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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福利国家的矛盾》中，奥菲对福利国家内部存在的深层次危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本文研究了奥菲有关福利国家政治危机产生的两个主要原因：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诱导、资本主义社会三个子系统之间的失衡;以及政治危机的两个主要表现：福利国家自由民主内容与形式的分离、福利国家社会政策的无效性。通过研究奥菲的政治危机理论，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清当今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在政治方面存在的问题。
关键词：晚期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政治危机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9）11-0048-03
克劳斯·奥菲（ClasOffe）是当代德国杰出的政治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成员。他于1984年出版了《福利国家的矛盾》这本论文集。在这部著作中，奥菲对福利国家政治危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通常来说，政治危机是一个国家内部各种危机最为突出的一种表现形式。加强对奥菲的福利国家政治危理论的研究，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面临的困境，认清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本质，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福利国家政治危机的产生
奥菲对福利国家危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后，认为福利国家可能会存在着比经济危机更严重的危机[1]72-79。在奥菲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已经从“第一层次的危机”上升为“第二层次的危机”。需要指出的是，奥菲将“第一层次的危机”描述为这样的情形：“剩余价值生产过程所导致的结果累进性地对自身构成破坏。”[2]53对于“第二层次的危机”，奥菲则将其看作是晚期资本主义国家所面临的危机管理的危机，这种危机主要集中表现在政治层面上。政治危机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必然有其内在的原因。以下主要从经济危机的诱导和资本主义社会三个子系统之间的失衡两个方面，对引发福利国家政治危机的原因进行论述。
（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诱导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曾鲜明地指出，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资本家为了获得高额利润，必然地，他们会通过削减工资等形式，在对劳动工人进行剥削的同时，力求增加产品的产量。如果说资本家减少劳动工人的工资是为了节约生产成本，那么进行社会化大生产则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劳动产品，以便在市场上进行交换，实现经济利益。因为“商品占有者的商品对他没有直接的使用价值。”[3]104所以当资本家生产出大量的产品投放到市场时，必然希望商品交换得以正常进行，以获得相应的利润。但由于其交换对象就包括了为他们生产商品的劳动者—资本家力求减少其工资从而进行剥削的工人。资本家对劳动工人所进行的剥削，在降低工人的工资水平的同时，也降低了他们的购买力。我们知道，资本家组织商品生产的唯一目的，就在于获得预期利润并进行再生产。当资本家投放市场的商品无法充分进行交换的时候，资本家就无法获得足够的收益来维持再生产的正常进行。因此，资本家又会寻求进一步对工人进行剥削，压缩生产成本。但这必然是徒劳的，因为这么做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最后，离经济危机的到来也就不远了。
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关联性。当经济危机到来并愈演愈烈之时，政治危机必将到来。资本主义虽然就其本质而言，无论是在其早期还是晚期，都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但不可否认的是，相对于早期资本主义而言，晚期资本主义显得更加复杂。维持商品交换关系已经变得不再像早期自由资本主义时期那么容易了。奥菲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以往那种相对稳定的商品交换关系，此时变得不再稳定，而是显示出一种“自我瘫痪”的倾向。这种“自我瘫痪”的倾向意味着，经济领域商品形式的维持越来越依靠行政手段。这就导致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那种经济和政治互不干涉的平衡关系被打破，相互之间的冲突变得越来越频繁。当经济危机不断激化社会矛盾，产生社会冲突的时候，离政治危机的产生也就不远了。
