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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城乡创业活动差异十分明显，且差距不断扩大，基于空间层次创业理论视角，选取我国1998-2015年的城乡经济活动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空间集聚因素对城乡创业活动差异产生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在全样本中，人口密度和市场密集度正向显著影响地区创业水平；人口、企业和市场的密集程度对城镇创业活动有正向影响；市场密集度正向决定农村创业活动水平。人口密度、企业密集度和市场密集度是城乡创业活动产生差异的重要原因，这些因素的集聚效应使城乡创业差异逐步扩大，造成城乡经济发展严重失衡，研究结论为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和研究视角。
关键词：空间层次创业；集聚因素；城乡创业差异；回归分析
中图分类号：F279.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8.04.0013
一、问题的提出
空间层次创业理论认为，创业活动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1]，存在空间集聚趋势（spatial agglomeration），企业在地理空间上的临近为交流提供了便利、降低交易成本，有利于企业间的市场联系、劳动力的集聚以及知识溢出，新企业创立可以吸引其他资源进一步在该区域集中，集聚效应又会影响区域创业活动[2]，由此带来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全球创业观察（GEM）研究表明，GDP增长差距的约30%可以归因于创业活动水平的差异。
20世纪以来，希腊、德国、芬兰和瑞典等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学者意识到城市和农村创业水平和创业环境有极大差异[35]，城乡之间不同的区域特征对创业活动差异产生显著影响[610]。Hoover & Vemon、Leone & Struyk等认为，企业在城市调动资源会相对容易，集聚使得想要创业的人能获得市中心的可出租的生产地、劳动力和其他服务，而且供应风险较低，与顾客和供应商易于沟通[1112]，因此，地域的集聚导致创业活跃度提高，从而进一步促进城市经济的集聚和增长，城乡发展失衡或可由城乡创业差异及集聚效应来解释。
中国处于转型经济背景下，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长期并存，城乡经济发展严重失衡，城市和农村创业活动水平差距也十分明显，统计数据显示（见图1），自从2002年以来，城镇创业活跃度开始高于农村，而且呈逐年扩大趋势。我国学者近五年开始关注城乡创业差异问题，张龙耀等、胡金焱等、刘俊杰等、赵朋飞等、甘宇等等以城镇和农村家庭为样本，采用CHARLS、CLDS和CHFS等大规模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人力资本、社会网络和金融资源”等对城乡家庭创业行为差异的影響作用[1317]，上述研究多是基于创业资源观和微观视角，而对我国城乡创业差异产生的区域特征和空间集聚变量的影响研究涉及较少，也忽视了创业的空间集聚及集聚效应对企业家精神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图1 1998年-2015年城乡私营和个体企业数（单位：万户）
数据来源：我国城镇和农村私营、个体企业数量来源于1998—2016年《中国经济年鉴》《中国私营经济年鉴》《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等。
由此，本文将从宏观层次和空间创业理论视角出发，利用我国1998-2015年城市和农村经济动态面板数据，来分析空间集聚因素对城乡创业活动差异的影响及其内在的作用机制，试图从理论上丰富国内城乡创业差异的实证研究，为揭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成因提供新的解释，以期为政策制定者设计专门针对农村创业的政策来缩小和消除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和谐发展提供实证数据支撑。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Feldman认为创业是“区域事件”[18]，随着新经济地理学的创立，空间层次创业理论迅速发展，其重点关注新创企业产生和成长的空间背景、创业与地区集聚及经济发展的关系、企业家行为与空间/地域特点之间的互动影响机制等问题，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在该领域已经展开了广泛的研究，但由于学者们是基于不同的国家情景，在区域/空间变量选择、创业活动度量和模型设立上存在差别，研究结论不尽一致：一部分学者认为经济集聚对创业和经济增长有利，如Ciccone & Hall认为经济集聚（如就业或人口密度）对美国各州地区间劳动生产率差异产生影响[19]；Brulhart & Mathys以欧洲的数据进行验证发现经济集聚（如就业密度）对劳动生产率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而且集聚效应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增强[20]；Nystrm发现空间集聚有助于新公司的创立，对于创业率的空间差异来说，产业结构是比当地市场需求更为重要的解释变量[21]。