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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一幅王增延老师的人物画像，我又一次想起这个画框里看我的陕北老汉。
这个老汉不是别人，他是我爷爷。看着他这张饱经沧桑的面容，三十多年一直在我耳畔萦绕的一句话又一次回响。
那是1988年冬至的早晨，爷爷因皮肤病感染卧床长达几十天，眼看着已到油枯灯熄的弥留之际，我和爸爸、二姑给他穿上了适合他到另一个世界生活的老衣。看着我们给他穿老衣，爷爷也知道自己将要和这个他生存了几十年的地方告别了，和守在他身边的儿女孙子告别了，显得平淡而眷恋。他艰难地睁开眼睛看了看我们，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经常这样亲昵地叫我）给爷爷穿老衣，爷爷高兴！”
爷爷就是这样捉住我的手，一遍又一遍地念叨着这句话咽了气。这句话成了我回忆的闸门，一想起来，我对爷爷记忆的画面就会徐徐打开。回忆他对我的各种关心，回忆我对他的各种不敬，回忆着回忆着就内疚自己没有尽到一个孙子应尽的责任。
爷爷叫高仲福，出生于榆林地区清泉乡一个叫大麦条的村子。家中弟兄五人，他排行老二，因精通于石匠手艺，人们都习惯叫他二石匠。在他七十八岁的人生中，可以说吃尽了人间能吃的苦，干遍了人间能干的活。小时候，他是个能受苦的好孩子；长大了，他是个会受苦的好男人；老了后，他又是一个肯受苦的好老汉。他落了一辈子好名声，当了一辈子恓惶人。
由于出生苦焦之地，弟兄姊妹多达八个，家境贫寒的他一辈子没进过一天学校门，小时候没穿过一件像样衣服，十岁就随着他的父亲高应升和大哥高仲发上山劳动。据大爷和四爷后来讲，爷爷当年上山劳动时，抓粪够不着粪斗，犁地捉不住耩铧，点籽不知道稀稠，掏地抡不起镢头，急得他一边干活一边哭，急过了哭完了还得接着干。
爷爷十四岁的时候，就和他十六岁的大哥一块给当地的地主家当了长工。当长工靠的是体力，凭的是苦水，体力小或苦水差的大人也吃不消，何况他们两个孩子。但为了一家人的生计，他们弟兄俩只好选择了这条路。干些耗费体力小的活，他俩倒是不偷懒，硬是凭着起鸡叫睡半夜的勤奋和不怕风不怕雨的韧劲，没让地主家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但一遇到背庄稼、铡驴草、驮粮送粪等重体力活，那简直就要他俩的命，毕竟他俩体力还没有发育全。就这样咬着牙硬挺到年底，他们听说清涧县能找到打工的活，便和地主家解除了雇傭合同。
第二年春季，十五岁的爷爷和十七岁的大爷在家人不同意的情况下，向他们的姑父白生云借了一块半银元作盘缠，第一次徒步出远门来到清涧县袁家沟白如冰家（这地方就是毛泽东后来写《沁园春·雪》的那个地方。这个后来当了山东省委书记的白如冰，当时还是个读书的孩子），给箍石窑的工地上背石头当小工。一年下来，他们俩算是挣到了一点工钱，学到了一点手艺，也积累了一些出门的经验。
听村里外出打工的人回来说，延安地区的吴起县地广人稀，吃饭问题好解决，揽工活也容易找，于是他们又动了心。在爷爷十六岁大爷十八岁那年刚过完春节，他们就徒步从老家榆林来到了吴起县。当时，正值吴起金佛坪民团团长张廷芝大兴土石修筑暴梁寨子，爷爷和大爷被雇佣到了这支民工队伍之中。待张廷芝暴梁寨子完工后，弟兄俩年龄也逐渐大了一些，手艺也成熟了一些，加之在暴梁修寨子时认识了好多当地人，奠定了他们在吴起当石匠的基础。从此，他们俩天冷干不成活了回到老家过年，过完春节天暖了再上来打工，开始了他们长期的揽工生活。
