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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雪山草地剪影
1935年3月29日晚，红四方面军结束了在四川地域同白匪的周旋作战，为了策应中央红军北上抗日，全军分三路向西渡过嘉陵江，开始了一路打、一路走的艰苦的长征。
四方面军和一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本应在党中央、中革军委的统一领导下顺利向北进军。但是张国涛个人野心膨涨，觊觎军权，图谋不轨，一再对抗党中央，强行命令部队反向南下。结果红四方面军走了几个来回，依然在雪山草地里消耗着自己。并且经过百丈关等几次毫无胜算的战斗，部队损失惨重，使红四方面军的八万多人锐减过半。母亲每每提起，总是泪眼汪汪地说道；“真是害苦了我们的部队，害惨了我们的战士。”
如果说红军长征历经了千辛万苦，那么爬雪山、过草地则是苦中的经典、苦中的极致。
六月份，红四方面军先后翻越了两座大雪山，一是党岭山、一是夹金山。两座雪山均在海拔四千多米，山上空气稀薄，终年积雪，气候险恶，变化无常，六月天气这里还是大雪弥漫，寒风刺骨，攀登起来十分困难，当地老百姓称之为“鬼神山”。暴风雪一来，身上的湿衣服结成了冰块，四肢体肤僵硬得毫无知觉，妇女团的战士们就七八个人、十来个人抱成一团互相取暖。恶劣的气候夺去了许多女战士的生命，有的同志掉进了雪窝里就再也没有爬出来，一些体弱患病的同志也在这里停止了呼吸。到达山顶时还发现很多我先遣红军的尸体，四处散落，被风雪半掩半埋。尽管大家又累又饿又冷，但谁也不敢停下来坐坐，停下来就意味着生命终结。就这样大家你拉我扯，互相搀扶、互相鼓励着翻过了这两座山。
由于长时间上下左右视野全是白茫茫的一片，大部分同志都患了雪盲，又无药医治。天一黑什么也看不见，大家只好一个牵一个的衣服、背包，摸索而行，当了好几天的瞎子。以后部队又陆续翻越了梦笔山、仓德山、打鼓山等海拔均在四千米以上的大雪山，妇女独立团靠着坚强的毅力，就是再累也不歇息，所幸牺牲极少。事实证明女红军也是“钢铁汉”！
部队准备过草地之前，妇女团的另一最主要最艰巨的任务是筹集粮食。在马尔康、大藏寺一带休整时，母亲所在的连队组成了筹粮队，规定每人每天筹粮四五十斤。要保证红军战胜白匪，走过草地，完成北上抗日大业，就需要粮食，这是部队生存、保持战斗力的命根子。可是在藏族地区，藏民受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和挑拨，在反动土司的带领下专门与红军作对，实行道路封锁、牛羊赶光、粮食藏匿、水里放毒等等恶毒伎俩。筹粮难真是胜过了蜀道青天，即便是这样红军也要想办法完成任务。那时青稞作物刚刚收完，没有东西可吃。加之敌人躲在暗地里放冷枪，几天下来都没有搞到粮食，部队还负伤牺牲了几个同志。有一天，母亲和战友们在一片山坡上发现了一些迟收的青稞，便马上组织抢割，但手里除了几把剪刀外没有任何工具，大家就用手拔。母亲回忆，为了防止敌人袭击，我们一面抢收一面派出小股部队化装成藏族妇女监视敌情，防止敌人突袭。回到营地，还要把青稞用手搓出来，再用锅炒干，揉掉外壳装好袋子，女战士们的手都搓破了皮，流了血用布包一下再干，得到这点粮食要花费多少心血啊！简直是用生命去换的呀！
母亲说：“我们过了芦花以后，有一天走过一座大喇嘛寺不远，二分医院的一位女战士掉了队，被埋伏在树林里的蛮子（反动藏民）抓住，把她全身衣服剥光，用刀从脸部到胸及腿部，浑身划满了血道子，然后说：‘滚吧，去找你的部队去。’这名女战士被收容队发现时混身上下没有一块好肉，已经奄奄一息。这当然还算是客气的， 有不少同志都惨死在蛮子和土匪手里。”
长征中最苦的阶段要数过草地了。母亲回忆道：由于我们的粮食不足，第一次没能过得去，第二次走过草地后，到达天全、芦山等地瘠民贫的县内，兵源、补给都十分困难。张国焘意图分裂另立中央，向部队发出南下命令，提出“打到成都坝子吃大米”，“宁向南走一天，不向北走一千”的口号，对于久困草地、饥寒交迫的红军战士来说是很大的诱惑。这样我们又半途折回。以后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合后又第三次过草地。这次过草地时间最长、路程最远，但由于是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口号是：为会师而战斗，为会师而行军。因而部队士气十分高涨，以极大的忍耐和坚强的意志走出了草地。