另一部分研究却发现经济集聚、创业和经济增长之间没有显著关系，甚至还有负面的影响：如Fritsch and Schroeter指出高自雇型创业率可能限制区域经济增长[22]；地区的收入水平和人口增长与该区域的创业率负相关；Grek et al.研究了影响当地不同行业创业率的因素，认为市场潜力（由地区生产总值测量）对服务业创业率影响显著，对第一产业和制造业不重要，进而发现就业率与公司创立之间负相关，但与小公司比例正相关[23]。
综上可见，空间集聚因素（density and accessibility）的确会影响一个地区的创业活动和经济增长，但是在不同国家的情景下展开研究，将得出不同的结论。由此，本文根据前面文献研究结论，选取以下几个空间集聚变量，利用我国1998-2015年城乡经济发展的面板数据，分析各集聚因素对城乡创业活动差异的影响。
1.人口密度。Ottaviano and Pinelli使用芬兰各地区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人口密度对于地区的收入增长具有正效应[24]；Hammarstedt发现在瑞典大城市自我雇佣意向高于人口较少的北部县城[9]；刘亮分别使用与集聚有关的资本密度、技术密度、人口密度、企业密集度、私营企业投资者的密度和市场密集度等指标对技术变迁的影响进行检验，发现资本、技术、人口和市场等的集聚对于区域知识的创新能力都为正且显著的[25]。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人口密度越高的区域，创业活跃度也越高，人口密度正向影响区域创业活动。
2.企业密集度。企业的集聚易形成规模效应，使得生产成本降低和市场增长，能促进创业行为的发生，而大城市的核心地区有着有利于新创企业孵化的密集基础设施，能提供大量商用租赁场地以及多种多样的服务等有利条件而更多地出现在这些产业密集区域，因此，产业集聚的核心地区新企业才最有可能发展起来。杨勇等利用1998—2005年美国高科技产业集群的数据研究发现，集群网络的集聚程度越大越有利于新企业的创立[26]；田楹和胡蓓等实证研究发现产业集群集聚效应通过创业自我效能、可行性知觉和希求性知觉的中介作用对创业意向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27]。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企业密集度越高的区域，创业活跃度也越高，企业密集度正向影响区域创业活动。
3.市场密集度。Acs & Armingon对创业需求的研究显示，区域收入水平、地区人口增长率与区域创业率有关[28]；Nystrm认为空间集聚有助于新公司的创立，产业结构比当地市场需求更重要的解释变量[21]。可见，区域内市场容量越高，需求水平也越高，能带来更多的机会，企业家能识别这种机会，并利用机会进行创业活动的开展 [2930]。经济发达地区其市场容量大，需求水平高，创业活动也更加活跃。由此，本文提出了如下假设：
假设3：市场密集度越高的区域，创业活跃度也越高，市场密集度正向影响区域创业活动。
三、数据与研究设计
（一）变量定义和数据来源
1.因变量。张钢和崔凯峰从个体和组织维度，采用“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就业者”、“私营企业数量和就业人数”来衡量地区创业情况[31]；高建和石书德用地区新企业数（私营企业）与地区劳动人口数量的比值来计算创业率[32]。综合而言，本文认为除私营企业外，个体企业也是反映一个地区创业活动的重要指标，因此，将城镇和农村“个体和私营企业就业人数”之和来反映地区创业水平，分别与城乡劳动人口数量相除计算得到城乡创业率（见表3）。
2.自变量。本文“人口密度”由“地区人口数除以该地区土地面积”来衡量；企业密集度，是指某地区所拥有的企业数量的集中程度，反映该地区的企业集聚程度，由“地区企业数除以该地区人口数”来测量；市场密集度，即市场容量，反映地区的需求水平，本文采用城乡人均消费水平来进行衡量（见表1）。
面积等数据，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经济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私营经济年鉴》《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和《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等。
（二）研究方法和结果分析
本文考虑到各集聚因素对城乡创业活动产生影响具有滞后性，因此，各自变量指标数据选取时间落后因变量一年。