（二）资本主义社会三个子系统之间的失衡
通过研究奥菲的相关理论，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对福利国家政治危机进行分析的时候，大量地运用了社会学的系统功能理论。在奥菲看来，晚期资本主义国家是以包含三个子系统（即经济子系统、政治—行政子系统和规范子系统）在内的一个大的系统的形式而存在的。同时，奥菲又把后兩个子系统称为“侧翼子系统”。在他看来，侧翼子系统对经济子系统起着一种辅助作用。这种辅助作用，体现为侧翼子系统对经济子系统的从属关系。这种从属又有积极从属和消极从属之分。关于积极从属，奥菲的看法是：“在经济子系统与规范和政治—行政子系统之间存在着这样一种关系，后两者的建构方式为经济子系统所决定，并为占支配地位的组织原则的功能发挥积极贡献，为它的存在积极创造前提条件。”[2]43当经济系统处于支配地位，政治—行政子系统和规范子系统处于积极从属的地位时，整个国家处于一种和谐稳定的状态。
至于消极从属，奥菲认为，侧翼子系统“被经济系统所限制，并与它相隔离，不能为经济系统功能的发挥做出实质性贡献。”[2]44就通常的意义而言，完全的积极从属是在理想的状态下才存在的。在现实当中，我们最常见的是消极从属的现象。在消极从属的关系中，“无论对于侧翼子系统还是经济子系统来说都是被动的……规范子系统和政治子系统的干预就成了资本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趋势。”[4]18-24在奥菲看来，在福利国家中，维持以往的积极从属的状态正在变得越来越困难。消极从属的现象不断出现，说明侧翼子系统与经济子系统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激烈，产生的破坏性影响越来越严重，危机的产生变得越来越明显。在奥菲看来，“如果经济系统与其他两个系统之间的边界划分出现困难的话，我们可以认为，社会过程将具有危机倾向。”[2]44
二、福利国家政治危机的表现
作为一个政治社会学家，政治学是奥菲研究福利国家危机的一个重要视角。在《福利国家的矛盾》中，他通过对福利国家的民主制度、政府制定和执行社会政策等方面进行研究，分析了福利国家内部存在的严重的政治危机。以下将福利国家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危机的两个主要方面：自由民主内容与形式的分离和社会政策的无效性进行论述。 （一）福利国家自由民主内容与形式的分离
奥菲认为，在现代国家中，“民主政治是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桥梁。”[2]26由这一“桥梁”所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具有双重功能——使冲突得到表达和解决。在奥菲看来，民主政治体制的作用是双面性的甚至是矛盾性的，因为奥菲认为它担任了制造冲突和解决冲突的双重任务[2]26。然而在今天，资本主义民主政治这座桥梁的坚固性越来越被人们所怀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出现了大量的政治问题。
奥菲认为，在今天，要像以往那样单纯依靠政府制定政策对社会进行管理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了。福利国家在制定社会政策的过程中，越来越倾向于采用“新合作主义”的模式。这种模式是超议会、超官僚制的，它不但具有强烈的功利性，而且在民主合法性层面上也是存疑的。政府的决策过程越来越依赖于专家所提供的意见，却忽视了社会公众的感受。产生了“政治离公民越来越远，而政策则离公民越来越近”的现象[2]36。除此之外，公民在政党选举过程中的行为所体现的民主也表现得越来越形式主义。在今天，人们对那种试图承担全方位责任的并以之骗取选票的“超级政党”的不信任度在不断上升。大家越来越不相信正在执政或即将执政的政党能够真正代表自己的利益，更不相信会有哪个政党能够为自己谋求利益。公民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一种替代性政治制度出现了;投票变成了一种形式，对政党政治的参与不再是表达政治意志与争取利益的行之有效的途径[5]53-58。这就导致社会公众在政党进行选举的过程中，所实施的投票行为更多是形式主义的，而不是目的性的。在福利国家中，上到政府机构，下到民众，大家所采取的行动体现的是形式的民主，而不是实质的民主。
（二）福利国家社会政策的无效性
奥菲在讨论社会政策时，对冯·弗伯（Von Ferber）的观点进行了介绍。奥菲指出，在冯·弗伯那里，“社会政策是一套有关国家分配的法律权利系统，旨在实现货币平调之目的。”[2]92在奥菲看来，冯·弗伯的社会政策的理论，是从经济学和法学的立场出发的。制定社会政策的目的就在于，通过法律的形式使社会内部的公民获得平等的经济利益。在奥菲看来，或许可以从功能的角度对社会政策加以理解。他认为：“社会政策是国家行为方式，它不断地把非雇佣工人转变成雇佣工人。”[2]94-95可以看到，在理解社会政策方面，奥菲显然是与冯·弗伯不同的。奥菲对社会政策的理解，并不局限于对经济利益的分配，而是将社会政策与正义、平等、安全和自由等概念联系起来。因此奥菲并非从资本主义政治家的角度，形式主义地关注个人或小型团体的利益，以获得他们的选票。