三次往返草地，母亲看得最多的是以前牺牲了的红军战士的尸体，遍地都是。他们有的手挽着手，胳膊挽着胳膊，一齐倒在地上。有的趴在地上、背上还背着另一个战友。有的死亡前仍保持着向前爬行的姿势，两手攥着泥土和青草，身旁有用手指挖出的长长沟痕。有的红军嘴里紧紧咬着空瘪的干粮袋死去、睁着的双眼望着大部队远去的北方。还有的女战士抬着伤员一起牺牲，担架还压在她们的肩上。
伤病员是最惨的，没有药品、盐巴，也没有固定的医院、救护站，更没有干净的水源和任何有效措施。一些伤员的伤口大堆的生蛆、腐烂、恶臭，以至一块块的烂掉……医护人员束手无策，悲惨情景触目惊心！母亲伤心地说道；“那些伤员疼痛难忍、绝望惨叫的情形和求生的眼神一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草地之苦，把所有的干部战士都走怕了。”
快出草地那几日最令母亲难忘。毛主席和中革军委下达了命令：不许丢掉一个同志！可母亲偏偏在这时得了寒冷病，发高烧整整一个星期，连水都喝不下去，母亲连病带饿已是气息奄奄实在无力动弹了。母亲对班长说：“你们丢下我走吧，不要管我了。”可班长鼓励母亲坚持到底。班长问母亲想吃点什么，母亲昏沉沉地说想吃点面糊糊。班长跑到粮秣处好不容易才得到三个指头一捏那么点炒面，给母亲熬了一碗清汤面糊，母亲吃下去后，方才觉得好些，第二天体力略微恢复。班长和队长李敏战友把母亲的枪背上，在大家的搀扶下，母亲咬紧牙关最后走出了草地。在性命攸关的时刻，母亲真正感到了阶级情谊是比金子都珍贵的东西，感到了革命军队的温暖和力量。
1936年8月9日拂晓，当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前卫部队冲过腊子口防线后，由妇女独立二团护卫机关、后勤和500多名伤病员沿新堡三岔沟向临洮方向突击前进。谁知从三岔沟的一端突然冲出来100多名反动藏族骑兵和国民党一个营的步兵，横在红军部队前面。母亲所在的连队接受命令担任阻击，掩护机关和伤病员撤离。连长向翠花将三个排的女兵分布在敌人的正面和侧面，向敌人发起猛烈进攻，将敌人压向三岔沟的背面，并利用有利地形据守。副连长谭怀敏对女战士们高喊：“同志们，今天我们就是死在这里，也绝不能让敌人冲过去！”敌人稍稍喘息了一会儿，又成片地往我军阵地冲过来。母亲对战友们大声说道：“骑兵跑得快，我们先打骑兵。”一排齐射后，冲在前面的骑兵纷纷落马。后面的敌人见状吓得直向后缩，几个回合下来，阵地前便堆满了敌人的死尸。但终究敌人太多，阵地被一波又一波的敌人突破。女战士们的弹药也全部打光了，她们拔出刺刀，抡起大刀与冲上来的敌人展开近身肉搏战。阵地上到处都是刀光闪烁、鲜血喷涌，母亲很解气地说：“女兵们全都杀红了眼，她们用枪托打、用石头砸、连掐带咬。”敌人被这些浑身是血、咬手咬耳、拼命死战的“疯女人”吓坏了神经，吓破了胆。一个敌兵俘虏后来说：“从没见过这样勇猛、不要命的女人。” 这次战斗打退敌人后，全部伤病员都已安全顺利转移完毕。但母亲所在的连队牺牲了80多名女战士，伤残了10多人。她们在长征胜利结束的前夜，永远长眠于腊子口。
1936年10月，一、二、四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宁大会师，长征胜利结束。经过总政治部的统计我们才知道，红四方面军在整个红军长征途中翻过的雪山多达13座，往返三次穿过草地，饱受炼狱般的煎熬。由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红四方面军损失惨重，无谓的牺牲4万多人。
妇女独立师在长征三军大会师后缩编为独立团，母亲那时也被编进西路军妇女团，随队西征。全团1300余人，编成3个营9个连，军旗名号为“西路军妇女抗日先锋团”。团长是从红一方面军调任的王泉媛，政委是吴富莲。
