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当代左翼环境学者卡利斯、瓦迪维尔、雅辛和世界生态学家摩尔试图解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以便把自然纳入价值体系，并将商品价格归因于生态系统服务，从而扩展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对上述做法，马克思和他的朋友们已作过批评，马克思之后的思想家也进行了反驳。上述后人类主义生态经济学理论家虽然提出了一些新问题，但其实质是在颠倒性地复制自然环境主义者提出的自然资本概念，这否定了自然和社会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放弃了劳动价值论所阐明的价值形式辩证法，最终陷入了资产阶级狭隘一元论的绝境。今天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真正需要的不是对自然的彻底重估，而是一场革命性的生态和社会变革。
　　[关键词]劳动价值论;自然资本;价值形式辩证法;生态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学
　　近二十年来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快速发展，在左翼内部引发了广泛的争论，这反映出全球性生态危机和社会危机时代关于理论和实践的诸多竞争性观念。这一争论中的一个关键领域，就是越来越多的激进环境思想家试图解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以便把所有存在的东西都纳入到单一的商品逻辑之中，这在很多方面是在复制自由主义环境论者的做法，即推进“自然资本”（natural capital）概念并将商品价格归因于“生态系统服务”（ecosystem services）。①对于“绿色”界的许多人来说，卡尔·马克思和历史上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可能都存在一个“不足之处”，即未能把人类之外的自然界所付出的自然劳动或自然能量直接纳入到价值理论之中。
　　的确，对于当代一些左翼环境思想家比如乔治·卡利斯（Giorgos Kallis）、迪内希·瓦迪韦尔（Dinesh Wadiwel）和泽赫拉·雅辛（Zehra Tademir Yaln）来说，不仅人类，而且自然、动物或能源也参与创造了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经济价值。①而在其他采用更加循环性方法的人比如世界生态学家贾森·摩尔（Jason W. Moore）那里，虽然劳动在价值生成中的独特作用在形式上得到了承认，但“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规律”却被界定为“一种廉价自然的规律”（a law of Cheap Nature）。劳动对价值创造的贡献被视为附带性现象，价值的生产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更广泛意义上的“工作”或能量的占用，而这些“工作”或能量是以作为整体的生命网络形式存在的、物理学意义上的东西。②
　　正如摩尔2015年出版的《生命网络中的资本主义》一书所阐释的，在这一“新的价值规律”中，价值增殖的终极基础是资本主义对各种有机和无机元素的“无偿”占有，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四大廉价元素”（劳动力、能源、食物和原材料），也就是两年后在他与瑞吉·帕特尔（Raj Patel）合著的《七个廉价元素的世界史》一书中称作的“七大廉价元素”（增加了自然、工作、货币、生命和护理工作，而减去了劳动力和原材料）。结果，四个或七个“廉价元素”取代劳动力成为价值的真正基础。在这种更为“宽泛”的价值观中，劳动价值论被贬为幽灵般的存在、虚幻的东西，而价值增殖的真正基础如今变成了整个生命网络，从而指向一种“万物价值论”（everything theory of value）。摩尔直言不讳地问道：“万物价值论”难道不是一个真实的问题吗？③
　　的确，对马克思主义价值论的自由主义环境批评在当代绿色理论之初就已存在。这些批评依赖于对价值的两个不同意涵的系统性合成：内在价值（或我们赋予事物自身的和事物与我们之间关系的价值）和商品价值。舒马赫（E. F. Schumacher）写于1973年的《小的就是美的》一书就曾指出，现代社会存在着一种倾向，“把并非我们创造的一切都當作无价值的东西来对待”。④
　　这类指责的错误就在于，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商品价值的批判，与内在价值问题或者更广义上的超历史的、文化的效用（worth）的价值观念相混淆。这里至关重要的是，必须承认马克思是资本主义价值形式的最伟大批评家。正如穆伊什·普斯通（Moishe Postone）在《时间、劳动和社会支配》中所正确指出的，马克思主要关心的是“作为财富的社会形式的价值的废除”。①因此，马克思的《资本论》致力于阐释资本主义价值关系，并将它看作超越这些关系的历史进程的一部分。
