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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画是中国老百姓最喜爱的富有生活情趣的一种艺术形式。在我收藏的万余张年画中(包括木版年画、月份牌年面及新年画),其中表现各时期时尚女性选题的年画占有相当的比例。
早在十九世纪术,江南女性因为地域上的便利与经济生活的发达,其服装和发式在全国来说是首屈一指的,于是在上海一些商家为推销商品,常在商品广告中附有年历并画有新潮女郎以引人注目,也确有不少时髦女士按画竞相仿效(倪耕野《园中佳人》)。当时在天津、北平等城市就流行了江南妇女的衣着与简洁明快的苏州橛的发式,从中让我们欣赏到那衣锦中的精美绣花及发式中精美的小佩件,无不透露出女性们特有的闲逸与自得(倪耕野《风采》)。“对镜梳容妆”就是那时女性们最重要的日常生活了(倪耕野《春浓》)。
二十世纪初,北平、天津、上海等大城市中的大家闺秀流行穿手工绣制的棉袍及绣花鞋,头上的发型很像日本女子穿和服时所梳的发式,并配以惹人注目的配饰,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标志性的时尚元素(谢之光《喜》)。1915年,旗袍首先在上海流行,形式如马甲和裙子融为一体,无领无襟(胡伯翔《小憩》)。其面料随身份而别,用青布、蓝布做旗袍是普通女性及一般女学生的主流服装,而丝绸、锦缎等面料则是上层社会女性的主选面料,以此制作高档旗袍或晚礼服。至1921年开始,时尚女性除了烫发,所穿旗袍则开始吸收欧美服饰的紧身特点,以突出女性曲线为时髦(金梅生《盈盈一笑》)。到1925年,旗袍变得更加紧身且下半部大开议,再配上流行的高跟鞋,极富女性的魅力(杭稚英《倩影》)。自1930年起,旗袍又逐步加长并添镶滚边及光片,以增加美感(良能《思》)。与此同时,紧跟上海旗袍潮流的天津、北平、汉口、青岛等大城市妇女同样以新颖别致的华丽旗袍并配上高跟鞋,表现了女性高雅的气质和柔美的身姿(杭稚英《花影》)。
建国前表现女性时尚的年画均在商品广告或月份牌上体现,人称广告年画或月份牌年画。这种年画的开创者是周慕桥,他以擦笔画技法创作时装仕女图,引起百姓极大兴趣(周摹桥《湖边漫步》)。画家郑曼陀善于工笔人物画和西洋水彩画,他将中西画法相结合,其作品表现了女性柔美的肌肤,增强了年画的艺术魅力(郑曼陀《姊妹》)。继郑曼陀之后,知名年画家有杭稚英、金梅生、谢之光、周柏生、胡伯翔、倪耕野等人,其作品都风靡一时,在百姓中影响极大,印象极深。其中杭稚英所绘人物体态婀娜多姿,刻画细腻,用笔流畅,色彩艳丽(杭稚英《夏日》)。需要提及的是,杭稚英与李慕白、金雪尘三人合作于“稚英画室”,其画风一致,起草设计、人物与背景虽为三人分工,但作品如一人所绘,加上稚英当时的知名度,故仅署名稚英;画家金梅生所绘人物则柔和细腻,突出美感(金梅生《青春年华》);画家谢之光与周柏生所绘人物的共同特点是自然、真实,其色彩清淡素雅(谢之光《冬》);画家胡伯翔所绘人物则高雅、秀丽(胡伯翔《清闲》);画家倪耕野所绘人物形象高雅、突出、鲜明(倪耕野《香》)。这些作品幅幅精彩,把中国古代仕女画从原来仅描绘传统美女到表现时尚女性的年画,无论从画法及色彩都提高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增强了作品的欣赏性和艺术感染力。
解放战争取得了节节胜利,在全国各大城市解放的同时,身穿洗得发白的灰色四兜中山装的解放区干部进驻城市与农村(张建文《把我们的生产情况告诉给毛主席》)。在到处洋溢着革命豪情的热烈气氛中,“有伤风化的旗袍与晚装”自然失去了市场。出于劳动上的需要,女性的发型大改观,要么短发,要么梳两个长长的大辫子,服装则简单宽松(俞微波《劳模会上的好姊妹)》。苏联领导人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中国访问时,提出中国的服装不符合社会主义大国形象,于是,各种花色“布拉吉”成了女人最时尚的服装(张大听《工地上的实习生》)。解放初期的新年画中表现了新中国各个领域的妇女形象,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杨俊生《走来的新娘子》)。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女性的装饰多变,又有了生机活力,西装和烫发又率先任上海出现了,同时长裙、旗袍、连衣裙及西方服饰屡屡出现,为年画作品又增添了鲜艳的色彩(江风《友谊花朵处处开》、忻礼良《老师早,老师好》、金梅生《晚会服装图》)。
