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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化意义的城市化其实是大城市化，而非小城镇化。大城市化既是市场化条件下城市化的，，必然结果，也是城市化路径的一种政策选择。我国长期以来的现代化实践则是工业化与城市化脱节，市场化与城市化不相匹配。长期抑制大城市发展，小城镇虽然得到鼓励发展，但不过是乡村的延伸。而今，工业化、市场化与城市化三者真正融合的大城市化时机已经到来。启动大城市化进程，应是中国现代化的理性抉择与现实选择。
关键词：现代化；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大城市化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1)01－0009－07
并非所有的城市化都是现代化，现代化意义的城市化其实是大城市化，而非小城镇化。小城镇化，只是城市化初期的一种现象，向大城市化发展是城市化的必然。当然，在大城市化时代，小城镇并不会消亡，小城镇与大城市完全可以同时并存，但是，小城镇将被纳入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圈，受大城市的吸引与辐射，而不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也不是一个带着隐性围墙的乡村，大城市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则形成城市带与城市群，小城镇既受核心城市的影响，也会受到城市群与城市带的综合影响。外源性现代化国家，未必要完全遵循由小城镇化到大城市化的城市化路径，完全可以利用发达的科技与先进的城市规划、城市治理理念，积极推进大城市化的发展进程，特别是在人口密集或人口众多的国家，更应如此，这样既能够节约土地资源，集约使用各种资源，又能够更可控地保护环境。
一、现代化意义的城市化是大城市化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核心指标之一。但现代化意义的城市化究竟是什么样的城市化，与古代城市的区别在哪里?应当说，现代城市更多的是经济密集型的城市，或者说是以经济密集为主融合了其他功能的城市，如政治、文化、旅游等，而不再是传统意义的政治中心型的城市。现代城市之间的联系主要是紧密的经济联系，通过经济互补、经济辐射、经济渗透、经济交流、经济密集，形成了若干城市圈、城市群、城市带。其中发挥主轴功能的是经济密集度很强、经济影响力较大的大城市。大城市具备规模经济效应与中心辐射效应，城市规模越大，经济就越发展，科技研发能力就越强，辐射与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的能力就越强。大城市不仅仅是企业、市场、商品密集的地方，也是人口、资本、科技、交通、教育等经济发展要素聚集的地方，更是制度创新与科技研发、管理、服务水平不断提升的策源地，是城乡交流、城市交流与国际交流的枢纽所在。因此，大城市不能仅仅理解为城市范围大，城市建设新，更不是城乡隔离、城市与城市之间孤立发展、城市内部二元发展这样一个封闭的世界，而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开放的、交流的市场化国际化体系中的一个链接。
所谓大城市化不仅是指人口规模需要达到一定的标准，更重要的是城市的开放度、与外界的交流度、市民对城市的归属与认同度，城市政府与社会团体的公共服务能力要达到一定的标准。大城市化既是先行现代化国家在市场化环境下自然发展的结果，也是后起现代化国家城市化道路的一种选择，但这种选择必须是顺应市场化条件下人口流动的选择。有学者认为中国“过去十几年来的城市化，基本上就是奉行大城市化方针”。这是只看到城市建设的规模与速度，没有看到城市真正应该接纳的市民数量与提供公共服务的质量。其实这并不是现代化意义上的大城市化，现代化意义上的大城市化必须顺应市场化条件下的人口流动规模，同时提供普遍的完善的公共服务。
目前，发达国家的人口普遍居住在城市里，特别是密集在大城市里，一些人口并不很多的现代化小国，也出现了人口规模超千万以上的巨型城市，就是这种表现。美国出现了以纽约、芝加哥、洛杉矶为核心的三大都市圈，其经济贡献率占全美的67％；日本出现了以东京、阪神、名古屋为核心的三大都市圈，占日本经济总量的70％。日本三大都市圈在1970年聚集了43.5％的人口。其中，东京大都市圈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聚集体，以8.51％的国土面积聚集了全国31.6％的人口(2000年)。据联合国人口与发展委员会2005年2月16日公布的报告，全球千万人口以上的巨型城市，1950年只有2个，1975年为4个，2005年达到20个，其中，东京达到3530万人。据波士顿《环球邮报》2010年的调查，全球2000万以上人口的巨型城市，2005年只有1个，2010年已达4个，预计2025年将达9个。
从城市本身的发展看，由于城市功能不断延伸到乡村地区，发达国家城乡之间的界限渐趋模糊，过去那种城乡隔离、城乡明显分界的城市，已经不适应城市化的发展趋势，以大城市为核心的新型城乡关系逐渐成为城市化的主流。学者用“大都市区”(Megalopo-1is)的概念来称呼这一新的城市化现象。