　　马克思区分了构成真实财富的使用价值，即他所说的生产中的“自然形式”和价值或交换价值，即与特定的资本主义生产相联系的“价值形式”。②社会主义的具体目标是克服这一狭隘的价值形式，促成人们丰富的需要世界的发展，同时合理地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
　　因而，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绿色批评的错误在于，未能把马克思的分析理解为一种批判。而在这方面，马克思所追求的与致力于论证现存秩序合理性并依此作为超历史的理想的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截然不同。马克思并没有试图捍卫或确证资本主义价值关系，更不用说将它们扩展到现实中的其他领域。相反，在马克思看来，革命的目标是彻底废除商品价值体系，并代之以由直接生产者控制的新的可持续的人类发展系统。
　　对于马克思而言，以牺牲“永恒的自然必然性”为代价对地球本身实施“抢劫”，来狭隘地追求基于价值的积累，在人类社会和更大范围的自然世界（人类社会是自然世界中一个新出现的部分）关系中造成了一个物质变换裂缝。③再加上与之相关联的资本主义阶级矛盾，所有这些指向了剥削者被剥夺的必要性。因而，马克思的生态批判相较于对资本主义的一般绿色理论批判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聚焦于当代生态破坏的历史的和物质的基础，并指向超越这些基础的手段。与用一套超历史的价值观或理想模式来反对资本主义的做法相反，它致力于对商品生产、积累和价值增殖的现存模式的批判——一种延伸到对资本主义无情破坏其生存条件和地球系统本身的批判。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商品）价值并不是一切，它与真实的财富（使用价值）是有差别的。④
　　然而，如果说这种对马克思理论的传统绿色批评很容易被驳倒的话，那么正在改变绿色理论特征的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t）思想的最新进展，则在试图摧毁经典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上走得远多了。概括地说，这是借由促进如下两个密切关联的论点而发生的：（1）解构基于社会劳动的价值，代之以被认为更具“包容性”的生理的或能量的价值观;（2）把整个生命网络的方方面面都纳入到世界商品经济的价值规律之中。这种分析的目标是“作为‘经济’范畴的价值的解构”（destabilization），而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批判由于聚焦于劳动和自然的双重异化，归根结底要依赖于这一价值范畴。⑤事实上，对资本主义的连贯的生态批判，需要理解内在于商品经济的自然形式和价值形式之间的辩证矛盾。 　　一、后人类主义生态批评与马克思的社会劳动概念
　　尽管马克思经济学由于未能发展出生理的或能量的价值理论并且把价值只归结于人类劳动，而经常受到绿色理论家的批评，但现存的经济理论，无论是古典的、新古典的、斯拉夫的还是当代生态经济学的，都不认为自然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中直接产生经济价值（或附加值）。除了少数例外，从古典时期到现在的所有经济学，都把自然本身所提供的、独立于人类劳动和人类服务的东西看作是对经济的“免费礼物”。这一理念可追溯到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并一直延伸到当代新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无疑，自然提供着生产的物质基础并影响到生产率，而自然的租金则应用于从土壤到化石燃料的一切，并以这种方式参与到商品价格的确定;然而，最一般意义上的商品价值在所有这些经济学流派看来都明显是一种人类活动的结果，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实际运行状况。
　　对于许多把内在价值与经济价值相混淆的环境理论家来说，将动物劳动（animal labor）或能量排除在价值观念之外就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行为。但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视角看，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批判，不仅抓住了积累过程的内在逻辑，还抓住了该体系的局限性和矛盾，它以“自然形式”（使用价值、具体劳动和真实财富）和“价值形式”（交换价值、抽象劳动和价值）之间的区别为特征。①资本主义的经济矛盾和生态矛盾，都来源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所固有的价值增殖过程与物质基础之间的矛盾。否认资本主义条件下作为社会劳动形式的抽象劳动的历史的具体特性，就是否认资本主义条件下价值增殖过程的极端性，以及它所引起的自然占用的严重性。