奥菲把资本主义工业化看作是一个伴随劳动力的动员和解组织化的充满矛盾的过程。一方面，工业化的发展导致竞争关系的全面扩张，各个资本家要求获得更多的劳动力，以增加产品的数量。另一方面，为了节约生产成本，以便获得更多剩余价值，资本家会不断引进生产技术。这就意味着，工人的失业在所难免。在奥菲看来，“如果没有国家政策，那些已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的劳动力，他们向积极无产阶级的大规模和彻底转化简直是不可能的。”[2]96福利国家提供的各种保障，对于那些失业工人而言意味着，他们可以暂时维持自身的生存而不必急着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再次成为雇佣工人。对于那些有能力并且愿意尽快转变为雇佣劳动者的非雇佣劳动者，国家则必须给予足够的支持。通常，国家会制定社会政策——通过教育和加强培训等方式——来提高劳动力在市场上的可销售性。但是在奥菲看来，就算政府通过行政的方式使非雇佣工人成了雇佣工人，这种雇佣劳动的组织形式也无法自动维持下去。原因就在于，工人在生产劳动过程中通常会面临各种有损自身健康的环境。当雇员由于身体条件或其他因素导致其不再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的时候，就会遭到解雇。除此之外，雇员劳动者还面临着其他劳动者的竞争，导致他们必须不断学习，加强培训，以免被淘汰。但这种培训并不能指望资本家来提供，最终仍要由政府来主导和完成。
在奥菲看来，只有当市场上所具有的劳动力的数量与市场所能容纳的劳动力的数量大致平衡时的状态才是理想的。但是在福利国家中，由于政府的干预，这种平衡被打破了。对于市场无法吸收（或暂时无法吸收）的劳动力，国家必须通过其他途径加以消化。要么允许他们进入侧翼子系统（比如，成为公务员或教师等），逃避作为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的责任。要么为他们提供足够的生活保障，使他们得到暂时的照顾。无论政府怎么做，都不可避免地会增加其财政负担。当国家加大财政支出并要求加征税收的时候，就会把一系列规则强加到企业（或资本家）头上。一部分利益受损的资本家，为了保证自身的利益，就会把投资机会转向国外。这无疑会大大减少国内就业机会的供给，造成失业率的上升。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福利国家寄希望于通过制定社会政策来促进非雇佣工人向雇佣工人转变的努力是无效的。这种干预行为，不但无法促进就业，而且还会导致国内失业率居高不下。同时，还会引发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国家的不满。福利国家的政府调节，非但无法防止和弥补晚期资本主义的各种缺陷，反而呈现出这種调节的无能为力和一种自我破坏的特征。
三、结语
奥菲在对福利国家政治危机进行研究的时候，他的理论并不是单纯从经济系统去分析危机的根源及其表现的，他更多的是从政治系统、福利国家的政策和措施等方面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进行研究[6]13-19。总体而言，奥菲对福利国家的政治危机所进行的研究，是立足于现实的符合时代特征的行动。他的理论，既体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形势，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时代潮流。通过研究奥菲关于福利国家政治危机的理论，我们得以对资本主义当下的发展态势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在研究奥菲的理论的时候，必然会促使我们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在建设福利国家的过程中的得失进行总结和反思。只有积极吸取资本主义在建设福利国家时的经验教训，才能更好地在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建设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我们要不畏艰辛，勇于探索。我们坚信，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人民必将过上美好的生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将实现。
参考文献：
[1]张婷.奥菲《福利国家的矛盾》中的福利国家危机管理理论探析[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72-79.
[2][德]克劳斯·奥菲.福利国家的矛盾[M].郭忠华，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舒建华.系统危机理论视域下的资本主义危机新形式——奥菲的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危机理论[J].贵州省党校学报，2017（1）.
[5]谢静.评奥菲对福利国家结构性矛盾的诠释[J].山东社会科学，2013（4）.
[6]陈炳辉.奥菲对现代福利国家矛盾和危机的分析[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6）.
