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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五四时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对唯物史观的宣传，主要通过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大众传播、组织传播及实践传播五种途径使当时一大批知识青年受到影响和熏陶，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迅速蔓延。
關键词：五四时期;唯物史观;共产主义知识分子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9）11-0034-02
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西方传到东方，对东方产生影响并为社会民众接受，其过程和形式是跨越国家、跨越语言和民族的。五四时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根据中国的需要有选择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传播，首先是唯物史观的传播。他们对唯物史观的宣传，主要通过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大众传播、组织传播及实践传播五种途径展开。
一、人际传播
人际传播、沟通是人类最为普遍和重要的活动。“除非我们进行人际沟通，否则在社会中我们就不能生存。它们能使我们在社会中有效地发挥作用和维持我们生活中重要的相互关系”[1]157。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高校是主阵地，高校师生是中坚力量。高校传播唯物史观的人际网络主要是师生脉络及书籍销售网络。
师生关系是具有重要影响的人际脉络，李大钊的师生关系脉络颇为广泛。直接师从李大钊的知识分子有：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朱务善、罗章龙、缪伯英、黄日葵、李骏、李梅羹、刘仁静、范鸿劫和瞿秋白。他们主要在高校聆听李大钊的课程及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得到李大钊的指导。从天津到北京的白坚武在“李守常（李大钊）家，谈论近局”[2]266。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讲解通过联结点扩展，师生脉络加强了知识分子之间的联系和沟通。
书籍销售网络也是重要人际传播方式。五四时期的中国还没有全国范围的书籍流通体制，许多学生通过设在各学校内的书报贩卖部求购书籍。这些书报贩卖部不仅经销书籍，负责贩卖部的人（往往是有活动能力的学生）还通过书籍的订购情况把握学生的思想状况，并提供场所以加强学生之间的联系。当时在杭州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执教的陈望道曾这样回忆书报贩卖部：“‘五四’后宣传工作一般通过报刊来进行。报刊影响很大，对青年有启发、教育作用。我们一面写文章，一面在许多地方组织书报贩卖部，挨门推销进步书报。通过推销书报，找订阅者谈话，发展组织。书报贩卖部这个方式，在学校里流行，贩卖书刊的都是较进步的青年……那时候，介绍朋友，只要说他是搞新文化的，便是自己人。”[3]5可见，五四时期的学生们通过书报贩卖部相互沟通联系的情景。在中国的最高学府，即后来产生了许多共产主义者的北京大学，校内的出版部书籍代售所（即书报贩卖部）还在《北京大学日刊》上登出了经销书籍、杂志的广告[3]5。这些书报贩卖部不仅销售杂志，还销售其他城市出版的报纸。1920年毛泽东在长沙创设“文化书社”贩卖部，不仅销售《新青年》，还销售上海的《事时新报》和北京的《晨报》。
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之一的唯物史观体现在《科学社会主义》《共产党宣言》等文章中。恽代英在1920年创办的利群书社正式营业，书社不仅直接经销《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马格斯资本论入门》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而且还出版刊物《我们的》《互助》及借书。利群书社的成员大部分是青年学生，他们后来大都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也影响到书社以外的广大地区。萧楚女和施洋分别在书社打下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最终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4]166。
二、群体传播
群体传播是组织者面对或通过媒介向广大公众进行的直接信息沟通，它是在较大空间和公众范围内进行“一对多”的传播，受众在传播中的参与、反馈和主动性比人际传播稍差，但比大众传播要好。
通过大学课堂进行群体传播是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路径。十月革命后，在高校里开展马克思主义的课程及其讲座和讲演在全国发展迅速。当时高校的代表为北方的北京大学和南方的上海大学。李大钊在唯物史观的传播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他“是唯物史观最彻底最先倡导的人，今日中国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的思潮这样澎湃，可说都是先生立其基，导其先河。”[5]103人类社会发展遵循什么规律及如何认识世界，如何解救中国振兴中华？1920年在北大授课的下学期，李大钊至少在每个周一都有“唯物史观”课程[2]321。李大钊还先后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大学等多所大学开设相关课程和讲座。他通过大学课堂把唯物史观传播给学生，讲授的两门课程——《社会学》《女权运动史》“使我们初步接触到马列主义的理论”[2]305。
讲演也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常用的方式之一，在学校附近或深入工人群众中，其效果受场合的氛围及民众的情绪等因素影响。陈独秀的演讲风采一直为各地人士仰慕，1920年到武汉上海等地宣传新思想，他“每到一个地方，都有青年团体或教育机关邀他发表演说。”[6]2061922年12月瞿秋白将从苏联回中国，他说回国的任务之一是“到工人中去巡回讲演，先到长辛店，再到汉口、上海、天津或唐山，并整理成讲演录，以便传播”[7]108。
三、大众传播