在榆林与吴起的路途奔波中，爷爷没少受苦。为了节约路费盘缠，他出门时背一床被子，往回走时又给家里背一口袋粮食。在每日徒步走百十里山路都异常困难的情况下，爷爷还要背一口袋一百多斤重的粮食，这让现在人听起来如同神话传说一般。为了和同行人一块歇站，早晨别人还在睡梦中，爷爷就起床出发；晚上别人已进入梦乡，爷爷才能到达。夜里选一孔破窑洞吃干粮睡觉，早上找一口水泉子解口渴洗脸，动身时怀里揣的一点点路费盘缠，回到家还舍不得花去一分。十多天下来，他肩上勒出一条条血印，一碰撞就疼得妈妈老子叫唤，但回到家里，还没等得伤疤愈合，他又得背一背行李出发。
爷爷正式和大爷从榆林搬到吴起定居是1938年。那时候，爷爷已和奶奶结了婚。看到老家兵荒马乱、饥寒交迫的样子，爷爷便带上刚结婚不久的奶奶，随大爷、大奶来到了吴起县。随着大姑二姑和爸爸相继出生，爷爷的负担更重了。他一边要随着迁徙地的转移修缮房子，一边还要抚养孩子，受的罪、吃的苦，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他一生从榆林到吴起，从吴起到志丹，又从志丹到吴起，先后搬了九次家。每一次搬家，从修缮到入住，都是他亲自动手。特别是大湾和阳台子两处地方，都是新修的地方，花费时间长，耗费体力大，但他除了雇佣个别工匠外，天天顶着星星出门，夜夜披着月光回家，硬是一镢土一锨泥、一块石一斗灰把它修成了。
土地革命时期，政府将大湾洼一带的土地分给了我们家。爷爷一边要到县城打工，一边要耕种家里的土地，他只能在耕种时请假回来播种，然后由几个姑姑和父亲锄草收割。有一年，为了给孩子们减轻负担，爷爷在他要到县城打工临走的早晨，摸着黑半夜起床，在庄里人早上起来背庄稼时，我们家一道洼的庄稼已全部垛在了场上。这时候的爷爷，已行走在去县城打工的路上。
爷爷的石匠手艺是远近闻名的。一辈子箍了多少石窑，修了多少桥涵，帮了多少石畔，他自己也无法记得，但在吴起境内，没人不知道爷爷和他们几个石匠兄弟。我先后在吴起四个乡镇和三个部门工作过，在下乡过程中，经常会有老乡指着一些建筑物说：“这是你爷爷当年箍的窑，这是你爷爷当年修的桥，这是你爷爷上台的碾子……”就是爷爷因年龄大了干不了石活了，还不断有人上门求教。修个石窑，看个石场，都要请他去指点一下。就连一些年轻的石匠艺人有什么不懂不会的，他都毫不保留地给人家传授。
在机械化还没有普及的那个年代，农村碾米磨面还得靠传统的石碾石磨。爷爷干不成其他事了，就帮村里人“洗”碾子锻磨。由于手艺好，他“洗”碾子锻磨的范围不断由本村向外村扩散，由本乡朝外乡拓展，半月四十忙得着不了家。 我们村后拐沟石板好，爷爷亲自起盖，亲自碎石，把我们家的门台子、石窑檐上、圈驴棚、鸡猪圈都盖上了石板，就连放粮的仓、卧狗的窝，都盖成了石板的。特别是一组放细粮的石柜，爷爷用石头精心打磨而成，不但结实耐用，而且精致好看，成了我们家对外展览的工艺品。
爷爷对喂牲口特别精心，从生产队分一头大架驴到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自养的几头骡子和毛驴，爷爷都精心照顾。夜里按时添草，白天及时饮水，热天的青草，冬天的麸料，应时应节，一丝不苟，因此我们家的牲口总是膘肥体壮。
