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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著眼于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和基督教关系的论述，分析日本为了达到侵略野心，对基督教的利用，并且与西方基督教因为共同的侵略利益走在相同的阵营的状况。还介绍了当各个侵略国家之间利益关系不能协调时，从宗教层面所表现出的对抗。这种在宗教外衣下进行的国家之间的利益妥协与对抗还是有很大的研究意义和价值。
【关键词】日本;基督教;勾结;冲突
基督教在日本的传播，犹如其他宗教在非本土生长的地方传播的过程一样，都经历了一个曲折而艰难的道路。它并非在传入之初就受到当地人的欢迎和接受，而是经历了一场关于输入、驻足、斗争、发展以及改变的过程，甚至于在这期间还经历过被禁止的惨痛经历。日本自身对基督教有了重新的认识，并且在日后的侵华战争中，和基督教之间历经了一系列因为利益关系变化而变化政策的过程。
一、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与基督教的勾结
（一）日本对基督教的利用
日本对基督教的利用或许可以从两方面去看，一方面是关于对和平主义的利用，和平主义思潮其实早在抗日战争之前便已在中国土地之上传播开来，吴雷川早期和吴耀、徐宝谦等人都是站在此种观点上的典型代表。其实他们的思想观念也是经历了一定的特定事件影响而产生了相应的变化。“吴雷川深受唯爱思想的影响，甚至在九·一八事变后仍未放弃。” [1]（p.44）九·一八事变后，虽然中国基督教界的重要机构纷纷发表申明和公开信，对日本侵略行径表示极大不满，但是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在九·一八事件之后，向全国发表的申明表明和平主义依旧是协进会的主流思想，他们对武装斗争是有所保留的，比较倾向于依靠当时的国际维持和平的机制，寻求和平解决的办法，但同时也不明确谴责暴力，这种温顺的思想观念，为日本初期的长驱直入铺平了道路。
另一方面，日本积极夺取在中国基督教的领导权，由于中国基督教历来都是欧美化的，再加上英美等国家在抗战问题上对中国的同情更是引来日本的惊慌与夺权动向。因此一轮关于“东洋人掌握东洋人东洋人宗教”运动开展开来，日本人努力创造着日式的基督教，实践着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的理念。“担任日本东京基督教长老会长老的日匹信亮就叫喊，从来大陆的基督教都是欧美化的，有依存欧美的思想，这是有害无益的。”[2]（pp105-106）“中日基督徒救济会”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这种类型的基督教会无异于是在收买人心，弱化中国国民的反抗侵略的情绪。
当然，关于基督教中的亲日势力，日本自然是愿意利用的。譬如基督教派中的东正教，这些反俄反共的白俄份子联合日本侵略者，积极致力于破坏中国的抗日战争。消灭不仅在肉体上，还有精神上，由此建立适应日本侵略中国的基督教精神。
（二）日本与西方国家控制的基督教的利益的统一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日本与西方控制的基督教因为利益的相对统一，在表面上基本保持着和平交往的关系。基督教不似佛教、伊斯兰教，最初是以和平温婉的方式传入中国，并最终在发展变化中渐渐与当地思想文化相互吸收和包容。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西方侵略者不仅打开了中国政治经济的大门，并又一次将思想文化方面的东西传入中国，所以基督教再一次开始渗入到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
不同以往的是，基督教这一次以暴力的方式踏入了中国，“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是以武力开道，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的。”[3]（p.62）所以此时的基督教也难免被打上深深的侵略印记。也正因为这同属于侵略的本质，使得日本与西方控制的基督教走在了相同的阵营，他们都以侵略中国为目标，所以双方默契的在此种关系中相互妥协和纵容着。当日军进攻上海和南京时，天主教传教士征得日本占领当局的同意，在教堂及其周围找出大片地区作为“难民区”对逃入放入难民进行登记，救济和代发良民证，这对难民来说虽然得到了一定的救济，对日军来说也省去了对难民的调查登记这一程序。正在这种利益共同的状态下，日本侵略者与西方基督教相互勾结形成了对中国进一步的侵略。
二、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与基督教的冲突
（一）基督教博爱精神对日本暴力侵略的对抗
基督教作为一门宗教，和别的宗教最突出的特点，便在于它最为强调人的得救，所以，基督教不称自己为关于上帝的学说，而称自己是关于得救的学说。所以即使在社会福音运动的影响下，唯爱思潮的教育中，一些基督教徒还是不再坚持在当时情况下并不合时机的和平对抗，譬如当时中国唯爱全国委员会委员主席和在《唯爱》双月刊主编的吴耀宗对于唯爱立场却已发生动摇，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种种虐行时时刻刻拷问着中国基督徒的良心。