到“文革”时期,红卫兵“破四旧立四新”,批“奇装异服”,于是,女性的时装、发型、皮鞋都被打上了阶级烙印,烫发、长发、长辫子都被红卫兵剪剃成“革命”式短发,旗袍、晚装、长裙、高跟鞋等被视为修正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产物,都被付之一炬。女性不再化妆,留短发,穿长裤、格布衫,甚至爱上了武装,戴军帽、穿军装成了时尚。此时的年画成了宣传“革命”的武器,所描绘的女性都已“革命”化了(陈国力、白仁海《幸福的回忆》,单联孝《做人要做这样的人》,金梅生《加强战备,提高警惕》)。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始了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女性服装与发型开始了明显的变化,其穿着、发式多样化。服装设计师推出时尚新款,新面料、新花色时装争奇斗艳。发式则有烫花、波浪、蘑菇及披肩长发等千姿百态(阎义春《生活多美好》、韩培生《晨读》、王彩珠《轻描淡彩》、王伟戎《假日》)。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港台和内地的男女影星、歌星及著名节目主持人的穿着与打扮成了当代青年的风向标。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港台女士服饰及发型迅速传入广州,随即从广州扩展到整个北方,大批服装个体户把这些时髦的服饰带到了各城市的市场,于是姑娘们都变得时髦起来,可谓百花齐放,争奇斗艳。老中青年画家们自然用画笔创作出紧跟时髦的作品(杨建明《月明花香》)。
我们在欣赏以上各幅作品时,可以看到年画家的构图极为精细,线条流畅,造型自然,立体感强,其艺术形象栩栩如生,极符合大众的审美情趣。同时,所绘人物表情传神,背景细致入微,令人称赞。与此同时,考究的印刷还原逼真,层次清楚,色彩鲜艳,色泽明快,能给欣赏者带来美好的品味。
当今,随着人们时尚观的改变,摄影年画又逐渐被迪卡墙画、沙发画及仿制的国画或油画作品所取代,但相关靓女的题材依然存在。
现今,年画收藏已成为继国画、油画之后收藏领域中的一匹黑马,特别是时尚美女和古装戏剧等题材的年画收藏价格一路走高。在各地收藏品市场中,老月份牌年画每张在两千元以上,但仍难见到;而建国后年画因年代和画家知名度不同,也达数十元至数百元不等,但其价位仍是偏低,故具有较高的升值空间。年画的诱惑力势不可挡,是人们怀旧及美术专业人士、艺术爱好者、收藏者和投资者的收藏佳品。
(责编:唐陌楚)
早在十九世纪术,江南女性因为地域上的便利与经济生活的发达,其服装和发式在全国来说是首屈一指的,于是在上海一些商家为推销商品,常在商品广告中附有年历并画有新潮女郎以引人注目,也确有不少时髦女士按画竞相仿效(倪耕野《园中佳人》)。当时在天津、北平等城市就流行了江南妇女的衣着与简洁明快的苏州橛的发式,从中让我们欣赏到那衣锦中的精美绣花及发式中精美的小佩件,无不透露出女性们特有的闲逸与自得(倪耕野《风采》)。“对镜梳容妆”就是那时女性们最重要的日常生活了(倪耕野《春浓》)。
二十世纪初,北平、天津、上海等大城市中的大家闺秀流行穿手工绣制的棉袍及绣花鞋,头上的发型很像日本女子穿和服时所梳的发式,并配以惹人注目的配饰,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标志性的时尚元素(谢之光《喜》)。1915年,旗袍首先在上海流行,形式如马甲和裙子融为一体,无领无襟(胡伯翔《小憩》)。其面料随身份而别,用青布、蓝布做旗袍是普通女性及一般女学生的主流服装,而丝绸、锦缎等面料则是上层社会女性的主选面料,以此制作高档旗袍或晚礼服。至1921年开始,时尚女性除了烫发,所穿旗袍则开始吸收欧美服饰的紧身特点,以突出女性曲线为时髦(金梅生《盈盈一笑》)。到1925年,旗袍变得更加紧身且下半部大开议,再配上流行的高跟鞋,极富女性的魅力(杭稚英《倩影》)。自1930年起,旗袍又逐步加长并添镶滚边及光片,以增加美感(良能《思》)。与此同时,紧跟上海旗袍潮流的天津、北平、汉口、青岛等大城市妇女同样以新颖别致的华丽旗袍并配上高跟鞋,表现了女性高雅的气质和柔美的身姿(杭稚英《花影》)。