到了老年，村子里别的老汉成天“打花花”“摸纸牌”，爷爷却忙碌在我们家的果园里，春天浇水整地，夏天除草追肥，秋天翻地松土，冬天剪枝防虫。爷爷的苦没有白受，汗也没有枉流。每到夏秋季节，我们家总有吃不完的瓜桃梨枣，看不尽的新鲜景致。这个季节，满道庄的人都跑到我们家的瓜果园子吃毛桃，摘山杏，采果子，品土梨。爷爷心肠热，来人就紧接忙待，进门就吃好拿足。
包产到户后，爷爷虽然年龄更大了，体力更差了，但为了给家人减轻劳动负担，他仍然一天到晚手不失闲。庄稼锄不开了他上手锄，作物收不倒了他参与收，打场点籽人手不够了，他都会准时参加在其中。就是农活少的时候，他也不肯闲着，不是砍驴草、掏地畔，就是垫猪圈、扫院落。烈日炎炎的正午，薄雾弥漫的清晨，月光融融的夜晚，大雨倾盆的山间，随时都能看到他劳作的身影。就在他生病卧床的前几天，也把我们家坡洼底的玉米地锄得虚虚通通。
我稍大一点后，就一直陪爷爷奶奶睡。由于白天过分地劳累，每天晚上能听到爷爷痛苦的呻吟。看到他如此劳累，我劝他少干活，不让他拿重东西，并帮他干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但他不听，害怕干重活影响我长身体，担心干脏活影响我形象，不管自己多累还是抢着干活。
可能是他风里来雨里去在干活中受了凉，也可能是他年轻时揽工中了风，爷爷晚年患了非常严重的皮肤病，痒得他坐卧不宁。白天因劳动分神还好点，一到晚上就痒得要命。每天晚上，我都要给他挠痒痒，有时挠得背上都出了血，他还说痒得止不住。可惜的是，当时家里穷，也没有认识到皮肤病的严重性，只是逢集赶会给他买一两支肤轻松软膏涂涂，从未领他到医院看过。
在瘙痒的过程中，爷爷听人说临潼泡温泉能抑制皮肤瘙痒，一来人就打听需要多少钱？到底有没有作用？但当时的交通条件和我们家的经济状况，爷爷也只能说一说而已。后来，我住在了西安，喜欢到临潼或蓝田泡温泉。每泡到温泉里，我就会想起当年给爷爷挠痒痒的情景，为因家境贫困未能及时给他治病而愧疚。
爷爷也有缺点，最明显的问题是好说。为此，他惹过不少人，吃过不少亏。庄邻院舍有个什么事，他一定是扑着身子帮忙，替人家操心着急。在操心着急中，经常数落人家男的不勤奋，女的不压事，老的没主见，小的不上进，力出完人也就惹尽了。
至于在家里，他说的就更多了，总觉得谁都入不了他的眼，干什么他都不放心，经常是一边干活一边批评家里人。尽管家里人谁也不过多地和他计较，但心里还是一个个地不舒服。记得我还不太懂事的时候，就因为爷爷嘴多爱训斥我而心生敌意。他叫我朝东走，我偏向西行；他叫我好好读书，我就找村里的孩子玩耍；他在远处喊我，我听到装作听不到，似乎不听他的话是我最大的快乐。比如爷爷爱干净，经常在别的孩子玩耍的时候让我扫院，我不敢硬顶便软磨，拿着扫帚东一下西一下地划拉。爷爷看见了，大声吼喊，强迫我再拿起扫帚，但我还是扫一些留一些，在最关键处留几片垃圾，故意让他看着不美气。
爷爷也有“克星”，那个人是他的老婆我的奶奶。爷爷在家里几乎天天数落人，一数落奶奶就反驳。先是爷爷说一段、奶奶驳一段，后是爷爷说一句、奶奶驳一句，到最后爷爷说别人的错、奶奶就揭他的“短”，一来二去两个人就“翻娘道老子”地嚷开了。他们一开嚷，我就悄悄地溜了，不是我不劝说，而是一劝说就帮倒忙。因为爷爷和奶奶的吵架特殊，高兴了嚷，痛苦了嚷；观点冲突了嚷，观点一致了细节有差异也要嚷，但嚷归嚷，并不影响他们的关系。他们之间的感情还是挺好的，一辈子不弃不离，患难与共。奶奶之所以爱驳他，不是不给爷爷面子，而是想让他少说一点，不要惹得家里“十人九个嫌”。但爷爷一辈子就这习惯，怎能改得了？
