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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九江兵变,《申报》,军阀统治,社会动荡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9)08-0042-06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政局动荡,兵变频发,①仅1922年见诸《申报》的就有数十起,涉及直隶、江西、河北、湖北、安徽、湖南、贵州、热河、陕西等十数省域。在江西境内与九江兵变并举者则有:万安龙泉兵变、吉安兵变、丰城豫军哗变、奉新、崇仁兵变等数起。其中《申报》从1922年8月4日至9月17日持续对九江兵变进行跟踪报导,其篇幅之多,持续时间之长,为1922年兵变报导之最,这与江西时局、九江的地位、兵变产生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本文以《申报》报导为线索,结合有关史实,就九江兵变的过程和原因、社会各界的应对以及对民生的危害等方面作些简要论述,希冀以个案的研究,加深对北洋时期社会图景的认识。
1922年8月2日发生在九江的兵变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各种报导频出,且有抵牾。《申报》1922年8月4日至5日引述的相关报导有如下列:
国闻通信社云:据昨日本埠军政界各机关消息,江西九江前晚发生兵变,由九时起至昨日午前四时方止,焚烧抢掠,情形甚惨云。②
国闻通信社云:该项变兵,系前督陈光远部下,变后大肆劫掠,自九江西门至大码头招商轮船局止,其间大马路房屋几全被焚毁……外人财产亦岌岌处于危险地位,幸终未殃,及华人于乱事时,损失生命甚伙,妇女为避免兵士无礼举动,因而投井自尽者,亦颇不乏其人,但死伤详数,一时无从调查云。③
东方通信社:据九江来电,二日晚八时,在九江城内之第一团兵士似有抢劫情事,枪声骤起,在租界外之外人,皆至租界避难,虽未波及租界,然以交地电话完全不通,故真相不明,现已由英日联合义勇队讲防卫之手段,同时陆战队亦已上岸。④
东方通信社:据九江消息,此次兵变者为驻屯城内之第一团步兵约三百余名,其原因为不发饷银,劫掠自二日午后八时左右始,亘三小时,城内外被劫者凡数十户,而以租界附近之中国街,受害为最甚,极其惨戕,劫掠之兵,在西门外繁盛区域放火后,即多数向下流逃去,火灾亘五小时,焚毁约三百户,日本人方面,戴生昌轮船分公司亦一起被焚,又此次兵变,因事前并无谣言,突然而起,故一股居民之惊扰不一。①
北京的《顺天时报》在1922年8月5—6日也相继引述了路透社关于九江兵变的报导:
路透社汉口三日电:昨晚九江城内大肆抢劫,一时枪声四起,火光冲天,据称中国木业进出口公司之木料场,经被焚烧殆尽,今晨业已平靖云。②
路透社汉口四日电:现据九江消息,陈光远所部军队七百名,忽于星期三晚间哗变,向各商界要求大宗款项嗣经拒绝乃即焚劫。城市惟租界幸未波及,是役城市所受损失约达三百万元左右,计焚毁商铺二百家,现城市中业经平靖,匪徒均已分掠四乡云。③
据此可知,最早报导九江兵变的是国闻通信社、东方通信社以及路透社。国闻通信社是1921年由胡政之在上海创立的私营通讯机构,与北洋政府政见相左,对此次兵变的报导以劫掠惨祸为主;东方通信社是日本设在中国用来收集情报和对华宣传的媒体,其关注点在兵变对外国侨民和洋行的影响;路透社则是英国1872年在上海设立的远东分社,在这次兵变报导中侧重的是商业损失。由于侧重点不同,各方对兵变的报导存在相互抵牾之处。首先是时间不一,国闻通信社称晚九时起至凌晨四时止,而东方通讯社认为是晚八时始亘三小时;其次是原因不同,东方通讯社认为是因“不发饷银”,路透社则称是士兵向商界索款未遂;再次是损失不同,国闻通信社过于夸大兵变惨状,东方通信社报道焚毁三百户,路透社报导焚毁两百家,损失三百万。
北洋政府也十分重视此次兵变,为了核实此次兵变真实情况,陆军部向九江派驻一个情况调查小组,提交了一份调查报告,较为全面的复原了九江兵变发生的全过程,兹择其要者摘录如下:
陆军第一团原为陈光远之余部,驻扎九江十余年,此次欠饷七个月,目兵等屡向团营长催索无效,于是散布狂言,如再不发给,只有自由行动;此举令赣北镇守使吴金彪惊恐不已,遂与浔阳道尹傅春官和地方各公团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后决定由九江商会筹款一万一千元,由吴金彪转交给该团,以发放士兵七月份的军饷;目兵各怀怨望,均不愿领此饷,则秘密约定各分防军队,鸣枪为号,按期起事;八月二日晚上七点,该团士兵身穿便服,聚集在大教厂,随后分散在各街市中,从城内开始一直抢到西门外,将各铺户烧毁二百余户;变兵直抢至是日夜十二点……调查被灾之损失约有四百余万。④
九江作为长江流域重要的通商口岸,兵变波及的范围之广,造成的民生损失之大,几乎是灾难性的。
其一,焚烧劫掠,直接经济损失巨大。九江兵变造成的经济损失各方报导不一。江西督军蔡成勋报告北京府院称:经过核查登记造册“计被焚壹百零九户,被劫壹百四十六户,共损失洋壹百玖拾万叁仟叁佰四十七元零四分……此外,尚有损失公债票额洋叁拾伍万贰千捌佰拾元”。⑤据《申报》记者所闻,被抢被焚之家,共计损失已达百万元以上;七十余家店铺被劫后又遭焚毁,损失在两百万左右;另有两百家店铺被抢,大约损失百万元,共计损失四百余万。⑥陆军部派驻江西的调查员在致金绍曾(陆军部次长)的报告中提到:“调查被灾之损失约有四百余万。”⑦可见,此次兵变直接经济损失约400万元是多方的共识。
其二,口岸形象受损,对外贸易下滑。据海关《十年报告》记载:“民国十一年,时局杌陧,本埠贸易,略受影响。”⑧兹将1922年前后贸易数据呈于表1(见下页)。
1922年九江进出口总额相对于1921年仅减少了37336关平两,但是进口总额减少了3553063两。据查,从国内各口岸进口的洋货以及复出口到国内各口岸的洋货,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少,降幅分别为31%和74%,1922年土货出口到国内各口岸,也呈现下降的趋势。由此可见,兵变之乱局使九江口岸形象受损,商业贸易也深受影響。 其三,商铺惨遭焚毁,市场无法正常运转。在此次兵灾中,被焚毁、劫掠的店铺达200余家,波及范围之广,几乎遍及整个繁华城区。兹据相关资料将有名号者列表2如下。
从表2中可以看出,被焚毁及抢劫的有钱庄、洋货、珠宝银器、食杂店铺、公司机构和公馆民宅等。被烧毁店铺从九江西门口到西河街,直至招商局门口为止,从西门外正街,直至张官巷为止,共计70余家。200余家商铺被抢劫,被抢各户遍及城内正街,均处于九江繁荣的商业地带,大量的商铺被焚劫,贸易和民生受到极大的破坏。
兵灾过后,“繁盛之区,悉成焦土,死亡载道,惨不忍言”,①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纷纷提出了各自主张和应对之策。
民间团体主要包括九江总商会、教育会、劝学所、九江旅沪旅京同乡会以及南昌总商会等社团。他们要求惩凶赔偿、撤退驻军、市民自治,更有甚者提出将九江全部划为租界,交由外人治理。
其一,惩凶赔偿。兵变爆发的第二天,九江商会召开联席会议,成立“兵灾善后办事处”,要求政府赔偿损失,严惩官吏,否则绝不开市。九江各社团代表全体灾民致电北京:“伏愿中央急筹赈抚,暂济灾民,毖后惩前,再图补救。”②九江旅沪同乡会致电九江各公团:“请政府将纵兵殃民军事当局,依法惩治,人民所受损失,悉数赔偿。”③南昌总商会也为之响应:“九江此次兵变……即以被害之惨状,论设法抚恤,亦不可少,至于追缉变兵,倘不从速,必致远扬,骚扰无穷,一面须请当道查明变兵原籍姓名,分咨缉办。”④
其二,市民自治。《申报》1922年8月12日以《九江代表赴省请愿纪详》为题,详细记录了九江各公团前往省城请愿时提出的“赔偿损失,遣散驻军惩办军官,市民自治”三项要求。“三项之中,市民自治,尤须请准提前办理,俾人心早定”。九江代表态度坚定,表示不达此目的,决不开市。江西旅京同乡会派代表前往国务院请愿,提出五项要求:“一赔偿损失,二惩办祸首,三永撤驻军,四市民自治,五抚恤难民。”市民自治的要求,表达了各界对军阀统治的强烈不满。