1936年10月25日晚上，月黑星稀。在甘肃靖远的虎豹口黄河滩，红四方面军全军抢渡黄河。
妇女团从河岸急速奔跑至河边指定的渡河区域，分批蹚过浅水滩，再乘船和羊皮伐。母亲身上除枪支、子弹袋、手榴弹袋外，还背着一个装有医药用品的木箱。河水刚刚淹没脚踝时，走得太快，不慎踩滑在河滩一块鹅卵石头上，将脚划破并扭伤，肿得老高，疼痛难忍，不能继续渡河坚持行军了。张琴秋和团长王泉媛看过母亲的伤势后，命令母亲暂不过河，留下来养伤。因此，母亲幸免于难。
红四方面军正在渡河时，国民党军关麟征部一个精锐师从南侧猛冲过来，枪炮齐放，像一把刀一下子把渡河的部队首尾斩成两截，河东河西隔断。这样，未来得及渡河的张国焘、朱德以及红四军、红三十一军被阻隔在了黄河东岸。已经渡过黄河的红五军、红九军、红三十军、妇女独立团以及总指挥部徐向前、陈昌浩等21800名红军战士踏上了转战河西走廊的征途，开始了与装备精良而又凶狠、残暴、强悍的西北马家军骑兵进行英勇的殊死博战。黄河的险恶天堑使西路军最终走上孤军奋战之路，给后人留下一曲令人沉闷而又壮怀、撼天动地的悲歌。
当听到西路军兵败祁连山，妇女团全军覆没，姐妹们一部被俘、大部牺牲的悲惨消息后，已在延安的母亲忍不住放声痛哭。
妇女独立团有一个女战士也叫王秀英，随部队渡过黄河。为了掩护西路军总指挥部安全撤退，妇女团在祁连山腹地梨园口进行了惨烈的阻击战，女兵大半牺牲。石窝分兵后，部队整体被马家军分割打散。这个王秀英跟着团长王泉媛一起被俘，几经磨难于1939年3月逃出匪窟，然而在去往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的路上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掩护团长王泉媛英勇牺牲。解放后，很多健在的原妇女团的老人都认为是我的母亲。2006年，我同王定国老妈妈说起此事，王定国才一拍大腿，高兴地说：“噢，原来是没过河的王秀英呀，你妈妈是幸运的！”
五、 永世怀念
回顾往事，特别是母亲在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生活战斗的阶段，奠定了她逐渐成为一个抱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共产党员的基础。那段艰苦的历程使母亲在新中国成立后直到改革开放的今天，仍然保持着当初参加革命的誓言和坚定的信念。
年少的母亲刚参军时，什么也不懂，更不知道革命是怎样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只晓得去努力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在重任面前不退缩、在敌人面前敢拼命。部队领导和战友们给母亲讲革命道理，帮助母亲学习文化，教母亲做群众宣传工作，母亲慢慢懂得了一个红军战士的责任和历史使命，而长征又给了母亲特殊的磨炼和力量。
从1933年年初到1936年年底，红军中的妇女武装力量历经了长征的高潮而告一段落。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央军委根据红军时期的经验教训以及女性特点、残酷战争环境等因素，决定不再建立单独的妇女部队。全部由女兵组成的作战建制单位在人民军队历史上就此成为空前绝后的篇章。红军女战士那些可歌可泣的战斗业绩永远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
纵观宇宙苍穹，世界上没有这样坚忍不拔的军队，不为任何艰难困苦所压倒、所击垮。问鼎强盛帝国，无论美国的西点军校还是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都培养不出这样的军队！唯有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方能历经此大苦大难，担此救国救民的重任。理想和信念铸就了这支钢铁部队的魂魄。