尽管我当时对爷爷心存敌意，但我心里清楚他是疼我的，以至疼得让别人都心生嫉妒。爷爷就爸爸一个儿子，特别喜欢儿子娃娃，我还小的时候，就是他的开心果，不论有多么的不高兴，一见了我就化解了。由于他常年在县上打工当石匠，有时半年见不上一次面。见了村里的人，他就由不得问我怎么样？给我捎一些我爱吃的水果糖、柿饼子、落花生，惹得一块儿干活的人都嫌爷爷过于矫情，为此爷爷没少和人争论。
让我记忆最深的，是我小时候一次次叫爷爷吃饭的情景。在炊烟袅袅的村庄周围，我经常拨开露水淋淋的杂草，沿着蜿蜒崎岖的小路，深一脚浅一脚地寻找他劳作的地方，一声声“爷爷—回家吃饭”的叫声和“哦—听到了”的回声，在老家的山沟沟里回荡。
答应了我的叫声后，爷爷并不急着回家。他习惯地拿出烟袋装满烟锅，抬头望一望无边的蓝天，蹲在地畔上抽开了他爱抽的旱烟。在一缕淡淡的蓝烟缭绕中，爷爷沐着晨光看糜谷拔节、高粱抽穗，披着夕阳看麦浪翻滚、豆花飘香，把一脸的喜悦投向眼前的土地。然后，他站起身，拍打掉身上的尘土，沿着小路往回走，“扑踏—扑踏”的脚步声和佝偻的腰身，在我的脑海里固定成一道风景。我经常想，爷爷大概把田间劳作时的疲惫丢在了山坳，把成日的劳累形象留在了山路，我看到的爷爷总是那么精神，似乎身上有一股永远使不完的劲儿。
上学后，我学习成绩一直好，一回家又肯帮大人干活，爷爷见人就夸我是个好娃娃，说我长大后一定有出息。又有人认为爷爷能不够，一个小娃娃，难道长大后吃“公家饭”也？尽管我后来出息是不大，但“公家饭”还真的吃了。问题是我当干部爷爷不知道，要是爷爷还在世，肯定少不了会和当年讽刺他的人进行新一轮争论。
我小时候勤奋，上小学时就利用暑假和周日，在山里挖一些甘草和青椒根等藥材，卖了买一些学习用品。每一次挖药材回来，爷爷都要夸赞一番我能吃苦，安顿半天我要注意的事项，然后把挖回的药材细致地分类，并用湿土掩埋，生怕耗掉了药材的水分。
我们家缺劳力，我早早就辍学回家劳动了，爷爷难过了好长时间，见人就责怪父母为了家庭劳动耽误了我的前程。但由于我们家当时确实也是困难，爷爷说着说着也就忘记了此事。只是后来看到别的孩子考入大学或中专后，爷爷就会长吁短叹地说一句：“这娃娃当时根本不如我们家红红学习好！”
在那个一年四季基本洗不了澡，内衣换得很少的年代，虱子是农村受苦人身上基本都有的东西。一到晚上，我们便就着昏黄的煤油灯，我一边给爷爷捉虱子，一边听他给我生活中的见闻，讲自己对村人的一些看法，直到把我讲进那沉沉的梦中，他才熄灯睡觉。
后来，我继承了爷爷的旧业，到四爷承揽的建筑工地上打工，有一次正好被去县城看望四爷的爷爷撞见。他看到我面黄肌瘦的样子，衣衫褴褛的装扮，特别是我当时穿的一双前露指头后没后跟的烂球鞋时，马上到商店里买了一双五元钱的黄球鞋送给我。我其实当时也能买得起一双鞋，只是为了给家里节约一些。接过爷爷送给我的球鞋，看着爷爷一双怜爱的眼神和岁月印在他脸上的皱褶，我沉默得如同那一双拿在手里的球鞋。
现在，我活到了爷爷当年呵护和训斥我的年龄，每站在爷爷荒草萋萋的坟前，每想到他一生的艰辛，我的脑子里顿时浮现出一个满脸皱褶、抽着旱烟的爷爷。这时候，我多想让他喊一声乳名，多想让他指派我扫个院、喂个驴，到庄邻院舍借个锄头还是镢把，哪怕是骂我一通打我几下，我都觉得那是一种无比的幸福。
爷爷在陪我长大的岁月里我无比温暖，我在陪他变老的过程中没有尽好应尽的责任。在我当时的潜意识里，爷爷是不会这么早去世的，关爱他有的是时间，等我长大了，等我变好了，爷爷就一定能享几天福！但等我真正长大了，变好了，有能力孝敬他老人家了，他的坟头已长满了半人高的荒草。