其三,划外分治。兵变第二天,九江各公团领袖就向赣北镇守使吴金彪提出了“划为租界”的主张:“如镇守使无切当维持办法,则绅商为安全计,惟有请外人划为租界,俾免再罹浩劫。”①同时九江旅沪同乡会分别致电北京、南昌、九江,向各界提出:“以九江为特别市场,配置警察,永远不驻军队,作为缓冲地点。”②九江各界力求将九江划为租界,不仅仅是因为事发当时英国租界的应对有方,更是对当局的不满和失望。如《申报》1922年8月10日之《浔同乡之兵变善后(杂评)》所言:“此种可悲可耻之事,宁忍一见再见乎,国人虽愚,孰不知国家之体面,今竟置体面于不顾者,因无法以自卫也。”
官方机构主要包括江西省议会、省督军府以及九江地方官府等。由于这些机构的处境不同,表态也各不相同。
江西省议会为民请命,电请中央政府惩办九江军警长官,抚恤灾民:“窃国家养兵以保民,今乃肆行焚抢,而地方军警长官,事前既无防范,临行又不维持,尸位溺职,百口何辞,浔埠系通商口岸,洋华杂居,演此惨剧,腾笑外人,本会为民请命,电恳严令查明,先将该管军警长官,依法惩办,并责令追缉变兵,就地正法,一面抚恤难民,赔偿损失,以肃军纪而平民愤,不胜迫切待命之至。”③
赣省督军府则旨在息事宁人。督军蔡成勋派赣东镇守使萧安国至九江“慰劳”,对商会宣称“兵变之事,亦属寻常”,湖北遭遇四次兵变,保定也有三次,“九江此次兵变,焚劫虽惨……遭一次焚劫,尚算是幸福”。④督军府如此“安慰”,将自身置之度外,毫无责任感可言。
九江地方官吏则尽其所能推脱责任。兵变当晚,赣北镇守使吴金彪,浔阳道尹傅春官,九江警察厅长韩振山“闻变之顷,均乘汽车往莲花洞躲避”,第二天回到九江后胁迫某报馆“不得登载兵变字样,只可云土匪滋事”⑤引起众怒,绅商各界人士将该报馆捣毁,而官方张贴出来的布告则是“溃兵土匪,勾胁兵变”等字样,是谓“军政当局,犹复托词少数兵士,被匪勾胁,妄称平定,自欺欺人,恬不知耻”。⑥
政府迫于压力,为了安抚民心,稳定大局,也相应地采取了一些应对举措,具体如下:
其一,抚恤赔偿。赣北镇守使吴金彪向赣督军蔡成勋提出加捐米税:“查九江为出口米谷会萃之区,拟请就地每石加捐二角,并请财于前陈督军军事费用每石加捐一元内,拨归九江三角,合之此次另加二角,每石计可得洋五角,每年出口以一百万石计,则年即可了此赔偿。”⑦此举遭到了九江商民的强烈抵制:“官厅尚主张发行彩票,与加出口米捐,以为赔偿,是反加重江西人负担,痛上加痛,我九江人誓不承认。”⑧督军蔡成勋、省长何护等人表示:“赔偿无成例……省库又属空虚,此层颇感困难。”⑨最终迫于形势,仅以筹集的一万五千元来救济灾民,以便劝导商民尽快开市。
其二,官吏惩处。对官吏的处置上,仅将原陆军第一团之团、营长撤职处理;警察厅长韩振山坐视不救,且有警察伙劫情事,予以撤任,听候查办;镇守使吴金彪,事前失察,事后又不能制止,呈请中央,予以相当处分;九江县知事张宣中,同负有维持地方责任,乃竟不能事前查觉,报告长官,亦予以相应处分,又驻浔警备队长,亦有处分。⑩
其三,变兵处置。至于变兵,官方采取“怀柔”手段,予以遣散:“兹于八日下午六时,将十、十二两连兵士一律遣散,监视出境,已雇定康济轮船,装运赴汉,转车回籍,所有前次布告第一团担任之治安区域,自今日起,改由绥远陆军第一团第三营完全担负。”?輥?輯?訛这也是北洋政府对变兵处理的常态,如1922年7月对直隶保定变兵的处置:“师长王承斌再三抚慰,责以大义,恩威并用,归于平静。”?輥?輰?訛1922年7月常德盛的豫军在江西丰城、崇仁等地的哗变也是采取“怀柔”手段:“丰城、崇仁两次兵变,肇事官兵未闻惩办一人,以致明目张胆,到處骚扰。”① 北洋军阀时期,国内兵变频发,据统计,从1919—1929年,全国有记载的兵变就有206次。②兵变原因各有不同,然1922年九江兵变的原因与当时江西时局密切相关。
北洋军阀时期,军队数量不断扩充,军费开支持续增长,据统计每年军费开支持续在一亿五千多万元,约占全年财政支出的1/3以上。为了筹措军费,政府不得不大量举借外债。“1921年至1922年,外国借款减少, 军队欠饷变成一个严重的问题,随之而来的就是各地兵变更加频繁而猛烈。”③
江西的军费开支也颇为巨大,1917年陈光远督赣后,从1918—1920年,军费开支约占全省各年实际财政收入的一半左右,导致江西财政十分窘迫,入不敷出,如表3。
