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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新中国成立6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国家综合国力不断提高，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连续保持了平均9%以上的增长率，创造了“中国奇迹”。那么，成就“中国奇迹”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周天勇：概括地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上适度集中和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体制模式，强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基本上是不成功的。究其原因，主要有：在中心任务方面，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胜利后没有彻底地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整个国家的中心任务和工作没有从阶级斗争转向发展经济；意识形态方面，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社会设想进行了教条主义的理解，使社会在个人参与创造财富方面，仅仅依靠提倡无私奉献和革命精神来工作和劳动；在资源配置方式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所有制方面，消灭个体和私营经济，实行所谓“一大二公”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体制。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确立了政治上适度集中和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体制模式，陆续进行了确立发展经济中心工作、承认个人物质利益、建立市场机制和调整所有制结构四个方面的调整和经济改革，极大地调动了社会创业、投资、经营的动力和活力，解放了生产力。
记者：从社会发展战略来看，新中国成立60年中一个最重大的变化就是我们党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变。能否具体谈谈这一转变的具体内容？
周天勇：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个时期内，在我们党的指导路线中，“左”的路线一度占据了统治地位，在此影响下，讲成本核算，讲质量，讲提高效益，推进科技进步，发展生产力，都被批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讲增加居民收入，改善人民生活条件，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往往被看成是享乐主义和搞修正主义。新中国成立后的许多年中，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仍然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仍然是革命和阶级斗争；贫穷和落后被看成是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属性，而富裕和生产力发达则被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和修正主义。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才从革命党和搞政治运动的党，逐步地转向了执政的党和发展经济、真正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党。
第一，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清楚的是，党的工作中心一定要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即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和发展。从那时起，我们党实际上也就开始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搞穷过渡，最为迫切的是要将国力搞上去。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我们所处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这样一个阶段中，其目标和中心任务是，在建国一百年时，把中国建成一个中等发达的现代化的国家，使人民过上富裕的生活。如果政治方面不从革命的党转向执政的党，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不从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向发展经济和实现现代化，中国现代化的真正起步是根本不可能的。
第二，确定务实的发展目标和战略。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中，我们确立过不可能实现的赶美超英的冒进目标，钢铁产量大跃进过，粮食生产亩产和总产也放过许多“卫星”，结果是大起大落，仍远远落在发达国家、甚至落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后面。“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同志在分析了国际战略格局后，认为发展与和平是世界各国的两大主体，局部动荡可能存在，但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不可能爆发。我们有一个安心发展的机遇期。按照上述目标和这样一个判断，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即人均GDP到1990年时翻一番，到2000年时再翻一番，初步进入小康社会，到2050年建国一百年时，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赶上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这是一个抛弃空想的实实在在的计划，是一个务实的并且能够完成的战略目标。在国力虚弱和人民贫穷的情况下抵御战争，这样的落后状态只能挨打；国家经济发展的强盛，才是谋取和平的基础。因此，不论是出于人民生活幸福的考虑，还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我们都要一心一意谋发展，把国家实力搞上去，把人民生活搞上去。