首先，本文对城乡空间集聚变量与创业率进行相关性分析（见表2），结果显示，在城镇，人口密度、企业密集度和市场密集度与创业率均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是0.920、0.837和0.973，达到0.01的显著水平，表明城镇人口密度、企业密集度和市场密集度的提高能促进创业活动产生；而在农村，只有企业密集度和市场密集度与农村创业率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558（P<0.05）和0.691（P<0.01），说明在农村企业数量越集中、市场容量越大能够提高农村创业活动水平。
再次，进行空间集聚变量影响城乡创业活动的决定因素实证分析。为进一步探究以上各集聚变量对城乡创业活动差异的影响机制，本文创建了“集聚变量影响城乡创业活动的决定因素模型”如下：
Entret=β0+β1Popt+β2Bust+β3Mart+u
其中，Entret表示创业率，Popt表示人口密度，Bust表示企业密集度，Mart表示市场密集度，βi为变量估计系数。
采用SPSS18.0统计软件分别对全样本、城镇和农村数据选取“逐步回归法（Stepwise）”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得到以下最优拟合模型，见表3：
表3中全样本（模型1）的实证检验数据显示，“人口密度”和“市场密集度”均在0.001的水平上正向显著影响地区创业水平，表明人口和市场密集程度是决定地区创业活动发生的重要变量，人口数量的增长促进了地区整体消费能力的提升，扩大了市场容量，为企业家识别创业机会、创建新企业满足新增的市场需求创造了条件，因此，人口越集中、市场密集度越高的地区创业率会越高。从城镇分样本（模型2）的实证分析结果看到，“人口密度”、“企业密集度”和“市场密集度”分别在0.05，0.001和0.001的水平上正向顯著影响城镇地区创业水平，说明随着城市人口、企业和市场集中程度的提高，使该地区创业活动更加活跃，这三个空间集聚因素对城市创业率产生了促进作用。再看农村分样本（模型3）数据，只有“市场密集度”在0.001水平上正向影响农村地区创业水平，说明农村市场发育程度和农民的消费水平一定范围决定了农村创业活动水平，农村市场体系越完善、市场容量越大、农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越高，农村的创业活动就会越活跃。
综上可见，各空间集聚因素在不同样本的作用机制不尽相同：“人口密度”对地区创业活动的影响作用，在全样本和城镇分样本中通过显著性检验，与Acs & Armingon、Ottaviano & Pinelli和Hammarstedt等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企业密集度”对地区创业活动的影响作用只在城镇样本中通过显著性检验，假设1和假设2得到部分验证，与我国学者杨勇、田楹和胡蓓的研究结论一致；而“市场密集度”对区域创业活动的影响作用在所有地区数据中都通过显著性检验，假设3得到验证，说明一个地区的市场集中化程度，如市场容量和居民的消费水平等直接影响着该地区创业的水平。
四、结论和启示 本文利用我國1998-2015年城乡经济数据，检验了人口密度、企业密集度和市场密集度等空间集聚因素对城镇和农村创业活动差异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全样本中，人口密度和市场密集度显著正向影响地区创业水平；在城镇，人口、企业和市场的集聚程度对创业活动起显著促进作用；在农村，市场密集度正向决定了农村创业活动水平，以上三个空间集聚变量是带来城乡创业活动的明显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它们的聚集效应使城乡创业差距不断变大，本研究结论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成因提供了新的解释和理论依据：在我国，城市较农村有好的人力资本、更现代的基础设施、充足的物质和金融资本和各种服务，拥有现代化的产业结构、有利于新兴产业产生的关键资源，这些优势会吸引新创企业集聚于城市并发展起来，随着城市创业活跃度的提高，新创企业又会吸引其他资源在城市集中，从而对其经济增长产生加速作用，而在农村创业往往不具备城市创业的这些优势，要依附（follow）现有的产业结构，会导致新兴产业在农村产业结构中份额降低，这一现实意味着，城市与农村存在“现代化的差距”（modernity gap），而且差距越来越大，这必然成为阻碍农村发展的潜在问题，加剧城乡经济非均衡发展的矛盾。
综合本文的以上研究结论特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第一，鉴于农村市场密集度对农村创业活动的正向促进作用，政府要进一步完善农村市场交易体系，建设各具特色的农产品交易市场和农产品电商交易网站，利用“互联网+农业”扩大农产品市场需求量和农村市场容量，帮助农民开拓创业渠道；村政府要充分利用好农业部建立的“中国农村创业创新信息网”和“中国农村产业融合信息网”，为农民创业创新提供高效便捷的信息服务，通过购销对接会等形式积极搭建农产品电商平台，依托村民互助小组与农业合作社等机构，广泛与农户建立合作关系，线上线下联动销售当地特色农产品，实现产销对接，解决供需脱节问题，激发农民创业活动的产生。
