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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洋：敢与《中华女儿》比英勇
作为新中国22大影星之一，著名表演艺术家、导演于洋扮演的角色以英雄居多，曾出演过《桥》、《英雄虎胆》、《青春之歌》、《水上春秋》、《革命家庭》、《暴风骤雨》、《大浪淘沙》、《戴手铐的旅客》等，作品贯穿中国电影史，此言应该不虚。2010年，迎来80岁诞辰的于洋和秦怡共同出演了电影《情醉富春江》，并在电视剧《天堂绣》中出演邝老爷子一角，迈出了新的步伐。这年秋年，在中国第19届金鸡百花电影节、百花奖“终身成就奖”颁奖现场的舞台上，于洋高高捧起了“终身成就奖”的奖杯。几十年的人生阅历，几十年的表演积淀，“人品”“艺德”自在人民心中。
于洋本名于延江，出生在山东，小时候随母亲闯关东来到东北吉林，经受了“亡国奴”般的生活。1938年，于延江的大哥于延海考入“满映”演员训练所第三期。老母亲放心不下大儿子，那年年底，带着小儿子来到“满映”。谁知于延海此时已离开“满映”进关了。母子俩只好在“满映”旁边落了脚。母亲靠做棒子面大饼卖给那些演员来维持生计。母亲在于洋的心目中善良、刚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11岁的于延江此时被导演周晓波看上，在《园林春色》中扮演一个农村孩子。从那以后，他陆续出演了《好孩子》、《爱的微笑》等片，成了小有名气的童星。
15岁时，于洋加入革命队伍，当过侦察员，参加过土改运动，干过部队文化干事。血雨腥风里，还参加了四平保卫战、长春围歼战等，并在某部炮兵团获得过四野颁发的渡江战役纪念章。这些经历为他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也为他日后塑造众多军人形象奠定了基础。1949年，拍摄完新中国第一部电影《桥》的于洋又接受了东北电影制片厂《中华女儿》的拍摄任务，该片是新中国建立后拍摄的第一部抗日题材影片，导演是凌子风。影片记述了东北抗联8位女战士与日寇顽强战斗，在子弹打光后砸碎枪支，一起并肩投牡丹江而壮烈牺牲的英勇事迹。于洋出演片中为掩护撤退的抗联女战士而英勇牺牲的抗联战士张勇。于洋回忆说，开国大典的时候，他们已经在东北拍片两个月了，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他们是通过广播才知道的。“那一夜我们彻夜未眠。”
《中华女儿》拍摄之前，于洋和摄制组全体人员一起去了当年抗日联军经常出没的东北镜泊湖畔深入生活。他们去东北烈士纪念馆采访，听老抗联战士和老百姓讲述抗联战士是如何在冰天雪地的老林子里和日寇英勇作战的。体验生活的于洋被深深打动，他整理完片中人物小传的案头工作，就向摄制组表示了自己要像抗联战士一样，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把影片拍好的决心。于洋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随后的拍摄过程中，于洋经历了两次“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历险。
第一次拍摄经历的险情，是于洋扮演的张勇把炸药放到桥垛子上点燃后翻身跳入江中的镜头。由于外景地江水浅，无法拍摄真实的跳江镜头。摄制组就回到厂里在运动场上搭了一个七八米高的桥座，在桥座底下又挖了一个大坑，里面铺上些稻草，以保护演员跳下时不受伤。这样，加上大坑的深度，于洋下跳的距离就足有10米了，到底结果会怎样，谁的心里都是未知数，为防万一，导演特别把救护车叫到片场待命。一声令下，于洋转身往下一跳，随后就趴在大坑里一动不动了。原来，大坑里的稻草是头一天铺上去的，东北天气冷，一宿的工夫被冻得和地面一样坚硬了。于洋奋力一跳带来的巨大冲击使他的身子顺势蹲下，结果膝盖一下子撞到脸上，人就立刻撞晕了……
影片里还有一组镜头，在张勇为掩护八位女战士撤退阻击日寇，用最后留下来的一个手榴弹与包围上来的日本鬼子同归于尽时，于洋又经历了一次险些献出生命的历险。为了拍摄出爆炸的真实效果，特技人员在他的身上埋了4两黄色炸药，但是当时这4两黄色炸药到底有多大威力谁也不清楚。拍摄时，所有的人都躲在一个保护罩里，连摄影机也被包好。这样，唯一没有做任何保护的他就完全裸露在危险当中了。现场气氛虽然非常紧张，但他却没有丝毫胆怯。他只是觉得，抗联战士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下都不怕死，我们拍摄电影不过就是几两炸药，有什么可怕的？然而4两黄色炸药的威力确实不小，随着爆炸的一声巨响，被震得离地两尺多高的于洋不仅立刻晕了过去，只见大量的鲜血从于洋的眼睛、耳朵、口中渗出。这一下子大家吓坏了，都以为于洋牺牲了。卫生员立刻进行抢救，过了几分钟，于洋终于醒过来了。他一醒来就问，“拍好了没有？”看到重伤的于洋最先想到的仍然是拍电影，大家深受感动。
不管怎样，于洋的两次负伤，都可以说是片中的严重事故。因此，在后来召开的中国第一届电影艺术工作会议上，电影《中华女儿》在拍摄中于洋跳桥和挨炸的负伤情况被作为典型事例受到了严厉批评。于老曾告诉记者，“在影片最后八女投江的时候，八个女战士往江中走的时候，我有一场戏是跟日本人坚持斗阵，坚持打，最后把子弹打光了，敌人冲上来把我围住了，我就拿着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了。但是后来审查的时候，把我这最重要的一段戏给拿掉了。因为要是突出了这场戏，就会影响到八女投江时她们的英雄形象，挺遗憾的。”
在1950年拍摄的电影《保家卫国》中，于洋扮演一位“民兵英雄”，胸膛里激荡着保家卫国的热流。民兵也是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创造者，蕴藏着巨大的力量。“就是一句话，咱们民兵有力量！”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拍摄的谍战电影《英雄虎胆》中，于洋再次塑造了一位侦察英雄“曾泰”，英雄打入敌人内部，扮相英俊潇洒，文武双全。于洋把自己对侦察兵勇敢献身的感受融进了表演中，令谍战片闪光。与那些“高大全”的英雄不同的是，曾泰身上还带着一股亦正亦邪的气质，尤其让观众着迷。曾泰是于洋花费精力最多，也是最成功的角色。片中他表演的那段伦巴舞，曾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一时间，于洋成了家喻户晓的偶像明星。
