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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永无止境”，并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治理”一词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出现了多次，成为与改革、发展、市场等一样的高频词，这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对发展规律有了新的认识。当今中国的发展进入到攻坚克难阶段，必须在多个领域进行突破性改革，这就需要国家的制度体系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建设，既是对多年来改革开放成功经验的总结和运用，更是对未来发展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的积极回应，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治理道路选择的自觉和自信。
只有集中力量不断发展才能治理好中国
现代社会面临的重要课题，就是要解决好治理难题。社会上的各种矛盾和冲突需要国家及时干预和宏观调整，集中力量制定政策并重点解决突出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按照七届二中全会“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的要求，集中力量做好恢复国民经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工作。治理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是极其困难的。毛泽东曾经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一切奋斗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短短数十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模式，才使中国实现了亘古未有的大变革。
改革开放后，经济快速发展，一些人的价值判断改变了，各种矛盾和冲突也逐渐增多，增加了社会治理的难度。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成为引导中国发展的思想动力。1989年10月，邓小平在一次会见外宾时强调说：“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只有发展社会生产力，国家才能一步步富强起来，人民生活才能一步步改善。” 1992年邓小平还提出，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这就是指比较成熟和完善的国家治理体系。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短短十多年后，在1992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先生就指出：当整个世界经济处在蹒跚徘徊之时，中国的经济却强劲地增长。这一消息令十几年来一直瞩目中国发展的各界人士再次震惊。在即将进入21世纪之时，中国已经建立起独立的和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仅仅用了半个多世纪时间，不仅改变了旧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而且建立起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国家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科技实力明显增强，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领域的许多方面进入了世界先进行列。
在新世纪新阶段，为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党中央先后召开七次全会，分别就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制定“十二五”规划、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等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作出决定和部署，并取得了一系列宏观治理的成果。既要改革发展，又要稳步前进；既要大胆实验，又要抓顶层设计，成为不断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人们公认，这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民主不断健全、文化日益繁荣、社会保持稳定的时期，是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人民得到实惠更多的时期。”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由1978年的190美元上升至2012年的568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已经由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上中等收入国家。面对近年来复杂严峻的国际经济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按照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认真贯彻落实宏观调控的各项政策措施，在国家治理层面保持了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要发展，更要稳定的发展，“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保持稳定是国家治理的突出特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必须把握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认清稳定是发展的内在要求。正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指出的：“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而“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治理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不仅要看经济发展的数字，而且要看社会和谐与稳定的程度，要看国家制度的现代化程度。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如何处理好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关系，并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如何全面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如何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断积累、持续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如何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如何统一协调行动，集中力量有效应对境内外恐怖主义的威胁，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等等，都直接反映治国理政的水平，特别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新中国六十多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历史进程说明，转型社会中形成治理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要通过不断探索和发展，来完善和提升国家的治理能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从实际出发的治理道路
一个国家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艰难转型的过程，需要从转型期国家治理的实际问题出发，需要结合这个国家现代化的性质与国情来理解。党的十八大将“求真务实”郑重地写进了《党章》，确定为新时期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表明了从实际出发的治理思想的一贯性。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精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这个最大实际。不仅在经济建设中要始终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也要始终牢记初级阶段；不仅在经济总量低时要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经济总量提高后仍然要牢记初级阶段；不仅在谋划长远发展时要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日常工作中也要牢记初级阶段。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是农业大国，从毛泽东开始就明确提出处理中国问题首先要处理好农民问题。治理中国社会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了中国农村的改革，解决了温饱问题的农民开始了奔向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十七届三中全会《决议》明确提出了三个“最需要”：农业基础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最需要加快。从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五中全会，到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都先后提出过“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建立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方针政策。从2004年至 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也都相继提出了“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尽快扭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按照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要求，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2011年、201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更是具体提出，要“发展城乡一体化供水。加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运行管理”、要“促进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增加农村文化服务总量，缩小城乡文化发展差距”。党的十八大报告还进一步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201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则要求，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必须固本强基，始终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把城乡发展一体化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了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并且明确提出，“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而作为国家重大战略的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也包含着从实际出发，以城市群建设为载体、以优化区域分工和产业布局为重点的深度统筹城乡一体发展的内容。这些政策都一再重申了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性，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党和政府统筹城乡发展的全面治理的指导思想。
不可否认，在改革过程中，会不断出现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目前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居民收入差距还在扩大，城市就业压力继续加大，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矛盾还在加剧。这些问题如任其发展下去，势必导致经济问题转变为社会政治问题。正因为如此，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要在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离不开治理现代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体现了一种新的治理思维，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治理道路选择的高度自信。2013年在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时，习近平说：“这样一个大国，这样多的人民，这么复杂的国情，领导者要深入了解国情，了解人民所思所盼，要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自觉……”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党中央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一系列紧密相连、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思想，正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对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的科学回答。
