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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已快到杖朝之年的袁行霈先生,却越来越有活力。从当年那位英俊温和的北大学生,到“文革”时期那位信念坚定的“白专典型”,再到之后凤凰涅槃的北大著名教授、著名古典文学专家、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国学研究》年刊主编、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他对学术的敬畏一直有增无减。如今看着袁先生依然在学术前线冲锋陷阵,不禁为之赞叹,去年他还主持了博鳌亚洲论坛——传统智慧与力量:对话亚洲文化分论坛。最近,历时将近7年、由袁先生主编、近千名专家学者及各位编审共同合作完成的《中国文化地域通览》出版发行,填补了中国地域文化研究上的空白。此消息一出,不禁让我再次对袁先生的敬佩更加一层,还让我回忆起曾经许多与袁先生之间有趣又温暖的事情。
我结识袁先生则因为我曾经扮演过的我一生中仅有一次的一个角色——保镖。那是1998年,我刚到出版社不久,袁先生到出版社来取稿费,具体数目记不清了,估计万元左右,这在当时已是不小的数目了。袁先生要拿着出版社的支票,到海淀南大街中国工商银行取钱,然后再把钱存到校内的工商银行。从北大东门到北大南门外的路虽然不太远,但是中间要穿过乱七八糟的小马路。当时北大周围还没改造,环境有些烦乱,一介书生揣着这么多钱(那可是十几年前的万元呀),当时的文史编辑部主任乔征胜老师有点不放心,叫我护送袁先生去银行。
那是我第一次跟袁先生这么近地走在一起,他身材挺拔,步履轻盈,说话轻柔,音色优美,我们一路边走边说,不知不觉地到了银行,我光荣而不艰巨地出色完成了“保镖”的任务。没想到,很多天过后,我意外地收到了袁行霈先生的邀请,只为了答谢,这让我十分感动,也因为那次“家宴”我得以有更多机会走近这位学界泰斗。
许多年过去了,如今,袁先生的声望越来越大,但除了书越来越多,其他对于先生来说并没有改变,他还住在原来的房子里,还喜欢坐在原来的沙发上,他还会一如既往地大声笑,还一如既往地俊朗着。我从来看不到袁先生的忙乱,尽管他有那么多的事情。他永远那么从容自如,因为他的生活里有诗有畫有他的陶渊明研究,这一切带给他精神的满足,让他远离物欲。我惊异于袁先生的唯美和优雅,也尊重袁先生的洁净和超然,所以凡是烦俗之事我一概不敢惊扰先生,只有自己出版了好书或者做了有价值的事情,才敢去先生那里汇报。先生看到我带去的书总是很宽厚地褒扬,有时善意的注视和温暖的鼓励比鞭策和批评还有力量,我在袁先生那里获得的就是这种温润涵养却有立场的力量。
对于向学之人,先生总是鼓励的,对于学问之道,先生有自己的见解。早在1978年,他就曾在《光明日报》发表《“纵通”与“横通”》一文,提出独到的学术研究方法和学术境界。后来他说:“学问的气象,如释迦之说法,霁月之在天,庄严恢宏,清远雅正。不强服人而人自服,毋庸标榜而下自成蹊。”先生认为具有大家气象的学者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他们的学术格局和视野开阔,能够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处处显示出总揽全局的能力;他们的学问都具有开山之功,开拓新领域,建立新学科,发凡起例,垂范后学;他们都是学问和道德并重,用正直、诚实、刚强成其宽容、独立之气象。
先生谈诗论道,能书善咏,他追求的是一种诗意的人生,听着西方古典音乐,临摹观望二王颜柳,极高妙而近乎忘我,他把书法和音乐之享受,有形和无形合二为一,打通古今艺术形式,获得全方位的艺术享受。此时的先生是幸福的,青山历历,峰峦自见,风行水上,自然成文,老友陶渊明潜而入,缀句成诗。美的,诗意的,幸福的人生,谦谨,高洁,优雅的人,正所谓:觑神佛如蝼蚁,寄厚味于淡泊。这就是我眼中的袁行霈先生。
(常朔摘自光明网)
我结识袁先生则因为我曾经扮演过的我一生中仅有一次的一个角色——保镖。那是1998年,我刚到出版社不久,袁先生到出版社来取稿费,具体数目记不清了,估计万元左右,这在当时已是不小的数目了。袁先生要拿着出版社的支票,到海淀南大街中国工商银行取钱,然后再把钱存到校内的工商银行。从北大东门到北大南门外的路虽然不太远,但是中间要穿过乱七八糟的小马路。当时北大周围还没改造,环境有些烦乱,一介书生揣着这么多钱(那可是十几年前的万元呀),当时的文史编辑部主任乔征胜老师有点不放心,叫我护送袁先生去银行。
那是我第一次跟袁先生这么近地走在一起,他身材挺拔,步履轻盈,说话轻柔,音色优美,我们一路边走边说,不知不觉地到了银行,我光荣而不艰巨地出色完成了“保镖”的任务。没想到,很多天过后,我意外地收到了袁行霈先生的邀请,只为了答谢,这让我十分感动,也因为那次“家宴”我得以有更多机会走近这位学界泰斗。
许多年过去了,如今,袁先生的声望越来越大,但除了书越来越多,其他对于先生来说并没有改变,他还住在原来的房子里,还喜欢坐在原来的沙发上,他还会一如既往地大声笑,还一如既往地俊朗着。我从来看不到袁先生的忙乱,尽管他有那么多的事情。他永远那么从容自如,因为他的生活里有诗有畫有他的陶渊明研究,这一切带给他精神的满足,让他远离物欲。我惊异于袁先生的唯美和优雅,也尊重袁先生的洁净和超然,所以凡是烦俗之事我一概不敢惊扰先生,只有自己出版了好书或者做了有价值的事情,才敢去先生那里汇报。先生看到我带去的书总是很宽厚地褒扬,有时善意的注视和温暖的鼓励比鞭策和批评还有力量,我在袁先生那里获得的就是这种温润涵养却有立场的力量。
对于向学之人,先生总是鼓励的,对于学问之道,先生有自己的见解。早在1978年,他就曾在《光明日报》发表《“纵通”与“横通”》一文,提出独到的学术研究方法和学术境界。后来他说:“学问的气象,如释迦之说法,霁月之在天,庄严恢宏,清远雅正。不强服人而人自服,毋庸标榜而下自成蹊。”先生认为具有大家气象的学者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他们的学术格局和视野开阔,能够左右逢源,游刃有余,处处显示出总揽全局的能力;他们的学问都具有开山之功,开拓新领域,建立新学科,发凡起例,垂范后学;他们都是学问和道德并重,用正直、诚实、刚强成其宽容、独立之气象。
先生谈诗论道,能书善咏,他追求的是一种诗意的人生,听着西方古典音乐,临摹观望二王颜柳,极高妙而近乎忘我,他把书法和音乐之享受,有形和无形合二为一,打通古今艺术形式,获得全方位的艺术享受。此时的先生是幸福的,青山历历,峰峦自见,风行水上,自然成文,老友陶渊明潜而入,缀句成诗。美的,诗意的,幸福的人生,谦谨,高洁,优雅的人,正所谓:觑神佛如蝼蚁,寄厚味于淡泊。这就是我眼中的袁行霈先生。
(常朔摘自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