第三，尊重知识和重视教育。在大的目标和战略确定之后，党又做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决策：（1）凝聚人心，实现社会的和谐。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在建设社会政治生态方面有着最深刻的教训。党在历史决议中诚恳地认识在“左”的思想的干扰下和“以阶级斗争为纲”路线的误导下，新中国成立后30年特别是“文革”所犯的一些错误；对冤假错案进行了平反；给50余万人摘去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取消了几十年“地富反坏”的称谓，给他们以正常的公民待遇；取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000余万从城市到农村劳动的青年又返回城市参加高考、招工，或者允许进行个体经营；形成公民意识，逐步淡化和取消了政治上的阶级成分论；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发展民族自治制度，保护信教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2）尊重知识，把科学技术上升为推动发展的第一生产力，取消了知识分子“臭老九”的排行，专业人员担任科学技术单位领导，调整了知识分子发明创造的分配政策；进行科研院所的改革，促进产学研一体化的进程。（3）重视教育，为国家发展培养大量人才。发展小学、中学、中专和高等教育，恢复了高等教育考试制度，为公平进入学校学习建立了录取制度，大中专学校走上了正规化教育的道路；学习外文和国外的先进知识和技术，不再是封资修和里通外国。
回想起来，中国共产党人在“文革”的劫后余生中，在当时给整个中华民族开创了一个全民族积极进取和奋斗的全新的局面。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纠正错误的诚挚和勇气，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责任心，谋求发展的坚定信念，艰巨和卓越的工作，都不应当被忘记。1978年，党实现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转折，对于中国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府，从一个天天讲革命和斗争的党和政府，转向了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的、不再频繁地搞政治运动瞎折腾的党和政府，从而真正开始了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起步。
记者：那么，60年中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周天勇：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按照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社会、特别是共产主义社会的设计，党在意识形态和对公民行为的要求上，强化革命精神方面的教育和鼓励，淡化物质利益对公民劳动等行为的刺激；强调集体主义精神，反对个人主义的观念；重视国家和大集体利益，弱化小单位和家庭利益；弘扬对社会、国家、单位和集体的无私奉献，限制对个人利益的合理计较；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城市试图取消八级工资制，农村出工计时而不计劳动效果，缩小和抑制因技能和体能形成的多得和分配差别，尽可能进行平均分配。但是，这样的观念、要求落实在实际经济生活中的结果是，在城市的工厂和农村的生产队，劳动者由于分配时多劳与少劳一个样、干好与干不好一个样，因此出工不出力，并且对工作不负责任，劳动的效率较低和质量较差；企业没有降低成本、增加利润和减少亏损的积极性，没有技术进步的积极性，没有改进产品质量和性能的积极性。整个国民经济投资和生产的效率很低，质量很差，浪费很大，没有良性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当然，人人生活有保障，经济分配上公平，共同富裕，是我们追求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社会。但是，我们一度混淆了这样一些非常重要的前提、原则和条件，需要将其搞清楚：一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特别是共产主义社会，必须建立在生产力极其发达，物质资料极大丰富的基础之上，否则，只能是越穷越想公平，越公平结果会越穷。二是经济领域，要讲效率，讲技能和体能，要讲差别，要讲物质利益，要有利益刺激；社会人际关系等领域，应当讲公平和平等，讲互助，讲奉献，讲集体主义和国家大局。三是创业、投资、经营、劳动、管理等等，要讲效率，要讲能力，要承认结果和按结果分配的差别；而养老、医疗、教育等等，要少讲差别，强调公平。四是分清国家与个人和企业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责任，个人和企业主要负责创业和创新，以创造财富为主，国家主要负责一部分财富的集中和再分配，以实现公平为主。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我们在创造财富的领域承认和尊重了个体、企业之间能力的差别，承认了由于能力差别和创造财富结果而形成的利益差别，农村破除了集体出工、计时分配的大锅饭，实行联产承包，城市职工劳动计件和计效分配，企业利改税并且经营管理与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职工的分配挂钩，科技人员按照创新成果进行分配，这些经济领域的尊重物质利益差别前提下的体制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劳动者、科技人员、经营管理者创业、创新、投资、经营、管理的积极性，使中国的经济发展获得了最基础的动力，整个社会充满了创造财富的活力。
现在，党在意识形态方面更为强调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它包括承认个人的财产权利和发展市场经济，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共同发展，劳动、资本和技术等等生产要素参与创造财富和分配财富。江泽民同志在建党80周年时强调：“必须看到，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过去，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比较肤浅、简单。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要全面和深刻得多了。我们对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可以作出科学上的预见，但未来的事情具体如何发展，应该由未来的实践去回答。我们要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但不可能也不必要去对遥远的未来作具体的设想和描绘。以往的经验教训已充分说明，这样做很容易陷入不切实际的空想。大家都应该深刻认识这个道理。”这段话的含义是非常深刻的，其想要说明的就是，中国共产党是务实的，其关注的是中国社会生产力能不能得到发展，中国人民生活水平能不能提高，中国作为一个世界上的国家能不能强盛，党不会对一个在较长时间内不可能实现的不着边际的目标，浪费很多精力和物力去投入和追求。
记者：经济发展离不开政治和社会的稳定。那么，如何认识新中国60年中我国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具体变化？
周天勇：政治和社会稳定的环境与经济增长有非常重要的关系：追求经济增长的政治目标、动机、体制和政治动员，是政治稳定、经济不僵化和有活力的保证；而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的稳定，又是经济稳定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虽然我国的政治结构稳定，但是，由于党的工作中心是搞阶级斗争，整个社会处于互不信任的危机之中，生产力被封闭在“政治第一”的框框之中而得不到释放，中国经济就很难得到持续的发展。