大城市化也是人们摆脱了各种传统的政治束缚、思想束缚与精神束缚，能够自主进行理性化选择的结果。由于大城市具有技术更高、资金更充足、人力更多、服务更好、设施更配套、交通更方便、礼会更规范、法制更健全的优势，因此，企业家更多的是选择把企业建在大城市，或者把总部建在大城市，而不是小城镇与中小城市，这样企业就可以赢得更多的发展机会与利润。同时，由于在大城市个人选择机会更多、T资更高、待遇更好、服务更完备、生活条件更优越等诸多原因，个人的就业与生活更多的也是选择大城市。因此，基于人们的理性选择，大城市化成为城市化的发展趋向与主流。
大城市的结构与功能也使得大城市必然成为城市化的主流。就大城市的结构而言，大城市是现代化的产物，同时也是现代性的主要载体。大城市聚集了现代化的企业、交通、银行、媒体、教育机构、医疗机构、科研机构、各种公共服务机构、各种现代化设施等，同时还拥有大量的现代性团体以及具有现代化意识的市民阶层。大城市的产业门类齐全，从产业属性看，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并存，以二三产业为主；从产业层次看，低端、中端、高端并存，以中端、高端为主；从产业部门看，农业、工业、建筑业、信息产业、金融产业、房地产业、教育产业、文化产业、科技产业、环保产业、旅游产业、交通运输业、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租赁与商业服务业、居民服务、公共管理、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几乎无所不包，同时许多大城市还拥有自己的支柱产业与品牌产业。由此，大城市成为现代工业、服务业的中心，也成为城乡一体化的、区域一体化的、国际化的市场体系的中心一环。大城市的这一结构特点，使得大城市成为现代化程度最高、现代性特征最完备的地方，是现代性向乡村、小城镇、中小城市辐射与传播的核心基地。大城市产业生态的多样性与系统性、产业链条的复杂性与完备性，使得大城市能够大量吸纳低端、中端、高端的各种人力资源，成为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与城市新增劳动力的主要基地。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推进大城市化。小城镇与中小城 市，要么接受大城市的辐射而纳入以大城市为轴心的大城市化的城市圈与城市群之中，要么接受乡村的辐射，成为与乡村一体的更大规模的“城中村”，或者与乡村隔离而成为封闭型的单向吸取乡村资源的“围城”。后两种城市，本质上与现代化意义的城市化是背道而驰的。
从大城市的综合效益看，基于大城市结构、功能的特点和优势，大城市的综合效益优于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大城市具有聚集与规模效应，大城市企业、人口与公共服务密集，公共基础设施比较完备，产业结构比较平衡，教育水平高，城市规划的战略性强，环境的监测与可控度更好。总之，大城市化是“资源集约化和可持续化发展，以及个人获得独立、自由、尊严的内在需要”。量建设小城镇不仅分散了资源，降低了效率，导致污染扩散、风险增大，造成了大规模的浪费，而且违背了市场化条件下城市化的发展规律。研究表明，就目前实际状况而言，我国人口在100万~400万左右的大城市效益最好，而小城镇的综合效益最差。发达国家大城市化的历史也表明，大城市甚至是特大城市、超大城市的综合效益，都比小城市为好。
虽然现代化先行国家出现所谓逆城市化现象，但这种现象其实是大城市化的结果，不是不能选择大城市化的原因。逆城市化所需要具备的条件，恰恰是大城市的普遍发展，是以大城市为枢纽的交通、信息、知识与服务系统的密集发展，这些使得乡村与城市郊区仍然能够处于大城市的辐射与影响范围之内，仍然能够接受大城市先进的知识与信息、享受大城市便捷而高质量的服务，并且能以最快捷的交通与网络与大城市紧密联系。逆城市化，不是否认大城市化，而大城市化的延伸与提升。
为了适应大城市化的需要，城市治理理念与机制必须及时更新，否则大城市化的副作用也不可避免。国内外大城市的确出现了许多问题，如拉美与印度的大城市贫民窟问题，伦敦、东京等大城市曾经有过的严重污染问题，北京、上海等一些大城市的交通拥堵问题，一些大城市因为地下建筑不当引起的地面塌陷问题，还有我国大城市目前普遍存在的“两栖人口”问题，等等。不可否认，大城市人口密集，流动频繁，企业聚集、资源集中耗费，污染物密集排放，如果没有良好的城市治理理念与机制，必然会产生诸如社会治安、交通、供水、供电、供气、住房、养老、失业以及环境污染等一系列公共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并非不能解决，需要我们在进行市场管理、法律规范、制度改革、公共服务、城市规划与发展规划时，必须全盘考虑，科学论证，从长远出发，精心设计，逐步实施，不断提高制度供给、城市管理与公共服务水平。
总之，没有大城市化，就没有现代化。
二、中国城市化的路径及其问题