　　尽管如此，如今我们看到了许许多多的尝试，试图将商品价值定义为不仅是人类劳动的产物，而且是一般的动物劳动的产物，甚至是更一般意义上的能量的产物。对马克思持批评态度的瓦迪韦尔就认为，“动物劳动”在经济中的作用应被直接视为与人类劳动相类似，而马克思的理论“缺乏对动物的具体价值角色的分析，因为不仅要把动物看作是商品，而且要看作是价值创造者（即劳动者）”。因此，有必要用一种“动物劳动价值论”来补充甚至代替（人类）劳动价值论。依据这种观点，“动物的身体及其新陈代谢”是“剩余价值的来源”，而这可以通过分析工厂动物的动物劳动时间（the animal labor time of factory animals）來测定。因而，动物和人类的价值生产存在着共同的生理和能量基础。②
　　卡利斯在《蜜蜂会创造价值吗？——与埃里克·斯温格杜（Erik Swyngedouw）的交流对话》中写道：“大自然所做的工作应该被整合成为马克思的资本主义价值生产理论的核心，而不应该被注入到像生产率或租金等边缘性概念之中。”像摩尔一样，卡利斯坚持认为，应该将价值延展到物理学意义上的“工作”，其中关注与计量的是对某一物体施加力时所传递的能量。他问道：“创造一罐蜂蜜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仅由养蜂人的劳动决定，也由蜜蜂的劳动决定，这不是很明显吗？”按照这种观点，“价值不仅由人类创造，也由生态系统和化石燃料创造”。他继续指出，“如果蜜蜂和化石燃料付出了大量的劳动，没有这些劳动的话……所产生的总价值（将）小若干倍”，那么，就应该构建一种价值理论来“直接表明它们所做的工作”。他认为，劳动价值论应进一步扩展为：“无论是谁的工作（人类的或非人类的、有偿的或无偿的）所生产的任何东西”，都应看作是“价值”。①
　　雅辛借鉴了摩尔以及史蒂芬·邦克（Stephen Bunker）1985年《欠发达的亚马孙》一书的观点来批评马克思的物质变换裂缝理论，并把它归结为二元论，因为它将生态外部化而不是直接融入到价值理论之中。为此，她提出了一个所谓的“自然价值论”。而她这样做时，却是基于对马克思论述的惊人误读。雅辛引用了马克思的话：“说劳动是交换价值的、因而也是由交换价值构成的那种财富的唯一源泉，就是同义反复”，②并由此奇怪地得出结论，马克思是在“否认”“人们通常认定的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来源”这一说法。③然而，马克思只是指出了一个逻辑上的同义反复问题，仅此而已。毋庸置疑，对马克思而言，抽象劳动是资本主义经济中商品价值的唯一来源，对此他作了反复说明。相比之下，真实的财富与价值不同，是自然和劳动共同的产物。④
　　尽管如此，雅辛提供了一个“自然价值论”作为解决方案，而这是与摩尔资本主义世界生态学中的“内化自然”理论相一致的。⑤在这里，她借鉴了邦克对劳动价值论的批评，以及开采出来的资源在劳动（和租金）之外创造价值的观念。⑥对雅辛来说，这也提供了“作为价值构成物的自然的概念透镜”。⑦在这一概念框架下，自然绝不再是资本主义之外的事物，甚至在自然界被资本外部化的意义上也是如此。这样，体现在马克思的物质变换裂缝理论中的所谓资本主义与自然之间的认识论裂缝就消失了。⑧在雅辛看来，“自然价值论”是把“生态能量”纳入到经济价值创造观念之中的一种努力。但是，她并没有解释这在经济意义上究竟是如何运作的。⑨
　　其实，这些看法都不新颖，也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尽管以上论著自视为21世纪对马克思的批评，但这些观点实际上在马克思那个时代就遭到了马克思的批判，因为借用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的话来说，它们只不过是“复兴……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而已”，“所谓的‘超越’马克思主义，不过是回到马克思主义之前”。①这可以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重农学派以及当时的思想家比如卡尔·罗斯勒（Karl R■ssler）和谢尔盖·波多林斯基（Sergei Podolinsky）的反应中看出来。法国的重农学派立足于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因而把土地看作是财富的唯一来源。②虽然重农学派正确地强调了生产的物质基础，但却未能认识到资本主义劳动的价值增殖的社会基础，而这种分析是英国政治经济学的特征。借用马克思的话来说，重农学派的信条是基于“把价值同自然物质混淆起来”，即混淆了使用价值（自然形式）和交换价值（价值形式）。③尽管如此，重农学派的思维方式仍在不断提醒人们，要重视商品的自然形式，重视真实财富（即自然的—物质的使用价值）与价值之间的矛盾。 　　最早的、最有才华的马克思追随者之一，是俄罗斯经济学家尼古莱·季别尔（Nikolai Sieber）。④19世纪70年代初，季别尔开始在Znanie（Knowledge）杂志上发表一系列文章。⑤在第一篇文章中，他回答了罗斯勒对马克思《资本论》的德文评论。这篇评论夸张地问道：为什么“工人胃里的食物应该成为剩余价值的来源，而马或牛吃的食物却不应该”？⑥季别尔回答说，马克思的《资本论》关心的是人类社会，而不是驯养动物，因此只针对人类创造的剩余价值。正如马克思在注释中指出的那样：
