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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想要进一步激怒美国的盟友,可能还是有空间的。
美国国家安全局可以发布微博,内容是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有意思的电话内容;或者在YouTube上面公布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洗澡唱歌的视频短片。
五角大楼可以派无人机飞临巴黎上空,朝高级餐厅扔麦当劳巨无霸汉堡;这么做,就是为了显示出我们有这个能力。
对于爱德华·斯诺登和切尔西·曼宁对美国的安全造成的损害,政府官员们感到非常愤怒。这可以理解。但是现在,对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窃听行径怨声四起,这是在提醒美国高级官员们,其实他们自己就在损害美国的战略利益——他们做过了头,做了很多事情,原因仅仅因为他们有这个能力。
国家安全政策得不偿失
从9·11之后,我们的国家安全政策就被完全打乱了。过去12年里,我们痴迷于安全问题,基本上从不考虑让步,结果如何?我们总是想要找到战术上的优势,但是,有时候这却会导致战略上的挫败——对盟国进行窃听即为一例。
就算考虑通货膨胀,我们现在每年的情报开支也已经翻了一番,达到700亿美元。拥有“最高机密”权限的人数,比哥伦比亚特区的居民人数还多——这些人中难免出现不守规矩的人。如果什么东西都是保密的,那么整个系统就会失去公信力、透明度,最后也无人负责任。
反恐战争让我们卷入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事,明显的收益很少,但是却付出了数以千计的美国生命。每击毙一名圣战主义者,我们似乎又制造出好几名新的圣战主义者出来。
正像一句中国俗语所说的,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当奥巴马总统就职时,他似乎有可能会调整安全政策。事实上,他确实做了些调整,比方说从伊拉克撤军,并且在不明智地对阿富汗“增兵”之后,开始缩小美国在阿富汗的驻军规模。
但是总的来说,他的安全政策跟布什总统惊人地相似:关塔那摩监狱依然存在,而这是对美国和全世界价值观的公然侮辱;美国国家安全局的间谍项目仍在强势运作,无人机袭击逐步强化,白宫也开始想要钳制关于无人机、间谍行为和网络战争的公开讨论。通过《间谍法案》,奥巴马政府公诉的爆料人人数,比之前历任政府加起来都要多。
在战略利益上的短视
最新的这起关于窃听欧洲领袖的丑闻,极好地反映了我们在战略利益上的短视。
欧洲方面表现出来的愤怒多少有假装的成分,这没错。法国前外交部长贝尔纳·库什内在接受一次电台采访时坦承:“老实说吧,法国人也会窃听。每个人都会窃听别人说些什么。但是我们没有美国人那样的条件,这让我们感到嫉妒。”
不过,我们的窃听似乎是违反了德国法律的,而且也违背了间谍的首要原则:别被人抓住。
35位国家元首都被窃听,如果奥巴马总统真的毫不知情,那么情报监管肯定出了问题。一位前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说,在9·11之前,对外国元首进行这样的监控,是肯定要经过白宫首肯的。
但是,在9·11之后,我们的安全政策基本上就是在自动运转:如果我们能够监听默克尔,那么我们就这么干吧!如果我们能够用无人机击毙一名恐怖嫌犯,那就行动吧!如果我们能够无限期地把人关在关塔那摩监狱,那为什么不呢?
有能力就该一意孤行?