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政治环境，主要是看最高层的政治领导更替是不是平稳，发展经济的决心是不是一贯，发展战略、体制和政策是不是前后有继承性。1978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改革了党和国家领导干部体制，先是废除了各级领导终身制，建立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到龄退休制度；逐步完善了组织部门考察、选任领导干部的各项制度；修改了宪法和法律，重建和完善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等。这些制度，保证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政治上更替的平稳性：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更替不是以政治和社会的动乱方式实现的，也不以经济发展受到损害为代价。而各次党的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关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建议，关于国家的各个五年的中长期计划，都是坚定不移地按照邓小平设计的“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部署的，任何一届新的党和国家领导，都没有偏离“发展是硬道理”的方针和经济发展这个要务。因此，党领导下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的稳定，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必要条件。
记者：长期以来，国际社会盛行着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经济上的市场化与政治上的较快民主化，政治集中和政府强力推动经济发展的体制模式，对于经济增长是有害的。但是，中国情况却可以让人得出相反的结论。如何认识党领导下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体制模式的优势？
周天勇：我国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并不是放弃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领导，而是在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下，推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推进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主导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巨大的优势，具体表现在：
第一，在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上具有很强的执行能力。中国共产党和各级政府对经济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如长期发展战略和中期的五年规划，作为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必须完成的法定任务，也是行动纲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对国家的经济工作负有领导责任。理解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不能忽视我国的政治体制，特别是党与政府的相互关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中国共产党强化了自身的宏观决策地位，在提供发展战略方面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始终掌握着经济工作的主动权。党提出的发展战略建议，在内容上既包含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规划，也包括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战略步骤、战略重点和战略举措。党的这些发展战略和规划建议，包括各部门党组的发展规划建议，先是征求党内外各界的意见，再集中作为党对政府工作的建议，尔后成为政府制定发展战略规划的指导性文件，再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讨论、修改和通过，形成政府和各部门行动的纲领。从中可以看出，党关于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推进现代化的意图，是通过法定程序来得以贯彻落实的。党在改革发展的各个时期所提出的发展战略的建议，包括邓小平同志关于经济社会发展从1981年到2020年人均GDP翻两番，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以及后来党提出在2020年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等等战略性宏图，都凝聚了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明确了国家前进的方向。这对于政府及各部门制定规划，形成措施进行实施，动员全体人民投身于现代化建设事业，为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而奋斗，起到了巨大的鼓舞和导向作用，从而对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巨大的引导作用。
第二，有着强大的社会动员和集中资源的能力。在党的领导下，各级政府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有着较强的动员和集中资源的能力。资源动员能力，是指政府动员所有可以利用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以实现社会公众所追求的共同目标的能力。资源分配能力，是指政府通过一定的方式合理地分配社会价值的能力。对于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来说，政府的资源动员能力和分配能力十分重要。因为在这样的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还不是很高，人们抵御各种自然灾害侵袭的能力还十分有限，如果政府不主动承担起资源动员和分配的责任，而纯粹由市场去发挥作用，那么，由此造成的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值得指出的是，由于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原因，中国政府对资源的动员和分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较小，因而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政府往往能表现出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和分配能力，维护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保证经济的健康平稳发展。
