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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能在“非虚构”的意义上谈论非虚构吗?或者,我们还能在纯粹的文学意义上谈论非虚构吗?这些不是问题的问题,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时至今日,非虚构在中国正在成为一种策略性概念,人们在不断地征用它为自己正名,但却极少去深究它作为一个文体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它是一个半舶来品,它的中国化和许多其他概念的中国化一样,正从文学领域延伸到世俗生活中。我的意思是说,在当下的社会语境里,当人们谈论非虚构或用其指称一个文本的时候,其依据并不是建立在文学本体(文学内部标准分类)之上的,而是建立在一种面向读者(或观众)认知之上的,在很大程度上这种认知的终极目的是消费——无论是文本的消费还是概念的消费。我甚至愿意用一个更为大众文化的例子来对比“非虚构”,那就是“真人秀”,二者在概念上的悖论性和在现实中的复杂性几乎是一致的:既是真人,又是秀,既是虚构,又是非。大众文化在征用非虚构时,遵循着和电视真人秀节目相似的逻辑。
尽管从几年前就有人呼吁建立一整套有关非虚构的文学标准和评价体系,但这个工作已经越来越不可能,因為现在掌握着非虚构命名权的并不是文学界,甚至不是作者,而是媒体、营销者、宣传家、批评家、读者共同构成的一个复杂团体,很多作品在一些时候被认为是散文、学术著作、田野调查、报告文学,而在另一些时候它们同样被划为非虚构,乃至有人戏言,非虚构是个筐,什么都可往里装。或许,并不是非虚构的边界出了问题,而是我们从来就不在意它是否有边界。
鉴于此,我几乎愿意抛开其外来背景,抛开现在已经形成的有关非虚构的认知,仅仅从字面意义上“望文生义”地去重新解构这个概念——非虚构,它应该有几种组合可能:“非” “虚构”,“非” “虚” “构”,“非虚” “构”,它们的具体指向是不同的,我们有必要做出辨析和选择,而不是把几种可能都含混地不加辨别地全部接收。第一种,大致是以“虚构”(主要是小说)为参照物,强调其真实性,既然非虚构作品都围绕着一个既有的真实具体事件来叙述,那么问题来了,真实性和事实性是一回事吗?到底该如何确认二者在一部作品里的比例关系?我们几乎能在任何一部非虚构作品里看到其虚构成分,而这些虚构成分毫无疑问是其文学真实性的一部分,恰恰又不属于事实性,而是非事实性的。第二种,一个词被分成三个部分,这种拆分法并未提供一个完整的阐释。第三种,主要意指“不是以虚的方式”来“构成”的作品,似乎它更贴近于我们一直以来所宣称的非虚构,“非虚”既指向了事实性又指向了真实性,而“构”则指向了其所具有的“创造”亦即其文学性的一部分。在非虚构作品中看到的痕迹清晰的小说笔法甚至戏剧结构,我愿意把这些都归纳在“构”的部分,这也是其区别于同样针对具体事件的新闻报道的核心特征。“构”所代表的是“非虚”这一事实的叙述方式,这让它同虚构作品一样,能够在人称、视角、结构等方面被进行标准的文本分析。因此,在文学本体意义上,我个人倾向于第三种。
现在,我们有必要谈到各种网络新媒体对“非虚构”这个概念的征用了——当然,任何人都可以使用任何概念——但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媒体对文学概念的征用并不遵循文学规则,人家也不在乎,他们遵循的是传播学规律。因此,对从事非虚构写作的新媒体来说,题材是第一要素,它需要有新闻点、传播性、话题性,其后才是一个可以以其标准完成的写作者。文学非虚构与此恰好相反。正因为如此,很多新媒体公号会提前策划、监控选题,他们跟新闻媒体一样监测社会热点、摸索大众心理、探索传播规律,经常在非常特殊的节点上第一时间为受众奉上“非虚构大餐”。比如在2017年底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时期,某公号就很快推出相关作品;比如不断爆出的假疫苗新闻、幼儿园虐童事件甚至巴黎圣母院燃起大火,很多非虚构公号也会第一时间刊发相关非虚构作品。所以这一类非虚构媒体期待着十万 甚至百万 的传播效果,期待着影视剧等衍生产品的开发。他们还会做好选题,然后征集写手来创作。
