定义、理论和概念”，对“什么是语言政策？”进行了界定，从历史的角度对语言政策的概念、理论和框架进行了概述;第2部分“实证研究结果”包含第3、4章，介绍了一些典型的纵向研究，并在此基础之上得出了相关结论;第3部分“语言政策研究”包含第5、6、7章，主要介绍当前主要的语言政策研究方法，作者首先回顾了早期的研究方法，接着阐释了人类学、话语分析等研究方法，最后介绍了相关的学习资源。本书对语言政策领域的基本概念、研究方法等进行了详细介绍，对于各个层面语言政策研究者和学习者来说都是一本极具参考价值的工具书。作者将语言政策的大量信息整合成一个可行的框架，在概念、方法和理论上为未来研究者提供了参考。 综上，这些高被引文献都对语言政策的整体或某些特定方面进行了较为系统、详细的介绍，总结并发展了本学科的知识基础，同时也为后续研究指明了方向。
五、 结 语
本文采用CiteSpace文献计量软件，对Scopus数据库中近十年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文献的国家/地区分布、科研机构分布、期刊分布、研究热点以及高被引文献进行了可视化知识图谱分析，旨在揭示国际语言政策与规划的研究热点及前沿动态。从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国际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正处于蓬勃发展阶段：就发文量来看，本领域研究的国家/地区差异较大，但都呈现上升趋势;从高产机构分布来看，世界各地机构分布较为均衡;在研究热点方面，近十年来，语言政策与规划领域的研究热点众多且分布广泛，主要包括语言教育政策，尤其是教学大纲、（英语作为）教学媒介语、高等教育等方面;多语现象和语言发展研究，如语言的边缘化、少数民族语言、本土语言等;语言政策的其他分支研究，如家庭语言政策、语言地位规划等;特定国家和地区的语言政策研究，如美国、欧盟、东帝汶、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从研究趋势来看，近年来，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主要关注微观层面的语言规划和语言发展问题，超语言和主体性也是研究热点之一。
国际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经过数十年的积累、发展和演变，已经形成了一个主题更加丰富、范围更加广阔的研究领域，相关研究成果对我国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具有一定的参照和启示作用。首先，语言教育政策是语言政策中的重要分支，中国的语言教育涉及汉语（普通话）和少数民族语言教育、外语（包括英语和其他语种）教育等多个方面，对语言教育政策与规划的研究不仅关乎我国语言教育的长足发展，也关乎国家发展战略的贯彻实施。正如沈骑所指出的，当前我国正处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语言教育研究承载着重要的战略使命与时代重任[25]。第二，中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民族和语言种类多样的国家，在当下语言扶贫的背景下，多语地区的语言状况以及濒危语言研究、国家语言政策的施行成效等，都应当成为关注重点。第三，如赵守辉等所言，语言政策与规划这个研究领域自产生以来，长期主要关注国家层面的宏观规划，注重国家或官方力量对语言的干预[26]。但除了宏观层面外，微观层面，如语言社区、教育机构以及个人的主体性等，也同样应该受到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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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