五四时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借助出版物、报纸、杂志等传播媒介传播给社会大众。他们的平台主要是著作和期刊。
在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著作是其中一个重要介体。五四时期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包括马列经典原著、马列著作海外中文诠释本、马列著作国内诠释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著作四类。在唯物史观传播中，十月革命后，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开始陆续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著作有：《共产党宣言》《科学的社会主义》《帝国主义浅说》等;马列著作海外中文诠释本包括：恽代英编译的《阶级斗争》、李达编译的《唯物史观解说》等;马列著作国内诠释本有：瞿秋白的《社会科学讲义》（1-5集）、蔡和森的《社会进化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著作有：陈独秀的《社会主义讨论集》、瞿秋白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中国革命史中之孟赛维克主义》、恽代英的《国民革命》和《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毛泽东的《湖南农民革命》（一）等。 杂志发行在五四时期达到空前繁荣。罗家伦1919年评论中国的杂志时就说：“中国近年来杂志太多，不能全看。”[8]五四运动后半年间，全国各地出版了二百多种马克思主义报刊，其中几十种是关于唯物史观，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高潮时期。1920年9月，《新青年》从自发传播发展为由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织指导下开展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五四时期的期刊，既是充分发表见解的平台，也是不同派别的知识分子相互交锋论辩的平台。借助刊物，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可以与学术圈以外的政界、商界、军界等人士建立沟通渠道。
此外，还有“小册子”传播。蔡和森在1920年5月28日在《蔡林彬给毛泽东》信中提及“另印有小册子，过日奉寄。”[9]21所谓的“小册子”，是定期连续出版，或周刊或月刊，内容以理论文章或时政评论为主，主办者主要为志趣相投的知识分子，版式及印刷相对简单。因此，纸张及印刷成本要比报纸低一些。小册子价格低廉，易为社会读者特别是学生接受。《唯物史观浅释》（1923年）2.7万字的小册子，因通俗易懂而大受欢迎，分别由上海书店、国光书店、长江书店至少出版8版之多[10]38。
四、组织传播——社团
五四时期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以特定的组织——社团为主体，在社团内部及对社团之外的民众进行唯物史观的信息交流和沟通。
五四时期的社团主要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组织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大学生平民教育讲演团、工人夜校、宣讲员养成所等。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北大中文系、英文系、化学系等各系学生邓中夏、黄日葵、高尚德、范鸿劫等十九人成立我国最早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12月为“集合信仰和有能力研究社会主义的同志，互助地来研究并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成立。李大钊的英语、日语水平都很高，能用日语交流能看英文书，马克思研究会成立以后他作了多次讲演，如《唯物史观》《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等等。
陈独秀在1920年5月于上海发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主持出版了《劳动节纪念号》（《新青年》专刊）邵力子、陈望道、李汉俊、戴季陶、俞秀松、沈玄庐、刘大白、沈仲九等人应陈独秀之邀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1年陈独秀创办宣讲员养成所以“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造就将来开展群众工作的干部”[6]256为目的，其学生后来不少成为广东党、团的骨干分子。此外，五四时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还开创大学生平民教育讲演团和工人夜校，开拓群众视野增进知识，唤起他們的自觉心。
五、实践传播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历史是现实的人的活动史，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五四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者及途径问题。陈独秀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之自然结果，也就是民族间争夺残杀之唯一原动力。”[11]260瞿秋白认为中国革命的唯一领导者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12]32邓中夏指出工农联盟是革命的动力，所以“一定要工农通通组织好了，工农阶级的力量扩大了，然后革命才能成功。这个方法是最进步的方法，也是最有效的方法。”[13]2031922年在《中国劳动运动应取的方针》中，蔡和森分析中国的劳资紧张的原因在“经济事实的根本冲突上面”[9]58，并指出了中国革命的途径，使民众认识到“改造社会制度”[9]58的根本解决方法。
中共成立后非常重视发动和领导工人运动，并在实践中传播唯物史观。1921年，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创办长辛店机车厂劳动补习学校，是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结合的最好形式之一，一方面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到工人队伍中，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可在实践中得到锻炼。1922年5月在广州分别举行了五一节庆祝大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分别做了演说，并号召青年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并“将其学说实际去活动，干社会的革命”[14]454。两个大会后掀起中国工运的第一次高潮，这年获得“中华劳动运动纪元年”的美誉。
