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当前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和城市相比，农村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将面临经济基础、制度安排、社会环境和意识载体等一系列特殊难题。为此，必须结合社会变革的大环境，通盘考虑影响和制约我国农村发展的各种因素，才能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供可能的路径。
【关键词】农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难题 路径
农村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存在的主要难题
农村价值体系呈“碎片化”状态，整合难度大。当代中国正面临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剧烈转型，农村社会也在经历着深刻的变化，其中农民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变化尤其值得关注。首先，在城市消费主义文化和大众媒体的双重建构下，农村固有的价值标准受到挑战，传统的道德观念受到解构；其次，农村多种社会思潮交织，历史虚无主义、价值多元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宗族本位主义等思潮在不同地方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群众出现了信仰危机，更有许多人处于信仰“真空”状态，农村社会陷入“集体意识衰落”（杜尔凯姆语），很多群众既无宗教的信仰，又无思想体系的信仰，也没有对领袖人物的信仰，只“信自己”。这些都给主流价值体系的认同带来许多不确定因素。
农村经济基础较弱，制约了主流价值观的形成与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最终是否能被农民认同，要看其满足农民需要的程度。客观地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的生活水准也大幅度提高。但我们仍然要看到，农村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短板，广大的农村地区在社会资源和财富的占有和分配上仍处于劣势：农村投入不足，公共品匮乏，农民收入水平低且两极分化严重，社会保障缺乏。按2009年新修订的人均年1196元的扶贫标准，我国仍有4007万农村贫困人口。乡村经济生活的困顿，一方面会挤压农民的精神生活空间，因为与现实的物质需要相比，“理想”、“主义”、“信仰”等精神追求只能退其次；另一方面会扭曲人们以信仰为核心的价值取向，因为在现实无法满足需要时，有人开始寻求虚幻的精神寄托，妄想达到“彼岸世界”。
国家的相关涉农制度安排不合理，影响了农民的制度认同。首先，农民的政治权利缺乏可操作性的制度安排。虽然我国宪法规定，公民享有平等而广泛的政治权利和自，但在实际的权力运作中，由于身份等原因，农民往往变成现实政治的旁观者和被动接受者，这必然严重影响农民对现行社会制度的认同。其次，长期的城市偏向政策使农民被边缘化。城乡二元体制坚持资源分配上的城市偏向，而把作为社会大多数的农民排斥在体制之外，人为地制造了城乡的巨大差距，影响了农民作为公民的身份认同。第三，基层组织失灵，直接影响了党和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威信。
受生成价值观的社会历史环境限制，农民的社会认同度不高。马克思指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①价值观的生成是社会环境、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社会舆论等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我国传统的农业社会是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由血缘关系支撑的宗法等级秩序无论在社会基层组织内还是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始终起支配作用，②与之相应的群体价值观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和狭隘性。一方面，宗族和家族观念作为小农价值观的一部分并没有解体或消亡，反而在很多农村地区仍然存在，甚至改头换面寻求复活，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深度障碍和巨大阻力。③另一方面，我国农民传统价值观生成的经济基础没有变，分散决策的小生产方式导致农民的自组织能力较弱，社会事务的参与程度低，社会合作意识不强。改革开放以后，家庭联产承包制度再次形成生产单位“个体化”，又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计划经济时期培育的集体观念和公德意识，淡漠了乡村人情关系，强化了个人主义，小生产者的狭隘性、自私性再度膨胀。④
农村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路径选择