第二，由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也对农村创业活动有积极推进作用，因此，各地农村应拓宽农民收入渠道，提高家庭农村经营性收入，实现收入多元化；发展农村金融与保险市场，增加农民理财性收入，完善农村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等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减少家庭公共服务消费支出比例，改善消费预期，消除农民消费压力；用政策、教育、培训和服务等手段引导农民转变消费观念，适度鼓励农村居民超前消费，促进农民消费能力提升、消费结构改善和消费水平提高。
第三，由于集聚效应对地区创业活动具有积极的影响，因此，农村可借鉴城市发展和创建创业园区和特色产业基地，发挥产业园区和基地“要素集中、产业集聚、经营集约”的功能，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村政府要认真贯彻执行中央一号文件和《关于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意见》精神，依托现有开发区、农业产业园以及专业市场、农民合作社和农业规模种养基地等，建设功能完备、辐射带动能力较强、产业融合发展趋势明显的农村创业创新园区（基地），为返乡农民、科技下乡人才、大学生等在农村创新创业提供合适场所、设施条件和便利服务，可给予一定的创业贷款优惠、税收减免和租金补贴等政策扶持，并建立健全有利于农业科技人员下乡、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先进农业技术推广的激励和利益分享机制，让农村成为高素质人才和创业资本的集聚地，提高农村创业活跃度。
总之，我们要按照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的要求，加快发展农业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大力推进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一体化建设，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逐步缩小城乡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差距，从而减小城乡创业活动水平的差异。
注释：
①在中国，私营和个体企业数是创业的重要结果，可反映一个地区的创业活动水平。截止到2015年，我国城镇创业水平是农村的2.17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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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高 建，石书德.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创业地区差异的决定因素研究[J].科学学研究，2009（7）：10111019.
（責任编辑 王婷婷）
关键词：空间层次创业；集聚因素；城乡创业差异；回归分析
中图分类号：F279.2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8.04.0013
一、问题的提出
空间层次创业理论认为，创业活动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1]，存在空间集聚趋势（spatial agglomeration），企业在地理空间上的临近为交流提供了便利、降低交易成本，有利于企业间的市场联系、劳动力的集聚以及知识溢出，新企业创立可以吸引其他资源进一步在该区域集中，集聚效应又会影响区域创业活动[2]，由此带来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全球创业观察（GEM）研究表明，GDP增长差距的约30%可以归因于创业活动水平的差异。
20世纪以来，希腊、德国、芬兰和瑞典等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学者意识到城市和农村创业水平和创业环境有极大差异[35]，城乡之间不同的区域特征对创业活动差异产生显著影响[610]。Hoover & Vemon、Leone & Struyk等认为，企业在城市调动资源会相对容易，集聚使得想要创业的人能获得市中心的可出租的生产地、劳动力和其他服务，而且供应风险较低，与顾客和供应商易于沟通[1112]，因此，地域的集聚导致创业活跃度提高，从而进一步促进城市经济的集聚和增长，城乡发展失衡或可由城乡创业差异及集聚效应来解释。