31岁时，于洋跨进了新中国优秀电影演员行列——入选“22大明星”，新中国革命电影发展道路上，处处留下了他坚实的足迹。于洋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影视作品最有影响的抗日英雄形象很多，但他们都不是孤胆英雄，他们一刻也离不了战友和群众的支持。我们的时代更不能缺少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精神。作为—个文艺工作者，就是要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演戏。我是从共和国解放事业中走过来的人，我的许多战友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下，能活过来就是万幸，有什么理由不去好好工作，不去塑造英雄人物，表现他们，于己怎能心甘哪！” 梁波罗：一生仰慕“小老大”
50年前一部军事惊险片《=51号兵站》，在一定层面上深刻展现了八年抗战期间，上海敌占区我党领导下的新四军地下工作者梁宏、老杨、老宋、蔡芸芸、胡阿强、胡奶奶等人在敌人心脏中的战斗场面。俊朗正直机智的上海滩“小老大”，这个千方百计突破敌伪封锁、开辟新四军地下交通线、运送急需物资支援新四军的爱国志士，是—个铁骨铮铮的硬汉！“小老大’气宇轩昂、丰满生动，梁波罗因此一举成名。此外，他出演的《蓝色档案》中的李华、《小城春秋》中的吴坚、《子夜》中的雷鸣等，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被誉为专演“地下特工”的演员。
梁波罗祖籍是广东，却生于西安，长于上海，因为抗日战争爆发，刚会走路的他便随父母开始了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他们一家先由昆明，继而越南河内、香港，最后辗转到上海，才定居下来。
“我刚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时，其实我什么都不懂。”如今，梁波罗谈起《51号兵站》的创作竟如此谦和。那时，一个20岁出头的毛头小伙子，刚进入电影圈不久，要扮演一个三重身份的复杂人物：新四军的战士，地下党员，帮会中的小老大，自然有很大的压力。他说：“这对我来讲，都不容易。不过最难的，还是帮会的‘小老大’。通过研读剧本，我很快捕捉到了人物本身的几个重要素质——平易近人的道德素质、良好的文化素质（留日期间一口流利的日语，在接受重建51号兵站任务前用心学会的江湖切口等等）、笑谈从容、泰山崩于前而不惊的心理素质、坚定的政治信念和心细如发的缜密（为避免敌人检查，将西药和无缝钢管包装严密后沉入水中和船同行，确保物品安全运抵根据地）等。”但梁波罗外形毕竟太“酷”，且大家也一致反映他所塑造的形象“比较稚嫩”，显得年少气盛，这一度曾使他茫然不知所措。此时赫赫有名的“箱底”们纷纷伸出了援助之手——专门赶来观看排演的赵丹，为他设计了人物基调：“静如处于，动若脱兔”；孙道临提醒他要掌握好人物性格的核心：“凛然正气，必胜信念”；刘琼要求他集战士、地下工作者、帮会“小老大”于一身，要从角色的内在性格上做足文章；身着长衫走得最为飘逸潇洒的李纬，也成了梁波罗学穿长衫的最好老师……这些指点，被梁波罗恭恭敬敬地录入创作手记并一一实施。
梁波罗还养成了随时琢磨角色的习惯。“我在晚上有两本书是常读的，一本是《烈火中永生》，另一本是《烈士诗抄》，看着这两本书，能让我体会到如果梁洪被捕，应该是怎样的心理状态……”
特有意思的是，新四军成立70周年纪念日到来前夕，梁波罗参加拍摄了反映上海地下党组织千方百计突破敌伪经济封锁、运送急需物资支援新四军的纪实性电视专题片《地下交通线》。在该片中，他扮演为国献身的上海地下工作者、英烈盛慕莱。“我一生能扮演五六个党的地下工作者，能做到同中见异，人各有貌，是我的追求，更是我的荣幸。拍摄该片时，每天十三四个小时高强度的劳作，身体是劳累的，但心里却依然享受创作的过程。”
鉴于对盛慕莱烈士的无比崇敬，梁老还写下这首诗歌为这位大写的、中华乱世中的真男儿引吭高歌：“盛年捐躯，长歌当哭；慕其坚贞，催人奋进；莱藜蛮荒，点石成金；颂君一生，大爱无垠。”
从上世纪80年代初，梁波罗始拍电视剧，还在很多电视台的大型晚会上，以主持人的身份出现，为晚会增色不少。梁波罗多才多艺，精修京剧梅派，结交众多戏剧名家，也深得真传，颇得戏曲界好评。梁波罗还是新中国电影演员出版歌曲专辑第一人。他的《草原之夜》、《卖汤圆》、《清晨》、《南屏晚钟》、《忆江南》等歌曲至今人们仍记忆犹新。梁波罗很欣赏李叔同说过的一句话：人到无求品自高，事能知足心常泰。在有生之年，不求空名，尽自己之力，为社会做些有益之事，是他最大的快乐。
杨在葆：从“连长”到“将军”
被誉为“中国第一银幕硬汉”的杨在葆，多次荣获“金鸡”、“百花”奖的双料影帝，艺术创作的履历表上可谓硕果累累。在经典影片《红日》、《年青的一代》、《从奴隶到将军》、《原野》、《血，总是热的》和《代理市长》里，他塑造了一系列银幕硬汉的人物形象。对当年参加拍摄抗战剧时的情景，至今还记忆犹新。
杨在葆在汤晓丹导演的经典片《红日》中扮演了解放军连长石东根，这是一个用战刀挑着敌人的钢盔，纵马扬鞭自在豪情的“不怕死”的铁汉英雄。连长石东根，个性粗犷，为人耿直、憨厚，真实又血性，给影迷留下深刻印象。《红日》描写了涟水、莱芜和孟良崮这三次战役。片中一系列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这在当时革命军事题材的文学创作中是绝无仅有。其中许多观众喜爱和尊敬的著名演员如张伐、中叔皇、康泰、程之、舒适等，如今都已谢世了。他们在影片中的演技堪称“绝了”，无人可比。