五四时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对唯物史观的宣传，是为了扫清各种思想障碍，从根本上论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合理性与胜利的必然性，提高人们参与的自觉性。他们根据不同的需要、对象、场合采用不同的传播路径。通过唯物史观的传播，讨论社会主义的人渐渐多了，使一大批社会青年增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了解及认同内化，为马克思主义话语建构做出了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1][美]桑德拉·黑贝尔斯，理查德·威沃尔二世.有效沟通（第7版）[M].李业昆，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4.
[2]朱文通.李大钊年谱长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3][日]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M].袁广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4]李良明，钟德涛.恽代英年谱[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5]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6]任建树.陈独秀大传[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7]刘小中，丁言模.瞿秋白年谱详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8]罗家伦.今日中国之杂志界[J].新潮（1卷4号），1919（4）.
[9]蔡和森文集（上）[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
[10]杨荣，田子渝.马列主义著作文本在中国的早期传播[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6）.
[11]陈独秀著作选编：第3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12]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篇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邓中夏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14]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收稿日期：2019-05-2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五四时期’中国知识界对西方社会的批判与马克思主义话语建构研究”（18BDJ0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谭一笑（1973-），女，广东罗定人，教授，博士，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關键词：五四时期;唯物史观;共产主义知识分子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9）11-0034-02
马克思主义理论从西方传到东方，对东方产生影响并为社会民众接受，其过程和形式是跨越国家、跨越语言和民族的。五四时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根据中国的需要有选择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传播，首先是唯物史观的传播。他们对唯物史观的宣传，主要通过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大众传播、组织传播及实践传播五种途径展开。
一、人际传播
人际传播、沟通是人类最为普遍和重要的活动。“除非我们进行人际沟通，否则在社会中我们就不能生存。它们能使我们在社会中有效地发挥作用和维持我们生活中重要的相互关系”[1]157。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高校是主阵地，高校师生是中坚力量。高校传播唯物史观的人际网络主要是师生脉络及书籍销售网络。
师生关系是具有重要影响的人际脉络，李大钊的师生关系脉络颇为广泛。直接师从李大钊的知识分子有：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朱务善、罗章龙、缪伯英、黄日葵、李骏、李梅羹、刘仁静、范鸿劫和瞿秋白。他们主要在高校聆听李大钊的课程及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得到李大钊的指导。从天津到北京的白坚武在“李守常（李大钊）家，谈论近局”[2]266。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讲解通过联结点扩展，师生脉络加强了知识分子之间的联系和沟通。
书籍销售网络也是重要人际传播方式。五四时期的中国还没有全国范围的书籍流通体制，许多学生通过设在各学校内的书报贩卖部求购书籍。这些书报贩卖部不仅经销书籍，负责贩卖部的人（往往是有活动能力的学生）还通过书籍的订购情况把握学生的思想状况，并提供场所以加强学生之间的联系。当时在杭州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执教的陈望道曾这样回忆书报贩卖部：“‘五四’后宣传工作一般通过报刊来进行。报刊影响很大，对青年有启发、教育作用。我们一面写文章，一面在许多地方组织书报贩卖部，挨门推销进步书报。通过推销书报，找订阅者谈话，发展组织。书报贩卖部这个方式，在学校里流行，贩卖书刊的都是较进步的青年……那时候，介绍朋友，只要说他是搞新文化的，便是自己人。”[3]5可见，五四时期的学生们通过书报贩卖部相互沟通联系的情景。在中国的最高学府，即后来产生了许多共产主义者的北京大学，校内的出版部书籍代售所（即书报贩卖部）还在《北京大学日刊》上登出了经销书籍、杂志的广告[3]5。这些书报贩卖部不仅销售杂志，还销售其他城市出版的报纸。1920年毛泽东在长沙创设“文化书社”贩卖部，不仅销售《新青年》，还销售上海的《事时新报》和北京的《晨报》。