中国处于转型经济背景下，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长期并存，城乡经济发展严重失衡，城市和农村创业活动水平差距也十分明显，统计数据显示（见图1），自从2002年以来，城镇创业活跃度开始高于农村，而且呈逐年扩大趋势。我国学者近五年开始关注城乡创业差异问题，张龙耀等、胡金焱等、刘俊杰等、赵朋飞等、甘宇等等以城镇和农村家庭为样本，采用CHARLS、CLDS和CHFS等大规模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人力资本、社会网络和金融资源”等对城乡家庭创业行为差异的影響作用[1317]，上述研究多是基于创业资源观和微观视角，而对我国城乡创业差异产生的区域特征和空间集聚变量的影响研究涉及较少，也忽视了创业的空间集聚及集聚效应对企业家精神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图1 1998年-2015年城乡私营和个体企业数（单位：万户）
数据来源：我国城镇和农村私营、个体企业数量来源于1998—2016年《中国经济年鉴》《中国私营经济年鉴》《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等。
由此，本文将从宏观层次和空间创业理论视角出发，利用我国1998-2015年城市和农村经济动态面板数据，来分析空间集聚因素对城乡创业活动差异的影响及其内在的作用机制，试图从理论上丰富国内城乡创业差异的实证研究，为揭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成因提供新的解释，以期为政策制定者设计专门针对农村创业的政策来缩小和消除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和谐发展提供实证数据支撑。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Feldman认为创业是“区域事件”[18]，随着新经济地理学的创立，空间层次创业理论迅速发展，其重点关注新创企业产生和成长的空间背景、创业与地区集聚及经济发展的关系、企业家行为与空间/地域特点之间的互动影响机制等问题，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在该领域已经展开了广泛的研究，但由于学者们是基于不同的国家情景，在区域/空间变量选择、创业活动度量和模型设立上存在差别，研究结论不尽一致：一部分学者认为经济集聚对创业和经济增长有利，如Ciccone & Hall认为经济集聚（如就业或人口密度）对美国各州地区间劳动生产率差异产生影响[19]；Brulhart & Mathys以欧洲的数据进行验证发现经济集聚（如就业密度）对劳动生产率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而且集聚效应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增强[20]；Nystrm发现空间集聚有助于新公司的创立，对于创业率的空间差异来说，产业结构是比当地市场需求更为重要的解释变量[21]。另一部分研究却发现经济集聚、创业和经济增长之间没有显著关系，甚至还有负面的影响：如Fritsch and Schroeter指出高自雇型创业率可能限制区域经济增长[22]；地区的收入水平和人口增长与该区域的创业率负相关；Grek et al.研究了影响当地不同行业创业率的因素，认为市场潜力（由地区生产总值测量）对服务业创业率影响显著，对第一产业和制造业不重要，进而发现就业率与公司创立之间负相关，但与小公司比例正相关[23]。
综上可见，空间集聚因素（density and accessibility）的确会影响一个地区的创业活动和经济增长，但是在不同国家的情景下展开研究，将得出不同的结论。由此，本文根据前面文献研究结论，选取以下几个空间集聚变量，利用我国1998-2015年城乡经济发展的面板数据，分析各集聚因素对城乡创业活动差异的影响。
1.人口密度。Ottaviano and Pinelli使用芬兰各地区的面板数据研究发现人口密度对于地区的收入增长具有正效应[24]；Hammarstedt发现在瑞典大城市自我雇佣意向高于人口较少的北部县城[9]；刘亮分别使用与集聚有关的资本密度、技术密度、人口密度、企业密集度、私营企业投资者的密度和市场密集度等指标对技术变迁的影响进行检验，发现资本、技术、人口和市场等的集聚对于区域知识的创新能力都为正且显著的[25]。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人口密度越高的区域，创业活跃度也越高，人口密度正向影响区域创业活动。
2.企业密集度。企业的集聚易形成规模效应，使得生产成本降低和市场增长，能促进创业行为的发生，而大城市的核心地区有着有利于新创企业孵化的密集基础设施，能提供大量商用租赁场地以及多种多样的服务等有利条件而更多地出现在这些产业密集区域，因此，产业集聚的核心地区新企业才最有可能发展起来。杨勇等利用1998—2005年美国高科技产业集群的数据研究发现，集群网络的集聚程度越大越有利于新企业的创立[26]；田楹和胡蓓等实证研究发现产业集群集聚效应通过创业自我效能、可行性知觉和希求性知觉的中介作用对创业意向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27]。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企业密集度越高的区域，创业活跃度也越高，企业密集度正向影响区域创业活动。