想起爷爷，想起和爷爷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我又一次眼眶里浸满泪水。
这个老汉不是别人，他是我爷爷。看着他这张饱经沧桑的面容，三十多年一直在我耳畔萦绕的一句话又一次回响。
那是1988年冬至的早晨，爷爷因皮肤病感染卧床长达几十天，眼看着已到油枯灯熄的弥留之际，我和爸爸、二姑给他穿上了适合他到另一个世界生活的老衣。看着我们给他穿老衣，爷爷也知道自己将要和这个他生存了几十年的地方告别了，和守在他身边的儿女孙子告别了，显得平淡而眷恋。他艰难地睁开眼睛看了看我们，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经常这样亲昵地叫我）给爷爷穿老衣，爷爷高兴！”
爷爷就是这样捉住我的手，一遍又一遍地念叨着这句话咽了气。这句话成了我回忆的闸门，一想起来，我对爷爷记忆的画面就会徐徐打开。回忆他对我的各种关心，回忆我对他的各种不敬，回忆着回忆着就内疚自己没有尽到一个孙子应尽的责任。
爷爷叫高仲福，出生于榆林地区清泉乡一个叫大麦条的村子。家中弟兄五人，他排行老二，因精通于石匠手艺，人们都习惯叫他二石匠。在他七十八岁的人生中，可以说吃尽了人间能吃的苦，干遍了人间能干的活。小时候，他是个能受苦的好孩子；长大了，他是个会受苦的好男人；老了后，他又是一个肯受苦的好老汉。他落了一辈子好名声，当了一辈子恓惶人。
由于出生苦焦之地，弟兄姊妹多达八个，家境贫寒的他一辈子没进过一天学校门，小时候没穿过一件像样衣服，十岁就随着他的父亲高应升和大哥高仲发上山劳动。据大爷和四爷后来讲，爷爷当年上山劳动时，抓粪够不着粪斗，犁地捉不住耩铧，点籽不知道稀稠，掏地抡不起镢头，急得他一边干活一边哭，急过了哭完了还得接着干。
爷爷十四岁的时候，就和他十六岁的大哥一块给当地的地主家当了长工。当长工靠的是体力，凭的是苦水，体力小或苦水差的大人也吃不消，何况他们两个孩子。但为了一家人的生计，他们弟兄俩只好选择了这条路。干些耗费体力小的活，他俩倒是不偷懒，硬是凭着起鸡叫睡半夜的勤奋和不怕风不怕雨的韧劲，没让地主家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但一遇到背庄稼、铡驴草、驮粮送粪等重体力活，那简直就要他俩的命，毕竟他俩体力还没有发育全。就这样咬着牙硬挺到年底，他们听说清涧县能找到打工的活，便和地主家解除了雇傭合同。
第二年春季，十五岁的爷爷和十七岁的大爷在家人不同意的情况下，向他们的姑父白生云借了一块半银元作盘缠，第一次徒步出远门来到清涧县袁家沟白如冰家（这地方就是毛泽东后来写《沁园春·雪》的那个地方。这个后来当了山东省委书记的白如冰，当时还是个读书的孩子），给箍石窑的工地上背石头当小工。一年下来，他们俩算是挣到了一点工钱，学到了一点手艺，也积累了一些出门的经验。
听村里外出打工的人回来说，延安地区的吴起县地广人稀，吃饭问题好解决，揽工活也容易找，于是他们又动了心。在爷爷十六岁大爷十八岁那年刚过完春节，他们就徒步从老家榆林来到了吴起县。当时，正值吴起金佛坪民团团长张廷芝大兴土石修筑暴梁寨子，爷爷和大爷被雇佣到了这支民工队伍之中。待张廷芝暴梁寨子完工后，弟兄俩年龄也逐渐大了一些，手艺也成熟了一些，加之在暴梁修寨子时认识了好多当地人，奠定了他们在吴起当石匠的基础。从此，他们俩天冷干不成活了回到老家过年，过完春节天暖了再上来打工，开始了他们长期的揽工生活。