第三，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效率比较高。中国经济发展之所以速度很快，与党领导下各级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高效率密切相关。这具体表现在：一是发展和建设的战略规划被很快通过。党和各级政府的发展规划的建议，往往很快成为政府制定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交通等建设规划的依据，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讨论、修改和通过发展及建设的战略和规划也较快，整个发展和建设的动议，特别是一些重大的诸如火力和水利发电站、地铁、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等等重大建设项目方面，在建议、讨论、审批通过时间上，往往要比世界上许多较繁杂民主程序的国家短得多。二是被招商企业的注册、投资、建设、开业的时间缩短。我国的各地政府在加快企业投资兴办运营等方面采取了一些新措施，理顺了行政程序，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三是建设过程的征地和拆迁时间被尽可能缩短。中国快速发展一个成功的因素，就是能在征地和拆迁方面，时间较快。中国土地法和土地法实施细则，以及征地拆迁条例，包括各地政府出台的征地办法，规定了征地拆迁的补偿办法、环节、程序、安置、处置等内容，而且规划、土地、建设、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公安、法院等等部门，都通力合作，这保证了在较短时间内区县或者省市政府投资和建设项目的落地、建设和开业。
第四，处理经济危机和自然危机方面，有着较好的应急能力。中国政府在1997年和2008年两次分别遭遇了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风暴。但是，中国政府通过海关、外汇、对外资本账户、货币、财政等等管理机制和调控政策，成功地应对了冲击和正在有条不紊地应对冲击。中国1997—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总结，其中之一就是在金融危机之前，中国在包括汇率体制、国有企业、税制等方面都进行了相对深入的改革，从而加强了微观市场主体的灵活度与抗风险能力。在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时，中国政府在11月5日宣布了一个4万亿元规模的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铁路及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医疗卫生和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加快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各项工作、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在全国所有地区和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减税约1200亿）改革、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等10个方面刺激内需和促进增长的措施。后来，又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恢复和提高出口退税、清理收费项目、扩大就业、减少中小企业税收、扩大赤字和发行国债、紧缩行政公务支出、振兴产业计划等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等等各方面的政策。
在一个国家，什么样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政治体制，这是每一个客观研究问题的学者需要深入思考的课题。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在处理政治模式和经济模式的搭配上，采取的是东亚模式，即在党的领导下，政治上相对集中，经济上现代化目标和行动坚定，坚决改革所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以市场经济和开放来推进经济发展，从而保证在政治和社会稳定的条件下，生产力得到释放。
■ 责任编辑：晏蔚青
周天勇：概括地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上适度集中和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体制模式，强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基本上是不成功的。究其原因，主要有：在中心任务方面，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胜利后没有彻底地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整个国家的中心任务和工作没有从阶级斗争转向发展经济；意识形态方面，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社会设想进行了教条主义的理解，使社会在个人参与创造财富方面，仅仅依靠提倡无私奉献和革命精神来工作和劳动；在资源配置方式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所有制方面，消灭个体和私营经济，实行所谓“一大二公”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体制。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确立了政治上适度集中和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体制模式，陆续进行了确立发展经济中心工作、承认个人物质利益、建立市场机制和调整所有制结构四个方面的调整和经济改革，极大地调动了社会创业、投资、经营的动力和活力，解放了生产力。
记者：从社会发展战略来看，新中国成立60年中一个最重大的变化就是我们党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变。能否具体谈谈这一转变的具体内容？
周天勇：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个时期内，在我们党的指导路线中，“左”的路线一度占据了统治地位，在此影响下，讲成本核算，讲质量，讲提高效益，推进科技进步，发展生产力，都被批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讲增加居民收入，改善人民生活条件，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往往被看成是享乐主义和搞修正主义。新中国成立后的许多年中，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仍然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仍然是革命和阶级斗争；贫穷和落后被看成是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属性，而富裕和生产力发达则被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和修正主义。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才从革命党和搞政治运动的党，逐步地转向了执政的党和发展经济、真正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党。