　　季别尔未能找到的答案是，在一种情况下，食物生产了劳动力（人），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却没有。事物的价值无非是人们相互之间社会地连接起来的关系，这种价值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消耗的人类劳动力的表达方式。罗斯勒先生显然认为：如果一匹马的工作时间超过生产这匹马的马力（劳动力）所需的时间，那么它创造的价值就像一个工作了12个小时而不是6个小时的工人一样。任何机器的情况也可以这样说。⑦
　　在此，马克思指出了社会劳动的价值基础，并补充说，在资本主义价值核算中，动物被视为机器，而它们对生产贡献的核算也是如此。
　　虽然季别尔本人一开始没有掌握要点，但他后来做到了，这也许是由于他与马克思的通信往来。1877年，李嘉图的追随者于·卓可夫斯基（Yu Zhukovskii）对马克思的只有人的劳动才能创造剩余价值的观点进行了批评。正如詹姆斯·怀特（James White）解释的那样，“任何产生结果的东西，无论是树木、牲畜还是大地，都能够创造交换价值。对于卓可夫斯基来说，价值的主要来源之一就是自然”。⑧季别尔回应卓可夫斯基时说，一个好的李嘉图主义者应该能够理解，人类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来源，因为它反映了劳动的分工和社会的分裂。第二年，古典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家鲍里斯·奇切林（Boris Chicherin）提出了与卓可夫斯基大致相同的观点。①这次，季别尔的回答毫不含糊，指向了作为古典自由主义观点基础的商品拜物教：
　　但对人们来说，它呈现为事物彼此交换，事物本身具有交换价值，等等，以及在特定事物中所付出的劳动反映在了所得到的东西中。而这正表明了奇切林先生和之前的卓可夫斯基先生的反驳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这是因为，他们两个人都不能理解，也不想理解……马克思向读者提出的整个价值学说及其形式表现的并不是马克思个人的行为和看法，而是一种独特的方式，在这种方式中，作为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人们必然在劳动的社会分工基础上來理解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事实上，每一种交换价值的每一种反映或表达等，都只不过是一种神话，所存在的只是社会地分离的劳动，它通过人性的统一的力量，寻求自身的统一，并在商品和货币奇特的和怪诞的形式中找到这种统一。②
　　资本主义价值增殖的过程并没有超历史的合理性，也不应该赋予它这种合理性。相反，它建基于劳动的“奇特而怪诞的”异化，以及自然本身的异化和外部化。在这里，重要的是要理解，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具体劳动或生理劳动（直接参与自然的-物质的使用价值的生产或转化的劳动，也就是依赖于大脑、血液和肌肉的单个人的劳动），与资本主义价值增殖所依赖的抽象劳动处于辩证的对立之中。③
　　马克思将具体劳动定义为“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④相比之下，抽象劳动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社会建构，其中的劳动是同质的，并且去除了其所有的具体的物理面貌（包括人类劳动本身的新陈代谢）。因此，价值是一种“物化的……劳动”，反映了抽象的“同质的人类劳动”之间的社会等价化过程。⑤马克思认为，正是这种意义上的抽象劳动，而不是具体的、生理性的劳动，反映了人与人之间明确的社会关系，而这种关系构成了价值的基础。因此，“在商品体的价值对象性中连一个自然物质原子也没有”。⑥正如伊萨卡·鲁宾（Isaak Rubin）在他著名的《马克思价值论论文集》中指出的：“生理能量的消耗本身并不是抽象劳动，因而不创造价值。”⑦对于马克思而言，与使用价值相对立的价值，并不是历史上生产所固有的某种普遍的物理属性。相反，它是资本主义生产与积累关系的体现。谈论动物、生理或能量的价值论，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价值的具体物化特征的不得要领，而这一物化特征正是资本主义社会日益造成整个世界扭曲性的“创造性破坏”的根源。
　　即便在马克思时代，也有人曾尝试将劳动价值论转变成为一般的能量价值论。然而，这种尝试必然会导致无法理解资本主义条件下抽象劳动和价值的特定的社会基础，而将其视为单纯的物质过程。马克思的早期追随者之一波多林斯基曾提出了一种能量价值论的观念，而他通常被认为是当代生态经济学在19世纪的主要先驱。①波多林斯基试图将热力学纳入到经济分析中，并提出了将劳动价值论转变为能量价值论的问题。马克思仔细研究了波多林斯基的著作，在后者的著作上作了大量的注释，并在致波多林斯基的信中对此作了评论，但这些信件已经遗失。而恩格斯在写给马克思的两封信中，对波多林斯基的阐述作出了详细的评价。②恩格斯称赞了波多林斯基将热力学与生产理论相结合的观点，但却批评了他对农业劳动中能量转移的粗糙计算，因为它排除了肥料中所包含的能量和生产中所使用的煤炭等因素。恩格斯还指出，波多林斯基未能理解计算人类劳动过程中人的新陈代谢过程和劳动力再生产过程中所有定量和定性能量输入的巨大复杂性。无疑，马克思和恩格斯会强烈反对波多林斯基把人看作是萨迪·卡诺（Sadi Carnot）所说的“完美热力学机器”。③