建国前表现女性时尚的年画均在商品广告或月份牌上体现,人称广告年画或月份牌年画。这种年画的开创者是周慕桥,他以擦笔画技法创作时装仕女图,引起百姓极大兴趣(周摹桥《湖边漫步》)。画家郑曼陀善于工笔人物画和西洋水彩画,他将中西画法相结合,其作品表现了女性柔美的肌肤,增强了年画的艺术魅力(郑曼陀《姊妹》)。继郑曼陀之后,知名年画家有杭稚英、金梅生、谢之光、周柏生、胡伯翔、倪耕野等人,其作品都风靡一时,在百姓中影响极大,印象极深。其中杭稚英所绘人物体态婀娜多姿,刻画细腻,用笔流畅,色彩艳丽(杭稚英《夏日》)。需要提及的是,杭稚英与李慕白、金雪尘三人合作于“稚英画室”,其画风一致,起草设计、人物与背景虽为三人分工,但作品如一人所绘,加上稚英当时的知名度,故仅署名稚英;画家金梅生所绘人物则柔和细腻,突出美感(金梅生《青春年华》);画家谢之光与周柏生所绘人物的共同特点是自然、真实,其色彩清淡素雅(谢之光《冬》);画家胡伯翔所绘人物则高雅、秀丽(胡伯翔《清闲》);画家倪耕野所绘人物形象高雅、突出、鲜明(倪耕野《香》)。这些作品幅幅精彩,把中国古代仕女画从原来仅描绘传统美女到表现时尚女性的年画,无论从画法及色彩都提高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增强了作品的欣赏性和艺术感染力。
解放战争取得了节节胜利,在全国各大城市解放的同时,身穿洗得发白的灰色四兜中山装的解放区干部进驻城市与农村(张建文《把我们的生产情况告诉给毛主席》)。在到处洋溢着革命豪情的热烈气氛中,“有伤风化的旗袍与晚装”自然失去了市场。出于劳动上的需要,女性的发型大改观,要么短发,要么梳两个长长的大辫子,服装则简单宽松(俞微波《劳模会上的好姊妹)》。苏联领导人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中国访问时,提出中国的服装不符合社会主义大国形象,于是,各种花色“布拉吉”成了女人最时尚的服装(张大听《工地上的实习生》)。解放初期的新年画中表现了新中国各个领域的妇女形象,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杨俊生《走来的新娘子》)。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女性的装饰多变,又有了生机活力,西装和烫发又率先任上海出现了,同时长裙、旗袍、连衣裙及西方服饰屡屡出现,为年画作品又增添了鲜艳的色彩(江风《友谊花朵处处开》、忻礼良《老师早,老师好》、金梅生《晚会服装图》)。
到“文革”时期,红卫兵“破四旧立四新”,批“奇装异服”,于是,女性的时装、发型、皮鞋都被打上了阶级烙印,烫发、长发、长辫子都被红卫兵剪剃成“革命”式短发,旗袍、晚装、长裙、高跟鞋等被视为修正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产物,都被付之一炬。女性不再化妆,留短发,穿长裤、格布衫,甚至爱上了武装,戴军帽、穿军装成了时尚。此时的年画成了宣传“革命”的武器,所描绘的女性都已“革命”化了(陈国力、白仁海《幸福的回忆》,单联孝《做人要做这样的人》,金梅生《加强战备,提高警惕》)。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始了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女性服装与发型开始了明显的变化,其穿着、发式多样化。服装设计师推出时尚新款,新面料、新花色时装争奇斗艳。发式则有烫花、波浪、蘑菇及披肩长发等千姿百态(阎义春《生活多美好》、韩培生《晨读》、王彩珠《轻描淡彩》、王伟戎《假日》)。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港台和内地的男女影星、歌星及著名节目主持人的穿着与打扮成了当代青年的风向标。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港台女士服饰及发型迅速传入广州,随即从广州扩展到整个北方,大批服装个体户把这些时髦的服饰带到了各城市的市场,于是姑娘们都变得时髦起来,可谓百花齐放,争奇斗艳。老中青年画家们自然用画笔创作出紧跟时髦的作品(杨建明《月明花香》)。
我们在欣赏以上各幅作品时,可以看到年画家的构图极为精细,线条流畅,造型自然,立体感强,其艺术形象栩栩如生,极符合大众的审美情趣。同时,所绘人物表情传神,背景细致入微,令人称赞。与此同时,考究的印刷还原逼真,层次清楚,色彩鲜艳,色泽明快,能给欣赏者带来美好的品味。
当今,随着人们时尚观的改变,摄影年画又逐渐被迪卡墙画、沙发画及仿制的国画或油画作品所取代,但相关靓女的题材依然存在。
现今,年画收藏已成为继国画、油画之后收藏领域中的一匹黑马,特别是时尚美女和古装戏剧等题材的年画收藏价格一路走高。在各地收藏品市场中,老月份牌年画每张在两千元以上,但仍难见到;而建国后年画因年代和画家知名度不同,也达数十元至数百元不等,但其价位仍是偏低,故具有较高的升值空间。年画的诱惑力势不可挡,是人们怀旧及美术专业人士、艺术爱好者、收藏者和投资者的收藏佳品。
(责编:唐陌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