母亲参军后一直当战士，调动频繁。开始在红四方面军保卫局革命法庭当战士，后又调到妇女独立营、独立团当班长，总供给部工厂和总医院工作，1937年5月母亲在云阳由王玉莲、唐桂英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被指派到延安八路军通信学校红军班受训，后又调入军委卫生部边区医院和中央警备团工作，历经延安大生产、转战陕北、卫戍石家庄、西柏坡以及北京等重要的历史阶段。一直就在中央机关和警卫部队担负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光荣任务，直到离休。
母亲是一个极为普通的川籍妇女，但同时也是一个了不起的红军战士。母亲常常自我警示：“我永远不会忘记长征中的万水千山，不会忘记牺牲了的战友。每当我看到银幕上、舞台上出现红军女战士的形象时，都会令我清晰地想起那惊心动魄的年代而激动不已。”母亲最爱看的是《万水千山》、《突破乌江》、《金沙江畔》、《祁连山的回响》等反映红军战斗生活的老电影。她很认真地对我说：“这样的电影，就是我的革命史和回忆录。”
1957年6月18日国防部第88号命令，授予母亲三级“八一”勋章一枚，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一枚，三级“解放”勋章一枚。母亲用双手抚拭着亮闪闪、光灿灿的勋章平静地对我说：“这不是属于我个人的勋章，而是无数烈士们鲜血的结晶。是成千上万红军战士血肉之躯的合成！”
郭沫若曾以诗为赞：“多少人民血，换来此尊荣。思之泪如坠，欢笑不成声。”
经过战争年代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锤炼，已有65年党龄的母亲就是一块特种钢！
母亲身上最优秀的政治品质就是：我是毛主席、共产党培养的战士，我永远忠于党、相信党、跟党走到最后一口气。
母亲最过硬的思想作风就是：不图高官、不谋厚禄。我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能让人民和组织特殊照顾我。
母亲最可爱的性格就是：不服老、不服输。无论什么时候，面对任何困难总是硬邦邦地甩出一句川腔：“老子两万五千里都走过来了，这点困难算什么！” 这是用苦难铸成的信念，这是用血肉熬出的忠诚。
1996年10月，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大会。母亲收到请柬后心情非常激动，她没有向老干局要车，已经83岁的母亲从住地光明楼徒步12公里走到人民大会堂。作为一个老红军战士，母亲要以她特殊的方式来纪念长征的伟大胜利。虽然已是耄耋之年，母亲的红军之心永远年轻不老，红军之情永远淳厚、浓情似火。
1998年3月，一个春暖花开的周末，母亲委托我邀请了五位在京的原红四方面军女战友到家中作客。我记得有：高秀英、谭新华、浦文清、史群英……等老妈妈，均已八十多岁高龄。出生入死的战友相聚，个个激动万分。她们清晰地谈起家乡和战争年代的往事，令人惊讶。回忆红军时代的青春年华，老人们开怀大笑，脸上洋溢着幸福和满足。想起那些牺牲了的战友们，这些老妈妈顿时像孩子一样掩面哭泣。
我用一瓶中国红葡萄酒并亲自下厨炒了几个连队水平的菜招待这些“硕果仅存”的女红军战士，这些老妈妈平时几乎是不喝酒的，但那天她们每人都超强地喝了满满一大杯。兴奋之余，老妈妈们竟手舞足蹈地唱起红军时期的革命歌曲《八月桂花遍地开》……虽然音律曲调走了板，然而她们却已神游心往那激情燃烧的红军岁月，陶醉其中。看到她们少有的“失态”，我心中涌出一丝丝酸楚，但更为她们骄傲和自豪。所幸，我们对红军和那个时代的理解、领悟还算饱满、深刻。
瞬时不觉，天色已晚。待余兴未尽的老妈妈们依依不舍辞别时，满天的星斗已密盖头顶。 母亲手指夜空说道：“今晚的北斗星格外明亮啊。”我凝望着深邃闪烁的星空，忽然觉得“红军”就是一颗最明亮的星，一颗指明方向、引领着穷苦妇女走上革命道路的北斗星。母亲和所有的红军女战士也都是一颗颗默默发光、蓄势燎原的星，有了她们流血牺牲的奋斗，赤胆忠心的守护，才有今天绚丽多彩、和平宁静的夜空。她们虽渺无显赫、黯淡无光，但在人民心中绝不会因为普通而陨落，反而会因为平凡而永恒。