重视对农村多元价值观的整合，重建社会价值坐标。首先，必须处理好主旋律与包容多样的关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共识”。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农村社会思潮，并不是以一元取代多元，搞“红色”认同，而是以社会主导价值观来感召和引导非主流价值观。要在尊重不同价值选择的基础上，通过价值整合缓解不同价值观之间的矛盾冲突，使各种价值观并存而不对立，并在作用方向上形成合力。其次，要重建农村社会价值坐标，坚持以“八荣八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引导农民划清真善美与假恶丑的界限，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同时在市场经济中坚持正确的财富观、消费观、道德观与合作观，提高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的能力。再次，坚持科学信仰，教育农民对散布腐朽、落后、反动思想的迷信、邪教等活动予以抵制。总之，要整合农村社会价值观念，就必须在多元价值取向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在多样观念中寻求共识，并能以主导扩大共识。
加大农村经济建设扶持力度，提高价值认同的物质基础。范·尼乌文赫伊兹认为：“发展工作的焦点，始则经济，继则社会，终而为文化，这个顺序使人想起西方自产业革命以来处理公共事务的顺序。”⑤农村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应遵循这样的顺序。农村社会价值整合难度大，归根结底是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所限，農民的物质需求没能得到合理的满足。“只有社会的需求与个人的需求契合一致，社会所倡导的主导价值观才能被个体所认同，内化为自我的价值追求”。⑥所以，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首先，要把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解决与群众利益关系最密切、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当前尤其要帮助一部分农民解决生存性危机，重点是农村中的弱势群体，包括老年人、妇女、体弱多病及因病因学致贫者；其次，政府必须以新农村建设为契机，千方百计提高农民收入，实施惠农政策，实现共同富裕，同时要加大对农村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担负起农村公共品供给的职责。政府的这种帮助，也可以增强农民对现行社会制度的认同，感受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实践价值。
调整相关制度安排，增强农民的制度认同。首先，要调整和健全政治制度设计，给予农民平等的有切实保障的政治权利，依法尊重农民的人格尊严和自我选择，真正落实基层民主制度，提高农民对自己当家作主的心理认同。其次，调整资源分配制度，废除城乡二元政策，消除对农民的身份歧视。用制度保证城市“反哺”农村的各项举措落到实处，尤其是保证农村基础设施和其他公共品的投入，比如教育、医疗、农村社会保障等等，让农民享受基本的国民待遇，维持其做人的起码尊严和体面。再次，强化基层组织的意识形态领导功能。在中国这种政府主导、民间话语权相对弱势的社会治理结构中，政府对主流价值体系的构建始终起关键作用。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在农村文化建设中的领导作用，强化“阵地”意识，把握社情民意，重视舆论引导，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抵制邪教和迷信活动；另一方面，要转变执政理念，建立真正的服务型政府，坚决制止官僚主义、贪污腐化、作风恶劣、吃拿卡要等破坏农民感情的事情发生，切实为老百姓排忧解难，把基层组织真正建成人民群众可信赖和可依靠的力量，把党组织真正建设成农村思想建设的堡垒，以实际行动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说服力、感染力和影响力。
改善价值观生成的社会环境，培育农民现代意识。首先，要改变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城市化进程，促进农民的合理流动，打破以地缘、血缘为根基的封闭的生存空间，建立超越地缘和血缘限制的各种新型的社会关系，消除宗法制度对农民的负面影响。事实上，曾经根深蒂固的家族观念逐渐被讲究分工的现代生活淡化，比如传统的孝悌观念、乡土观念在与现代文明的斡旋中逐渐居于下风⑦。其次，要逐步把农民引入社会化大生产的洪流中，引导农民到市场经济中去历练，用市场去涤荡小农经济状态下生成的封闭、狭隘、保守、愚昧、依附和苟安的性格特征，逐步培养主体意识、科学意识、竞争意识、开放意识和创新意识，造就有文化、有思想、有技术的社会主义新农民。（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博士；本文系江苏省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研究成果之一）
注释
①［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2页。
②刘建荣：“社会转型时期农民价值观念的冲突”，《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5期。
③④袁传银：“中国农民传统价值观探析”，《哲学研究》，2008年第4期。
⑤ ［荷兰］范·尼乌文赫伊兹：“20世纪的社会转型”，载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社会转型：多文化多民族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⑥梅萍，林更茂：“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公民的价值认同”，《中州学刊》，2009年第5期。
