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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22日，《学校品牌管理》与广州市学园装饰设计有限公司联合举办“郝金伦局长课改功过成败研讨会”。应该如何看待“课改局长”的悲情谢幕？“课改局长”的功过如何评说？……与会专家对此各抒己见。
林少杰（广东省广州市教育局教研室原党委书记）：我觉得之所以出现课改叫停的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老师不会教。这涉及到我们整个师范教育培养体系的问题。目前，中国中小学教师队伍专业化发展非常滞后，就像一个人，灵魂走在前面，肉体没有跟上来。
教育问题，恰恰是牵涉到千家万户的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所以说，教育改革要呼唤顶层设计。目前，我们的顶层设计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让真正懂教育的官员来研究和规划这个顶层设计。如果是一个不懂行的教育局长，他突然拍脑袋的东西想出来的，那也叫“顶层设计”，但带给教育的危害却是无穷的。所以，确实需要懂行的人，在既有的框架内，来做顶层设计。
李香平（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副教授）：我也接触了很多的中小学老师，我觉得最大的症结，不是课改思路不好，而是大部分中小学老师缺乏研究的心态。郝局长这样一个结局，其实是在这种境遇下改革者都要面临的风险，因为很多时候可能他操之过急，没有了解到每一个个体的需求和取向。“破山贼易，破心贼难”，我们的思维模式定式，包括这种灌输的理念以及整个考试，短时间内靠一个局长把它改过来的，是不可能的。他的这个结局也是理所当然。
“三疑三探”的课改思路，确实在别的地方有成功经验，但是复制到这个地方，很明显是失败的。这就需要我们反思，几十年来探讨中小学课改，我们习惯复制它，推广它，但到底推广的价值意义有多大？课改的思路，很多形势层面很漂亮，但是落实到教育层面却不是很乐观，教师群体和学生群体都是单独的个体，情况差异非常大。可能在这个地方，学生整体生源素质不错，可以用“三疑三探”，而在另外一个地方就完全不行。所以，我们需要谨慎推广复制。
王建春（广东省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课改局长”辞职现象出现，其实是教育专业化本身出了问题。在演讲稿里面，他说他只是协调者，绝对不是领导者。我觉得这是一个严重错位。作为教育领导，教育改革必须作为领导者参与，而不是让一线老师们冲锋陷阵。
霍志强（广东省广州市怡乐路小学原校长）：郝局长推行这个改革，应该考虑到各个学校的差距、学校的生源差距，教师的资源差距。如果想引进某个模式，首先要进行调研，摸清各个学校的情况。条件相对成熟一点的学校，可以作为试点，成绩出来了，自然大家就信服了。一个改革，在没有搞清楚状况之前就盲目全面推广，出问题是迟早的事。
邓小燕（《学校品牌管理》策划部主任）：课改作为一个大的区域去推动，我觉得它缺少一个外脑来构建一个整体的推进计划。在顶层设计之下，配以一个可以实施的规划，就可以按计划推行。如果在现实中有偏差，可以实时调整，这样阻力会小很多。
王永江（《学校品牌管理》总编）：郝局长事件是中国课改的典型事件，也触及到教育管理者内心的敏感情绪，叹息者无数，捍卫者众多，批评者也不少，反思者也很多。但需要肯定的一点是，作为中国为数不多的改革实干者，他这种精神应该被尊重、被捍卫。但捍卫不等同于不反思，不检讨。总结起来，我认为郝局长本次课改失败有五大原因：
一是品牌命名不清晰。家长们不理解“三疑三探”的含义，以为这种课改模式就是不上课、不写作业，日积月累，才导致近百名家长到县信访局拉横幅抗议。
二是缺少系统构建体系。教育改革是一项大工程，需要系统化地梳理各个阶级层次的角色定位，明确局长应该做什么？校长应该做什么？老师应该做什么？这就需要对各个阶级层次进行相应的培训，才能更好地去引领家长以及调整学生。成功的教育改革应该有步骤、有策略、有套路。
三是能否全县推行有待商榷。因为一个地区里面的学科、老师、学生、家长都不尽相同，怎么可以使用统一的模式呢？教育改革应该是因校而异，因学而异，因老师而异。郝局长在全县范围内普及这一模式风险太大，也非常容易失败。
四是没有建立标杆样板。新政策推广之前建立样板是最基础的工作，这种样板的打造既是一种实验，又是一种论证，同时也有非常好示范和标杆作用，有了好的开始之后再逐渐普及开来。但现在全县一起抓，没有重点，风险非常大。
五是等级观念深重缺乏沟通。在这次事件中，有部分老师进行游行，但很遗憾的是郝局长没有及时进行沟通，而是直接下令停止，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做法。老师的诉求得不到及时的回应，民愤难平，自然会引起更大的风浪。
郝局长事件给所有教育界人士敲响了警钟：在推进教育改革时，理念和策略是非常重要，其次是对危机处理能力。而危机处理能力也涉及到品牌应对策略，专业的人才、专业的团队是化解危机的强大利刃。