到1920年,全省歷年亏欠累计达1300万元。有论者指出:“江西财政增之者一,耗之者十,取之者尽锱铢,用之者如泥沙。竭闾阎汗血之姿,以供军政不时之需,杼轴虽空,诛求不已。”④陈光远督赣后开始连续借债:“其中如中行币制借款、长期借款、台湾银行借款为数约四百万元,又十年公债六百余万元,均系陈督任内之事。”⑤财政困难,军费则经常拖欠。九江兵变因欠饷而起并不是个例,而是兵变爆发的普遍原因。1922年江西多地频发兵变:吉安兵变,岳兆麟部欠饷3个月;丰城兵变,豫军欠饷11个月;南昌兵变,绥远军因索饷而起;南城兵变,常师积欠军饷10个月。地方财政窘危,入不敷出,军费浩繁,对于本省军费支出尚且无力承担,还要供给援赣军队,实在是难以为继。
军阀拥兵自重,相互倾轧是北洋时期的常态。陈光远为直隶人,乃冯国璋的嫡系,1917年担任江西督军,与苏鄂两省的督军李纯、王占元合称“长江三督”,是直系军阀在长江的重要势力。陈光远担任江西督军五年,排斥异己,扶植亲信。“驻浔军队原为省防团陆军第一团,该团本归镇署节制,因镇守使为吴金彪在浔最久,资格最老,手段亦颇不坏,陈光远初颇患之,恐其取彼而代也。迨陈至京未返南昌,而吴金彪调升赣督之说大盛,陈返任益觉不安,未几而电京撤销吴之军务帮办,并将该团收归自己节制,派陈有龄接任团长。”⑥在与吴金彪的斗争中,陈光远将该团收入名下,使得吴金彪的赣北镇守使空有其名。恰逢1922年孙中山北伐(即第二次护法战争)取道江西,一度占领赣州、吉安等地,后因陈炯明叛变,以撤军回援宣告结束。陈光远在赣南战事中失利,请求北京支援,直系首领曹锟罢免陈光远,命蔡成勋率部前来江西助战。⑦大量外来军队相继进入江西,不仅军队各部之间的矛盾无法避免,外来军队与江西地方的冲突亦时常发生。驻九江第一团原为陈光远之余部,蔡司令到赣后,将该团归吴镇使节制。⑧军队相互倾轧,当发生变乱时,自然无法掌控局面。
早在九江兵变之前,江西因欠饷而发生了吉安、丰城等地的兵变多起。九江驻军欠饷已久,早就有“不稳消息”传来,新任团长伍金榜“即以军士发动相恫吓,迫限三日内代筹军费七千元,并当众宣言,有款则负责,否则不负责”胁迫九江商会为其筹款,①商会迫于形势紧急筹集军费七千元,而伍金榜在发饷的过程中,“除扣伙食外,每兵获饷一元,各军官薪俸,共分去四千元”。②与其说是欠饷扣饷导致兵变的爆发,不如说军阀的腐败不堪才是兵变的根源。兵变之时,官吏不去想办法控制局面,阻止事态扩大,反而率先逃跑,只求自保。当晚政府无人坐镇指挥,维护治安的警察全不在岗。赣北镇守使吴金彪身居帮办,事前失察,疏于防范;事出时官员集体出逃,坐视不救;伍金榜身为团长,不能服众,更不用说在兵变发生时能及时制止。
综上所述,九江兵变虽然只是短时段的小事件,但是它却引起中外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兵变对当时社会现状进行着多方位的折射,从中也可以管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大格局。
当我们把事件置于当时全国范围内考察时发现,九江兵变并非特例,也并非北洋军阀控制区域的特殊现象,它折射的是:武人治理下的地方政治,对军人哗变大多持怀柔手段,其直接结果就是将骄兵惰,颐指气使,成为祸害地方的根源,体现了军阀统治的封建性。
九江兵变也不完全是偶然事件,它是当时江西时局的必然反映。1922年,正值孙中山领导的“第二次护法战争”取道江西。南军北伐,与北军南驻,使江西成为各派系军队的云集之地。直系军阀陈光远督赣却拥兵自重,借战事加征、迫征债款,发国难之财,造成江西财政窘迫,无力养兵,以生兵变。其时一电报,“惟我赣民,苦陈久矣,彼陈氏犬马我士庶,囊括我脂膏,借国军之积威,行盗贼所未忍,贪黩残逞,罄竹难书……就公理以谈事实,陈光远罪贯恶盈,当无久存之理”,③充分体现了军阀统治的黑暗性。
九江忝居通商口岸,华洋杂处,店铺林立,物流畅旺,商业繁荣。驻屯官兵为一己之私,无视军纪法制,抢掠财货,焚烧店铺,严重损害商埠形象,体现了军阀统治的残忍性和落后性。其巨大的破坏性不仅表现在社会物质财富的流失,而且造成了广大商民的心理创伤;更严重的是扰乱了社会秩序,使地方民众对北洋政府统治产生了信任危机,动摇了北洋军阀统治的基础。
【作者简介】陈晓鸣,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钟凌云,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历史地理。