第一，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清楚的是，党的工作中心一定要从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即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和发展。从那时起，我们党实际上也就开始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建设不能搞穷过渡，最为迫切的是要将国力搞上去。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我们所处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这样一个阶段中，其目标和中心任务是，在建国一百年时，把中国建成一个中等发达的现代化的国家，使人民过上富裕的生活。如果政治方面不从革命的党转向执政的党，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不从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向发展经济和实现现代化，中国现代化的真正起步是根本不可能的。
第二，确定务实的发展目标和战略。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中，我们确立过不可能实现的赶美超英的冒进目标，钢铁产量大跃进过，粮食生产亩产和总产也放过许多“卫星”，结果是大起大落，仍远远落在发达国家、甚至落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后面。“文革”结束后，邓小平同志在分析了国际战略格局后，认为发展与和平是世界各国的两大主体，局部动荡可能存在，但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不可能爆发。我们有一个安心发展的机遇期。按照上述目标和这样一个判断，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即人均GDP到1990年时翻一番，到2000年时再翻一番，初步进入小康社会，到2050年建国一百年时，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赶上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这是一个抛弃空想的实实在在的计划，是一个务实的并且能够完成的战略目标。在国力虚弱和人民贫穷的情况下抵御战争，这样的落后状态只能挨打；国家经济发展的强盛，才是谋取和平的基础。因此，不论是出于人民生活幸福的考虑，还是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我们都要一心一意谋发展，把国家实力搞上去，把人民生活搞上去。
第三，尊重知识和重视教育。在大的目标和战略确定之后，党又做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决策：（1）凝聚人心，实现社会的和谐。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在建设社会政治生态方面有着最深刻的教训。党在历史决议中诚恳地认识在“左”的思想的干扰下和“以阶级斗争为纲”路线的误导下，新中国成立后30年特别是“文革”所犯的一些错误；对冤假错案进行了平反；给50余万人摘去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取消了几十年“地富反坏”的称谓，给他们以正常的公民待遇；取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1000余万从城市到农村劳动的青年又返回城市参加高考、招工，或者允许进行个体经营；形成公民意识，逐步淡化和取消了政治上的阶级成分论；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传统，发展民族自治制度，保护信教群众的宗教信仰自由。（2）尊重知识，把科学技术上升为推动发展的第一生产力，取消了知识分子“臭老九”的排行，专业人员担任科学技术单位领导，调整了知识分子发明创造的分配政策；进行科研院所的改革，促进产学研一体化的进程。（3）重视教育，为国家发展培养大量人才。发展小学、中学、中专和高等教育，恢复了高等教育考试制度，为公平进入学校学习建立了录取制度，大中专学校走上了正规化教育的道路；学习外文和国外的先进知识和技术，不再是封资修和里通外国。
回想起来，中国共产党人在“文革”的劫后余生中，在当时给整个中华民族开创了一个全民族积极进取和奋斗的全新的局面。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纠正错误的诚挚和勇气，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责任心，谋求发展的坚定信念，艰巨和卓越的工作，都不应当被忘记。1978年，党实现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转折，对于中国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政府，从一个天天讲革命和斗争的党和政府，转向了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的、不再频繁地搞政治运动瞎折腾的党和政府，从而真正开始了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起步。
记者：那么，60年中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些变化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周天勇：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按照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社会、特别是共产主义社会的设计，党在意识形态和对公民行为的要求上，强化革命精神方面的教育和鼓励，淡化物质利益对公民劳动等行为的刺激；强调集体主义精神，反对个人主义的观念；重视国家和大集体利益，弱化小单位和家庭利益；弘扬对社会、国家、单位和集体的无私奉献，限制对个人利益的合理计较；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城市试图取消八级工资制，农村出工计时而不计劳动效果，缩小和抑制因技能和体能形成的多得和分配差别，尽可能进行平均分配。但是，这样的观念、要求落实在实际经济生活中的结果是，在城市的工厂和农村的生产队，劳动者由于分配时多劳与少劳一个样、干好与干不好一个样，因此出工不出力，并且对工作不负责任，劳动的效率较低和质量较差；企业没有降低成本、增加利润和减少亏损的积极性，没有技术进步的积极性，没有改进产品质量和性能的积极性。整个国民经济投资和生产的效率很低，质量很差，浪费很大，没有良性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当然，人人生活有保障，经济分配上公平，共同富裕，是我们追求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社会。但是，我们一度混淆了这样一些非常重要的前提、原则和条件，需要将其搞清楚：一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特别是共产主义社会，必须建立在生产力极其发达，物质资料极大丰富的基础之上，否则，只能是越穷越想公平，越公平结果会越穷。二是经济领域，要讲效率，讲技能和体能，要讲差别，要讲物质利益，要有利益刺激；社会人际关系等领域，应当讲公平和平等，讲互助，讲奉献，讲集体主义和国家大局。三是创业、投资、经营、劳动、管理等等，要讲效率，要讲能力，要承认结果和按结果分配的差别；而养老、医疗、教育等等，要少讲差别，强调公平。四是分清国家与个人和企业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责任，个人和企业主要负责创业和创新，以创造财富为主，国家主要负责一部分财富的集中和再分配，以实现公平为主。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由于我们在创造财富的领域承认和尊重了个体、企业之间能力的差别，承认了由于能力差别和创造财富结果而形成的利益差别，农村破除了集体出工、计时分配的大锅饭，实行联产承包，城市职工劳动计件和计效分配，企业利改税并且经营管理与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职工的分配挂钩，科技人员按照创新成果进行分配，这些经济领域的尊重物质利益差别前提下的体制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劳动者、科技人员、经营管理者创业、创新、投资、经营、管理的积极性，使中国的经济发展获得了最基础的动力，整个社会充满了创造财富的活力。