在榆林与吴起的路途奔波中，爷爷没少受苦。为了节约路费盘缠，他出门时背一床被子，往回走时又给家里背一口袋粮食。在每日徒步走百十里山路都异常困难的情况下，爷爷还要背一口袋一百多斤重的粮食，这让现在人听起来如同神话传说一般。为了和同行人一块歇站，早晨别人还在睡梦中，爷爷就起床出发；晚上别人已进入梦乡，爷爷才能到达。夜里选一孔破窑洞吃干粮睡觉，早上找一口水泉子解口渴洗脸，动身时怀里揣的一点点路费盘缠，回到家还舍不得花去一分。十多天下来，他肩上勒出一条条血印，一碰撞就疼得妈妈老子叫唤，但回到家里，还没等得伤疤愈合，他又得背一背行李出发。
爷爷正式和大爷从榆林搬到吴起定居是1938年。那时候，爷爷已和奶奶结了婚。看到老家兵荒马乱、饥寒交迫的样子，爷爷便带上刚结婚不久的奶奶，随大爷、大奶来到了吴起县。随着大姑二姑和爸爸相继出生，爷爷的负担更重了。他一边要随着迁徙地的转移修缮房子，一边还要抚养孩子，受的罪、吃的苦，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他一生从榆林到吴起，从吴起到志丹，又从志丹到吴起，先后搬了九次家。每一次搬家，从修缮到入住，都是他亲自动手。特别是大湾和阳台子两处地方，都是新修的地方，花费时间长，耗费体力大，但他除了雇佣个别工匠外，天天顶着星星出门，夜夜披着月光回家，硬是一镢土一锨泥、一块石一斗灰把它修成了。
土地革命时期，政府将大湾洼一带的土地分给了我们家。爷爷一边要到县城打工，一边要耕种家里的土地，他只能在耕种时请假回来播种，然后由几个姑姑和父亲锄草收割。有一年，为了给孩子们减轻负担，爷爷在他要到县城打工临走的早晨，摸着黑半夜起床，在庄里人早上起来背庄稼时，我们家一道洼的庄稼已全部垛在了场上。这时候的爷爷，已行走在去县城打工的路上。
爷爷的石匠手艺是远近闻名的。一辈子箍了多少石窑，修了多少桥涵，帮了多少石畔，他自己也无法记得，但在吴起境内，没人不知道爷爷和他们几个石匠兄弟。我先后在吴起四个乡镇和三个部门工作过，在下乡过程中，经常会有老乡指着一些建筑物说：“这是你爷爷当年箍的窑，这是你爷爷当年修的桥，这是你爷爷上台的碾子……”就是爷爷因年龄大了干不了石活了，还不断有人上门求教。修个石窑，看个石场，都要请他去指点一下。就连一些年轻的石匠艺人有什么不懂不会的，他都毫不保留地给人家传授。
在机械化还没有普及的那个年代，农村碾米磨面还得靠传统的石碾石磨。爷爷干不成其他事了，就帮村里人“洗”碾子锻磨。由于手艺好，他“洗”碾子锻磨的范围不断由本村向外村扩散，由本乡朝外乡拓展，半月四十忙得着不了家。 我们村后拐沟石板好，爷爷亲自起盖，亲自碎石，把我们家的门台子、石窑檐上、圈驴棚、鸡猪圈都盖上了石板，就连放粮的仓、卧狗的窝，都盖成了石板的。特别是一组放细粮的石柜，爷爷用石头精心打磨而成，不但结实耐用，而且精致好看，成了我们家对外展览的工艺品。
爷爷对喂牲口特别精心，从生产队分一头大架驴到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自养的几头骡子和毛驴，爷爷都精心照顾。夜里按时添草，白天及时饮水，热天的青草，冬天的麸料，应时应节，一丝不苟，因此我们家的牲口总是膘肥体壮。
到了老年，村子里别的老汉成天“打花花”“摸纸牌”，爷爷却忙碌在我们家的果园里，春天浇水整地，夏天除草追肥，秋天翻地松土，冬天剪枝防虫。爷爷的苦没有白受，汗也没有枉流。每到夏秋季节，我们家总有吃不完的瓜桃梨枣，看不尽的新鲜景致。这个季节，满道庄的人都跑到我们家的瓜果园子吃毛桃，摘山杏，采果子，品土梨。爷爷心肠热，来人就紧接忙待，进门就吃好拿足。