收稿日期：2019-05-11
作者简介：石杰胜（1991-），男，广西梧州人，硕士研究生，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李静（1994-），女，山东菏泽人，硕士研究生，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关键词：晚期资本主义;福利国家;政治危机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9）11-0048-03
克劳斯·奥菲（ClasOffe）是当代德国杰出的政治社会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成员。他于1984年出版了《福利国家的矛盾》这本论文集。在这部著作中，奥菲对福利国家政治危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通常来说，政治危机是一个国家内部各种危机最为突出的一种表现形式。加强对奥菲的福利国家政治危理论的研究，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当代资本主义面临的困境，认清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本质，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福利国家政治危机的产生
奥菲对福利国家危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后，认为福利国家可能会存在着比经济危机更严重的危机[1]72-79。在奥菲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已经从“第一层次的危机”上升为“第二层次的危机”。需要指出的是，奥菲将“第一层次的危机”描述为这样的情形：“剩余价值生产过程所导致的结果累进性地对自身构成破坏。”[2]53对于“第二层次的危机”，奥菲则将其看作是晚期资本主义国家所面临的危机管理的危机，这种危机主要集中表现在政治层面上。政治危机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必然有其内在的原因。以下主要从经济危机的诱导和资本主义社会三个子系统之间的失衡两个方面，对引发福利国家政治危机的原因进行论述。
（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诱导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家曾鲜明地指出，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资本家为了获得高额利润，必然地，他们会通过削减工资等形式，在对劳动工人进行剥削的同时，力求增加产品的产量。如果说资本家减少劳动工人的工资是为了节约生产成本，那么进行社会化大生产则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劳动产品，以便在市场上进行交换，实现经济利益。因为“商品占有者的商品对他没有直接的使用价值。”[3]104所以当资本家生产出大量的产品投放到市场时，必然希望商品交换得以正常进行，以获得相应的利润。但由于其交换对象就包括了为他们生产商品的劳动者—资本家力求减少其工资从而进行剥削的工人。资本家对劳动工人所进行的剥削，在降低工人的工资水平的同时，也降低了他们的购买力。我们知道，资本家组织商品生产的唯一目的，就在于获得预期利润并进行再生产。当资本家投放市场的商品无法充分进行交换的时候，资本家就无法获得足够的收益来维持再生产的正常进行。因此，资本家又会寻求进一步对工人进行剥削，压缩生产成本。但这必然是徒劳的，因为这么做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最后，离经济危机的到来也就不远了。
经济危机与政治危机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关联性。当经济危机到来并愈演愈烈之时，政治危机必将到来。资本主义虽然就其本质而言，无论是在其早期还是晚期，都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但不可否认的是，相对于早期资本主义而言，晚期资本主义显得更加复杂。维持商品交换关系已经变得不再像早期自由资本主义时期那么容易了。奥菲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以往那种相对稳定的商品交换关系，此时变得不再稳定，而是显示出一种“自我瘫痪”的倾向。这种“自我瘫痪”的倾向意味着，经济领域商品形式的维持越来越依靠行政手段。这就导致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那种经济和政治互不干涉的平衡关系被打破，相互之间的冲突变得越来越频繁。当经济危机不断激化社会矛盾，产生社会冲突的时候，离政治危机的产生也就不远了。
（二）资本主义社会三个子系统之间的失衡