杨在葆回忆说，拍摄该片是在我国经济困难、粮食极度短缺的1961年至1963年，当时，一碗棒子面粥、一碗地瓜干和—个不大的馒头，就是一个人一天的伙食。因为饿得实在难受，于洋和饰演团长刘胜的里坡一核计，就从集市上买回了一车萝卜秧和茄子秧，种在了外景地（孟良崮实地拍摄）附近。经过大家的精心呵护，萝卜、茄子长势喜人，终于能在演职人员拍完一天戏后给瘪瘪的肚子里增加点营养了。就是在这样的艰难情况下，全体人员以饱满的热情拍完了外景。
央视电影频道已多次重播了电影《红日》，“流金岁月”专栏还为此采访了杨在葆。当时记得杨老亲自挥毫，写下了献给汤晓丹导演的一幅大字——“精诚求真”。小字是：“汤公晓丹先生，当代之艺术大师。影坛泰斗，同辈楷模，学子良师。余初出校门，幸遇先生，得之教诲受益终身。时移半世，其景如新。今话《红日》，兴奋不已，所以展纸屯声。”
“虽然我没有经历过出生入死的战争生活，但连长石东根这个角色在影片中的行为和思想还是比较好把握的。而出演《从奴隶到将军》里的罗霄将军，无论从人物不寻常的经历，还是从他所跨越的年代幅度来看，都是十分复杂的。罗霄生于1898年，奴隶出身，十七岁参加护国讨袁战争，二十八岁参加北伐战争，1931年又在江西起义，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五次反‘围剿’、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1948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光荣地牺牲在硝烟滚滚的战场上。他一生鏖战，曾在我国二十多个省战斗过，三十年来从没有离开过战场。罗霄从一个旧民主主义革命者，转变为一个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从奴隶到将军，为人民为民族的解放，鞠躬尽瘴。能否把这样一个不平常的将军的一生完美地展现在银幕上，自己是毫无把握的。王炎导演说，在生活中有许多将军，各有特点，但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概念化的将军。朱老总曾说过，要做个自自然然的共产党员。我要求你将来就塑造个朴朴实实、自自然然的罗霄。王导的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思想的铁锁，使我豁然开朗。为了对罗霄有个全面的理解、认识，根据导演的要求，我和剧组的其他同志一起到上海访问了旧军官，又到南昌、瑞金、兴国等革命老根据地去访问当年的老红军。这些访问，不仅帮助我对罗霄有了进一步的理解，更重要的是使我具体感受到了人物在各个时期不同的思想情感…… 三次获得金鸡、百花奖“最佳男演员”殊荣的杨在葆，总是饰演英雄、硬汉、首长……在《年青的一代》中饰演的肖继业，周身漫溢着一种为理想而献身的蓬勃向上的精神。杨在葆把一个演员最大的成功，定位为赋予角色生命；他把在银幕上塑造的人物形象活在观众心里，作为对自己最大的奖赏。可在生活中，杨在葆又谦逊有礼。“我的生活一直很平实，没有炫目的色彩，没有耀眼的光环。”
如今，已经70多岁的杨老唯一的爱好就是电影艺术、书画。看片、谈表演、钻研艺术可以让他忘了一切。他说：“—个演员最大的成功，就是赋予角色生命，如果我在银幕上塑造的人物形象，活在了观众心里，那便是对我最大的奖赏。人们都是向往和平的，打开我们记忆的大门，还原抗战故事，是为了铭记那段波澜壮阔的抗战历史，勿忘国耻，圆梦中华……”
袁霞：演“赵星梅”获正能量
《苦菜花》的故事，如今中年以上的观众可谓耳熟能详，冯大娘、娟子、赵星梅等人物形象也早已深入人心。几十年来，这部作品激励了无数的人，同名主题曲脍炙人口，至今仍被许多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传唱。片中抗日妇救会会长“赵星梅”的扮演者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袁霞。
“我第一次上银幕是在反特故事片《激战前夜》中扮演了一位机敏干练的民兵队长周洁。我因此学会了打枪，游泳，到海里去‘抢救作战图’等。当时金门蒋军向沿海岛上打炮，我险些被击中，差点为角色而‘光荣’了……参加拍摄《苦菜花》时，我还在胶东文协文工团工作，天天下部队、基层演《兄妹开荒》、《送郎参军》等歌剧。《苦菜花》里的‘星梅’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角色，但不知何故，导演当时却要我试了一次‘母亲’。我化完装后，有人在旁边笑我怎么像只‘小猫’……为了这个角色，我酝酿了很长时间，终于有了对角色的充分体验。比如，演星梅和母亲诀别那场戏，我想这个时候儿女情长应该弱于革命激情。如果我再哭，人物的格调就下来了。我便安慰母亲道，好妈妈，别难过。你没白疼你儿媳一场……这样人物真实的情感就丰富多了。”
1950年春天，胶东文协文工团合并到新成立的空政文工团。袁霞跟随空政文工团前往沈阳、丹东、大虎山等地演出。第二年夏天，根据组织安排，袁霞参加了空军。她被安排去牡丹江市第二航空学校体验生活，与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朝夕相处了4个多月。袁霞的领悟力很强，她很快就得到了教练的认可，差一点自己也当上了飞行员。教练对她说：“改行当飞行员吧！你一定能飞出来。”但袁霞因为太爱演艺事业了，实在不愿意半途而废。后来她又在空军英雄张积慧担任团长的飞行团里体验生活达5个多月，这些经历她至今难忘。
上世纪50年代，在影片《永不消逝的电波》中，袁霞扮演了一个有魅力的地下工作者何兰芬。“何兰芬”的原型叫裘慧英，烈士李白的妻子。为了体验生活，袁霞到上海见到了这位坚定的革命者并与她结下了深厚的姐妹情缘。当时裘慧英40岁，袁霞25岁。袁霞回忆说：“裘大姐是个陶瓷厂的女工，电影里把她改成了纺织女工。她出生在一户贫苦的农民家里，为了家庭生计，她12岁就来上海当包身工。后来她积极参加罢工、青年救亡团，做救护、募捐、组织等工作。为了掩护李白同志，党组织就派他们两个假扮夫妻。她开始时很不愿意，但为了革命工作，她二话没说就服从了安排。可到了他们的新居后，她的思想又波动了，他们居住的屋子豪华，因为李白的身份是一个湘绣商。住这么豪华的屋子，裘大姐觉得这简直不是来干工作的，很不安心。不久，裘大姐在李白的指导下，负担起转送情报、电文的工作。生活非常艰苦，每天只有三分钱的伙食费。李白因长期缺乏营养，头发大把地往下掉。裘大姐为此提出去做工赚钱，但被李白否定，他说：你的身份就是家庭妇女，掩护电台。后来，居住所的一个小姐妹因身份暴露被敌人杀害了，这更让她激愤。别人在那儿流血牺牲，而自己却在这享福当太太，她坚决要求到前方去。李白跟她谈心，这不是前方吗，我们是党的耳朵和眼睛，为党发出的每一个信号都关系到党的生命。听了这些大道理，她才恍然大悟……他们搬了6次家，后来住在一个阁楼里……”在与“何兰芬”相处的日子里，裘大姐给了袁霞很多创作的灵感。