⑦张清改：“对中国传统农民性格的分析”，《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关键词】农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难题 路径
农村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存在的主要难题
农村价值体系呈“碎片化”状态，整合难度大。当代中国正面临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剧烈转型，农村社会也在经历着深刻的变化，其中农民价值观和人生观的变化尤其值得关注。首先，在城市消费主义文化和大众媒体的双重建构下，农村固有的价值标准受到挑战，传统的道德观念受到解构；其次，农村多种社会思潮交织，历史虚无主义、价值多元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宗族本位主义等思潮在不同地方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群众出现了信仰危机，更有许多人处于信仰“真空”状态，农村社会陷入“集体意识衰落”（杜尔凯姆语），很多群众既无宗教的信仰，又无思想体系的信仰，也没有对领袖人物的信仰，只“信自己”。这些都给主流价值体系的认同带来许多不确定因素。
农村经济基础较弱，制约了主流价值观的形成与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最终是否能被农民认同，要看其满足农民需要的程度。客观地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的生活水准也大幅度提高。但我们仍然要看到，农村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短板，广大的农村地区在社会资源和财富的占有和分配上仍处于劣势：农村投入不足，公共品匮乏，农民收入水平低且两极分化严重，社会保障缺乏。按2009年新修订的人均年1196元的扶贫标准，我国仍有4007万农村贫困人口。乡村经济生活的困顿，一方面会挤压农民的精神生活空间，因为与现实的物质需要相比，“理想”、“主义”、“信仰”等精神追求只能退其次；另一方面会扭曲人们以信仰为核心的价值取向，因为在现实无法满足需要时，有人开始寻求虚幻的精神寄托，妄想达到“彼岸世界”。
国家的相关涉农制度安排不合理，影响了农民的制度认同。首先，农民的政治权利缺乏可操作性的制度安排。虽然我国宪法规定，公民享有平等而广泛的政治权利和自，但在实际的权力运作中，由于身份等原因，农民往往变成现实政治的旁观者和被动接受者，这必然严重影响农民对现行社会制度的认同。其次，长期的城市偏向政策使农民被边缘化。城乡二元体制坚持资源分配上的城市偏向，而把作为社会大多数的农民排斥在体制之外，人为地制造了城乡的巨大差距，影响了农民作为公民的身份认同。第三，基层组织失灵，直接影响了党和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威信。
受生成价值观的社会历史环境限制，农民的社会认同度不高。马克思指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①价值观的生成是社会环境、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社会舆论等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我国传统的农业社会是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由血缘关系支撑的宗法等级秩序无论在社会基层组织内还是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始终起支配作用，②与之相应的群体价值观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和狭隘性。一方面，宗族和家族观念作为小农价值观的一部分并没有解体或消亡，反而在很多农村地区仍然存在，甚至改头换面寻求复活，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深度障碍和巨大阻力。③另一方面，我国农民传统价值观生成的经济基础没有变，分散决策的小生产方式导致农民的自组织能力较弱，社会事务的参与程度低，社会合作意识不强。改革开放以后，家庭联产承包制度再次形成生产单位“个体化”，又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计划经济时期培育的集体观念和公德意识，淡漠了乡村人情关系，强化了个人主义，小生产者的狭隘性、自私性再度膨胀。④
农村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路径选择
重视对农村多元价值观的整合，重建社会价值坐标。首先，必须处理好主旋律与包容多样的关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共识”。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农村社会思潮，并不是以一元取代多元，搞“红色”认同，而是以社会主导价值观来感召和引导非主流价值观。要在尊重不同价值选择的基础上，通过价值整合缓解不同价值观之间的矛盾冲突，使各种价值观并存而不对立，并在作用方向上形成合力。其次，要重建农村社会价值坐标，坚持以“八荣八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引导农民划清真善美与假恶丑的界限，正确对待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同时在市场经济中坚持正确的财富观、消费观、道德观与合作观，提高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的能力。再次，坚持科学信仰，教育农民对散布腐朽、落后、反动思想的迷信、邪教等活动予以抵制。总之，要整合农村社会价值观念，就必须在多元价值取向之间保持合理的张力，在多样观念中寻求共识，并能以主导扩大共识。