　　恩格斯在其他地方还批评了试图计算进入最简单产品的能量以形成能量价值论的尝试，并强调鉴于生产的合作性，这种计算实际上是不可能的。④当然，除此之外，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那样，能量价值论的支持者未能认识到，经济价值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植根于阶级和劳动分工的社会关系，而不是一种普遍的、物质的现实。20世纪现代生态经济学的创始人尼古拉·乔治斯库-罗根（Nicholas Georgescu-Roegen）站在恩格斯一边反对波多林斯基，坚持认为能量价值论是不合理的，因为无法依此理解资本主义经济中价值的社会基础。⑤虽然所有既存的综合性经济估值概念之间有所不同，但都必然侧重于经济价值的社会基础。而对于批判性的生态经济学家来说，狭隘的资本主义价值形式的矛盾造成了这一体制固有的生态（以及经济）裂缝。的确，对于乔治斯库-罗根而言，正是这一点导致了现行经济秩序的生态破坏性，以及由于其扭曲的增长观念而造成的大规模环境问题。⑥ 　　寻找经济估值的超历史基础（即使这些基础是基于物理属性的）的唯心主义价值论，无法理解构成新兴现实的诸层级的整体性和辩证性。社会的经济关系既不能用能量论来解释，也不能用“自私的基因”来解释。①两者都是还原主义的形式，忽略了历史性现实的独特性质。它们借助于将所有的自然纳入经济评估体系来创造一种更和谐的现实观的努力，并没有意识到现存的生产制度不是和谐的，而是异化的。
　　二、扩展的价值理论与劳动价值的去中心化
　　从后人类主义的左翼生态学视角解构劳动价值论的最雄心勃勃的尝试，出现在摩尔的著作中，特别是他的《生命网络中的资本主义》一书。摩尔所作的分析对卡利斯、瓦迪韦尔和雅辛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批评，以及他们对更一般的生理或能量价值论的主张产生了影响。②
　　摩尔将消除“笛卡尔的二元论”作为其工作的核心认识论基础。在他看来，这种二元论无处不在，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区分就是其中的一例。③他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一元的分析或他所说的一种“一元的和关系的观点”，其中，生命网络中的一切都由“人与人周围的自然物的捆束”构成。④这里的目标是以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方式消解所有客观的区分，⑤而伴随着这种方法的是各种概念含义的混合。在摩尔看来，价值有两个经典性意涵，即内在价值（intrinsic worth）和经济（商品）价值，他建议将它们融合到单一的一元分析之中。与那些“自马克思以来对作为经济过程的价值规律进行辩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不同，他建议在单一的框架内把经济价值和对“资本主义文明认为有价值的对象与关系”的广泛分析结合起来。⑥
　　摩尔通过把马克思历时性的价值规律观念变形为一个超历史的范畴，从而完成将马克思的价值批判与这种更多带有一般文明特征的宽泛的、规范的和文化的价值观念的混合。马克思及其后的所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都认为，价值规律代表着资本主义运动的规律，而这个体制的等价化特征基于等价交换和以阶级为基础的收入分配。①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保罗·巴兰（Paul Baran）简要地将其解释为，在马克思那里：
　　价值规律（可以看作）是一组命题，描述了被称为资本主义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经济和社会组织的典型特征。这一组织形式的特征是：在社会成员间的经济（而不仅仅是经济）关系中交换原则的至上性;作为商品的货物和服务的生产（和分配）;生产和分配由独立生产者承担，并在雇佣劳动的帮助下，在一个匿名的市场上进行为了盈利目的而展开的竞争性活动。②
　　与这里所描述的马克思关于价值规律的概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于摩尔来说，所有文明中都存在着价值规律，会大致区分出一种优先顺序，什么是有价值的，而什么不是”。③尽管“价值规律”在摩尔的著述中经常被使用，以表明他的观点与马克思的批判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在他的世界生态理论中，这一概念已经变质成为一个超历史的范畴。它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不仅涵盖了所有的文明活动，还包含了整个地球系统中数亿年来积聚的“工作”或能量，只要它们能够影响到人类的生产活动。
