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源头，常常是以人类历史的童年形象被认知和接受的。我们把热烈的、野蛮的、直切的中华民族祖先的脾气，统统灌注进对人类稚气未脱的物质、精神文明生产的考察和阐释中，从远祖留下的只言片语和残垣断壁中，对自身遥远的历史展开逆向回忆。一切文明的进化都离不开对本族历史的总结和反思，而这种逆向回忆正是反思的第一步。


　　在以孔子为历史节点的早期理性伦理时代到来之前，华夏文明的自发力量所形成的社会秩序，经历了许多重大变迁，即由原始氏族社会中的无差别的公约式的部落规范，到周代帝王政治雏形的确立。在这些变迁中，华夏文明的性格也随之几经变化，在这个复杂、充满血腥气息的历史过程中，正是青铜器文明在历史舞台中最活跃的时期。
　　我们所熟知的“楚王问鼎”的故事，正是青铜器最有代表性的器物——鼎——的著名历史事件。作为诸侯一员的楚庄王，似无意而有意地以九鼎之事问起王孙满的时候，正是青铜文化所折射的先秦华夏文明最活跃的一段，而此时，也正是先秦诸家巨型贵族之间权力的游戏之高潮。
　　我们不妨回到这个游戏的准备期来考察一番。
　　夏禹初定天下，威望与权力集乎一身，原始氏族公约的平衡瞬间变得脆弱而顷刻瓦解，于是“公天下”之易姓，成为这场旷日持久的权力的游戏之第一步。夏王朝倾诸侯之力所集中起来的铜，成为游戏开始的最响亮礼炮。一声震天巨响之后，这些铜化为巨大无匹的九鼎，鼎上铸有九州山川文物，成为稳固而义正言辞的权力象征。
　　权力的集中过程，是现代文明心知肚明而又避而不谈的话题之一。这一过程与当今我们所自觉尊奉的一切价值观念背道而驰，成为今天人类文明硕果累累的局面之背后的永恒疮疤。夏王朝之所以能集中天下为数本不多的铜，并非一时之功。在夏禹登上历史舞台之前，甚至更久远的以前，人类社会早已开始了权力集中的过程。
　　彼有血气者必有争，争则而不胜必至于剥林木，林木未利必至于造五兵。……自剝林木而来，何日而无战？大昊之难，七十战而后济；黄帝之难，五十二战而后济；少昊之难，四十八战而后济；昆吾之难，五十战而后济；牧野之师，血流漂杵；齐宋之战，龙门溺骖；延于春秋，以抵秦汉，兵益以炽，战益以多。
　　——【宋】罗泌《路史》卷五
　　毫无疑问，这些战争数字并不是用论辩、奏乐的方式堆积起来的。这一过程的丑陋和残酷，现代人在心安理得地享受文明红利的时候，常常缄口不提。当然，历史进步的成本总是难于避免。在权力的游戏中，每一个角色都面临着许多难以启齿和无可奈何，当然更多的是心惊胆战。先民踏过无边的尸首之后，权力的游戏达到了一个新的平衡期。过去的原始氏族公约已经悄然分崩离析，新的平衡带来了新的公约，于是沾满鲜血的青铜九鼎化为冰冷威严的权力游戏的公告——旧的游戏从此停止，新的游戏已经开始。


　　青铜九鼎的落成，给过去的流血漂橹和哀鸿遍野赋予了一副严肃而崇高的表情，也成为对过去一系列屠杀、劫掠、奴役和压迫的总结和集中展示，是游戏胜利方发出的炫耀和警告。于是后来殷周一系列青铜器的诞生都成为九鼎权力象征的一个缩影，成为后代祭拜先祖之功和祈求保佑的礼器。这个“礼”和孔子的 “礼”是不同的，前者充满野蛮者的暴力，后者充满理性者的自觉。于是，殷周以来的青铜器造型充满着怪异和恐怖，其上所纹饰的也多是以饕餮为首的凶狠之兽，因为这些纹饰之发端，正是权力争夺游戏中流出的凶戾、狠辣所集中而成的震慑力。正如李泽厚所说：
　　它一方面是恐怖的化身，另一方面又是保护的神祇。对异氏族、部落是恐怖、威吓和符号；对本氏族、部落又具有保护的神力。
　　——李泽厚《美的历程》
　　值得注意的是，在权力的游戏中，所谓天子乃至诸侯王这些巨型贵族，虽然站在权力的高地之上，却常常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不得不将权力分出一部分，交于一些特殊人群之手。正是这些特殊人群几乎确立了所有青铜器纹饰的造型规范。他们正是从事占卜之事的巫觋。正是他们用敏感的内心和超出当时人的想象力，将权力的游戏的核心精神符号化为青铜器造型和纹饰的制造规范。他们是在权力的游戏之特殊生态中，运用自身的特殊技艺，将难以捕捉而又约定俗成的虚无力量形式化、具象化，从而符号化，于是凶戾的饕餮、狰狞的面孔、怒睁的眼睛、突兀的牙齿等青铜器造型（或纹饰）成了他们一次又一次符号化的成品。
　　因为巫师们的“真实地想象”（李泽厚语）的能力，使得他们实际上摇身成为权力游戏的规则制定者和掌握者。从现代的眼光看，他们或许比身为王公贵族的统治者更加具备游戏色彩。然而，纵使权力的游戏充满了原始的血腥味和野蛮色彩，它毕竟是祖先挣脱动物性、走向更高级文明的必经过程。青铜器的造型和纹饰中，杀戮的血气和野蛮的戾气在时间的淘洗中逐渐消散，而其中所保留的先民的幼稚而淳朴的想象力和对世界的单纯认知方式，却实实在在地折射出强烈的美感。这种美从先民神秘化的宗教意识、历史意识中提炼而出，积淀着深沉的历史力量。先民在野蛮而粗暴的现实生存中，用自己稚气未脱的认知与自然、与历史进行着笨拙而勇敢的对话，这些淳朴而天真的对话内容，正是青铜器在今天所展示出的巨大的崇高之美和历史意识。


　　历史不能重来，游戏难于复位，并不是一切野蛮和暴力都能带来美感，绞刑架、闸刀、刑具的运用距离当今的文明并不遥远，无论它们如何制作精巧、纹饰造型多么细腻生动，仍然会散发出逼人的冰冷与恐怖。青铜器时代所折射出的权力游戏，实际随着孔子的礼教（与诗教、乐教是一体的）在士人乃至统治阶级的文化心理中得以确立之时就已经宣告终结。是以战国及其后的青铜器，亦即郭沫若所说的青铜器“新式期”的青铜器，原本狰狞抽象的纹饰（有时还有造型）逐渐趋于写实，竟至于原本严肃的青铜器，逐渐从宗教、权力的象征意味中疏离，而成为实用型的器物或欣赏型的玩物了。于是那种狰狞的、冷酷的美，又变换成为另一种性格活泼的、基于模仿的艺术品之美。
　　在今天，人们从原始宗教的简单认知中已然脱出许久，社会的情感方式也早已从暴力的强横野蛮走向平等、怜悯，物质已然高度发达，原始的残暴和我们之间有着不计其数的时间、历史、理性组成的障壁，只有这时，遥远记忆中的杀戮和震慑，才能和我们当前的理性认知站在平等的阶梯之上相互对话。
　　青铜器的美，正是在这样的对话之中得到确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