袁霞至今还记得拍摄时因为自己没当过“妈妈”而差点出了“意外”的尴尬——“有这样一个镜头，是夫妻对话。李侠回来激动地告诉我，不走啦，我们留下来继续工作（发报）。这是党中央的命令。我听了挺高兴，便把怀里的孩子往床上一放……‘咚’的一声，孩子疼得咧开了嘴，但没哭出声来。当时把我吓坏了，幸好这个小胖孩没出意外。袁霞呀，那是个孩子，不是个包袱！导演的话让本来很紧张的我们都笑了。我心里却责备自己，认真重来了一遍……”袁霞说还有一次错也刻骨铭心。“有次，在窗户前拍望风的镜头，我应该穿上背心，可天热我就脱了。拍完后，我突然想起来，怕将来补这个镜头更麻烦，便主动认错了。”
袁霞后来相继在《金铃传》、《县委书记》、《江山多娇》、《鄂尔多斯风暴》、《奇袭》、《带兵的人》等影片中6次扮演嫂子形象，而被誉为“天下第一大嫂”。
“文革”中袁霞离开了演艺圈，与丈夫一起下基层，到内蒙古草原上一支空军高炮部队当了一名宣传科干事，后来又随中国筑路工程队进驻老挝，帮助老挝人民修公路。那个地方一年要下半年的雨，住进深山老林，修防空洞、种菜、砍柴……生活非常艰苦。因为缺乏营养，许多同志得了夜盲症，袁霞除工作外，每天还要给大家烧竹叶水喝……就这样过了两年多的战地生活。后来部队改建，袁霞脱下军装复员回到北京，在北京住宅公司器材处任仓库保管员、秘书等工作，还年年被单位评为“先进工作者”。1978年，让袁霞没有想到的是，由于她在《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出色表演，获得了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获奖后袁霞很快就被八一厂调回演员剧团继续做演员工作。于是，袁霞第三次穿上了军装，并陆续拍摄了一些电视剧。离休后，袁霞到总政老干部学院学习国画和书法，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展出均获好评。袁霞说自己一生尽管经历坎坷，但她一直从“赵星梅”、“何兰芬”等女英雄的身上获取正能量，勇敢向前走，所以袁霞的艺术人生便这么富有传奇色彩。 张金玲：对女英雄的爱永记在心
当年，著名演员张金玲和刘晓庆、李秀明被人们并称为“北影三朵花”。在她主演的《渡江侦察记》、《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从奴隶到将军》、《黄英姑》等一系列经典影片里，她端庄中透着美丽，朴素中带着坚强，给影迷留下深刻的印象。
1970年，19岁的张金玲中学毕业后，在河北沧州老家担任小学老师。一天，原中学一位老师来找张金玲，告诉她湖北省话剧团到学校招演员，希望她能去试试。大姨将金玲她爸买的一块绿色的布料连夜做成了一套衣服，她穿上这身“绿军装”就去考试了。当时她有两条长辫子，自己也很自信。考试当场她就被录取了，张金玲成了话剧团最年轻的演员，从此开始了她的文艺生涯。
22岁时，张金玲在电影《渡江侦察记》中扮演的女民兵队长刘四姐就非常能吃苦。“这是我的第一部电影。当年，陈述老师是我打枪和撑竿跳船两项的老师。他在上影厂一个角落里挖了一大沙坑，每天早上陪我在那练跳远。之前，我被带去看过上海体育学院撑竿跳运动员是怎么跳的。我练了差不多3个月了，该实地去外景拍摄了，可我忽发意外，摔伤了，造成尾椎骨骨折，疼痛难忍，几乎不能动弹。导演找了位替身，是安徽的，她个子跟我差不多，可拍完后还是穿帮。我在医院住了快7天了，制片主任急匆匆来医院里跟医生商量，说有没有可能让金玲自己跳。大夫说除非打封闭。我答应了，打完针后我确实不疼。到了江边，心里就发慌了。撑竿跳时，船要随水流动，掌握不好就会跳到水里去。陈述老师在一边就鼓励我，金玲，你千万别怕，我到水里去给你扶船。他说着就跳进水里去了。水很凉，几乎淹到了陈老师脖子下。我很受感动，咬牙就跳。我先拍四年前那个长辫子姑娘的戏，完了再把辫子拆掉演刘四姐的，两次都非常成功。拍完后，大伙都过来拥抱我，说太不容易了……”《渡江侦察记》在全国上映后，张金玲家喻户晓！
“拿到《黄英姑》的剧本时，我在长影厂拍戏。双枪，又是一个女武侠，很过瘾，有挑战性。为塑造好这个角色，我付出了相当多的血汗。那时我爸我妈却特别不希望我去演这个戏，怕我摔伤。当时我的武术教练是李俊峰老师。他说，金玲，如果你在我们武术队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队员。那时我练功特卖劲，长进快。每天练武术，一天还能拿五毛钱的补助，但有两天没发给我，原来要练到晚上9点钟之后才有这份补助……骑马更是经历了大考验。应该说我后来所有的伤都来了。当时是冬天，在长春，特冷。我每天去练骑马，地滑极了，马蹄子踩不稳，叭一声就把我甩出去老远，但我觉得作为一名演员就是为艺术献身的。有一次，我被马甩到雪窝里去了。摔蒙了，躺在那儿心里发慌：坏了，我死了。我想着是爬不起来了，可一使劲，又从雪地里站了起来。那个时候好像很单纯，心里想的就是尽快把马术学漂亮了，把武术练好了……双枪黄英姑，我还得骑在飞奔的马上打双枪，两手抓着缰绳还不稳呢，再撒开双手打枪，一下又把我撂下去了！为了这个镜头不知给撂下去多少回，人也晒得跟在非洲生活了多久似的。记得有一次我们从外景地安徽回来，大夏天，天气闷热，我弟弟到火车站来接我，见面就高喊，姐，你们怎么那么黑啊。我们只是哈哈大笑了之。”
谈起当年她拍《从奴隶到将军》，她回忆说，“感冒了，高烧，还坚持天天拍戏。为学好彝族歌舞，我还跟舞蹈学院的—位彝族老师学了一段时间。可是在唱歌上我还是被难为了一把。当时剧组请云南歌舞团的一位歌唱家来唱主题曲，唱得特别好。后来导演就说，那个场景不适合那么欢快的歌，还是得由我自己唱。我练了整整一个晚上，等第二天进棚录音一录音，导演听了，说这回对了。”