当然基督教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特性便是它是积极的、向善的东西。在这种关于博爱精神的感召下，一系列相关组织团体纷纷成立。譬如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此团体工作的重点就是军人服务、学生救济、难民救济，今天要讨论核心必然是在救济这项工作之上。中国青年会是受美国青年会宗教理念、经济和人员资助、运作方式和程序下建立起来的，这里面的宗教理念主要蕴涵的就是博爱精神、人道主义和救赎理念。该团体欢迎有有志抗日救亡的青年朋友加入，在为军人服务的过程中，他们收送慰劳品、征募战地工作人员、举行报告战况的演讲会等。疏散安置难民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救济工作，徐州会战结束后，大量难民涌入湖南，因此关于难民安置的问题成了一项大工程，青年会义不容辞的承揽了此项重任。
（二）日本与西方国家控制的基督教关系的破裂
基督教毕竟是有着向善理念的宗教，所以它并非一味的妥协于日本的侵略行为当中，因此早在在中日战争之初，日本和基督教的关系就显现出了一些裂痕，“天主教南京教区主教于1937年10月到1938年5月，遍历意大利、法国、比利时、瑞士、英国、爱尔兰、荷兰、美国、加拿大等欧美国家，口讲笔述揭露暴日真相。”[4]（p.72）天主教南京教区的主教与强权抗争，申斥日意德。
但是因为当时基督教团体多是受控于政府的，所以更多是以国家利益为基准。这些欧美国家出于对自己在华利益的维护，甚至一度时期与日本侵略者沆瀣一气，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的侵略野心日益膨胀，甚至于侵害到了欧美一些国家的利益，此时日本与西方国家控制的基督教开始彻底分崩离析。日本与美国的军事上的火热对抗，使得日本政府则与欧美控制下的基督教的关系彻底破裂。
三、结语
基督教从实质上来说就是一种宗教，他是人类在思想文化领域内表述的一种意识形态。在日本的侵华战争期间，它作为一种特殊的侵略工具出现。日本不仅在中国的土地上大肆建立日式化的基督教，还与欧美国家控制下的基督教建立利益共同点，站在统一的战线之上。但是基督教毕竟是宗教，因此它拥有着其相关的宗教职能，贯彻着关于救赎、博爱的理念。在这种博爱思想的影响下和日本与某些基督教团体的利益关系难以平衡的时候，这种互相利用的勾结关系也不再一帆风顺，处处显现出了他们之间的冲突与矛盾。
参考文献：
[1]赵士林，段琦.基督教在中国处境化的智慧[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
[2]孟国祥.日本利用宗教侵华之剖析[J].民国档案，1996（1）.
[3]莫法有.基督教的中国化[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3）.
[4]陈金龙，傅玉能.中国宗教界与抗日战争[J].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4）.
（作者单位：云南省西双版纳州民族中学）
【关键词】日本;基督教;勾结;冲突
基督教在日本的传播，犹如其他宗教在非本土生长的地方传播的过程一样，都经历了一个曲折而艰难的道路。它并非在传入之初就受到当地人的欢迎和接受，而是经历了一场关于输入、驻足、斗争、发展以及改变的过程，甚至于在这期间还经历过被禁止的惨痛经历。日本自身对基督教有了重新的认识，并且在日后的侵华战争中，和基督教之间历经了一系列因为利益关系变化而变化政策的过程。
一、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与基督教的勾结
（一）日本对基督教的利用
日本对基督教的利用或许可以从两方面去看，一方面是关于对和平主义的利用，和平主义思潮其实早在抗日战争之前便已在中国土地之上传播开来，吴雷川早期和吴耀、徐宝谦等人都是站在此种观点上的典型代表。其实他们的思想观念也是经历了一定的特定事件影响而产生了相应的变化。“吴雷川深受唯爱思想的影响，甚至在九·一八事变后仍未放弃。” [1]（p.44）九·一八事变后，虽然中国基督教界的重要机构纷纷发表申明和公开信，对日本侵略行径表示极大不满，但是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在九·一八事件之后，向全国发表的申明表明和平主义依旧是协进会的主流思想，他们对武装斗争是有所保留的，比较倾向于依靠当时的国际维持和平的机制，寻求和平解决的办法，但同时也不明确谴责暴力，这种温顺的思想观念，为日本初期的长驱直入铺平了道路。
另一方面，日本积极夺取在中国基督教的领导权，由于中国基督教历来都是欧美化的，再加上英美等国家在抗战问题上对中国的同情更是引来日本的惊慌与夺权动向。因此一轮关于“东洋人掌握东洋人东洋人宗教”运动开展开来，日本人努力创造着日式的基督教，实践着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的理念。“担任日本东京基督教长老会长老的日匹信亮就叫喊，从来大陆的基督教都是欧美化的，有依存欧美的思想，这是有害无益的。”[2]（pp105-106）“中日基督徒救济会”如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这种类型的基督教会无异于是在收买人心，弱化中国国民的反抗侵略的情绪。
当然，关于基督教中的亲日势力，日本自然是愿意利用的。譬如基督教派中的东正教，这些反俄反共的白俄份子联合日本侵略者，积极致力于破坏中国的抗日战争。消灭不仅在肉体上，还有精神上，由此建立适应日本侵略中国的基督教精神。