【责任编辑:王湉湉】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9)08-0042-06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政局动荡,兵变频发,①仅1922年见诸《申报》的就有数十起,涉及直隶、江西、河北、湖北、安徽、湖南、贵州、热河、陕西等十数省域。在江西境内与九江兵变并举者则有:万安龙泉兵变、吉安兵变、丰城豫军哗变、奉新、崇仁兵变等数起。其中《申报》从1922年8月4日至9月17日持续对九江兵变进行跟踪报导,其篇幅之多,持续时间之长,为1922年兵变报导之最,这与江西时局、九江的地位、兵变产生的影响是分不开的。本文以《申报》报导为线索,结合有关史实,就九江兵变的过程和原因、社会各界的应对以及对民生的危害等方面作些简要论述,希冀以个案的研究,加深对北洋时期社会图景的认识。
1922年8月2日发生在九江的兵变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各种报导频出,且有抵牾。《申报》1922年8月4日至5日引述的相关报导有如下列:
国闻通信社云:据昨日本埠军政界各机关消息,江西九江前晚发生兵变,由九时起至昨日午前四时方止,焚烧抢掠,情形甚惨云。②
国闻通信社云:该项变兵,系前督陈光远部下,变后大肆劫掠,自九江西门至大码头招商轮船局止,其间大马路房屋几全被焚毁……外人财产亦岌岌处于危险地位,幸终未殃,及华人于乱事时,损失生命甚伙,妇女为避免兵士无礼举动,因而投井自尽者,亦颇不乏其人,但死伤详数,一时无从调查云。③
东方通信社:据九江来电,二日晚八时,在九江城内之第一团兵士似有抢劫情事,枪声骤起,在租界外之外人,皆至租界避难,虽未波及租界,然以交地电话完全不通,故真相不明,现已由英日联合义勇队讲防卫之手段,同时陆战队亦已上岸。④
东方通信社:据九江消息,此次兵变者为驻屯城内之第一团步兵约三百余名,其原因为不发饷银,劫掠自二日午后八时左右始,亘三小时,城内外被劫者凡数十户,而以租界附近之中国街,受害为最甚,极其惨戕,劫掠之兵,在西门外繁盛区域放火后,即多数向下流逃去,火灾亘五小时,焚毁约三百户,日本人方面,戴生昌轮船分公司亦一起被焚,又此次兵变,因事前并无谣言,突然而起,故一股居民之惊扰不一。①
北京的《顺天时报》在1922年8月5—6日也相继引述了路透社关于九江兵变的报导:
路透社汉口三日电:昨晚九江城内大肆抢劫,一时枪声四起,火光冲天,据称中国木业进出口公司之木料场,经被焚烧殆尽,今晨业已平靖云。②
路透社汉口四日电:现据九江消息,陈光远所部军队七百名,忽于星期三晚间哗变,向各商界要求大宗款项嗣经拒绝乃即焚劫。城市惟租界幸未波及,是役城市所受损失约达三百万元左右,计焚毁商铺二百家,现城市中业经平靖,匪徒均已分掠四乡云。③
据此可知,最早报导九江兵变的是国闻通信社、东方通信社以及路透社。国闻通信社是1921年由胡政之在上海创立的私营通讯机构,与北洋政府政见相左,对此次兵变的报导以劫掠惨祸为主;东方通信社是日本设在中国用来收集情报和对华宣传的媒体,其关注点在兵变对外国侨民和洋行的影响;路透社则是英国1872年在上海设立的远东分社,在这次兵变报导中侧重的是商业损失。由于侧重点不同,各方对兵变的报导存在相互抵牾之处。首先是时间不一,国闻通信社称晚九时起至凌晨四时止,而东方通讯社认为是晚八时始亘三小时;其次是原因不同,东方通讯社认为是因“不发饷银”,路透社则称是士兵向商界索款未遂;再次是损失不同,国闻通信社过于夸大兵变惨状,东方通信社报道焚毁三百户,路透社报导焚毁两百家,损失三百万。
北洋政府也十分重视此次兵变,为了核实此次兵变真实情况,陆军部向九江派驻一个情况调查小组,提交了一份调查报告,较为全面的复原了九江兵变发生的全过程,兹择其要者摘录如下:
陆军第一团原为陈光远之余部,驻扎九江十余年,此次欠饷七个月,目兵等屡向团营长催索无效,于是散布狂言,如再不发给,只有自由行动;此举令赣北镇守使吴金彪惊恐不已,遂与浔阳道尹傅春官和地方各公团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后决定由九江商会筹款一万一千元,由吴金彪转交给该团,以发放士兵七月份的军饷;目兵各怀怨望,均不愿领此饷,则秘密约定各分防军队,鸣枪为号,按期起事;八月二日晚上七点,该团士兵身穿便服,聚集在大教厂,随后分散在各街市中,从城内开始一直抢到西门外,将各铺户烧毁二百余户;变兵直抢至是日夜十二点……调查被灾之损失约有四百余万。④