马克思说过：“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在跨入新世纪的中国，母亲那一代人作为一个英雄主义的群体，正逐渐在历史的长河中消逝。但她们用鲜血和生命所谱写的壮丽诗篇永远在历史的功劳簿上闪现、熠熠生辉。
希望我们的后世子孙传承红色基因，刻骨铭心地记住那些风骨擎天、意志穿岩的红军战士！记住那些英勇的女性，记住那些早年为共产主义事业奋勇献身的伟大的母亲们！
永远缅怀她们！
1935年3月29日晚，红四方面军结束了在四川地域同白匪的周旋作战，为了策应中央红军北上抗日，全军分三路向西渡过嘉陵江，开始了一路打、一路走的艰苦的长征。
四方面军和一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本应在党中央、中革军委的统一领导下顺利向北进军。但是张国涛个人野心膨涨，觊觎军权，图谋不轨，一再对抗党中央，强行命令部队反向南下。结果红四方面军走了几个来回，依然在雪山草地里消耗着自己。并且经过百丈关等几次毫无胜算的战斗，部队损失惨重，使红四方面军的八万多人锐减过半。母亲每每提起，总是泪眼汪汪地说道；“真是害苦了我们的部队，害惨了我们的战士。”
如果说红军长征历经了千辛万苦，那么爬雪山、过草地则是苦中的经典、苦中的极致。
六月份，红四方面军先后翻越了两座大雪山，一是党岭山、一是夹金山。两座雪山均在海拔四千多米，山上空气稀薄，终年积雪，气候险恶，变化无常，六月天气这里还是大雪弥漫，寒风刺骨，攀登起来十分困难，当地老百姓称之为“鬼神山”。暴风雪一来，身上的湿衣服结成了冰块，四肢体肤僵硬得毫无知觉，妇女团的战士们就七八个人、十来个人抱成一团互相取暖。恶劣的气候夺去了许多女战士的生命，有的同志掉进了雪窝里就再也没有爬出来，一些体弱患病的同志也在这里停止了呼吸。到达山顶时还发现很多我先遣红军的尸体，四处散落，被风雪半掩半埋。尽管大家又累又饿又冷，但谁也不敢停下来坐坐，停下来就意味着生命终结。就这样大家你拉我扯，互相搀扶、互相鼓励着翻过了这两座山。
由于长时间上下左右视野全是白茫茫的一片，大部分同志都患了雪盲，又无药医治。天一黑什么也看不见，大家只好一个牵一个的衣服、背包，摸索而行，当了好几天的瞎子。以后部队又陆续翻越了梦笔山、仓德山、打鼓山等海拔均在四千米以上的大雪山，妇女独立团靠着坚强的毅力，就是再累也不歇息，所幸牺牲极少。事实证明女红军也是“钢铁汉”！
部队准备过草地之前，妇女团的另一最主要最艰巨的任务是筹集粮食。在马尔康、大藏寺一带休整时，母亲所在的连队组成了筹粮队，规定每人每天筹粮四五十斤。要保证红军战胜白匪，走过草地，完成北上抗日大业，就需要粮食，这是部队生存、保持战斗力的命根子。可是在藏族地区，藏民受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宣传和挑拨，在反动土司的带领下专门与红军作对，实行道路封锁、牛羊赶光、粮食藏匿、水里放毒等等恶毒伎俩。筹粮难真是胜过了蜀道青天，即便是这样红军也要想办法完成任务。那时青稞作物刚刚收完，没有东西可吃。加之敌人躲在暗地里放冷枪，几天下来都没有搞到粮食，部队还负伤牺牲了几个同志。有一天，母亲和战友们在一片山坡上发现了一些迟收的青稞，便马上组织抢割，但手里除了几把剪刀外没有任何工具，大家就用手拔。母亲回忆，为了防止敌人袭击，我们一面抢收一面派出小股部队化装成藏族妇女监视敌情，防止敌人突袭。回到营地，还要把青稞用手搓出来，再用锅炒干，揉掉外壳装好袋子，女战士们的手都搓破了皮，流了血用布包一下再干，得到这点粮食要花费多少心血啊！简直是用生命去换的呀！
母亲说：“我们过了芦花以后，有一天走过一座大喇嘛寺不远，二分医院的一位女战士掉了队，被埋伏在树林里的蛮子（反动藏民）抓住，把她全身衣服剥光，用刀从脸部到胸及腿部，浑身划满了血道子，然后说：‘滚吧，去找你的部队去。’这名女战士被收容队发现时混身上下没有一块好肉，已经奄奄一息。这当然还算是客气的， 有不少同志都惨死在蛮子和土匪手里。”