通过研究奥菲的相关理论，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对福利国家政治危机进行分析的时候，大量地运用了社会学的系统功能理论。在奥菲看来，晚期资本主义国家是以包含三个子系统（即经济子系统、政治—行政子系统和规范子系统）在内的一个大的系统的形式而存在的。同时，奥菲又把后兩个子系统称为“侧翼子系统”。在他看来，侧翼子系统对经济子系统起着一种辅助作用。这种辅助作用，体现为侧翼子系统对经济子系统的从属关系。这种从属又有积极从属和消极从属之分。关于积极从属，奥菲的看法是：“在经济子系统与规范和政治—行政子系统之间存在着这样一种关系，后两者的建构方式为经济子系统所决定，并为占支配地位的组织原则的功能发挥积极贡献，为它的存在积极创造前提条件。”[2]43当经济系统处于支配地位，政治—行政子系统和规范子系统处于积极从属的地位时，整个国家处于一种和谐稳定的状态。
至于消极从属，奥菲认为，侧翼子系统“被经济系统所限制，并与它相隔离，不能为经济系统功能的发挥做出实质性贡献。”[2]44就通常的意义而言，完全的积极从属是在理想的状态下才存在的。在现实当中，我们最常见的是消极从属的现象。在消极从属的关系中，“无论对于侧翼子系统还是经济子系统来说都是被动的……规范子系统和政治子系统的干预就成了资本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趋势。”[4]18-24在奥菲看来，在福利国家中，维持以往的积极从属的状态正在变得越来越困难。消极从属的现象不断出现，说明侧翼子系统与经济子系统之间的冲突越来越激烈，产生的破坏性影响越来越严重，危机的产生变得越来越明显。在奥菲看来，“如果经济系统与其他两个系统之间的边界划分出现困难的话，我们可以认为，社会过程将具有危机倾向。”[2]44
二、福利国家政治危机的表现
作为一个政治社会学家，政治学是奥菲研究福利国家危机的一个重要视角。在《福利国家的矛盾》中，他通过对福利国家的民主制度、政府制定和执行社会政策等方面进行研究，分析了福利国家内部存在的严重的政治危机。以下将福利国家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危机的两个主要方面：自由民主内容与形式的分离和社会政策的无效性进行论述。 （一）福利国家自由民主内容与形式的分离
奥菲认为，在现代国家中，“民主政治是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桥梁。”[2]26由这一“桥梁”所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具有双重功能——使冲突得到表达和解决。在奥菲看来，民主政治体制的作用是双面性的甚至是矛盾性的，因为奥菲认为它担任了制造冲突和解决冲突的双重任务[2]26。然而在今天，资本主义民主政治这座桥梁的坚固性越来越被人们所怀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出现了大量的政治问题。
奥菲认为，在今天，要像以往那样单纯依靠政府制定政策对社会进行管理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可能了。福利国家在制定社会政策的过程中，越来越倾向于采用“新合作主义”的模式。这种模式是超议会、超官僚制的，它不但具有强烈的功利性，而且在民主合法性层面上也是存疑的。政府的决策过程越来越依赖于专家所提供的意见，却忽视了社会公众的感受。产生了“政治离公民越来越远，而政策则离公民越来越近”的现象[2]36。除此之外，公民在政党选举过程中的行为所体现的民主也表现得越来越形式主义。在今天，人们对那种试图承担全方位责任的并以之骗取选票的“超级政党”的不信任度在不断上升。大家越来越不相信正在执政或即将执政的政党能够真正代表自己的利益，更不相信会有哪个政党能够为自己谋求利益。公民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一种替代性政治制度出现了;投票变成了一种形式，对政党政治的参与不再是表达政治意志与争取利益的行之有效的途径[5]53-58。这就导致社会公众在政党进行选举的过程中，所实施的投票行为更多是形式主义的，而不是目的性的。在福利国家中，上到政府机构，下到民众，大家所采取的行动体现的是形式的民主，而不是实质的民主。
（二）福利国家社会政策的无效性
奥菲在讨论社会政策时，对冯·弗伯（Von Ferber）的观点进行了介绍。奥菲指出，在冯·弗伯那里，“社会政策是一套有关国家分配的法律权利系统，旨在实现货币平调之目的。”[2]92在奥菲看来，冯·弗伯的社会政策的理论，是从经济学和法学的立场出发的。制定社会政策的目的就在于，通过法律的形式使社会内部的公民获得平等的经济利益。在奥菲看来，或许可以从功能的角度对社会政策加以理解。他认为：“社会政策是国家行为方式，它不断地把非雇佣工人转变成雇佣工人。”[2]94-95可以看到，在理解社会政策方面，奥菲显然是与冯·弗伯不同的。奥菲对社会政策的理解，并不局限于对经济利益的分配，而是将社会政策与正义、平等、安全和自由等概念联系起来。因此奥菲并非从资本主义政治家的角度，形式主义地关注个人或小型团体的利益，以获得他们的选票。