现在，党在意识形态方面更为强调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它包括承认个人的财产权利和发展市场经济，公有制和非公有制共同发展，劳动、资本和技术等等生产要素参与创造财富和分配财富。江泽民同志在建党80周年时强调：“必须看到，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过去，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比较肤浅、简单。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要全面和深刻得多了。我们对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可以作出科学上的预见，但未来的事情具体如何发展，应该由未来的实践去回答。我们要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但不可能也不必要去对遥远的未来作具体的设想和描绘。以往的经验教训已充分说明，这样做很容易陷入不切实际的空想。大家都应该深刻认识这个道理。”这段话的含义是非常深刻的，其想要说明的就是，中国共产党是务实的，其关注的是中国社会生产力能不能得到发展，中国人民生活水平能不能提高，中国作为一个世界上的国家能不能强盛，党不会对一个在较长时间内不可能实现的不着边际的目标，浪费很多精力和物力去投入和追求。
记者：经济发展离不开政治和社会的稳定。那么，如何认识新中国60年中我国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具体变化？
周天勇：政治和社会稳定的环境与经济增长有非常重要的关系：追求经济增长的政治目标、动机、体制和政治动员，是政治稳定、经济不僵化和有活力的保证；而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的稳定，又是经济稳定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虽然我国的政治结构稳定，但是，由于党的工作中心是搞阶级斗争，整个社会处于互不信任的危机之中，生产力被封闭在“政治第一”的框框之中而得不到释放，中国经济就很难得到持续的发展。
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政治环境，主要是看最高层的政治领导更替是不是平稳，发展经济的决心是不是一贯，发展战略、体制和政策是不是前后有继承性。1978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改革了党和国家领导干部体制，先是废除了各级领导终身制，建立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到龄退休制度；逐步完善了组织部门考察、选任领导干部的各项制度；修改了宪法和法律，重建和完善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等等。这些制度，保证了党和国家领导人政治上更替的平稳性：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更替不是以政治和社会的动乱方式实现的，也不以经济发展受到损害为代价。而各次党的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大会，关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建议，关于国家的各个五年的中长期计划，都是坚定不移地按照邓小平设计的“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部署的，任何一届新的党和国家领导，都没有偏离“发展是硬道理”的方针和经济发展这个要务。因此，党领导下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环境的稳定，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必要条件。
记者：长期以来，国际社会盛行着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经济上的市场化与政治上的较快民主化，政治集中和政府强力推动经济发展的体制模式，对于经济增长是有害的。但是，中国情况却可以让人得出相反的结论。如何认识党领导下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体制模式的优势？
周天勇：我国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并不是放弃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领导，而是在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下，推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推进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主导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巨大的优势，具体表现在：
第一，在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上具有很强的执行能力。中国共产党和各级政府对经济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如长期发展战略和中期的五年规划，作为各级政府和各个部门必须完成的法定任务，也是行动纲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对国家的经济工作负有领导责任。理解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不能忽视我国的政治体制，特别是党与政府的相互关系。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中国共产党强化了自身的宏观决策地位，在提供发展战略方面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始终掌握着经济工作的主动权。党提出的发展战略建议，在内容上既包含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规划，也包括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战略步骤、战略重点和战略举措。