加大农村经济建设扶持力度，提高价值认同的物质基础。范·尼乌文赫伊兹认为：“发展工作的焦点，始则经济，继则社会，终而为文化，这个顺序使人想起西方自产业革命以来处理公共事务的顺序。”⑤农村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也应遵循这样的顺序。农村社会价值整合难度大，归根结底是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所限，農民的物质需求没能得到合理的满足。“只有社会的需求与个人的需求契合一致，社会所倡导的主导价值观才能被个体所认同，内化为自我的价值追求”。⑥所以，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首先，要把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解决与群众利益关系最密切、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当前尤其要帮助一部分农民解决生存性危机，重点是农村中的弱势群体，包括老年人、妇女、体弱多病及因病因学致贫者；其次，政府必须以新农村建设为契机，千方百计提高农民收入，实施惠农政策，实现共同富裕，同时要加大对农村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担负起农村公共品供给的职责。政府的这种帮助，也可以增强农民对现行社会制度的认同，感受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大实践价值。
调整相关制度安排，增强农民的制度认同。首先，要调整和健全政治制度设计，给予农民平等的有切实保障的政治权利，依法尊重农民的人格尊严和自我选择，真正落实基层民主制度，提高农民对自己当家作主的心理认同。其次，调整资源分配制度，废除城乡二元政策，消除对农民的身份歧视。用制度保证城市“反哺”农村的各项举措落到实处，尤其是保证农村基础设施和其他公共品的投入，比如教育、医疗、农村社会保障等等，让农民享受基本的国民待遇，维持其做人的起码尊严和体面。再次，强化基层组织的意识形态领导功能。在中国这种政府主导、民间话语权相对弱势的社会治理结构中，政府对主流价值体系的构建始终起关键作用。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在农村文化建设中的领导作用，强化“阵地”意识，把握社情民意，重视舆论引导，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抵制邪教和迷信活动；另一方面，要转变执政理念，建立真正的服务型政府，坚决制止官僚主义、贪污腐化、作风恶劣、吃拿卡要等破坏农民感情的事情发生，切实为老百姓排忧解难，把基层组织真正建成人民群众可信赖和可依靠的力量，把党组织真正建设成农村思想建设的堡垒，以实际行动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说服力、感染力和影响力。
改善价值观生成的社会环境，培育农民现代意识。首先，要改变农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城市化进程，促进农民的合理流动，打破以地缘、血缘为根基的封闭的生存空间，建立超越地缘和血缘限制的各种新型的社会关系，消除宗法制度对农民的负面影响。事实上，曾经根深蒂固的家族观念逐渐被讲究分工的现代生活淡化，比如传统的孝悌观念、乡土观念在与现代文明的斡旋中逐渐居于下风⑦。其次，要逐步把农民引入社会化大生产的洪流中，引导农民到市场经济中去历练，用市场去涤荡小农经济状态下生成的封闭、狭隘、保守、愚昧、依附和苟安的性格特征，逐步培养主体意识、科学意识、竞争意识、开放意识和创新意识，造就有文化、有思想、有技术的社会主义新农民。（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博士；本文系江苏省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资助项目研究成果之一）
注释
①［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92页。
②刘建荣：“社会转型时期农民价值观念的冲突”，《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年第5期。
③④袁传银：“中国农民传统价值观探析”，《哲学研究》，2008年第4期。
⑤ ［荷兰］范·尼乌文赫伊兹：“20世纪的社会转型”，载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社会转型：多文化多民族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⑥梅萍，林更茂：“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公民的价值认同”，《中州学刊》，2009年第5期。
⑦张清改：“对中国传统农民性格的分析”，《山东省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