九江作为长江流域重要的通商口岸,兵变波及的范围之广,造成的民生损失之大,几乎是灾难性的。
其一,焚烧劫掠,直接经济损失巨大。九江兵变造成的经济损失各方报导不一。江西督军蔡成勋报告北京府院称:经过核查登记造册“计被焚壹百零九户,被劫壹百四十六户,共损失洋壹百玖拾万叁仟叁佰四十七元零四分……此外,尚有损失公债票额洋叁拾伍万贰千捌佰拾元”。⑤据《申报》记者所闻,被抢被焚之家,共计损失已达百万元以上;七十余家店铺被劫后又遭焚毁,损失在两百万左右;另有两百家店铺被抢,大约损失百万元,共计损失四百余万。⑥陆军部派驻江西的调查员在致金绍曾(陆军部次长)的报告中提到:“调查被灾之损失约有四百余万。”⑦可见,此次兵变直接经济损失约400万元是多方的共识。
其二,口岸形象受损,对外贸易下滑。据海关《十年报告》记载:“民国十一年,时局杌陧,本埠贸易,略受影响。”⑧兹将1922年前后贸易数据呈于表1(见下页)。
1922年九江进出口总额相对于1921年仅减少了37336关平两,但是进口总额减少了3553063两。据查,从国内各口岸进口的洋货以及复出口到国内各口岸的洋货,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少,降幅分别为31%和74%,1922年土货出口到国内各口岸,也呈现下降的趋势。由此可见,兵变之乱局使九江口岸形象受损,商业贸易也深受影響。 其三,商铺惨遭焚毁,市场无法正常运转。在此次兵灾中,被焚毁、劫掠的店铺达200余家,波及范围之广,几乎遍及整个繁华城区。兹据相关资料将有名号者列表2如下。
从表2中可以看出,被焚毁及抢劫的有钱庄、洋货、珠宝银器、食杂店铺、公司机构和公馆民宅等。被烧毁店铺从九江西门口到西河街,直至招商局门口为止,从西门外正街,直至张官巷为止,共计70余家。200余家商铺被抢劫,被抢各户遍及城内正街,均处于九江繁荣的商业地带,大量的商铺被焚劫,贸易和民生受到极大的破坏。
兵灾过后,“繁盛之区,悉成焦土,死亡载道,惨不忍言”,①引起社会各界强烈反响,纷纷提出了各自主张和应对之策。
(一)民间团体的诉求
民间团体主要包括九江总商会、教育会、劝学所、九江旅沪旅京同乡会以及南昌总商会等社团。他们要求惩凶赔偿、撤退驻军、市民自治,更有甚者提出将九江全部划为租界,交由外人治理。
其一,惩凶赔偿。兵变爆发的第二天,九江商会召开联席会议,成立“兵灾善后办事处”,要求政府赔偿损失,严惩官吏,否则绝不开市。九江各社团代表全体灾民致电北京:“伏愿中央急筹赈抚,暂济灾民,毖后惩前,再图补救。”②九江旅沪同乡会致电九江各公团:“请政府将纵兵殃民军事当局,依法惩治,人民所受损失,悉数赔偿。”③南昌总商会也为之响应:“九江此次兵变……即以被害之惨状,论设法抚恤,亦不可少,至于追缉变兵,倘不从速,必致远扬,骚扰无穷,一面须请当道查明变兵原籍姓名,分咨缉办。”④
其二,市民自治。《申报》1922年8月12日以《九江代表赴省请愿纪详》为题,详细记录了九江各公团前往省城请愿时提出的“赔偿损失,遣散驻军惩办军官,市民自治”三项要求。“三项之中,市民自治,尤须请准提前办理,俾人心早定”。九江代表态度坚定,表示不达此目的,决不开市。江西旅京同乡会派代表前往国务院请愿,提出五项要求:“一赔偿损失,二惩办祸首,三永撤驻军,四市民自治,五抚恤难民。”市民自治的要求,表达了各界对军阀统治的强烈不满。
其三,划外分治。兵变第二天,九江各公团领袖就向赣北镇守使吴金彪提出了“划为租界”的主张:“如镇守使无切当维持办法,则绅商为安全计,惟有请外人划为租界,俾免再罹浩劫。”①同时九江旅沪同乡会分别致电北京、南昌、九江,向各界提出:“以九江为特别市场,配置警察,永远不驻军队,作为缓冲地点。”②九江各界力求将九江划为租界,不仅仅是因为事发当时英国租界的应对有方,更是对当局的不满和失望。如《申报》1922年8月10日之《浔同乡之兵变善后(杂评)》所言:“此种可悲可耻之事,宁忍一见再见乎,国人虽愚,孰不知国家之体面,今竟置体面于不顾者,因无法以自卫也。”