沉寂多年后，人们才发现，张金玲已经是一位著名的画家了……在阔别影坛20年后，张金玲又重返银屏，被邀请去参加电视剧《金粉世家》的拍摄，为此，倔强好强的张金玲还专门到健身房练起了瑜珈。她把电影与绘画比作是自己的左手右手，哪个都不想再放弃。她说，“我对电影的爱、对女英雄的爱永远在心里。”
作为新中国22大影星之一，著名表演艺术家、导演于洋扮演的角色以英雄居多，曾出演过《桥》、《英雄虎胆》、《青春之歌》、《水上春秋》、《革命家庭》、《暴风骤雨》、《大浪淘沙》、《戴手铐的旅客》等，作品贯穿中国电影史，此言应该不虚。2010年，迎来80岁诞辰的于洋和秦怡共同出演了电影《情醉富春江》，并在电视剧《天堂绣》中出演邝老爷子一角，迈出了新的步伐。这年秋年，在中国第19届金鸡百花电影节、百花奖“终身成就奖”颁奖现场的舞台上，于洋高高捧起了“终身成就奖”的奖杯。几十年的人生阅历，几十年的表演积淀，“人品”“艺德”自在人民心中。
于洋本名于延江，出生在山东，小时候随母亲闯关东来到东北吉林，经受了“亡国奴”般的生活。1938年，于延江的大哥于延海考入“满映”演员训练所第三期。老母亲放心不下大儿子，那年年底，带着小儿子来到“满映”。谁知于延海此时已离开“满映”进关了。母子俩只好在“满映”旁边落了脚。母亲靠做棒子面大饼卖给那些演员来维持生计。母亲在于洋的心目中善良、刚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11岁的于延江此时被导演周晓波看上，在《园林春色》中扮演一个农村孩子。从那以后，他陆续出演了《好孩子》、《爱的微笑》等片，成了小有名气的童星。
15岁时，于洋加入革命队伍，当过侦察员，参加过土改运动，干过部队文化干事。血雨腥风里，还参加了四平保卫战、长春围歼战等，并在某部炮兵团获得过四野颁发的渡江战役纪念章。这些经历为他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也为他日后塑造众多军人形象奠定了基础。1949年，拍摄完新中国第一部电影《桥》的于洋又接受了东北电影制片厂《中华女儿》的拍摄任务，该片是新中国建立后拍摄的第一部抗日题材影片，导演是凌子风。影片记述了东北抗联8位女战士与日寇顽强战斗，在子弹打光后砸碎枪支，一起并肩投牡丹江而壮烈牺牲的英勇事迹。于洋出演片中为掩护撤退的抗联女战士而英勇牺牲的抗联战士张勇。于洋回忆说，开国大典的时候，他们已经在东北拍片两个月了，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他们是通过广播才知道的。“那一夜我们彻夜未眠。”
《中华女儿》拍摄之前，于洋和摄制组全体人员一起去了当年抗日联军经常出没的东北镜泊湖畔深入生活。他们去东北烈士纪念馆采访，听老抗联战士和老百姓讲述抗联战士是如何在冰天雪地的老林子里和日寇英勇作战的。体验生活的于洋被深深打动，他整理完片中人物小传的案头工作，就向摄制组表示了自己要像抗联战士一样，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把影片拍好的决心。于洋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随后的拍摄过程中，于洋经历了两次“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历险。
第一次拍摄经历的险情，是于洋扮演的张勇把炸药放到桥垛子上点燃后翻身跳入江中的镜头。由于外景地江水浅，无法拍摄真实的跳江镜头。摄制组就回到厂里在运动场上搭了一个七八米高的桥座，在桥座底下又挖了一个大坑，里面铺上些稻草，以保护演员跳下时不受伤。这样，加上大坑的深度，于洋下跳的距离就足有10米了，到底结果会怎样，谁的心里都是未知数，为防万一，导演特别把救护车叫到片场待命。一声令下，于洋转身往下一跳，随后就趴在大坑里一动不动了。原来，大坑里的稻草是头一天铺上去的，东北天气冷，一宿的工夫被冻得和地面一样坚硬了。于洋奋力一跳带来的巨大冲击使他的身子顺势蹲下，结果膝盖一下子撞到脸上，人就立刻撞晕了……
影片里还有一组镜头，在张勇为掩护八位女战士撤退阻击日寇，用最后留下来的一个手榴弹与包围上来的日本鬼子同归于尽时，于洋又经历了一次险些献出生命的历险。为了拍摄出爆炸的真实效果，特技人员在他的身上埋了4两黄色炸药，但是当时这4两黄色炸药到底有多大威力谁也不清楚。拍摄时，所有的人都躲在一个保护罩里，连摄影机也被包好。这样，唯一没有做任何保护的他就完全裸露在危险当中了。现场气氛虽然非常紧张，但他却没有丝毫胆怯。他只是觉得，抗联战士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下都不怕死，我们拍摄电影不过就是几两炸药，有什么可怕的？然而4两黄色炸药的威力确实不小，随着爆炸的一声巨响，被震得离地两尺多高的于洋不仅立刻晕了过去，只见大量的鲜血从于洋的眼睛、耳朵、口中渗出。这一下子大家吓坏了，都以为于洋牺牲了。卫生员立刻进行抢救，过了几分钟，于洋终于醒过来了。他一醒来就问，“拍好了没有？”看到重伤的于洋最先想到的仍然是拍电影，大家深受感动。
不管怎样，于洋的两次负伤，都可以说是片中的严重事故。因此，在后来召开的中国第一届电影艺术工作会议上，电影《中华女儿》在拍摄中于洋跳桥和挨炸的负伤情况被作为典型事例受到了严厉批评。于老曾告诉记者，“在影片最后八女投江的时候，八个女战士往江中走的时候，我有一场戏是跟日本人坚持斗阵，坚持打，最后把子弹打光了，敌人冲上来把我围住了，我就拿着手榴弹和敌人同归于尽了。但是后来审查的时候，把我这最重要的一段戏给拿掉了。因为要是突出了这场戏，就会影响到八女投江时她们的英雄形象，挺遗憾的。”
在1950年拍摄的电影《保家卫国》中，于洋扮演一位“民兵英雄”，胸膛里激荡着保家卫国的热流。民兵也是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群众作为历史的创造者，蕴藏着巨大的力量。“就是一句话，咱们民兵有力量！”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拍摄的谍战电影《英雄虎胆》中，于洋再次塑造了一位侦察英雄“曾泰”，英雄打入敌人内部，扮相英俊潇洒，文武双全。于洋把自己对侦察兵勇敢献身的感受融进了表演中，令谍战片闪光。与那些“高大全”的英雄不同的是，曾泰身上还带着一股亦正亦邪的气质，尤其让观众着迷。曾泰是于洋花费精力最多，也是最成功的角色。片中他表演的那段伦巴舞，曾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一时间，于洋成了家喻户晓的偶像明星。