我们的这种傲慢,正在蚕食美国外交政策最大的优势,即美国的软实力。比方说,在巴基斯坦,我们的无人机袭击确实消灭了一些危险的恐怖分子。但是无人机袭击却深深地激怒了巴基斯坦人民,损害了美国的形象,削弱了我们在这个重要国家的影响力。
理查德德· 哈斯是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他表示,今天大多数的欧洲人都不记得冷战了,因此,激怒这些盟友之后,我们当下的回旋余地要小得多。
当然,无人机、对盟友的监听,都还是有存在必要的。但是所有这些都必须接受审查,要考虑特定的背景,同时该设立终止机制,就像9·11之前一样。
如果我们要求所有人在飞行时一丝不挂,那么,商业飞行的安全性肯定会有提升。但是我们还是接受了转圜,允许乘客穿衣服,因此会带来些许小风险。同样道理,在安全领域不断扩展的今天,是时候停一停,去检视一下是否存在让步的空间;而不是仅仅因为我们有能力,就一意孤行。
美国国家安全局可以发布微博,内容是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有意思的电话内容;或者在YouTube上面公布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洗澡唱歌的视频短片。
五角大楼可以派无人机飞临巴黎上空,朝高级餐厅扔麦当劳巨无霸汉堡;这么做,就是为了显示出我们有这个能力。
对于爱德华·斯诺登和切尔西·曼宁对美国的安全造成的损害,政府官员们感到非常愤怒。这可以理解。但是现在,对美国国家安全局的窃听行径怨声四起,这是在提醒美国高级官员们,其实他们自己就在损害美国的战略利益——他们做过了头,做了很多事情,原因仅仅因为他们有这个能力。
国家安全政策得不偿失
从9·11之后,我们的国家安全政策就被完全打乱了。过去12年里,我们痴迷于安全问题,基本上从不考虑让步,结果如何?我们总是想要找到战术上的优势,但是,有时候这却会导致战略上的挫败——对盟国进行窃听即为一例。
就算考虑通货膨胀,我们现在每年的情报开支也已经翻了一番,达到700亿美元。拥有“最高机密”权限的人数,比哥伦比亚特区的居民人数还多——这些人中难免出现不守规矩的人。如果什么东西都是保密的,那么整个系统就会失去公信力、透明度,最后也无人负责任。
反恐战争让我们卷入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事,明显的收益很少,但是却付出了数以千计的美国生命。每击毙一名圣战主义者,我们似乎又制造出好几名新的圣战主义者出来。
正像一句中国俗语所说的,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当奥巴马总统就职时,他似乎有可能会调整安全政策。事实上,他确实做了些调整,比方说从伊拉克撤军,并且在不明智地对阿富汗“增兵”之后,开始缩小美国在阿富汗的驻军规模。
但是总的来说,他的安全政策跟布什总统惊人地相似:关塔那摩监狱依然存在,而这是对美国和全世界价值观的公然侮辱;美国国家安全局的间谍项目仍在强势运作,无人机袭击逐步强化,白宫也开始想要钳制关于无人机、间谍行为和网络战争的公开讨论。通过《间谍法案》,奥巴马政府公诉的爆料人人数,比之前历任政府加起来都要多。
在战略利益上的短视
最新的这起关于窃听欧洲领袖的丑闻,极好地反映了我们在战略利益上的短视。
欧洲方面表现出来的愤怒多少有假装的成分,这没错。法国前外交部长贝尔纳·库什内在接受一次电台采访时坦承:“老实说吧,法国人也会窃听。每个人都会窃听别人说些什么。但是我们没有美国人那样的条件,这让我们感到嫉妒。”
不过,我们的窃听似乎是违反了德国法律的,而且也违背了间谍的首要原则:别被人抓住。
35位国家元首都被窃听,如果奥巴马总统真的毫不知情,那么情报监管肯定出了问题。一位前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说,在9·11之前,对外国元首进行这样的监控,是肯定要经过白宫首肯的。
但是,在9·11之后,我们的安全政策基本上就是在自动运转:如果我们能够监听默克尔,那么我们就这么干吧!如果我们能够用无人机击毙一名恐怖嫌犯,那就行动吧!如果我们能够无限期地把人关在关塔那摩监狱,那为什么不呢?
有能力就该一意孤行?
我们的这种傲慢,正在蚕食美国外交政策最大的优势,即美国的软实力。比方说,在巴基斯坦,我们的无人机袭击确实消灭了一些危险的恐怖分子。但是无人机袭击却深深地激怒了巴基斯坦人民,损害了美国的形象,削弱了我们在这个重要国家的影响力。
理查德德· 哈斯是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他表示,今天大多数的欧洲人都不记得冷战了,因此,激怒这些盟友之后,我们当下的回旋余地要小得多。
当然,无人机、对盟友的监听,都还是有存在必要的。但是所有这些都必须接受审查,要考虑特定的背景,同时该设立终止机制,就像9·11之前一样。
如果我们要求所有人在飞行时一丝不挂,那么,商业飞行的安全性肯定会有提升。但是我们还是接受了转圜,允许乘客穿衣服,因此会带来些许小风险。同样道理,在安全领域不断扩展的今天,是时候停一停,去检视一下是否存在让步的空间;而不是仅仅因为我们有能力,就一意孤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