(二)官方机构的态度
官方机构主要包括江西省议会、省督军府以及九江地方官府等。由于这些机构的处境不同,表态也各不相同。
江西省议会为民请命,电请中央政府惩办九江军警长官,抚恤灾民:“窃国家养兵以保民,今乃肆行焚抢,而地方军警长官,事前既无防范,临行又不维持,尸位溺职,百口何辞,浔埠系通商口岸,洋华杂居,演此惨剧,腾笑外人,本会为民请命,电恳严令查明,先将该管军警长官,依法惩办,并责令追缉变兵,就地正法,一面抚恤难民,赔偿损失,以肃军纪而平民愤,不胜迫切待命之至。”③
赣省督军府则旨在息事宁人。督军蔡成勋派赣东镇守使萧安国至九江“慰劳”,对商会宣称“兵变之事,亦属寻常”,湖北遭遇四次兵变,保定也有三次,“九江此次兵变,焚劫虽惨……遭一次焚劫,尚算是幸福”。④督军府如此“安慰”,将自身置之度外,毫无责任感可言。
九江地方官吏则尽其所能推脱责任。兵变当晚,赣北镇守使吴金彪,浔阳道尹傅春官,九江警察厅长韩振山“闻变之顷,均乘汽车往莲花洞躲避”,第二天回到九江后胁迫某报馆“不得登载兵变字样,只可云土匪滋事”⑤引起众怒,绅商各界人士将该报馆捣毁,而官方张贴出来的布告则是“溃兵土匪,勾胁兵变”等字样,是谓“军政当局,犹复托词少数兵士,被匪勾胁,妄称平定,自欺欺人,恬不知耻”。⑥
(三)政府的应对措施
政府迫于压力,为了安抚民心,稳定大局,也相应地采取了一些应对举措,具体如下:
其一,抚恤赔偿。赣北镇守使吴金彪向赣督军蔡成勋提出加捐米税:“查九江为出口米谷会萃之区,拟请就地每石加捐二角,并请财于前陈督军军事费用每石加捐一元内,拨归九江三角,合之此次另加二角,每石计可得洋五角,每年出口以一百万石计,则年即可了此赔偿。”⑦此举遭到了九江商民的强烈抵制:“官厅尚主张发行彩票,与加出口米捐,以为赔偿,是反加重江西人负担,痛上加痛,我九江人誓不承认。”⑧督军蔡成勋、省长何护等人表示:“赔偿无成例……省库又属空虚,此层颇感困难。”⑨最终迫于形势,仅以筹集的一万五千元来救济灾民,以便劝导商民尽快开市。
其二,官吏惩处。对官吏的处置上,仅将原陆军第一团之团、营长撤职处理;警察厅长韩振山坐视不救,且有警察伙劫情事,予以撤任,听候查办;镇守使吴金彪,事前失察,事后又不能制止,呈请中央,予以相当处分;九江县知事张宣中,同负有维持地方责任,乃竟不能事前查觉,报告长官,亦予以相应处分,又驻浔警备队长,亦有处分。⑩
其三,变兵处置。至于变兵,官方采取“怀柔”手段,予以遣散:“兹于八日下午六时,将十、十二两连兵士一律遣散,监视出境,已雇定康济轮船,装运赴汉,转车回籍,所有前次布告第一团担任之治安区域,自今日起,改由绥远陆军第一团第三营完全担负。”?輥?輯?訛这也是北洋政府对变兵处理的常态,如1922年7月对直隶保定变兵的处置:“师长王承斌再三抚慰,责以大义,恩威并用,归于平静。”?輥?輰?訛1922年7月常德盛的豫军在江西丰城、崇仁等地的哗变也是采取“怀柔”手段:“丰城、崇仁两次兵变,肇事官兵未闻惩办一人,以致明目张胆,到處骚扰。”① 北洋军阀时期,国内兵变频发,据统计,从1919—1929年,全国有记载的兵变就有206次。②兵变原因各有不同,然1922年九江兵变的原因与当时江西时局密切相关。
(一)政府财政枯竭,拖欠兵饷
北洋军阀时期,军队数量不断扩充,军费开支持续增长,据统计每年军费开支持续在一亿五千多万元,约占全年财政支出的1/3以上。为了筹措军费,政府不得不大量举借外债。“1921年至1922年,外国借款减少, 军队欠饷变成一个严重的问题,随之而来的就是各地兵变更加频繁而猛烈。”③
江西的军费开支也颇为巨大,1917年陈光远督赣后,从1918—1920年,军费开支约占全省各年实际财政收入的一半左右,导致江西财政十分窘迫,入不敷出,如表3。
到1920年,全省歷年亏欠累计达1300万元。有论者指出:“江西财政增之者一,耗之者十,取之者尽锱铢,用之者如泥沙。竭闾阎汗血之姿,以供军政不时之需,杼轴虽空,诛求不已。”④陈光远督赣后开始连续借债:“其中如中行币制借款、长期借款、台湾银行借款为数约四百万元,又十年公债六百余万元,均系陈督任内之事。”⑤财政困难,军费则经常拖欠。九江兵变因欠饷而起并不是个例,而是兵变爆发的普遍原因。1922年江西多地频发兵变:吉安兵变,岳兆麟部欠饷3个月;丰城兵变,豫军欠饷11个月;南昌兵变,绥远军因索饷而起;南城兵变,常师积欠军饷10个月。地方财政窘危,入不敷出,军费浩繁,对于本省军费支出尚且无力承担,还要供给援赣军队,实在是难以为继。