包产到户后，爷爷虽然年龄更大了，体力更差了，但为了给家人减轻劳动负担，他仍然一天到晚手不失闲。庄稼锄不开了他上手锄，作物收不倒了他参与收，打场点籽人手不够了，他都会准时参加在其中。就是农活少的时候，他也不肯闲着，不是砍驴草、掏地畔，就是垫猪圈、扫院落。烈日炎炎的正午，薄雾弥漫的清晨，月光融融的夜晚，大雨倾盆的山间，随时都能看到他劳作的身影。就在他生病卧床的前几天，也把我们家坡洼底的玉米地锄得虚虚通通。
我稍大一点后，就一直陪爷爷奶奶睡。由于白天过分地劳累，每天晚上能听到爷爷痛苦的呻吟。看到他如此劳累，我劝他少干活，不让他拿重东西，并帮他干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但他不听，害怕干重活影响我长身体，担心干脏活影响我形象，不管自己多累还是抢着干活。
可能是他风里来雨里去在干活中受了凉，也可能是他年轻时揽工中了风，爷爷晚年患了非常严重的皮肤病，痒得他坐卧不宁。白天因劳动分神还好点，一到晚上就痒得要命。每天晚上，我都要给他挠痒痒，有时挠得背上都出了血，他还说痒得止不住。可惜的是，当时家里穷，也没有认识到皮肤病的严重性，只是逢集赶会给他买一两支肤轻松软膏涂涂，从未领他到医院看过。
在瘙痒的过程中，爷爷听人说临潼泡温泉能抑制皮肤瘙痒，一来人就打听需要多少钱？到底有没有作用？但当时的交通条件和我们家的经济状况，爷爷也只能说一说而已。后来，我住在了西安，喜欢到临潼或蓝田泡温泉。每泡到温泉里，我就会想起当年给爷爷挠痒痒的情景，为因家境贫困未能及时给他治病而愧疚。
爷爷也有缺点，最明显的问题是好说。为此，他惹过不少人，吃过不少亏。庄邻院舍有个什么事，他一定是扑着身子帮忙，替人家操心着急。在操心着急中，经常数落人家男的不勤奋，女的不压事，老的没主见，小的不上进，力出完人也就惹尽了。
至于在家里，他说的就更多了，总觉得谁都入不了他的眼，干什么他都不放心，经常是一边干活一边批评家里人。尽管家里人谁也不过多地和他计较，但心里还是一个个地不舒服。记得我还不太懂事的时候，就因为爷爷嘴多爱训斥我而心生敌意。他叫我朝东走，我偏向西行；他叫我好好读书，我就找村里的孩子玩耍；他在远处喊我，我听到装作听不到，似乎不听他的话是我最大的快乐。比如爷爷爱干净，经常在别的孩子玩耍的时候让我扫院，我不敢硬顶便软磨，拿着扫帚东一下西一下地划拉。爷爷看见了，大声吼喊，强迫我再拿起扫帚，但我还是扫一些留一些，在最关键处留几片垃圾，故意让他看着不美气。
爷爷也有“克星”，那个人是他的老婆我的奶奶。爷爷在家里几乎天天数落人，一数落奶奶就反驳。先是爷爷说一段、奶奶驳一段，后是爷爷说一句、奶奶驳一句，到最后爷爷说别人的错、奶奶就揭他的“短”，一来二去两个人就“翻娘道老子”地嚷开了。他们一开嚷，我就悄悄地溜了，不是我不劝说，而是一劝说就帮倒忙。因为爷爷和奶奶的吵架特殊，高兴了嚷，痛苦了嚷；观点冲突了嚷，观点一致了细节有差异也要嚷，但嚷归嚷，并不影响他们的关系。他们之间的感情还是挺好的，一辈子不弃不离，患难与共。奶奶之所以爱驳他，不是不给爷爷面子，而是想让他少说一点，不要惹得家里“十人九个嫌”。但爷爷一辈子就这习惯，怎能改得了？
尽管我当时对爷爷心存敌意，但我心里清楚他是疼我的，以至疼得让别人都心生嫉妒。爷爷就爸爸一个儿子，特别喜欢儿子娃娃，我还小的时候，就是他的开心果，不论有多么的不高兴，一见了我就化解了。由于他常年在县上打工当石匠，有时半年见不上一次面。见了村里的人，他就由不得问我怎么样？给我捎一些我爱吃的水果糖、柿饼子、落花生，惹得一块儿干活的人都嫌爷爷过于矫情，为此爷爷没少和人争论。