长征中最苦的阶段要数过草地了。母亲回忆道：由于我们的粮食不足，第一次没能过得去，第二次走过草地后，到达天全、芦山等地瘠民贫的县内，兵源、补给都十分困难。张国焘意图分裂另立中央，向部队发出南下命令，提出“打到成都坝子吃大米”，“宁向南走一天，不向北走一千”的口号，对于久困草地、饥寒交迫的红军战士来说是很大的诱惑。这样我们又半途折回。以后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合后又第三次过草地。这次过草地时间最长、路程最远，但由于是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口号是：为会师而战斗，为会师而行军。因而部队士气十分高涨，以极大的忍耐和坚强的意志走出了草地。
三次往返草地，母亲看得最多的是以前牺牲了的红军战士的尸体，遍地都是。他们有的手挽着手，胳膊挽着胳膊，一齐倒在地上。有的趴在地上、背上还背着另一个战友。有的死亡前仍保持着向前爬行的姿势，两手攥着泥土和青草，身旁有用手指挖出的长长沟痕。有的红军嘴里紧紧咬着空瘪的干粮袋死去、睁着的双眼望着大部队远去的北方。还有的女战士抬着伤员一起牺牲，担架还压在她们的肩上。
伤病员是最惨的，没有药品、盐巴，也没有固定的医院、救护站，更没有干净的水源和任何有效措施。一些伤员的伤口大堆的生蛆、腐烂、恶臭，以至一块块的烂掉……医护人员束手无策，悲惨情景触目惊心！母亲伤心地说道；“那些伤员疼痛难忍、绝望惨叫的情形和求生的眼神一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中。草地之苦，把所有的干部战士都走怕了。”
快出草地那几日最令母亲难忘。毛主席和中革军委下达了命令：不许丢掉一个同志！可母亲偏偏在这时得了寒冷病，发高烧整整一个星期，连水都喝不下去，母亲连病带饿已是气息奄奄实在无力动弹了。母亲对班长说：“你们丢下我走吧，不要管我了。”可班长鼓励母亲坚持到底。班长问母亲想吃点什么，母亲昏沉沉地说想吃点面糊糊。班长跑到粮秣处好不容易才得到三个指头一捏那么点炒面，给母亲熬了一碗清汤面糊，母亲吃下去后，方才觉得好些，第二天体力略微恢复。班长和队长李敏战友把母亲的枪背上，在大家的搀扶下，母亲咬紧牙关最后走出了草地。在性命攸关的时刻，母亲真正感到了阶级情谊是比金子都珍贵的东西，感到了革命军队的温暖和力量。
1936年8月9日拂晓，当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前卫部队冲过腊子口防线后，由妇女独立二团护卫机关、后勤和500多名伤病员沿新堡三岔沟向临洮方向突击前进。谁知从三岔沟的一端突然冲出来100多名反动藏族骑兵和国民党一个营的步兵，横在红军部队前面。母亲所在的连队接受命令担任阻击，掩护机关和伤病员撤离。连长向翠花将三个排的女兵分布在敌人的正面和侧面，向敌人发起猛烈进攻，将敌人压向三岔沟的背面，并利用有利地形据守。副连长谭怀敏对女战士们高喊：“同志们，今天我们就是死在这里，也绝不能让敌人冲过去！”敌人稍稍喘息了一会儿，又成片地往我军阵地冲过来。母亲对战友们大声说道：“骑兵跑得快，我们先打骑兵。”一排齐射后，冲在前面的骑兵纷纷落马。后面的敌人见状吓得直向后缩，几个回合下来，阵地前便堆满了敌人的死尸。但终究敌人太多，阵地被一波又一波的敌人突破。女战士们的弹药也全部打光了，她们拔出刺刀，抡起大刀与冲上来的敌人展开近身肉搏战。阵地上到处都是刀光闪烁、鲜血喷涌，母亲很解气地说：“女兵们全都杀红了眼，她们用枪托打、用石头砸、连掐带咬。”敌人被这些浑身是血、咬手咬耳、拼命死战的“疯女人”吓坏了神经，吓破了胆。一个敌兵俘虏后来说：“从没见过这样勇猛、不要命的女人。” 这次战斗打退敌人后，全部伤病员都已安全顺利转移完毕。但母亲所在的连队牺牲了80多名女战士，伤残了10多人。她们在长征胜利结束的前夜，永远长眠于腊子口。
1936年10月，一、二、四三大主力红军在甘肃会宁大会师，长征胜利结束。经过总政治部的统计我们才知道，红四方面军在整个红军长征途中翻过的雪山多达13座，往返三次穿过草地，饱受炼狱般的煎熬。由于张国焘的错误路线，红四方面军损失惨重，无谓的牺牲4万多人。
妇女独立师在长征三军大会师后缩编为独立团，母亲那时也被编进西路军妇女团，随队西征。全团1300余人，编成3个营9个连，军旗名号为“西路军妇女抗日先锋团”。团长是从红一方面军调任的王泉媛，政委是吴富莲。
1936年10月25日晚上，月黑星稀。在甘肃靖远的虎豹口黄河滩，红四方面军全军抢渡黄河。