(二)军阀拥兵自重,相互倾轧
军阀拥兵自重,相互倾轧是北洋时期的常态。陈光远为直隶人,乃冯国璋的嫡系,1917年担任江西督军,与苏鄂两省的督军李纯、王占元合称“长江三督”,是直系军阀在长江的重要势力。陈光远担任江西督军五年,排斥异己,扶植亲信。“驻浔军队原为省防团陆军第一团,该团本归镇署节制,因镇守使为吴金彪在浔最久,资格最老,手段亦颇不坏,陈光远初颇患之,恐其取彼而代也。迨陈至京未返南昌,而吴金彪调升赣督之说大盛,陈返任益觉不安,未几而电京撤销吴之军务帮办,并将该团收归自己节制,派陈有龄接任团长。”⑥在与吴金彪的斗争中,陈光远将该团收入名下,使得吴金彪的赣北镇守使空有其名。恰逢1922年孙中山北伐(即第二次护法战争)取道江西,一度占领赣州、吉安等地,后因陈炯明叛变,以撤军回援宣告结束。陈光远在赣南战事中失利,请求北京支援,直系首领曹锟罢免陈光远,命蔡成勋率部前来江西助战。⑦大量外来军队相继进入江西,不仅军队各部之间的矛盾无法避免,外来军队与江西地方的冲突亦时常发生。驻九江第一团原为陈光远之余部,蔡司令到赣后,将该团归吴镇使节制。⑧军队相互倾轧,当发生变乱时,自然无法掌控局面。
(三)地方官吏腐败,督察失职
早在九江兵变之前,江西因欠饷而发生了吉安、丰城等地的兵变多起。九江驻军欠饷已久,早就有“不稳消息”传来,新任团长伍金榜“即以军士发动相恫吓,迫限三日内代筹军费七千元,并当众宣言,有款则负责,否则不负责”胁迫九江商会为其筹款,①商会迫于形势紧急筹集军费七千元,而伍金榜在发饷的过程中,“除扣伙食外,每兵获饷一元,各军官薪俸,共分去四千元”。②与其说是欠饷扣饷导致兵变的爆发,不如说军阀的腐败不堪才是兵变的根源。兵变之时,官吏不去想办法控制局面,阻止事态扩大,反而率先逃跑,只求自保。当晚政府无人坐镇指挥,维护治安的警察全不在岗。赣北镇守使吴金彪身居帮办,事前失察,疏于防范;事出时官员集体出逃,坐视不救;伍金榜身为团长,不能服众,更不用说在兵变发生时能及时制止。
综上所述,九江兵变虽然只是短时段的小事件,但是它却引起中外媒体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兵变对当时社会现状进行着多方位的折射,从中也可以管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大格局。
当我们把事件置于当时全国范围内考察时发现,九江兵变并非特例,也并非北洋军阀控制区域的特殊现象,它折射的是:武人治理下的地方政治,对军人哗变大多持怀柔手段,其直接结果就是将骄兵惰,颐指气使,成为祸害地方的根源,体现了军阀统治的封建性。
九江兵变也不完全是偶然事件,它是当时江西时局的必然反映。1922年,正值孙中山领导的“第二次护法战争”取道江西。南军北伐,与北军南驻,使江西成为各派系军队的云集之地。直系军阀陈光远督赣却拥兵自重,借战事加征、迫征债款,发国难之财,造成江西财政窘迫,无力养兵,以生兵变。其时一电报,“惟我赣民,苦陈久矣,彼陈氏犬马我士庶,囊括我脂膏,借国军之积威,行盗贼所未忍,贪黩残逞,罄竹难书……就公理以谈事实,陈光远罪贯恶盈,当无久存之理”,③充分体现了军阀统治的黑暗性。
九江忝居通商口岸,华洋杂处,店铺林立,物流畅旺,商业繁荣。驻屯官兵为一己之私,无视军纪法制,抢掠财货,焚烧店铺,严重损害商埠形象,体现了军阀统治的残忍性和落后性。其巨大的破坏性不仅表现在社会物质财富的流失,而且造成了广大商民的心理创伤;更严重的是扰乱了社会秩序,使地方民众对北洋政府统治产生了信任危机,动摇了北洋军阀统治的基础。
【作者简介】陈晓鸣,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钟凌云,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历史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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