马克思的两大发现之一的唯物史观体现在《科学社会主义》《共产党宣言》等文章中。恽代英在1920年创办的利群书社正式营业，书社不仅直接经销《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马格斯资本论入门》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而且还出版刊物《我们的》《互助》及借书。利群书社的成员大部分是青年学生，他们后来大都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也影响到书社以外的广大地区。萧楚女和施洋分别在书社打下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最终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4]166。
二、群体传播
群体传播是组织者面对或通过媒介向广大公众进行的直接信息沟通，它是在较大空间和公众范围内进行“一对多”的传播，受众在传播中的参与、反馈和主动性比人际传播稍差，但比大众传播要好。
通过大学课堂进行群体传播是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路径。十月革命后，在高校里开展马克思主义的课程及其讲座和讲演在全国发展迅速。当时高校的代表为北方的北京大学和南方的上海大学。李大钊在唯物史观的传播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他“是唯物史观最彻底最先倡导的人，今日中国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的思潮这样澎湃，可说都是先生立其基，导其先河。”[5]103人类社会发展遵循什么规律及如何认识世界，如何解救中国振兴中华？1920年在北大授课的下学期，李大钊至少在每个周一都有“唯物史观”课程[2]321。李大钊还先后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大学等多所大学开设相关课程和讲座。他通过大学课堂把唯物史观传播给学生，讲授的两门课程——《社会学》《女权运动史》“使我们初步接触到马列主义的理论”[2]305。
讲演也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常用的方式之一，在学校附近或深入工人群众中，其效果受场合的氛围及民众的情绪等因素影响。陈独秀的演讲风采一直为各地人士仰慕，1920年到武汉上海等地宣传新思想，他“每到一个地方，都有青年团体或教育机关邀他发表演说。”[6]2061922年12月瞿秋白将从苏联回中国，他说回国的任务之一是“到工人中去巡回讲演，先到长辛店，再到汉口、上海、天津或唐山，并整理成讲演录，以便传播”[7]108。
三、大众传播
五四时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借助出版物、报纸、杂志等传播媒介传播给社会大众。他们的平台主要是著作和期刊。
在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中，著作是其中一个重要介体。五四时期出版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包括马列经典原著、马列著作海外中文诠释本、马列著作国内诠释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著作四类。在唯物史观传播中，十月革命后，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开始陆续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著作有：《共产党宣言》《科学的社会主义》《帝国主义浅说》等;马列著作海外中文诠释本包括：恽代英编译的《阶级斗争》、李达编译的《唯物史观解说》等;马列著作国内诠释本有：瞿秋白的《社会科学讲义》（1-5集）、蔡和森的《社会进化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著作有：陈独秀的《社会主义讨论集》、瞿秋白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中国革命史中之孟赛维克主义》、恽代英的《国民革命》和《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毛泽东的《湖南农民革命》（一）等。 杂志发行在五四时期达到空前繁荣。罗家伦1919年评论中国的杂志时就说：“中国近年来杂志太多，不能全看。”[8]五四运动后半年间，全国各地出版了二百多种马克思主义报刊，其中几十种是关于唯物史观，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高潮时期。1920年9月，《新青年》从自发传播发展为由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织指导下开展的马克思主义传播。五四时期的期刊，既是充分发表见解的平台，也是不同派别的知识分子相互交锋论辩的平台。借助刊物，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可以与学术圈以外的政界、商界、军界等人士建立沟通渠道。
此外，还有“小册子”传播。蔡和森在1920年5月28日在《蔡林彬给毛泽东》信中提及“另印有小册子，过日奉寄。”[9]21所谓的“小册子”，是定期连续出版，或周刊或月刊，内容以理论文章或时政评论为主，主办者主要为志趣相投的知识分子，版式及印刷相对简单。因此，纸张及印刷成本要比报纸低一些。小册子价格低廉，易为社会读者特别是学生接受。《唯物史观浅释》（1923年）2.7万字的小册子，因通俗易懂而大受欢迎，分别由上海书店、国光书店、长江书店至少出版8版之多[10]38。
四、组织传播——社团
五四时期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以特定的组织——社团为主体，在社团内部及对社团之外的民众进行唯物史观的信息交流和沟通。
五四时期的社团主要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组织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大学生平民教育讲演团、工人夜校、宣讲员养成所等。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北大中文系、英文系、化学系等各系学生邓中夏、黄日葵、高尚德、范鸿劫等十九人成立我国最早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12月为“集合信仰和有能力研究社会主义的同志，互助地来研究并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成立。李大钊的英语、日语水平都很高，能用日语交流能看英文书，马克思研究会成立以后他作了多次讲演，如《唯物史观》《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等等。