31岁时，于洋跨进了新中国优秀电影演员行列——入选“22大明星”，新中国革命电影发展道路上，处处留下了他坚实的足迹。于洋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影视作品最有影响的抗日英雄形象很多，但他们都不是孤胆英雄，他们一刻也离不了战友和群众的支持。我们的时代更不能缺少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精神。作为—个文艺工作者，就是要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演戏。我是从共和国解放事业中走过来的人，我的许多战友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下，能活过来就是万幸，有什么理由不去好好工作，不去塑造英雄人物，表现他们，于己怎能心甘哪！” 梁波罗：一生仰慕“小老大”
50年前一部军事惊险片《=51号兵站》，在一定层面上深刻展现了八年抗战期间，上海敌占区我党领导下的新四军地下工作者梁宏、老杨、老宋、蔡芸芸、胡阿强、胡奶奶等人在敌人心脏中的战斗场面。俊朗正直机智的上海滩“小老大”，这个千方百计突破敌伪封锁、开辟新四军地下交通线、运送急需物资支援新四军的爱国志士，是—个铁骨铮铮的硬汉！“小老大’气宇轩昂、丰满生动，梁波罗因此一举成名。此外，他出演的《蓝色档案》中的李华、《小城春秋》中的吴坚、《子夜》中的雷鸣等，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被誉为专演“地下特工”的演员。
梁波罗祖籍是广东，却生于西安，长于上海，因为抗日战争爆发，刚会走路的他便随父母开始了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他们一家先由昆明，继而越南河内、香港，最后辗转到上海，才定居下来。
“我刚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时，其实我什么都不懂。”如今，梁波罗谈起《51号兵站》的创作竟如此谦和。那时，一个20岁出头的毛头小伙子，刚进入电影圈不久，要扮演一个三重身份的复杂人物：新四军的战士，地下党员，帮会中的小老大，自然有很大的压力。他说：“这对我来讲，都不容易。不过最难的，还是帮会的‘小老大’。通过研读剧本，我很快捕捉到了人物本身的几个重要素质——平易近人的道德素质、良好的文化素质（留日期间一口流利的日语，在接受重建51号兵站任务前用心学会的江湖切口等等）、笑谈从容、泰山崩于前而不惊的心理素质、坚定的政治信念和心细如发的缜密（为避免敌人检查，将西药和无缝钢管包装严密后沉入水中和船同行，确保物品安全运抵根据地）等。”但梁波罗外形毕竟太“酷”，且大家也一致反映他所塑造的形象“比较稚嫩”，显得年少气盛，这一度曾使他茫然不知所措。此时赫赫有名的“箱底”们纷纷伸出了援助之手——专门赶来观看排演的赵丹，为他设计了人物基调：“静如处于，动若脱兔”；孙道临提醒他要掌握好人物性格的核心：“凛然正气，必胜信念”；刘琼要求他集战士、地下工作者、帮会“小老大”于一身，要从角色的内在性格上做足文章；身着长衫走得最为飘逸潇洒的李纬，也成了梁波罗学穿长衫的最好老师……这些指点，被梁波罗恭恭敬敬地录入创作手记并一一实施。
梁波罗还养成了随时琢磨角色的习惯。“我在晚上有两本书是常读的，一本是《烈火中永生》，另一本是《烈士诗抄》，看着这两本书，能让我体会到如果梁洪被捕，应该是怎样的心理状态……”
特有意思的是，新四军成立70周年纪念日到来前夕，梁波罗参加拍摄了反映上海地下党组织千方百计突破敌伪经济封锁、运送急需物资支援新四军的纪实性电视专题片《地下交通线》。在该片中，他扮演为国献身的上海地下工作者、英烈盛慕莱。“我一生能扮演五六个党的地下工作者，能做到同中见异，人各有貌，是我的追求，更是我的荣幸。拍摄该片时，每天十三四个小时高强度的劳作，身体是劳累的，但心里却依然享受创作的过程。”
鉴于对盛慕莱烈士的无比崇敬，梁老还写下这首诗歌为这位大写的、中华乱世中的真男儿引吭高歌：“盛年捐躯，长歌当哭；慕其坚贞，催人奋进；莱藜蛮荒，点石成金；颂君一生，大爱无垠。”
从上世纪80年代初，梁波罗始拍电视剧，还在很多电视台的大型晚会上，以主持人的身份出现，为晚会增色不少。梁波罗多才多艺，精修京剧梅派，结交众多戏剧名家，也深得真传，颇得戏曲界好评。梁波罗还是新中国电影演员出版歌曲专辑第一人。他的《草原之夜》、《卖汤圆》、《清晨》、《南屏晚钟》、《忆江南》等歌曲至今人们仍记忆犹新。梁波罗很欣赏李叔同说过的一句话：人到无求品自高，事能知足心常泰。在有生之年，不求空名，尽自己之力，为社会做些有益之事，是他最大的快乐。
杨在葆：从“连长”到“将军”
被誉为“中国第一银幕硬汉”的杨在葆，多次荣获“金鸡”、“百花”奖的双料影帝，艺术创作的履历表上可谓硕果累累。在经典影片《红日》、《年青的一代》、《从奴隶到将军》、《原野》、《血，总是热的》和《代理市长》里，他塑造了一系列银幕硬汉的人物形象。对当年参加拍摄抗战剧时的情景，至今还记忆犹新。
杨在葆在汤晓丹导演的经典片《红日》中扮演了解放军连长石东根，这是一个用战刀挑着敌人的钢盔，纵马扬鞭自在豪情的“不怕死”的铁汉英雄。连长石东根，个性粗犷，为人耿直、憨厚，真实又血性，给影迷留下深刻印象。《红日》描写了涟水、莱芜和孟良崮这三次战役。片中一系列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这在当时革命军事题材的文学创作中是绝无仅有。其中许多观众喜爱和尊敬的著名演员如张伐、中叔皇、康泰、程之、舒适等，如今都已谢世了。他们在影片中的演技堪称“绝了”，无人可比。
杨在葆回忆说，拍摄该片是在我国经济困难、粮食极度短缺的1961年至1963年，当时，一碗棒子面粥、一碗地瓜干和—个不大的馒头，就是一个人一天的伙食。因为饿得实在难受，于洋和饰演团长刘胜的里坡一核计，就从集市上买回了一车萝卜秧和茄子秧，种在了外景地（孟良崮实地拍摄）附近。经过大家的精心呵护，萝卜、茄子长势喜人，终于能在演职人员拍完一天戏后给瘪瘪的肚子里增加点营养了。就是在这样的艰难情况下，全体人员以饱满的热情拍完了外景。