我更愿意把这类作品看作是非虚构新闻,而不是非虚构文学,虽然其中的很多作品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这绝非是文学的傲慢和偏见,其实真正抱有偏见的恰恰是这些非虚构媒体,因为他们总是在强调自己在真实性、故事性、震撼性方面对小说的超越,他们认为现实本身永远比小说要丰富。这当然没错,只是他们错看了文学的价值和作用,文学并不负责或并不主要负责去反映现实,以事实来反对虚构的论调,仍然在古老的反映论里打转转。再者,他们强调非虚构的阅读者远远高于小说阅读者,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事实,但什么时候我们判断一件事的价值只看销量和点击率了?就媒体逻辑和商业逻辑而言,所有做法都具有合法性,都无可指摘,但文学从业者却应该保持自己对于非虚构文学本体性的坚守。在这一点上,我甚至更倾向于非虚构写作向学术性研究敞开。比如近些年王笛的《袍哥》《茶馆》、张新颖的《沈从文的前半生》《沈从文的后半生》等作品,尽管是史学和批评性研究,但其提供的文学非虚构同样令人瞩目。或者说,非虚构写作真正要追求的,仍然是卡波特的《冷血》和S.A.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一系列作品,人们对这些作品的关注,既不是因为其事实性,也不是因为其读者的多少,而是其文学性。如果要寻找中国的例子,《史记》难道不是最早的经典非虚构作品吗?而《史记》超越很多单纯的历史记录的价值所在,也恰恰是其文学性,是它以文学的方式对于历史和历史人物的塑造。非虚构作品中的核心动人处,并不是真实或事实——真实或事实只是它的底色,而是它“构”的部分,也就是用文学的叙事手法去建构、描述和呈现的部分。一栋高楼大厦的最终样子,要受制于它的设计图纸,而不是材料。材料是真实的,但只有虚构才能建造大厦。
所以,文学写作如果有危机的话,从来不是因为非虚构或影视、网络所带来的,而是它自身。我们与其担心非虚构,不如重新回到文学的源头,重新强调虚构的价值,以文学的标准来判断文学,而不是传播学和社会学的标准。
尽管从几年前就有人呼吁建立一整套有关非虚构的文学标准和评价体系,但这个工作已经越来越不可能,因為现在掌握着非虚构命名权的并不是文学界,甚至不是作者,而是媒体、营销者、宣传家、批评家、读者共同构成的一个复杂团体,很多作品在一些时候被认为是散文、学术著作、田野调查、报告文学,而在另一些时候它们同样被划为非虚构,乃至有人戏言,非虚构是个筐,什么都可往里装。或许,并不是非虚构的边界出了问题,而是我们从来就不在意它是否有边界。
鉴于此,我几乎愿意抛开其外来背景,抛开现在已经形成的有关非虚构的认知,仅仅从字面意义上“望文生义”地去重新解构这个概念——非虚构,它应该有几种组合可能:“非” “虚构”,“非” “虚” “构”,“非虚” “构”,它们的具体指向是不同的,我们有必要做出辨析和选择,而不是把几种可能都含混地不加辨别地全部接收。第一种,大致是以“虚构”(主要是小说)为参照物,强调其真实性,既然非虚构作品都围绕着一个既有的真实具体事件来叙述,那么问题来了,真实性和事实性是一回事吗?到底该如何确认二者在一部作品里的比例关系?我们几乎能在任何一部非虚构作品里看到其虚构成分,而这些虚构成分毫无疑问是其文学真实性的一部分,恰恰又不属于事实性,而是非事实性的。第二种,一个词被分成三个部分,这种拆分法并未提供一个完整的阐释。