陈独秀在1920年5月于上海发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主持出版了《劳动节纪念号》（《新青年》专刊）邵力子、陈望道、李汉俊、戴季陶、俞秀松、沈玄庐、刘大白、沈仲九等人应陈独秀之邀参加“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21年陈独秀创办宣讲员养成所以“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造就将来开展群众工作的干部”[6]256为目的，其学生后来不少成为广东党、团的骨干分子。此外，五四时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还开创大学生平民教育讲演团和工人夜校，开拓群众视野增进知识，唤起他們的自觉心。
五、实践传播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历史是现实的人的活动史，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五四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者及途径问题。陈独秀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之自然结果，也就是民族间争夺残杀之唯一原动力。”[11]260瞿秋白认为中国革命的唯一领导者是“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12]32邓中夏指出工农联盟是革命的动力，所以“一定要工农通通组织好了，工农阶级的力量扩大了，然后革命才能成功。这个方法是最进步的方法，也是最有效的方法。”[13]2031922年在《中国劳动运动应取的方针》中，蔡和森分析中国的劳资紧张的原因在“经济事实的根本冲突上面”[9]58，并指出了中国革命的途径，使民众认识到“改造社会制度”[9]58的根本解决方法。
中共成立后非常重视发动和领导工人运动，并在实践中传播唯物史观。1921年，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创办长辛店机车厂劳动补习学校，是知识分子与工人运动结合的最好形式之一，一方面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到工人队伍中，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可在实践中得到锻炼。1922年5月在广州分别举行了五一节庆祝大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独秀分别做了演说，并号召青年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并“将其学说实际去活动，干社会的革命”[14]454。两个大会后掀起中国工运的第一次高潮，这年获得“中华劳动运动纪元年”的美誉。
五四时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对唯物史观的宣传，是为了扫清各种思想障碍，从根本上论证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合理性与胜利的必然性，提高人们参与的自觉性。他们根据不同的需要、对象、场合采用不同的传播路径。通过唯物史观的传播，讨论社会主义的人渐渐多了，使一大批社会青年增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了解及认同内化，为马克思主义话语建构做出了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1][美]桑德拉·黑贝尔斯，理查德·威沃尔二世.有效沟通（第7版）[M].李业昆，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4.
[2]朱文通.李大钊年谱长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3][日]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M].袁广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4]李良明，钟德涛.恽代英年谱[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5]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6]任建树.陈独秀大传[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7]刘小中，丁言模.瞿秋白年谱详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
[8]罗家伦.今日中国之杂志界[J].新潮（1卷4号），1919（4）.
[9]蔡和森文集（上）[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
[10]杨荣，田子渝.马列主义著作文本在中国的早期传播[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6）.
[11]陈独秀著作选编：第3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12]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篇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3]邓中夏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14]陈独秀著作选编：第2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收稿日期：2019-05-2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五四时期’中国知识界对西方社会的批判与马克思主义话语建构研究”（18BDJ0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谭一笑（1973-），女，广东罗定人，教授，博士，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