央视电影频道已多次重播了电影《红日》，“流金岁月”专栏还为此采访了杨在葆。当时记得杨老亲自挥毫，写下了献给汤晓丹导演的一幅大字——“精诚求真”。小字是：“汤公晓丹先生，当代之艺术大师。影坛泰斗，同辈楷模，学子良师。余初出校门，幸遇先生，得之教诲受益终身。时移半世，其景如新。今话《红日》，兴奋不已，所以展纸屯声。”
“虽然我没有经历过出生入死的战争生活，但连长石东根这个角色在影片中的行为和思想还是比较好把握的。而出演《从奴隶到将军》里的罗霄将军，无论从人物不寻常的经历，还是从他所跨越的年代幅度来看，都是十分复杂的。罗霄生于1898年，奴隶出身，十七岁参加护国讨袁战争，二十八岁参加北伐战争，1931年又在江西起义，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五次反‘围剿’、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直到1948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光荣地牺牲在硝烟滚滚的战场上。他一生鏖战，曾在我国二十多个省战斗过，三十年来从没有离开过战场。罗霄从一个旧民主主义革命者，转变为一个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从奴隶到将军，为人民为民族的解放，鞠躬尽瘴。能否把这样一个不平常的将军的一生完美地展现在银幕上，自己是毫无把握的。王炎导演说，在生活中有许多将军，各有特点，但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概念化的将军。朱老总曾说过，要做个自自然然的共产党员。我要求你将来就塑造个朴朴实实、自自然然的罗霄。王导的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思想的铁锁，使我豁然开朗。为了对罗霄有个全面的理解、认识，根据导演的要求，我和剧组的其他同志一起到上海访问了旧军官，又到南昌、瑞金、兴国等革命老根据地去访问当年的老红军。这些访问，不仅帮助我对罗霄有了进一步的理解，更重要的是使我具体感受到了人物在各个时期不同的思想情感…… 三次获得金鸡、百花奖“最佳男演员”殊荣的杨在葆，总是饰演英雄、硬汉、首长……在《年青的一代》中饰演的肖继业，周身漫溢着一种为理想而献身的蓬勃向上的精神。杨在葆把一个演员最大的成功，定位为赋予角色生命；他把在银幕上塑造的人物形象活在观众心里，作为对自己最大的奖赏。可在生活中，杨在葆又谦逊有礼。“我的生活一直很平实，没有炫目的色彩，没有耀眼的光环。”
如今，已经70多岁的杨老唯一的爱好就是电影艺术、书画。看片、谈表演、钻研艺术可以让他忘了一切。他说：“—个演员最大的成功，就是赋予角色生命，如果我在银幕上塑造的人物形象，活在了观众心里，那便是对我最大的奖赏。人们都是向往和平的，打开我们记忆的大门，还原抗战故事，是为了铭记那段波澜壮阔的抗战历史，勿忘国耻，圆梦中华……”
袁霞：演“赵星梅”获正能量
《苦菜花》的故事，如今中年以上的观众可谓耳熟能详，冯大娘、娟子、赵星梅等人物形象也早已深入人心。几十年来，这部作品激励了无数的人，同名主题曲脍炙人口，至今仍被许多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传唱。片中抗日妇救会会长“赵星梅”的扮演者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袁霞。
“我第一次上银幕是在反特故事片《激战前夜》中扮演了一位机敏干练的民兵队长周洁。我因此学会了打枪，游泳，到海里去‘抢救作战图’等。当时金门蒋军向沿海岛上打炮，我险些被击中，差点为角色而‘光荣’了……参加拍摄《苦菜花》时，我还在胶东文协文工团工作，天天下部队、基层演《兄妹开荒》、《送郎参军》等歌剧。《苦菜花》里的‘星梅’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角色，但不知何故，导演当时却要我试了一次‘母亲’。我化完装后，有人在旁边笑我怎么像只‘小猫’……为了这个角色，我酝酿了很长时间，终于有了对角色的充分体验。比如，演星梅和母亲诀别那场戏，我想这个时候儿女情长应该弱于革命激情。如果我再哭，人物的格调就下来了。我便安慰母亲道，好妈妈，别难过。你没白疼你儿媳一场……这样人物真实的情感就丰富多了。”
1950年春天，胶东文协文工团合并到新成立的空政文工团。袁霞跟随空政文工团前往沈阳、丹东、大虎山等地演出。第二年夏天，根据组织安排，袁霞参加了空军。她被安排去牡丹江市第二航空学校体验生活，与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朝夕相处了4个多月。袁霞的领悟力很强，她很快就得到了教练的认可，差一点自己也当上了飞行员。教练对她说：“改行当飞行员吧！你一定能飞出来。”但袁霞因为太爱演艺事业了，实在不愿意半途而废。后来她又在空军英雄张积慧担任团长的飞行团里体验生活达5个多月，这些经历她至今难忘。
上世纪50年代，在影片《永不消逝的电波》中，袁霞扮演了一个有魅力的地下工作者何兰芬。“何兰芬”的原型叫裘慧英，烈士李白的妻子。为了体验生活，袁霞到上海见到了这位坚定的革命者并与她结下了深厚的姐妹情缘。当时裘慧英40岁，袁霞25岁。袁霞回忆说：“裘大姐是个陶瓷厂的女工，电影里把她改成了纺织女工。她出生在一户贫苦的农民家里，为了家庭生计，她12岁就来上海当包身工。后来她积极参加罢工、青年救亡团，做救护、募捐、组织等工作。为了掩护李白同志，党组织就派他们两个假扮夫妻。她开始时很不愿意，但为了革命工作，她二话没说就服从了安排。可到了他们的新居后，她的思想又波动了，他们居住的屋子豪华，因为李白的身份是一个湘绣商。住这么豪华的屋子，裘大姐觉得这简直不是来干工作的，很不安心。不久，裘大姐在李白的指导下，负担起转送情报、电文的工作。生活非常艰苦，每天只有三分钱的伙食费。李白因长期缺乏营养，头发大把地往下掉。裘大姐为此提出去做工赚钱，但被李白否定，他说：你的身份就是家庭妇女，掩护电台。后来，居住所的一个小姐妹因身份暴露被敌人杀害了，这更让她激愤。别人在那儿流血牺牲，而自己却在这享福当太太，她坚决要求到前方去。李白跟她谈心，这不是前方吗，我们是党的耳朵和眼睛，为党发出的每一个信号都关系到党的生命。听了这些大道理，她才恍然大悟……他们搬了6次家，后来住在一个阁楼里……”在与“何兰芬”相处的日子里，裘大姐给了袁霞很多创作的灵感。