第三种,主要意指“不是以虚的方式”来“构成”的作品,似乎它更贴近于我们一直以来所宣称的非虚构,“非虚”既指向了事实性又指向了真实性,而“构”则指向了其所具有的“创造”亦即其文学性的一部分。在非虚构作品中看到的痕迹清晰的小说笔法甚至戏剧结构,我愿意把这些都归纳在“构”的部分,这也是其区别于同样针对具体事件的新闻报道的核心特征。“构”所代表的是“非虚”这一事实的叙述方式,这让它同虚构作品一样,能够在人称、视角、结构等方面被进行标准的文本分析。因此,在文学本体意义上,我个人倾向于第三种。
现在,我们有必要谈到各种网络新媒体对“非虚构”这个概念的征用了——当然,任何人都可以使用任何概念——但我们必须注意的是,媒体对文学概念的征用并不遵循文学规则,人家也不在乎,他们遵循的是传播学规律。因此,对从事非虚构写作的新媒体来说,题材是第一要素,它需要有新闻点、传播性、话题性,其后才是一个可以以其标准完成的写作者。文学非虚构与此恰好相反。正因为如此,很多新媒体公号会提前策划、监控选题,他们跟新闻媒体一样监测社会热点、摸索大众心理、探索传播规律,经常在非常特殊的节点上第一时间为受众奉上“非虚构大餐”。比如在2017年底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时期,某公号就很快推出相关作品;比如不断爆出的假疫苗新闻、幼儿园虐童事件甚至巴黎圣母院燃起大火,很多非虚构公号也会第一时间刊发相关非虚构作品。所以这一类非虚构媒体期待着十万 甚至百万 的传播效果,期待着影视剧等衍生产品的开发。他们还会做好选题,然后征集写手来创作。
我更愿意把这类作品看作是非虚构新闻,而不是非虚构文学,虽然其中的很多作品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这绝非是文学的傲慢和偏见,其实真正抱有偏见的恰恰是这些非虚构媒体,因为他们总是在强调自己在真实性、故事性、震撼性方面对小说的超越,他们认为现实本身永远比小说要丰富。这当然没错,只是他们错看了文学的价值和作用,文学并不负责或并不主要负责去反映现实,以事实来反对虚构的论调,仍然在古老的反映论里打转转。再者,他们强调非虚构的阅读者远远高于小说阅读者,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事实,但什么时候我们判断一件事的价值只看销量和点击率了?就媒体逻辑和商业逻辑而言,所有做法都具有合法性,都无可指摘,但文学从业者却应该保持自己对于非虚构文学本体性的坚守。在这一点上,我甚至更倾向于非虚构写作向学术性研究敞开。比如近些年王笛的《袍哥》《茶馆》、张新颖的《沈从文的前半生》《沈从文的后半生》等作品,尽管是史学和批评性研究,但其提供的文学非虚构同样令人瞩目。或者说,非虚构写作真正要追求的,仍然是卡波特的《冷血》和S.A.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一系列作品,人们对这些作品的关注,既不是因为其事实性,也不是因为其读者的多少,而是其文学性。如果要寻找中国的例子,《史记》难道不是最早的经典非虚构作品吗?而《史记》超越很多单纯的历史记录的价值所在,也恰恰是其文学性,是它以文学的方式对于历史和历史人物的塑造。非虚构作品中的核心动人处,并不是真实或事实——真实或事实只是它的底色,而是它“构”的部分,也就是用文学的叙事手法去建构、描述和呈现的部分。一栋高楼大厦的最终样子,要受制于它的设计图纸,而不是材料。材料是真实的,但只有虚构才能建造大厦。
所以,文学写作如果有危机的话,从来不是因为非虚构或影视、网络所带来的,而是它自身。我们与其担心非虚构,不如重新回到文学的源头,重新强调虚构的价值,以文学的标准来判断文学,而不是传播学和社会学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