中国的现代化是在经济落后的情况下起步，普遍发展大城市需要一个较长过程，首先需要市场化的不断深入，其次需要工业化的大规模开展，还需要重视服务业的发展并不断提升政府与社会团体的公共服务水平。但是，中国现代化的取向应该是积极引导和鼓励大城市化。反观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中国现代化的路径长期以来不仅与大城市化背道而驰，甚至也与城市化不合拍。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经济现代化的突出特征是：工业化单兵突进，重工业化一马当先，与城市化脱节、与市场化背离，严重影响工业化的品位与效益，也制约着工业化的可持续性，导致我国工业化进程大起大落。据2009年国家统计年鉴，到1978年为止，我国非农化率(二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已经达到71.8％，其中，工业化率(工业产值占GDP比重)达44.1％，但非农就业率(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例)只有29.5％，其中，工业就业率为17.3％，城市化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只有17.92％。到人民公社最终结束的1985年，我国非农化率为71.6％，工业化率为38.3％，城市化率仍然只有23.71％。城市化远落后于工业化与非农化。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重新启动，工业化与市场化逐渐融合，但城市化不能适应市场化的发展需求，积极发展小城镇与中小城市的城市化路径导致市场化的深度不足，广度上也受到一个个各自独立的小城镇与中小城市的屏蔽，市场经济机制难以健全。据2009年国家统计年鉴，到2008年，我国非农化率达到88.7％，工业化率达到42.9％，非农就业率达到60.4％，但城市化率还只有45.68％。当世界上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城市化率一般在55％以上，部分国家高达75％以上，而我国只有45％左右，实际城市化率(列入城市户籍者)更低，可能在30％左右，与世界平均水平有较大差距。这两个时期的共同点是大城市化受到人为抑制，工业化或市场化的潜力与效度明显不足。
从1955年到2005年，抑制大城市发展，优先发展小城镇与小城市，一直是我国城市化的战略偏好。国家建委1955年9月给中央的报告首次提出，“今后新建的城市原则上以中小城镇及工人镇为主，并在可能的条件下建设少数中等城市，没有特殊原因，不建设大城市。直到“十五”计划(2001-2005)，我们仍然是强调“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积极发展中小城市”，“防止盲目扩大城市规模”。
为什么我们会长期抑制大城市化，且推行小城镇化战略?这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必然产物，因为异常庞大的人口规模不能适应计划经济体制下无微不至的管理方式，特别是不能适应农产品及其他消费品的统购统销制度与劳动就业的统包统配制度。发展小城镇与中小城市易于计划管理。再则，我们长期推行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战略，轻工业与第三产业并没有得到广泛发展，且重工业集中在少数几十个大城市，这就使得城市化不可能普遍发展。因此，城市化主要表现为“政府推一推、城市化动一动的‘大跃进’、‘运动型’城市化”。
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城乡二元体制与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战略的深刻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我们很长一段时间也还是继续推行小城镇化战略。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农村建设与西部大开发，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仍然是强调积极建设小城镇与小城市，这说明我们无论是在制度上，还是在观念上，都还没有完全摆脱计划经济与城乡二元的思维。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其体制的日益完善，大城市化的时机基本成熟。但我们的城市化战略还没有及时调整，反对大城市化的声音接连不断。
长期以来，人们反对大城市化不外是基于以下理由：第一，难以有效管理，有碍社会治安。其实，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无论是小城镇、小城市、中等城市，还是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巨型城市，都存在管理的绩效性问题，传统的中国政府也曾经长期面临这一问题。因此，并不是城市越大，人口越多，就一定越难管理，关键是管理理念的合宜问题、管理机制的健全问题、管理技术的效率问题与管理人员的配置及其服务质量问题，这些都不是不可以解决的，可以借鉴国外大城市管理经验，也可以进行管理创新。更重要 的是要更新管理理念，提升政府与社会团体公共服务的质量。长期把农民工看做是“盲流”，是他们扰乱了城市秩序、影响了城市市容，并且将他们看做是与市民抢饭碗的“对手”，甚至把暂时找不到职业的农民工进行收容并遣送返乡，这就是大城市简单而粗暴的“排斥与隔离式”管理方式与管理思维的产物。只有更新管理理念，改变管理方式，提高管理质量，坚持以人为本，保障人人均能够享受平等的国民待遇，才是大城市实施有效管理的合宜措施。