　　与此相关联的是，摩尔系统地将诸如物理学中被确定为能量消耗的“工作”概念与人类社会中的“劳动”概念混为一谈。由此，他发展出了一个普遍性的被占有的“无偿工作”概念，涵盖了从煤堆到家务劳动的一切。在他看来，煤堆和在家务劳动中从事社会再生产的妇女的工作都被无偿地占有了。④实际上，我们被告知，世界上的大多数工作都是无偿的。当然，这在逻辑上遵循了一个框架，即除了维持生计的工作和家务劳动是无偿的，瀑布、树木和海洋潮汐等几乎所有我们称之为有机和无机存在的物质，只要对生产发挥作用，就被认为是“无偿的”。⑤正是对这些物质存在的无偿占有，被摩尔看作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基础，是其活力的源泉，而价值规律则是对此的适当概括。这在很大程度上通过他的“廉价自然”概念得以实现。在他的“四大廉价元素”的最初概念中，劳动力被视为与其他东西相并列的廉价元素，而在这样一个平面化本体中还包含着食物、能源和原材料等元素。在后来与帕特尔一起提出的“七大廉价元素”的概念中，劳动力则完全消失了，被归入到更广义的“工作”范畴，该范畴包含了来自任何源头（无论是有机的还是无机的——宇宙的活动）的所有能量流动和所有潜在能量。⑥
　　相类似地，摩尔以对抗二元论的名义，试图将自然与社会整合在一起，并将前者归入后者。任何认为自然是一个更大范围的环境，而人类只是该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该环境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外在于人类的观念，都遭到贬低，自然科学本身也是如此。取而代之的是，我们被赋予了混杂的拉图尔式的“人类与其周围的自然物的捆束”的概念，以及诸如生命网络、世界生态体、oikeios①和资本新世（Capitalocene）等宽泛的范畴。②最为重要的是，这里经常会提到连字短语，如capitalism-in-nature或nature-in-capitalism。③所有这些努力的目标，就是把自然纳入到资本主义社会之中，或至少将所有存在简化为捆束、网络和无序联结。④这种观点依赖于拉图尔式的人类和非人类参与者的“平面化本体”（没有明确界限的网状存在或网络），其中所有事物都被视为存在于一個单一平面上，并且在持续不断地相互混合和融合。因而，这一观点与辩证的批判的现实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后者强调一个不断演进宇宙中的诸层级的复杂性、中介性和整体性。⑤
　　正如不可能存在社会或资本主义与自然之间的对立（据称这是一种二元论观点）一样，在摩尔的一体化分析方法中，也不可能存在任何有别于经济危机的生态危机。⑥生态难题只能通过资本积累的透镜来观察，而不能从它的外面来看。也就是说，应从市场标准来看待生态难题，而不是从对生态系统和气候所造成的影响来看生态难题，更不能从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斗争的角度来看生态难题。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与自然之间矛盾”的物质变换的概念，由于植根于“二元”（而非辩证）的理解而被否定。
　　沿着这种有争议的逻辑和方法论原则前行，摩尔的世界生态学以对作为“经济范畴”的“价值的某种程度的解构”为主要目标。⑦这主要是通过把价值看作物理学意义上的“工作”（即能量）的产物来实现的。正如他经常解释的那样，依据这一新的、扩展后的价值规律，“价值不工作，除非大多数工作不被看作价值”（value does not work unless most work is not valued）。⑧然而，这样说确实是有道理的，因为这里的“大多数工作”是指整个地球系统乃至整个宇宙的工作或能量（包括化石燃料中蕴含的古老太阳能、河流的工作、生态系统的增长），而所有这些都被视为“无偿”工作或潜在工作。鉴于物理学意义上的工作涵盖了整个物质空间，很明显，它比仅仅是劳动力锻炼（已经得到衡量）要大得多。劳动的能量与化石燃料的能量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摩尔告诉我们，“煤炭和石油是占用无偿工作这一过程的生动例证”，构成了价值规律的真实的、隐藏的基础。⑨ 　　但是，与煤炭和石油相关联的未付的薪酬到底是什么呢？在经济学中，煤炭和石油所提供的“免费礼物”是古老年代的阳光的结果，可以追溯到数百万年之前，它形成了作为低熵能源的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而正是这一过程赋予了化石燃料以使用价值。对于摩尔来说，价值大厦的基础是“累积起来的无偿工作”，它以亿万年来“通过地球生物地质过程所产生的化石燃料的形式”发生。①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这类资源的定价由垄断租金来决定。这些代表着使用价值生产关键性方面、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资源，是通过以稀缺性为基础的租金来获得（但不会创造）价值的，而租金本身则不过是对经济过程中产生的剩余价值的扣除。②同时，在商品经济中，这些资源的开采、提炼、分配、运输和储存都会涉及因雇佣劳动所增加的价值。然而，这一切都不在摩尔的考虑之中，整个租金理论都被排除在外了。马克思在自然的-物质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或价值之间所作的复杂区别，被单一性的价值规律取代。一桶石油、一道瀑布、一根萝卜或一头牛的工作，都是“无偿的”。换言之，这些工作被视为隐藏的价值的生态来源，它们被隐藏在劳动力的身后。