3.市场密集度。Acs & Armingon对创业需求的研究显示，区域收入水平、地区人口增长率与区域创业率有关[28]；Nystrm认为空间集聚有助于新公司的创立，产业结构比当地市场需求更重要的解释变量[21]。可见，区域内市场容量越高，需求水平也越高，能带来更多的机会，企业家能识别这种机会，并利用机会进行创业活动的开展 [2930]。经济发达地区其市场容量大，需求水平高，创业活动也更加活跃。由此，本文提出了如下假设：
假设3：市场密集度越高的区域，创业活跃度也越高，市场密集度正向影响区域创业活动。
三、数据与研究设计
（一）变量定义和数据来源
1.因变量。张钢和崔凯峰从个体和组织维度，采用“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就业者”、“私营企业数量和就业人数”来衡量地区创业情况[31]；高建和石书德用地区新企业数（私营企业）与地区劳动人口数量的比值来计算创业率[32]。综合而言，本文认为除私营企业外，个体企业也是反映一个地区创业活动的重要指标，因此，将城镇和农村“个体和私营企业就业人数”之和来反映地区创业水平，分别与城乡劳动人口数量相除计算得到城乡创业率（见表3）。
2.自变量。本文“人口密度”由“地区人口数除以该地区土地面积”来衡量；企业密集度，是指某地区所拥有的企业数量的集中程度，反映该地区的企业集聚程度，由“地区企业数除以该地区人口数”来测量；市场密集度，即市场容量，反映地区的需求水平，本文采用城乡人均消费水平来进行衡量（见表1）。
面积等数据，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经济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私营经济年鉴》《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和《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等。
（二）研究方法和结果分析
本文考虑到各集聚因素对城乡创业活动产生影响具有滞后性，因此，各自变量指标数据选取时间落后因变量一年。
首先，本文对城乡空间集聚变量与创业率进行相关性分析（见表2），结果显示，在城镇，人口密度、企业密集度和市场密集度与创业率均呈显著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是0.920、0.837和0.973，达到0.01的显著水平，表明城镇人口密度、企业密集度和市场密集度的提高能促进创业活动产生；而在农村，只有企业密集度和市场密集度与农村创业率正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558（P<0.05）和0.691（P<0.01），说明在农村企业数量越集中、市场容量越大能够提高农村创业活动水平。
再次，进行空间集聚变量影响城乡创业活动的决定因素实证分析。为进一步探究以上各集聚变量对城乡创业活动差异的影响机制，本文创建了“集聚变量影响城乡创业活动的决定因素模型”如下：
Entret=β0+β1Popt+β2Bust+β3Mart+u
其中，Entret表示创业率，Popt表示人口密度，Bust表示企业密集度，Mart表示市场密集度，βi为变量估计系数。
采用SPSS18.0统计软件分别对全样本、城镇和农村数据选取“逐步回归法（Stepwise）”进行线性回归分析，得到以下最优拟合模型，见表3：
表3中全样本（模型1）的实证检验数据显示，“人口密度”和“市场密集度”均在0.001的水平上正向显著影响地区创业水平，表明人口和市场密集程度是决定地区创业活动发生的重要变量，人口数量的增长促进了地区整体消费能力的提升，扩大了市场容量，为企业家识别创业机会、创建新企业满足新增的市场需求创造了条件，因此，人口越集中、市场密集度越高的地区创业率会越高。从城镇分样本（模型2）的实证分析结果看到，“人口密度”、“企业密集度”和“市场密集度”分别在0.05，0.001和0.001的水平上正向顯著影响城镇地区创业水平，说明随着城市人口、企业和市场集中程度的提高，使该地区创业活动更加活跃，这三个空间集聚因素对城市创业率产生了促进作用。再看农村分样本（模型3）数据，只有“市场密集度”在0.001水平上正向影响农村地区创业水平，说明农村市场发育程度和农民的消费水平一定范围决定了农村创业活动水平，农村市场体系越完善、市场容量越大、农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越高，农村的创业活动就会越活跃。
综上可见，各空间集聚因素在不同样本的作用机制不尽相同：“人口密度”对地区创业活动的影响作用，在全样本和城镇分样本中通过显著性检验，与Acs & Armingon、Ottaviano & Pinelli和Hammarstedt等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企业密集度”对地区创业活动的影响作用只在城镇样本中通过显著性检验，假设1和假设2得到部分验证，与我国学者杨勇、田楹和胡蓓的研究结论一致；而“市场密集度”对区域创业活动的影响作用在所有地区数据中都通过显著性检验，假设3得到验证，说明一个地区的市场集中化程度，如市场容量和居民的消费水平等直接影响着该地区创业的水平。