让我记忆最深的，是我小时候一次次叫爷爷吃饭的情景。在炊烟袅袅的村庄周围，我经常拨开露水淋淋的杂草，沿着蜿蜒崎岖的小路，深一脚浅一脚地寻找他劳作的地方，一声声“爷爷—回家吃饭”的叫声和“哦—听到了”的回声，在老家的山沟沟里回荡。
答应了我的叫声后，爷爷并不急着回家。他习惯地拿出烟袋装满烟锅，抬头望一望无边的蓝天，蹲在地畔上抽开了他爱抽的旱烟。在一缕淡淡的蓝烟缭绕中，爷爷沐着晨光看糜谷拔节、高粱抽穗，披着夕阳看麦浪翻滚、豆花飘香，把一脸的喜悦投向眼前的土地。然后，他站起身，拍打掉身上的尘土，沿着小路往回走，“扑踏—扑踏”的脚步声和佝偻的腰身，在我的脑海里固定成一道风景。我经常想，爷爷大概把田间劳作时的疲惫丢在了山坳，把成日的劳累形象留在了山路，我看到的爷爷总是那么精神，似乎身上有一股永远使不完的劲儿。
上学后，我学习成绩一直好，一回家又肯帮大人干活，爷爷见人就夸我是个好娃娃，说我长大后一定有出息。又有人认为爷爷能不够，一个小娃娃，难道长大后吃“公家饭”也？尽管我后来出息是不大，但“公家饭”还真的吃了。问题是我当干部爷爷不知道，要是爷爷还在世，肯定少不了会和当年讽刺他的人进行新一轮争论。
我小时候勤奋，上小学时就利用暑假和周日，在山里挖一些甘草和青椒根等藥材，卖了买一些学习用品。每一次挖药材回来，爷爷都要夸赞一番我能吃苦，安顿半天我要注意的事项，然后把挖回的药材细致地分类，并用湿土掩埋，生怕耗掉了药材的水分。
我们家缺劳力，我早早就辍学回家劳动了，爷爷难过了好长时间，见人就责怪父母为了家庭劳动耽误了我的前程。但由于我们家当时确实也是困难，爷爷说着说着也就忘记了此事。只是后来看到别的孩子考入大学或中专后，爷爷就会长吁短叹地说一句：“这娃娃当时根本不如我们家红红学习好！”
在那个一年四季基本洗不了澡，内衣换得很少的年代，虱子是农村受苦人身上基本都有的东西。一到晚上，我们便就着昏黄的煤油灯，我一边给爷爷捉虱子，一边听他给我生活中的见闻，讲自己对村人的一些看法，直到把我讲进那沉沉的梦中，他才熄灯睡觉。
后来，我继承了爷爷的旧业，到四爷承揽的建筑工地上打工，有一次正好被去县城看望四爷的爷爷撞见。他看到我面黄肌瘦的样子，衣衫褴褛的装扮，特别是我当时穿的一双前露指头后没后跟的烂球鞋时，马上到商店里买了一双五元钱的黄球鞋送给我。我其实当时也能买得起一双鞋，只是为了给家里节约一些。接过爷爷送给我的球鞋，看着爷爷一双怜爱的眼神和岁月印在他脸上的皱褶，我沉默得如同那一双拿在手里的球鞋。
现在，我活到了爷爷当年呵护和训斥我的年龄，每站在爷爷荒草萋萋的坟前，每想到他一生的艰辛，我的脑子里顿时浮现出一个满脸皱褶、抽着旱烟的爷爷。这时候，我多想让他喊一声乳名，多想让他指派我扫个院、喂个驴，到庄邻院舍借个锄头还是镢把，哪怕是骂我一通打我几下，我都觉得那是一种无比的幸福。
爷爷在陪我长大的岁月里我无比温暖，我在陪他变老的过程中没有尽好应尽的责任。在我当时的潜意识里，爷爷是不会这么早去世的，关爱他有的是时间，等我长大了，等我变好了，爷爷就一定能享几天福！但等我真正长大了，变好了，有能力孝敬他老人家了，他的坟头已长满了半人高的荒草。
想起爷爷，想起和爷爷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我又一次眼眶里浸满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