第二，财力有限，人口容量受到限制，社会保险难以维持。有学者指出，这种观点是“以承载力为托辞，而实际上是大城市的公共服务不愿意被外来人口分享。”大量的人口进入大城市不仅能够有效创造财富，而且能够大大降低大城市公共投资与服务成本。至于社保问题，也不能成为反对大城市化的理由，因为社保完全可以在维持均等的最低保障的基础上实现多样化。多样化的社保形式，才是多元性、多样化、差异化的现代性社会的常态。现代人的社会需求具有个性化的特点，只有多样化的社保形式才能满足这一需求。国家需要统一的只是最低程度的社保标准，而绝对不是包办一切人的社保，并且采取同一个标准。
第三，产生两极分化，出现城市贫民窟。社会分化是社会现代化的结果，是现代社会的常态。两极分化并不是大城市化必然伴随的社会现象，现代政府完全可以通过各种税收与分配手段加以调节。城市贫民窟问题本质上是城市居民的就业问题与住房问题。实践证明：越是大城市，二三产业越发达，越能够解决就业问题。至于住房问题，可以通过大量增加廉租房与公租房来加以解决，这是当地政府与就业单位必须提供的公共服务之一，也应该成为其吸纳人力资源、吸引人才的有效手段。有人把目前中国区域差距扩大归因于人口与经济向大城市聚集，其实，“聚集本身并不必然导致地区间差距扩大，关键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出了问题，才使得中国的经济集聚看上去成了地区间差距扩大的罪魁祸首。”
第四，越是大城市，“城市病”越严重，诸如环境污染，交通堵塞等。但这并不一定符合事实。2005年东京、纽约人口分别高达3530万、1850万人，但其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吨／万元)却分别为0.0899、0.1323(2007年)。同期，北京、上海、广州的人口分别为1536万、1778万、750万(还有367万暂住人口，实际人口1017万)，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却分别为2，0476、，1.8814、2.1358(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数据来源于2009年10月30日上海社科院左学金副院长在“生态文明与长三角城市发展论坛”上的报告；人口数据来源于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与广州市统计年鉴)。东京人口最多，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却最低。相比较而言，广州人口最少，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却最高。由于设备、技术、法规、监管、理念与规模效应的综合影响，大城市污染物排放强度与降低单位污染的成本均低于小城镇和中小城市。还有很多人把交通拥堵看做是城市化，特别是大城市化的必然产物，这只看到了问题的表面。大城市的交通拥堵，固然与城市的交通设施不健全、管理存在着漏洞有关，需加强交通建设与管理规范，更重要的则恐怕与大城市数量太少，导致庞大的人流过分涌入有限的几个或几十个特大城市与巨型城市有关。而这并不是多建小城镇，乃至中小城市所能够分流的，恰恰只有通过大城市化才能真正解决。虽然“城市病”是城市化过程中常见的现象，但并非不可避免的现象。这种现象完全应该通过城市化理念的更新与新一轮的城市化来加以解决，如绿色城市化、生态城市化、大力发展轨道交通系统等。
由于我国长期抑制大城市化，其带来的后果是比较严重的。第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长期挤压在农村，使得小农经济长期延续，进入了低水平发展的陷阱，“三农”现代化无从推进，反而使农村成为阻碍现代化的主要力量。还浪费了宝贵的劳动力资源，错失了发展机会，延误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也不利于降低城市发展的成本，提高城市发展的质量，拓展城市的发展空间。
第二，城乡二元化长期延续，有碍于国民经济一体化，并导致城乡生活水平两极化，农村成为城市之外的“巨型贫民窟”，农村经济发展与社会生活长期处于较低水平。
第三，城市内部二元化发展，农民工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由此衍生出一系列的问题：农民工与市民的冲突、与城市的隔膜、与政府的疏离、与企业的冷淡、与乡村的纠葛、与家庭的不睦、自身的认同危机等。
第四，工业化缺乏持续的强有力的经济密集型的大城市依托，城市工业化演变成了城市与乡村二元工业化，城乡之间、城市之间、乡村之间的各自为政的工业化影响了工业化的分工合作与协调发展。由于缺乏大城市的枢纽功能，以人与物的普遍联系为内在逻辑的市场化也难以深入，导致无论发展还是改革均是困难重重。