四、结论和启示 本文利用我國1998-2015年城乡经济数据，检验了人口密度、企业密集度和市场密集度等空间集聚因素对城镇和农村创业活动差异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全样本中，人口密度和市场密集度显著正向影响地区创业水平；在城镇，人口、企业和市场的集聚程度对创业活动起显著促进作用；在农村，市场密集度正向决定了农村创业活动水平，以上三个空间集聚变量是带来城乡创业活动的明显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它们的聚集效应使城乡创业差距不断变大，本研究结论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成因提供了新的解释和理论依据：在我国，城市较农村有好的人力资本、更现代的基础设施、充足的物质和金融资本和各种服务，拥有现代化的产业结构、有利于新兴产业产生的关键资源，这些优势会吸引新创企业集聚于城市并发展起来，随着城市创业活跃度的提高，新创企业又会吸引其他资源在城市集中，从而对其经济增长产生加速作用，而在农村创业往往不具备城市创业的这些优势，要依附（follow）现有的产业结构，会导致新兴产业在农村产业结构中份额降低，这一现实意味着，城市与农村存在“现代化的差距”（modernity gap），而且差距越来越大，这必然成为阻碍农村发展的潜在问题，加剧城乡经济非均衡发展的矛盾。
综合本文的以上研究结论特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第一，鉴于农村市场密集度对农村创业活动的正向促进作用，政府要进一步完善农村市场交易体系，建设各具特色的农产品交易市场和农产品电商交易网站，利用“互联网+农业”扩大农产品市场需求量和农村市场容量，帮助农民开拓创业渠道；村政府要充分利用好农业部建立的“中国农村创业创新信息网”和“中国农村产业融合信息网”，为农民创业创新提供高效便捷的信息服务，通过购销对接会等形式积极搭建农产品电商平台，依托村民互助小组与农业合作社等机构，广泛与农户建立合作关系，线上线下联动销售当地特色农产品，实现产销对接，解决供需脱节问题，激发农民创业活动的产生。
第二，由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也对农村创业活动有积极推进作用，因此，各地农村应拓宽农民收入渠道，提高家庭农村经营性收入，实现收入多元化；发展农村金融与保险市场，增加农民理财性收入，完善农村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等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减少家庭公共服务消费支出比例，改善消费预期，消除农民消费压力；用政策、教育、培训和服务等手段引导农民转变消费观念，适度鼓励农村居民超前消费，促进农民消费能力提升、消费结构改善和消费水平提高。
第三，由于集聚效应对地区创业活动具有积极的影响，因此，农村可借鉴城市发展和创建创业园区和特色产业基地，发挥产业园区和基地“要素集中、产业集聚、经营集约”的功能，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村政府要认真贯彻执行中央一号文件和《关于支持返乡下乡人员创业创新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意见》精神，依托现有开发区、农业产业园以及专业市场、农民合作社和农业规模种养基地等，建设功能完备、辐射带动能力较强、产业融合发展趋势明显的农村创业创新园区（基地），为返乡农民、科技下乡人才、大学生等在农村创新创业提供合适场所、设施条件和便利服务，可给予一定的创业贷款优惠、税收减免和租金补贴等政策扶持，并建立健全有利于农业科技人员下乡、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先进农业技术推广的激励和利益分享机制，让农村成为高素质人才和创业资本的集聚地，提高农村创业活跃度。
总之，我们要按照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的要求，加快发展农业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大力推进城乡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一体化建设，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逐步缩小城乡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差距，从而减小城乡创业活动水平的差异。
注释：
①在中国，私营和个体企业数是创业的重要结果，可反映一个地区的创业活动水平。截止到2015年，我国城镇创业水平是农村的2.17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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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编辑 王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