　　摩尔写道：“贾森·赫里巴尔（Jason Hribal）可以基于善意的理由追问，鉴于动物所从事的所有无偿工作，‘动物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吗？’”③摩尔继续说道：“资本关系将所有自然的工作或能量转化为……价值。”或者，如同我们在其他地方看到的，价值规律就是“将自然的工作转化为资产阶级的价值”。④在摩尔的绿色算术中，地球的生物地质过程形式的无偿工作，再加上无偿的维持生计劳动，构成了价值规律的大部分基础，而相比之下，生产中对劳动力的剥削则显得微不足道。
　　不过，把这一切都归咎于后人类主义生态学却是错误的。相反，摩尔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去中心化”的做法，以及他关于自然的工作应该被视为价值的隐性来源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自由主义环境思想的各个流派。摩尔分析的主要依据，是理查德·怀特（Richard White）关于哥伦比亚河的历史性阐释——《有机机器》。怀特的历史性探讨强调的是“人类与哥伦比亚河所共享的特质：能量和工作”。尽管与摩尔相比，怀特也指出了“人类工作与自然的工作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差异”，但他仍以引导他整个分析的类比写道：“像我们一样，河流发挥着作用。它们吸收和释放能量，它们改变着世界。”⑤
　　更为重要的是，摩尔坚持的无偿的生态系统服务的概念，是自由主义新古典经济学家尤其是罗伯特·科斯坦萨（Robert Costanza）提出来的。科斯坦萨以试图在自由主义新古典经济观点中推广经济价值的能量理论而闻名，事实上是一种最终来源于太阳能的生产成本理论。为此，伯克特在《马克思主义和生态经济学》中谈到了科斯坦萨方法的极端“还原主义”色彩及历史非理性。⑥科斯坦萨试图推广作为经济价值的自然概念，结果20世纪90年代在其担任主编的《生态经济学》杂志上造成了重大分歧。与杰出的、开创性的系统生态学家霍华德·奥杜姆（Howard Odum）相关联的更为激进的理论家，一直主张区分使用价值或真实财富和交换价值或价值，即区分财富的自然形式和价值形式，这与马克思的思路相近[他们采用了奥杜姆的方法，即将能值或实体能量（emergy or embodied energy）当作自然的、物质的或使用价值的范畴来与经济价值范畴相对应]。奥杜姆后来试图在这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综合他的系统生态学，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一种不平等的生态交换理论。①
　　奥杜姆的激进生态方法直接与科斯坦萨（奥杜姆曾经的学生）的自由主义倾向相对立。一方面，这导致了激进的生态经济学家和与奥杜姆相关联的自然科学家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另一方面，导致了科斯坦萨周围的自由主义、新古典主义倾向的理论家内部的冲突日益加剧。阿尔夫·霍恩博格（Alf Hornborg）是一位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有联系的文化人类学家，他在批评奥多姆的方法上扮演了十分关键的辩论者角色。他与科斯坦萨站在同一阵线上，攻击了奥杜姆和马克思。②最终，奥杜姆及其在编辑部的激进同事实际上都被该杂志所排斥。③
　　摩尔是霍恩博格的一位年轻同事，2008—2010年曾在瑞典隆德大学担任研究员，后来才将类似科斯坦萨的生态系统服务和能源价值方法纳入到了他的分析之中。④因此，摩尔的著作采用了一个主流生态系统服务论点的马克思化版本，这里的生态系统服务论点与科斯坦萨关于生态系统每年为世界经济提供数十万亿美元的无偿贡献的估算相关，而这一估算以把商品价值归结为自然过程为前提。⑤自由主义生态经济学家科斯坦萨和他的团队谈论的是拥抱自然资本概念的必要性，而不是像激进的和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经济学家那样分析资本主义制度的生态矛盾，以及自然的-物质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内在对立。在他们看来，解决环境矛盾需要在商品经济中实现自然的内部化。因而，生态难题被简化为一种假设，即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只要可以（直接或間接地）被视为有助于经济发展，就都有其价值，而且需要给出一个价格，而这一观点基于自然资本的概念。①