第五，小城镇与中小城市尽管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但由于缺乏大城市的引领、辐射、整合与提升，小城镇的发展缺乏后劲，犹如广大乡村包围下的孤岛，实际上不过是乡村的延伸，或者说，更多的是接受乡村的辐射，而不是大城市的辐射，因而不是现代化意义的城市。
破解城乡二元发展与城市内部二元发展的惟一出路是大城市化，解决“三农”问题的惟一出路也是大城市化。
三、中国大城市化的时机业已成熟
由于长期抑制大城市化，我国实际的城市化进程较为缓慢。到2008年为止，虽然城市化率达到45.68％，但除去农民工与郊区农民，城市化率只有30％左右。基于目前的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和我国的改革开放、制度创新环境，大城市化的时机业已到来。
中国大城市化的产业与市场环境已经具备。产业发展已进入二三产业获得突破进展、沿海产业逐渐升级的结构转型期，工业化已经步入发展中期，大城市化能够有效提升整个第三产业发展的速度、广度与深度，有力提升先进制造业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空间。发展实践证明，城市人口越多，第三产业就越发达；第三产业越发达，就业岗位就越多；就业岗位越多，容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与解决城市新增劳动力的机会就越多。这样一来，人口规模增大、第三产业发展、劳动力容量扩大三者之间就存在一个良性促动关系。据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关于2008年我国省会城市与计划单列市的统计数字分析，人口规模在1000万以上的城市，三产产值占GDP的比重平均达54％以上，人口在150~1000万的城市三产比重平均在48％以上。另据调查，人口100-200万的城市三产比重为46％，人口50～100万的城市为42％，人口20-50万的城市为38％~fl,下。北京市(2008年城市人口1300万)三产比再达73％，纽约(2005年1850万，2010年1940万)高达80％以上(据国务院参事任玉岭研究员在2010年第八期中国现代化研究论坛的报告)。现代市场发育渐趋成熟，已经进入市场化的完善期。市场规模不断 扩大，市场结构不断升级，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日益密切，企业的国际交往日趋频繁，市场化的深度发展需要大城市化与之匹配。
中国大城市化的定居人口基础已经具备。农民流动已达相当规模，据国家统计局监测，2009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3亿人，其中外出务工1.45亿人。目前从业并定居于城市的农民工至少高达1.4-1.6亿。很多沿海城市的农民工人数是其户籍城市人口的几倍，甚至十几倍，如广东东莞，农民工高达1000万人以上。一项对长三角农民工市民化的调查表明，长三角地区农民愿意迁往小城镇的只占24.9％，其余均愿意迁往中等以上城市，且受教育年限越长，技能素质越强，年收入越高，年龄越轻，农民迁往大城市的倾向也越强烈。大多数人认为，小城镇公共基础设施不完善，教育水平低，不利于对子女的培养，生活娱乐设施太少，因而不愿意选择小城镇。大城市化不能压抑小城镇的成长，不能仅仅满足于建设现成的大城市，当小城镇的人口流动规模已经达到大城市的标准，应该顺其自然大城市化，许多农民工云集达到足够规模的小城镇与中小城市应该向大城市化发展。据2009年国家统计年鉴，到2008年，我国人口在1000万以上的巨型城市有北京、上海、重庆、成都，接近千万的有天津、石家庄、哈尔滨。有望发展为巨型城市的还有沈阳、大连、长春、南京、杭州、宁波、福州、济南、青岛、郑州、武汉、长沙、广州、南宁、昆明等，加在一起有20多个，东部沿海占一半以上。城市化率达到70％以上的省、市、自治区有上海、北京、天津，约50％以上的还有广东、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重庆。中国大城市化的地域布局实际上已经形成。从实现城市化的标准看，中国应该有大约10亿人成为城市居民，其中大城市应该聚集60％-70％的人口，而其中人口千万以上的巨型城市应该聚集大城市人口的50％以上，即巨型城市的数量应该在30个左右，这与目前我国巨型城市与有望成为巨型城市的城市数量基本吻合。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GI)2008年的研究报告认为，到2025年我国将有大约10亿人居住在城市，城市化水平达到73％，将出现219座百万人口大城市(2008年为118座)；24座5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2007年为8座)；15个平均人口规模达到2500万的超级城市(目前为O)，或是11个平均覆盖人口超过6000万、相互之间紧密联系的。‘城市群”或“都市圈”(目前为0)。根据农业规模经营标准(劳动力人均20-30亩)，还有70％～80％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到城市中来。让在城市从业与居住的农民工改变农村户籍成为市民，是大城市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发展的现实选择。