党的这些发展战略和规划建议，包括各部门党组的发展规划建议，先是征求党内外各界的意见，再集中作为党对政府工作的建议，尔后成为政府制定发展战略规划的指导性文件，再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讨论、修改和通过，形成政府和各部门行动的纲领。从中可以看出，党关于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推进现代化的意图，是通过法定程序来得以贯彻落实的。党在改革发展的各个时期所提出的发展战略的建议，包括邓小平同志关于经济社会发展从1981年到2020年人均GDP翻两番，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以及后来党提出在2020年完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等等战略性宏图，都凝聚了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明确了国家前进的方向。这对于政府及各部门制定规划，形成措施进行实施，动员全体人民投身于现代化建设事业，为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而奋斗，起到了巨大的鼓舞和导向作用，从而对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巨大的引导作用。
第二，有着强大的社会动员和集中资源的能力。在党的领导下，各级政府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有着较强的动员和集中资源的能力。资源动员能力，是指政府动员所有可以利用的人力和物力资源，以实现社会公众所追求的共同目标的能力。资源分配能力，是指政府通过一定的方式合理地分配社会价值的能力。对于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来说，政府的资源动员能力和分配能力十分重要。因为在这样的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还不是很高，人们抵御各种自然灾害侵袭的能力还十分有限，如果政府不主动承担起资源动员和分配的责任，而纯粹由市场去发挥作用，那么，由此造成的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值得指出的是，由于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原因，中国政府对资源的动员和分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较小，因而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政府往往能表现出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和分配能力，维护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保证经济的健康平稳发展。
第三，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效率比较高。中国经济发展之所以速度很快，与党领导下各级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高效率密切相关。这具体表现在：一是发展和建设的战略规划被很快通过。党和各级政府的发展规划的建议，往往很快成为政府制定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交通等建设规划的依据，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讨论、修改和通过发展及建设的战略和规划也较快，整个发展和建设的动议，特别是一些重大的诸如火力和水利发电站、地铁、高速铁路、高速公路等等重大建设项目方面，在建议、讨论、审批通过时间上，往往要比世界上许多较繁杂民主程序的国家短得多。二是被招商企业的注册、投资、建设、开业的时间缩短。我国的各地政府在加快企业投资兴办运营等方面采取了一些新措施，理顺了行政程序，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三是建设过程的征地和拆迁时间被尽可能缩短。中国快速发展一个成功的因素，就是能在征地和拆迁方面，时间较快。中国土地法和土地法实施细则，以及征地拆迁条例，包括各地政府出台的征地办法，规定了征地拆迁的补偿办法、环节、程序、安置、处置等内容，而且规划、土地、建设、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公安、法院等等部门，都通力合作，这保证了在较短时间内区县或者省市政府投资和建设项目的落地、建设和开业。
第四，处理经济危机和自然危机方面，有着较好的应急能力。中国政府在1997年和2008年两次分别遭遇了亚洲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风暴。但是，中国政府通过海关、外汇、对外资本账户、货币、财政等等管理机制和调控政策，成功地应对了冲击和正在有条不紊地应对冲击。中国1997—1998年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至少有三个方面值得总结，其中之一就是在金融危机之前，中国在包括汇率体制、国有企业、税制等方面都进行了相对深入的改革，从而加强了微观市场主体的灵活度与抗风险能力。在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冲击时，中国政府在11月5日宣布了一个4万亿元规模的加快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铁路及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医疗卫生和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加快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加快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各项工作、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在全国所有地区和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减税约1200亿）改革、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等10个方面刺激内需和促进增长的措施。后来，又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恢复和提高出口退税、清理收费项目、扩大就业、减少中小企业税收、扩大赤字和发行国债、紧缩行政公务支出、振兴产业计划等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等等各方面的政策。
在一个国家，什么样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政治体制，这是每一个客观研究问题的学者需要深入思考的课题。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在处理政治模式和经济模式的搭配上，采取的是东亚模式，即在党的领导下，政治上相对集中，经济上现代化目标和行动坚定，坚决改革所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以市场经济和开放来推进经济发展，从而保证在政治和社会稳定的条件下，生产力得到释放。
■ 责任编辑：晏蔚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