妇女团从河岸急速奔跑至河边指定的渡河区域，分批蹚过浅水滩，再乘船和羊皮伐。母亲身上除枪支、子弹袋、手榴弹袋外，还背着一个装有医药用品的木箱。河水刚刚淹没脚踝时，走得太快，不慎踩滑在河滩一块鹅卵石头上，将脚划破并扭伤，肿得老高，疼痛难忍，不能继续渡河坚持行军了。张琴秋和团长王泉媛看过母亲的伤势后，命令母亲暂不过河，留下来养伤。因此，母亲幸免于难。
红四方面军正在渡河时，国民党军关麟征部一个精锐师从南侧猛冲过来，枪炮齐放，像一把刀一下子把渡河的部队首尾斩成两截，河东河西隔断。这样，未来得及渡河的张国焘、朱德以及红四军、红三十一军被阻隔在了黄河东岸。已经渡过黄河的红五军、红九军、红三十军、妇女独立团以及总指挥部徐向前、陈昌浩等21800名红军战士踏上了转战河西走廊的征途，开始了与装备精良而又凶狠、残暴、强悍的西北马家军骑兵进行英勇的殊死博战。黄河的险恶天堑使西路军最终走上孤军奋战之路，给后人留下一曲令人沉闷而又壮怀、撼天动地的悲歌。
当听到西路军兵败祁连山，妇女团全军覆没，姐妹们一部被俘、大部牺牲的悲惨消息后，已在延安的母亲忍不住放声痛哭。
妇女独立团有一个女战士也叫王秀英，随部队渡过黄河。为了掩护西路军总指挥部安全撤退，妇女团在祁连山腹地梨园口进行了惨烈的阻击战，女兵大半牺牲。石窝分兵后，部队整体被马家军分割打散。这个王秀英跟着团长王泉媛一起被俘，几经磨难于1939年3月逃出匪窟，然而在去往兰州八路军办事处的路上为了躲避敌人的追捕、掩护团长王泉媛英勇牺牲。解放后，很多健在的原妇女团的老人都认为是我的母亲。2006年，我同王定国老妈妈说起此事，王定国才一拍大腿，高兴地说：“噢，原来是没过河的王秀英呀，你妈妈是幸运的！”
五、 永世怀念
回顾往事，特别是母亲在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团生活战斗的阶段，奠定了她逐渐成为一个抱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共产党员的基础。那段艰苦的历程使母亲在新中国成立后直到改革开放的今天，仍然保持着当初参加革命的誓言和坚定的信念。
年少的母亲刚参军时，什么也不懂，更不知道革命是怎样一个复杂曲折的过程。只晓得去努力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在重任面前不退缩、在敌人面前敢拼命。部队领导和战友们给母亲讲革命道理，帮助母亲学习文化，教母亲做群众宣传工作，母亲慢慢懂得了一个红军战士的责任和历史使命，而长征又给了母亲特殊的磨炼和力量。
从1933年年初到1936年年底，红军中的妇女武装力量历经了长征的高潮而告一段落。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央军委根据红军时期的经验教训以及女性特点、残酷战争环境等因素，决定不再建立单独的妇女部队。全部由女兵组成的作战建制单位在人民军队历史上就此成为空前绝后的篇章。红军女战士那些可歌可泣的战斗业绩永远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
纵观宇宙苍穹，世界上没有这样坚忍不拔的军队，不为任何艰难困苦所压倒、所击垮。问鼎强盛帝国，无论美国的西点军校还是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都培养不出这样的军队！唯有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方能历经此大苦大难，担此救国救民的重任。理想和信念铸就了这支钢铁部队的魂魄。
母亲参军后一直当战士，调动频繁。开始在红四方面军保卫局革命法庭当战士，后又调到妇女独立营、独立团当班长，总供给部工厂和总医院工作，1937年5月母亲在云阳由王玉莲、唐桂英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8年被指派到延安八路军通信学校红军班受训，后又调入军委卫生部边区医院和中央警备团工作，历经延安大生产、转战陕北、卫戍石家庄、西柏坡以及北京等重要的历史阶段。一直就在中央机关和警卫部队担负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光荣任务，直到离休。