（二）日本与西方国家控制的基督教的利益的统一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日本与西方控制的基督教因为利益的相对统一，在表面上基本保持着和平交往的关系。基督教不似佛教、伊斯兰教，最初是以和平温婉的方式传入中国，并最终在发展变化中渐渐与当地思想文化相互吸收和包容。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西方侵略者不仅打开了中国政治经济的大门，并又一次将思想文化方面的东西传入中国，所以基督教再一次开始渗入到中国的思想文化领域。
不同以往的是，基督教这一次以暴力的方式踏入了中国，“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是以武力开道，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的。”[3]（p.62）所以此时的基督教也难免被打上深深的侵略印记。也正因为这同属于侵略的本质，使得日本与西方控制的基督教走在了相同的阵营，他们都以侵略中国为目标，所以双方默契的在此种关系中相互妥协和纵容着。当日军进攻上海和南京时，天主教传教士征得日本占领当局的同意，在教堂及其周围找出大片地区作为“难民区”对逃入放入难民进行登记，救济和代发良民证，这对难民来说虽然得到了一定的救济，对日军来说也省去了对难民的调查登记这一程序。正在这种利益共同的状态下，日本侵略者与西方基督教相互勾结形成了对中国进一步的侵略。
二、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与基督教的冲突
（一）基督教博爱精神对日本暴力侵略的对抗
基督教作为一门宗教，和别的宗教最突出的特点，便在于它最为强调人的得救，所以，基督教不称自己为关于上帝的学说，而称自己是关于得救的学说。所以即使在社会福音运动的影响下，唯爱思潮的教育中，一些基督教徒还是不再坚持在当时情况下并不合时机的和平对抗，譬如当时中国唯爱全国委员会委员主席和在《唯爱》双月刊主编的吴耀宗对于唯爱立场却已发生动摇，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种种虐行时时刻刻拷问着中国基督徒的良心。
当然基督教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特性便是它是积极的、向善的东西。在这种关于博爱精神的感召下，一系列相关组织团体纷纷成立。譬如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此团体工作的重点就是军人服务、学生救济、难民救济，今天要讨论核心必然是在救济这项工作之上。中国青年会是受美国青年会宗教理念、经济和人员资助、运作方式和程序下建立起来的，这里面的宗教理念主要蕴涵的就是博爱精神、人道主义和救赎理念。该团体欢迎有有志抗日救亡的青年朋友加入，在为军人服务的过程中，他们收送慰劳品、征募战地工作人员、举行报告战况的演讲会等。疏散安置难民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救济工作，徐州会战结束后，大量难民涌入湖南，因此关于难民安置的问题成了一项大工程，青年会义不容辞的承揽了此项重任。
（二）日本与西方国家控制的基督教关系的破裂
基督教毕竟是有着向善理念的宗教，所以它并非一味的妥协于日本的侵略行为当中，因此早在在中日战争之初，日本和基督教的关系就显现出了一些裂痕，“天主教南京教区主教于1937年10月到1938年5月，遍历意大利、法国、比利时、瑞士、英国、爱尔兰、荷兰、美国、加拿大等欧美国家，口讲笔述揭露暴日真相。”[4]（p.72）天主教南京教区的主教与强权抗争，申斥日意德。
但是因为当时基督教团体多是受控于政府的，所以更多是以国家利益为基准。这些欧美国家出于对自己在华利益的维护，甚至一度时期与日本侵略者沆瀣一气，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的侵略野心日益膨胀，甚至于侵害到了欧美一些国家的利益，此时日本与西方国家控制的基督教开始彻底分崩离析。日本与美国的军事上的火热对抗，使得日本政府则与欧美控制下的基督教的关系彻底破裂。
三、结语
基督教从实质上来说就是一种宗教，他是人类在思想文化领域内表述的一种意识形态。在日本的侵华战争期间，它作为一种特殊的侵略工具出现。日本不仅在中国的土地上大肆建立日式化的基督教，还与欧美国家控制下的基督教建立利益共同点，站在统一的战线之上。但是基督教毕竟是宗教，因此它拥有着其相关的宗教职能，贯彻着关于救赎、博爱的理念。在这种博爱思想的影响下和日本与某些基督教团体的利益关系难以平衡的时候，这种互相利用的勾结关系也不再一帆风顺，处处显现出了他们之间的冲突与矛盾。
参考文献：
[1]赵士林，段琦.基督教在中国处境化的智慧[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
[2]孟国祥.日本利用宗教侵华之剖析[J].民国档案，1996（1）.
[3]莫法有.基督教的中国化[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3）.
[4]陈金龙，傅玉能.中国宗教界与抗日战争[J].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4）.
（作者单位：云南省西双版纳州民族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