奥菲把资本主义工业化看作是一个伴随劳动力的动员和解组织化的充满矛盾的过程。一方面，工业化的发展导致竞争关系的全面扩张，各个资本家要求获得更多的劳动力，以增加产品的数量。另一方面，为了节约生产成本，以便获得更多剩余价值，资本家会不断引进生产技术。这就意味着，工人的失业在所难免。在奥菲看来，“如果没有国家政策，那些已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的劳动力，他们向积极无产阶级的大规模和彻底转化简直是不可能的。”[2]96福利国家提供的各种保障，对于那些失业工人而言意味着，他们可以暂时维持自身的生存而不必急着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再次成为雇佣工人。对于那些有能力并且愿意尽快转变为雇佣劳动者的非雇佣劳动者，国家则必须给予足够的支持。通常，国家会制定社会政策——通过教育和加强培训等方式——来提高劳动力在市场上的可销售性。但是在奥菲看来，就算政府通过行政的方式使非雇佣工人成了雇佣工人，这种雇佣劳动的组织形式也无法自动维持下去。原因就在于，工人在生产劳动过程中通常会面临各种有损自身健康的环境。当雇员由于身体条件或其他因素导致其不再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的时候，就会遭到解雇。除此之外，雇员劳动者还面临着其他劳动者的竞争，导致他们必须不断学习，加强培训，以免被淘汰。但这种培训并不能指望资本家来提供，最终仍要由政府来主导和完成。
在奥菲看来，只有当市场上所具有的劳动力的数量与市场所能容纳的劳动力的数量大致平衡时的状态才是理想的。但是在福利国家中，由于政府的干预，这种平衡被打破了。对于市场无法吸收（或暂时无法吸收）的劳动力，国家必须通过其他途径加以消化。要么允许他们进入侧翼子系统（比如，成为公务员或教师等），逃避作为资本家的雇佣劳动者的责任。要么为他们提供足够的生活保障，使他们得到暂时的照顾。无论政府怎么做，都不可避免地会增加其财政负担。当国家加大财政支出并要求加征税收的时候，就会把一系列规则强加到企业（或资本家）头上。一部分利益受损的资本家，为了保证自身的利益，就会把投资机会转向国外。这无疑会大大减少国内就业机会的供给，造成失业率的上升。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福利国家寄希望于通过制定社会政策来促进非雇佣工人向雇佣工人转变的努力是无效的。这种干预行为，不但无法促进就业，而且还会导致国内失业率居高不下。同时，还会引发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对国家的不满。福利国家的政府调节，非但无法防止和弥补晚期资本主义的各种缺陷，反而呈现出这種调节的无能为力和一种自我破坏的特征。
三、结语
奥菲在对福利国家政治危机进行研究的时候，他的理论并不是单纯从经济系统去分析危机的根源及其表现的，他更多的是从政治系统、福利国家的政策和措施等方面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进行研究[6]13-19。总体而言，奥菲对福利国家的政治危机所进行的研究，是立足于现实的符合时代特征的行动。他的理论，既体现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形势，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时代潮流。通过研究奥菲关于福利国家政治危机的理论，我们得以对资本主义当下的发展态势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在研究奥菲的理论的时候，必然会促使我们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在建设福利国家的过程中的得失进行总结和反思。只有积极吸取资本主义在建设福利国家时的经验教训，才能更好地在新时代的历史条件下，建设具有我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我们要不畏艰辛，勇于探索。我们坚信，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人民必将过上美好的生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将实现。
参考文献：
[1]张婷.奥菲《福利国家的矛盾》中的福利国家危机管理理论探析[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3）：72-79.
[2][德]克劳斯·奥菲.福利国家的矛盾[M].郭忠华，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舒建华.系统危机理论视域下的资本主义危机新形式——奥菲的资本主义福利国家危机理论[J].贵州省党校学报，2017（1）.
[5]谢静.评奥菲对福利国家结构性矛盾的诠释[J].山东社会科学，2013（4）.
[6]陈炳辉.奥菲对现代福利国家矛盾和危机的分析[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6（6）.
收稿日期：2019-05-11
作者简介：石杰胜（1991-），男，广西梧州人，硕士研究生，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李静（1994-），女，山东菏泽人，硕士研究生，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