母亲是一个极为普通的川籍妇女，但同时也是一个了不起的红军战士。母亲常常自我警示：“我永远不会忘记长征中的万水千山，不会忘记牺牲了的战友。每当我看到银幕上、舞台上出现红军女战士的形象时，都会令我清晰地想起那惊心动魄的年代而激动不已。”母亲最爱看的是《万水千山》、《突破乌江》、《金沙江畔》、《祁连山的回响》等反映红军战斗生活的老电影。她很认真地对我说：“这样的电影，就是我的革命史和回忆录。”
1957年6月18日国防部第88号命令，授予母亲三级“八一”勋章一枚，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一枚，三级“解放”勋章一枚。母亲用双手抚拭着亮闪闪、光灿灿的勋章平静地对我说：“这不是属于我个人的勋章，而是无数烈士们鲜血的结晶。是成千上万红军战士血肉之躯的合成！”
郭沫若曾以诗为赞：“多少人民血，换来此尊荣。思之泪如坠，欢笑不成声。”
经过战争年代血与火、生与死的考验、锤炼，已有65年党龄的母亲就是一块特种钢！
母亲身上最优秀的政治品质就是：我是毛主席、共产党培养的战士，我永远忠于党、相信党、跟党走到最后一口气。
母亲最过硬的思想作风就是：不图高官、不谋厚禄。我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能让人民和组织特殊照顾我。
母亲最可爱的性格就是：不服老、不服输。无论什么时候，面对任何困难总是硬邦邦地甩出一句川腔：“老子两万五千里都走过来了，这点困难算什么！” 这是用苦难铸成的信念，这是用血肉熬出的忠诚。
1996年10月，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大会。母亲收到请柬后心情非常激动，她没有向老干局要车，已经83岁的母亲从住地光明楼徒步12公里走到人民大会堂。作为一个老红军战士，母亲要以她特殊的方式来纪念长征的伟大胜利。虽然已是耄耋之年，母亲的红军之心永远年轻不老，红军之情永远淳厚、浓情似火。
1998年3月，一个春暖花开的周末，母亲委托我邀请了五位在京的原红四方面军女战友到家中作客。我记得有：高秀英、谭新华、浦文清、史群英……等老妈妈，均已八十多岁高龄。出生入死的战友相聚，个个激动万分。她们清晰地谈起家乡和战争年代的往事，令人惊讶。回忆红军时代的青春年华，老人们开怀大笑，脸上洋溢着幸福和满足。想起那些牺牲了的战友们，这些老妈妈顿时像孩子一样掩面哭泣。
我用一瓶中国红葡萄酒并亲自下厨炒了几个连队水平的菜招待这些“硕果仅存”的女红军战士，这些老妈妈平时几乎是不喝酒的，但那天她们每人都超强地喝了满满一大杯。兴奋之余，老妈妈们竟手舞足蹈地唱起红军时期的革命歌曲《八月桂花遍地开》……虽然音律曲调走了板，然而她们却已神游心往那激情燃烧的红军岁月，陶醉其中。看到她们少有的“失态”，我心中涌出一丝丝酸楚，但更为她们骄傲和自豪。所幸，我们对红军和那个时代的理解、领悟还算饱满、深刻。
瞬时不觉，天色已晚。待余兴未尽的老妈妈们依依不舍辞别时，满天的星斗已密盖头顶。 母亲手指夜空说道：“今晚的北斗星格外明亮啊。”我凝望着深邃闪烁的星空，忽然觉得“红军”就是一颗最明亮的星，一颗指明方向、引领着穷苦妇女走上革命道路的北斗星。母亲和所有的红军女战士也都是一颗颗默默发光、蓄势燎原的星，有了她们流血牺牲的奋斗，赤胆忠心的守护，才有今天绚丽多彩、和平宁静的夜空。她们虽渺无显赫、黯淡无光，但在人民心中绝不会因为普通而陨落，反而会因为平凡而永恒。
马克思说过：“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在跨入新世纪的中国，母亲那一代人作为一个英雄主义的群体，正逐渐在历史的长河中消逝。但她们用鲜血和生命所谱写的壮丽诗篇永远在历史的功劳簿上闪现、熠熠生辉。
希望我们的后世子孙传承红色基因，刻骨铭心地记住那些风骨擎天、意志穿岩的红军战士！记住那些英勇的女性，记住那些早年为共产主义事业奋勇献身的伟大的母亲们！
永远缅怀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