袁霞至今还记得拍摄时因为自己没当过“妈妈”而差点出了“意外”的尴尬——“有这样一个镜头，是夫妻对话。李侠回来激动地告诉我，不走啦，我们留下来继续工作（发报）。这是党中央的命令。我听了挺高兴，便把怀里的孩子往床上一放……‘咚’的一声，孩子疼得咧开了嘴，但没哭出声来。当时把我吓坏了，幸好这个小胖孩没出意外。袁霞呀，那是个孩子，不是个包袱！导演的话让本来很紧张的我们都笑了。我心里却责备自己，认真重来了一遍……”袁霞说还有一次错也刻骨铭心。“有次，在窗户前拍望风的镜头，我应该穿上背心，可天热我就脱了。拍完后，我突然想起来，怕将来补这个镜头更麻烦，便主动认错了。”
袁霞后来相继在《金铃传》、《县委书记》、《江山多娇》、《鄂尔多斯风暴》、《奇袭》、《带兵的人》等影片中6次扮演嫂子形象，而被誉为“天下第一大嫂”。
“文革”中袁霞离开了演艺圈，与丈夫一起下基层，到内蒙古草原上一支空军高炮部队当了一名宣传科干事，后来又随中国筑路工程队进驻老挝，帮助老挝人民修公路。那个地方一年要下半年的雨，住进深山老林，修防空洞、种菜、砍柴……生活非常艰苦。因为缺乏营养，许多同志得了夜盲症，袁霞除工作外，每天还要给大家烧竹叶水喝……就这样过了两年多的战地生活。后来部队改建，袁霞脱下军装复员回到北京，在北京住宅公司器材处任仓库保管员、秘书等工作，还年年被单位评为“先进工作者”。1978年，让袁霞没有想到的是，由于她在《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出色表演，获得了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获奖后袁霞很快就被八一厂调回演员剧团继续做演员工作。于是，袁霞第三次穿上了军装，并陆续拍摄了一些电视剧。离休后，袁霞到总政老干部学院学习国画和书法，作品多次在国内外展出均获好评。袁霞说自己一生尽管经历坎坷，但她一直从“赵星梅”、“何兰芬”等女英雄的身上获取正能量，勇敢向前走，所以袁霞的艺术人生便这么富有传奇色彩。 张金玲：对女英雄的爱永记在心
当年，著名演员张金玲和刘晓庆、李秀明被人们并称为“北影三朵花”。在她主演的《渡江侦察记》、《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从奴隶到将军》、《黄英姑》等一系列经典影片里，她端庄中透着美丽，朴素中带着坚强，给影迷留下深刻的印象。
1970年，19岁的张金玲中学毕业后，在河北沧州老家担任小学老师。一天，原中学一位老师来找张金玲，告诉她湖北省话剧团到学校招演员，希望她能去试试。大姨将金玲她爸买的一块绿色的布料连夜做成了一套衣服，她穿上这身“绿军装”就去考试了。当时她有两条长辫子，自己也很自信。考试当场她就被录取了，张金玲成了话剧团最年轻的演员，从此开始了她的文艺生涯。
22岁时，张金玲在电影《渡江侦察记》中扮演的女民兵队长刘四姐就非常能吃苦。“这是我的第一部电影。当年，陈述老师是我打枪和撑竿跳船两项的老师。他在上影厂一个角落里挖了一大沙坑，每天早上陪我在那练跳远。之前，我被带去看过上海体育学院撑竿跳运动员是怎么跳的。我练了差不多3个月了，该实地去外景拍摄了，可我忽发意外，摔伤了，造成尾椎骨骨折，疼痛难忍，几乎不能动弹。导演找了位替身，是安徽的，她个子跟我差不多，可拍完后还是穿帮。我在医院住了快7天了，制片主任急匆匆来医院里跟医生商量，说有没有可能让金玲自己跳。大夫说除非打封闭。我答应了，打完针后我确实不疼。到了江边，心里就发慌了。撑竿跳时，船要随水流动，掌握不好就会跳到水里去。陈述老师在一边就鼓励我，金玲，你千万别怕，我到水里去给你扶船。他说着就跳进水里去了。水很凉，几乎淹到了陈老师脖子下。我很受感动，咬牙就跳。我先拍四年前那个长辫子姑娘的戏，完了再把辫子拆掉演刘四姐的，两次都非常成功。拍完后，大伙都过来拥抱我，说太不容易了……”《渡江侦察记》在全国上映后，张金玲家喻户晓！
“拿到《黄英姑》的剧本时，我在长影厂拍戏。双枪，又是一个女武侠，很过瘾，有挑战性。为塑造好这个角色，我付出了相当多的血汗。那时我爸我妈却特别不希望我去演这个戏，怕我摔伤。当时我的武术教练是李俊峰老师。他说，金玲，如果你在我们武术队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队员。那时我练功特卖劲，长进快。每天练武术，一天还能拿五毛钱的补助，但有两天没发给我，原来要练到晚上9点钟之后才有这份补助……骑马更是经历了大考验。应该说我后来所有的伤都来了。当时是冬天，在长春，特冷。我每天去练骑马，地滑极了，马蹄子踩不稳，叭一声就把我甩出去老远，但我觉得作为一名演员就是为艺术献身的。有一次，我被马甩到雪窝里去了。摔蒙了，躺在那儿心里发慌：坏了，我死了。我想着是爬不起来了，可一使劲，又从雪地里站了起来。那个时候好像很单纯，心里想的就是尽快把马术学漂亮了，把武术练好了……双枪黄英姑，我还得骑在飞奔的马上打双枪，两手抓着缰绳还不稳呢，再撒开双手打枪，一下又把我撂下去了！为了这个镜头不知给撂下去多少回，人也晒得跟在非洲生活了多久似的。记得有一次我们从外景地安徽回来，大夏天，天气闷热，我弟弟到火车站来接我，见面就高喊，姐，你们怎么那么黑啊。我们只是哈哈大笑了之。”
谈起当年她拍《从奴隶到将军》，她回忆说，“感冒了，高烧，还坚持天天拍戏。为学好彝族歌舞，我还跟舞蹈学院的—位彝族老师学了一段时间。可是在唱歌上我还是被难为了一把。当时剧组请云南歌舞团的一位歌唱家来唱主题曲，唱得特别好。后来导演就说，那个场景不适合那么欢快的歌，还是得由我自己唱。我练了整整一个晚上，等第二天进棚录音一录音，导演听了，说这回对了。”
沉寂多年后，人们才发现，张金玲已经是一位著名的画家了……在阔别影坛20年后，张金玲又重返银屏，被邀请去参加电视剧《金粉世家》的拍摄，为此，倔强好强的张金玲还专门到健身房练起了瑜珈。她把电影与绘画比作是自己的左手右手，哪个都不想再放弃。她说，“我对电影的爱、对女英雄的爱永远在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