教育改革是一项长期工程，对真理的探索也仍在延续中，真理不怕失败。正如美国橄榄球传奇教练文森特·隆巴迪所说，伟大的尝试，即使失败了，也是壮美的。
林少杰（广东省广州市教育局教研室原党委书记）：我觉得之所以出现课改叫停的问题，一个重要原因是老师不会教。这涉及到我们整个师范教育培养体系的问题。目前，中国中小学教师队伍专业化发展非常滞后，就像一个人，灵魂走在前面，肉体没有跟上来。
教育问题，恰恰是牵涉到千家万户的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所以说，教育改革要呼唤顶层设计。目前，我们的顶层设计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让真正懂教育的官员来研究和规划这个顶层设计。如果是一个不懂行的教育局长，他突然拍脑袋的东西想出来的，那也叫“顶层设计”，但带给教育的危害却是无穷的。所以，确实需要懂行的人，在既有的框架内，来做顶层设计。
李香平（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副教授）：我也接触了很多的中小学老师，我觉得最大的症结，不是课改思路不好，而是大部分中小学老师缺乏研究的心态。郝局长这样一个结局，其实是在这种境遇下改革者都要面临的风险，因为很多时候可能他操之过急，没有了解到每一个个体的需求和取向。“破山贼易，破心贼难”，我们的思维模式定式，包括这种灌输的理念以及整个考试，短时间内靠一个局长把它改过来的，是不可能的。他的这个结局也是理所当然。
“三疑三探”的课改思路，确实在别的地方有成功经验，但是复制到这个地方，很明显是失败的。这就需要我们反思，几十年来探讨中小学课改，我们习惯复制它，推广它，但到底推广的价值意义有多大？课改的思路，很多形势层面很漂亮，但是落实到教育层面却不是很乐观，教师群体和学生群体都是单独的个体，情况差异非常大。可能在这个地方，学生整体生源素质不错，可以用“三疑三探”，而在另外一个地方就完全不行。所以，我们需要谨慎推广复制。
王建春（广东省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课改局长”辞职现象出现，其实是教育专业化本身出了问题。在演讲稿里面，他说他只是协调者，绝对不是领导者。我觉得这是一个严重错位。作为教育领导，教育改革必须作为领导者参与，而不是让一线老师们冲锋陷阵。
霍志强（广东省广州市怡乐路小学原校长）：郝局长推行这个改革，应该考虑到各个学校的差距、学校的生源差距，教师的资源差距。如果想引进某个模式，首先要进行调研，摸清各个学校的情况。条件相对成熟一点的学校，可以作为试点，成绩出来了，自然大家就信服了。一个改革，在没有搞清楚状况之前就盲目全面推广，出问题是迟早的事。
邓小燕（《学校品牌管理》策划部主任）：课改作为一个大的区域去推动，我觉得它缺少一个外脑来构建一个整体的推进计划。在顶层设计之下，配以一个可以实施的规划，就可以按计划推行。如果在现实中有偏差，可以实时调整，这样阻力会小很多。
王永江（《学校品牌管理》总编）：郝局长事件是中国课改的典型事件，也触及到教育管理者内心的敏感情绪，叹息者无数，捍卫者众多，批评者也不少，反思者也很多。但需要肯定的一点是，作为中国为数不多的改革实干者，他这种精神应该被尊重、被捍卫。但捍卫不等同于不反思，不检讨。总结起来，我认为郝局长本次课改失败有五大原因：
一是品牌命名不清晰。家长们不理解“三疑三探”的含义，以为这种课改模式就是不上课、不写作业，日积月累，才导致近百名家长到县信访局拉横幅抗议。
二是缺少系统构建体系。教育改革是一项大工程，需要系统化地梳理各个阶级层次的角色定位，明确局长应该做什么？校长应该做什么？老师应该做什么？这就需要对各个阶级层次进行相应的培训，才能更好地去引领家长以及调整学生。成功的教育改革应该有步骤、有策略、有套路。
三是能否全县推行有待商榷。因为一个地区里面的学科、老师、学生、家长都不尽相同，怎么可以使用统一的模式呢？教育改革应该是因校而异，因学而异，因老师而异。郝局长在全县范围内普及这一模式风险太大，也非常容易失败。
四是没有建立标杆样板。新政策推广之前建立样板是最基础的工作，这种样板的打造既是一种实验，又是一种论证，同时也有非常好示范和标杆作用，有了好的开始之后再逐渐普及开来。但现在全县一起抓，没有重点，风险非常大。
五是等级观念深重缺乏沟通。在这次事件中，有部分老师进行游行，但很遗憾的是郝局长没有及时进行沟通，而是直接下令停止，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做法。老师的诉求得不到及时的回应，民愤难平，自然会引起更大的风浪。
郝局长事件给所有教育界人士敲响了警钟：在推进教育改革时，理念和策略是非常重要，其次是对危机处理能力。而危机处理能力也涉及到品牌应对策略，专业的人才、专业的团队是化解危机的强大利刃。
教育改革是一项长期工程，对真理的探索也仍在延续中，真理不怕失败。正如美国橄榄球传奇教练文森特·隆巴迪所说，伟大的尝试，即使失败了，也是壮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