（作者：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与传播基地研究员）
责任编辑：魏晔玲
只有集中力量不断发展才能治理好中国
现代社会面临的重要课题，就是要解决好治理难题。社会上的各种矛盾和冲突需要国家及时干预和宏观调整，集中力量制定政策并重点解决突出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按照七届二中全会“动员一切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这是一切工作的重点所在”的要求，集中力量做好恢复国民经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工作。治理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实现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是极其困难的。毛泽东曾经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一切奋斗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短短数十年，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模式，才使中国实现了亘古未有的大变革。
改革开放后，经济快速发展，一些人的价值判断改变了，各种矛盾和冲突也逐渐增多，增加了社会治理的难度。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成为引导中国发展的思想动力。1989年10月，邓小平在一次会见外宾时强调说：“我们搞的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只有发展社会生产力，国家才能一步步富强起来，人民生活才能一步步改善。” 1992年邓小平还提出，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这就是指比较成熟和完善的国家治理体系。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短短十多年后，在1992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中，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先生就指出：当整个世界经济处在蹒跚徘徊之时，中国的经济却强劲地增长。这一消息令十几年来一直瞩目中国发展的各界人士再次震惊。在即将进入21世纪之时，中国已经建立起独立的和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仅仅用了半个多世纪时间，不仅改变了旧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而且建立起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国家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科技实力明显增强，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领域的许多方面进入了世界先进行列。
在新世纪新阶段，为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党中央先后召开七次全会，分别就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制定“十二五”规划、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等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作出决定和部署，并取得了一系列宏观治理的成果。既要改革发展，又要稳步前进；既要大胆实验，又要抓顶层设计，成为不断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人们公认，这是我国经济持续发展、民主不断健全、文化日益繁荣、社会保持稳定的时期，是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人民得到实惠更多的时期。”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由1978年的190美元上升至2012年的568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已经由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上中等收入国家。面对近年来复杂严峻的国际经济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坚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按照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认真贯彻落实宏观调控的各项政策措施，在国家治理层面保持了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要发展，更要稳定的发展，“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保持稳定是国家治理的突出特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必须把握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认清稳定是发展的内在要求。正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指出的：“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而“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治理一个现代化的国家，不仅要看经济发展的数字，而且要看社会和谐与稳定的程度，要看国家制度的现代化程度。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如何处理好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关系，并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如何全面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如何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断积累、持续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如何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如何统一协调行动，集中力量有效应对境内外恐怖主义的威胁，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等等，都直接反映治国理政的水平，特别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新中国六十多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历史进程说明，转型社会中形成治理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要通过不断探索和发展，来完善和提升国家的治理能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从实际出发的治理道路
一个国家现代化的过程是一个艰难转型的过程，需要从转型期国家治理的实际问题出发，需要结合这个国家现代化的性质与国情来理解。党的十八大将“求真务实”郑重地写进了《党章》，确定为新时期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表明了从实际出发的治理思想的一贯性。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精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牢牢把握这个最大国情，推进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牢牢立足这个最大实际。不仅在经济建设中要始终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也要始终牢记初级阶段；不仅在经济总量低时要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经济总量提高后仍然要牢记初级阶段；不仅在谋划长远发展时要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日常工作中也要牢记初级阶段。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是农业大国，从毛泽东开始就明确提出处理中国问题首先要处理好农民问题。治理中国社会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十一届三中全会启动了中国农村的改革，解决了温饱问题的农民开始了奔向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十七届三中全会《决议》明确提出了三个“最需要”：农业基础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最需要加快。从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五中全会，到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都先后提出过“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建立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体制”；“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方针政策。从2004年至 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也都相继提出了“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尽快扭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按照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要求，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2011年、2012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更是具体提出，要“发展城乡一体化供水。加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运行管理”、要“促进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增加农村文化服务总量，缩小城乡文化发展差距”。党的十八大报告还进一步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201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则要求，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必须固本强基，始终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把城乡发展一体化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 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了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并且明确提出，“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而作为国家重大战略的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也包含着从实际出发，以城市群建设为载体、以优化区域分工和产业布局为重点的深度统筹城乡一体发展的内容。这些政策都一再重申了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性，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党和政府统筹城乡发展的全面治理的指导思想。
不可否认，在改革过程中，会不断出现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目前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居民收入差距还在扩大，城市就业压力继续加大，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矛盾还在加剧。这些问题如任其发展下去，势必导致经济问题转变为社会政治问题。正因为如此，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要在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必须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再分配调节力度，着力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较大问题，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离不开治理现代化。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体现了一种新的治理思维，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治理道路选择的高度自信。2013年在接受金砖国家媒体联合采访时，习近平说：“这样一个大国，这样多的人民，这么复杂的国情，领导者要深入了解国情，了解人民所思所盼，要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自觉……”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党中央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出一系列紧密相连、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思想，正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对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的科学回答。
（作者：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与传播基地研究员）
责任编辑：魏晔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