　　摩尔在《资本主义和生命网络》及其他著作中的主要创新，就是试图颠覆科斯坦萨的观点，强调资本主义在其整个历史中都植根于如下一个事实：人类周围的工作（以及许多人力劳动）都是被无偿占用的。但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来看，这种在很大程度上拒绝劳动价值论，同时也拒绝把使用价值、交换价值和地租区别开来的理论分析的缺点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它努力地寻求将价值生产的概念扩展到自然界中所有的“工作”或能量。
　　三、自然形式和价值形式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价值实体是抽象劳动。因此，“价值形式”（或交换价值）与“自然形式”（或使用价值）不同。自然形式代表“有形的、可感知的存在形式”，涉及自然的-物质的和技术的特性，并构成实际的财富。而商品的价值形式是商品的“社会形式”，指向作为抽象劳动结晶的一般价值概念。②资本主义生产所固有的自然形式与价值形式之间的对立，导致了与资本主义发展相关联的经济和生态矛盾。由于资本主义是一种积累的体系，因而在商品生产中，价值形式完全凌驾于自然形式之上。马克思写道：“劳动作为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占有自然物的有目的的活动，是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新陈代谢）的条件”。③但是，每一种商品正是通过“使用价值的转让”来获得其交换价值或价值形式的，这常常会导致人类与自然之间新陈代谢的破坏。④由此产生了马克思关于物质变换裂缝的概念，即“由生活本身的自然规律所规定的社会物质变换的相互依存过程中不可弥补的裂缝”概念。⑤ 　　与价值规律相关联的资本主义逻辑是形式上的理性逻辑，但同时实质上又是严重非理性的，而且其非理性方面正变得越来越凸显。实际上，资本主义从一开始（通过“所谓的原始积累”）就建立在自然属性的外部化的基础上。这些有机属性虽然作为使用价值纳入到生产过程并代表着商品的自然形式，但却异化于它们的价值形式，并被基于抽象人类劳动的价值核算所排除。
　　因而，自然属性，包括人的自然属性即人的肉体存在，只有在它们促进价值生产时才被单向度地接近。而通过将许多生产成本强加给作为外部存在的自然（包括价值循环之外的人类的肉体存在），会进一步加剧这种外部化，其负面影响不仅体现在环境上，也体现在人类自身上。结果是，资本主义促进了生命本身的创造性破坏，并最终扩展到整个地球系统。
　　非历史的、唯心主义的尝试设想社会和环境成本在市场体系之内的内部化和整合，或将自然视为真正的价值源泉，只会淡化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包括阶级和其他形式的压迫）和生态矛盾。资本主义制度的目标只是资本积累。为森林定价，使它的“工作”或能量不再是“无偿的”，也就是把它商品化——将成千上万英尺的立木变成商品，并不会比缺乏定价更能拯救森林。这是因为，真正的问题不是所谓的公地悲剧，而是资本积累制度本身。鸣禽之所以濒临灭绝，是因为它们的栖息地正在被这个制度的历史扩张所破坏，而不仅仅因为从市场的角度来看，它们被认为是“没有价值的”。鲸鱼被捕杀是为了直接作为市场上的商品出售，同时鲸鱼也因这个制度扩张的副作用所造成的生态系统的破坏而濒临毁灭。所有這些都表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不需要将自然纳入价值体系，而是要废除商品价值本身。
　　试图通过消除自然形式与价值形式之间、资本主义经济与更大的社会生态物质变换之间根深蒂固的辩证矛盾，从而构想一种更和谐的整合形式的分析，在本质上都陷入了狭隘的一元论观点，即一种不能理解自然与人之间的复杂的、相互依存的辩证法，试图把所有存在的层级归结为“单一物质变换”的观点。①借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样一种虚假的和谐，只能是“从贫乏的、紧张的、对立的反思中产生的夸张的产物”，它试图重绘“疆界”，而不是消除通过外部化和异化产生现实裂痕的制度体系。②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不是对自然的彻底重估，而是一场革命性的生态和社会变革——一个自由作为必然性的新的王国，旨在由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对自然和社会的物质变换进行合理调节。③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④
　　（本文原载于Monthly Review，vol. 70，no. 6，2018. 此次翻译已获该杂志和作者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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