大城市化能为中国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提供较长时期的发展动力。大城市人口密集，能够大大拓展经济密集与公共服务密集的空间，有效降低交易费用与社会服务的成本。大城市的普遍发展，是中国经济增长巨大的内需所在，也为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与社会建设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大城市化导致的“公共服务革命”有助于改革开放的深化。大城市既具有地域的枢纽性特征，更具有市场的国际化品位，无疑需要提供普遍的、开放的、密集的、标准化的、高质量的公共服务，这就必然推动政府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行政管理部门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共服务部门转型，由维持有限的地域性联系的地方性部门向沟通全球性联系的国际化部门转型，制度创新势在必行，改革开放由此得到不断深化。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现代化的实现有赖于大城市的发展。小康社会不是城乡孤立发展的社会，不是人们普遍还在乡村就业与居住的社会，也不是农民工与市民在城市二元发展的社会。要想城乡协同发展，人们更多地在城市生活，新老市民融为一体，必须通过大城市化才能得到根本解决。我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2020年，10年时间已经很紧迫了，没有大城市化的启动，很难实现。而现代化的实现则无疑以大城市化为基本特征，没有大城市化，很难谈的上现代化。
我国的大城市化战略已初步提出，有待于大力实施。“十五”计划(2001-2005)业已认识到城镇化的条件已渐成熟，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势在必行，已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与持久的动力。但是，此时的城镇化仍然重在发展小城镇，积极发展中小城市，要求防止盲目扩大城市规模，实际上仍然是限制大城市发展。到了“十一五”规划(2006—2010)，限制大城市发展的政策出现松动，明确提出要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而城市群则以特大城市与大城市为龙头。这些以特大城市与大城市为龙头的城市群主要布局在东部沿海、长江两岸、陇海线、京广线、京哈线等生态条件较好、交通便捷、经济基础较为雄厚的地区。这一规划与目前我国人口流动的现实布局相符，适合中国国情与长期发展的需求，亟待尽快实施。
责任编辑：宋奇
关键词：现代化；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大城市化
中图分类号：F2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1)01－0009－07
并非所有的城市化都是现代化，现代化意义的城市化其实是大城市化，而非小城镇化。小城镇化，只是城市化初期的一种现象，向大城市化发展是城市化的必然。当然，在大城市化时代，小城镇并不会消亡，小城镇与大城市完全可以同时并存，但是，小城镇将被纳入以大城市为核心的城市圈，受大城市的吸引与辐射，而不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也不是一个带着隐性围墙的乡村，大城市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则形成城市带与城市群，小城镇既受核心城市的影响，也会受到城市群与城市带的综合影响。外源性现代化国家，未必要完全遵循由小城镇化到大城市化的城市化路径，完全可以利用发达的科技与先进的城市规划、城市治理理念，积极推进大城市化的发展进程，特别是在人口密集或人口众多的国家，更应如此，这样既能够节约土地资源，集约使用各种资源，又能够更可控地保护环境。
一、现代化意义的城市化是大城市化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核心指标之一。但现代化意义的城市化究竟是什么样的城市化，与古代城市的区别在哪里?应当说，现代城市更多的是经济密集型的城市，或者说是以经济密集为主融合了其他功能的城市，如政治、文化、旅游等，而不再是传统意义的政治中心型的城市。现代城市之间的联系主要是紧密的经济联系，通过经济互补、经济辐射、经济渗透、经济交流、经济密集，形成了若干城市圈、城市群、城市带。其中发挥主轴功能的是经济密集度很强、经济影响力较大的大城市。大城市具备规模经济效应与中心辐射效应，城市规模越大，经济就越发展，科技研发能力就越强，辐射与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的能力就越强。大城市不仅仅是企业、市场、商品密集的地方，也是人口、资本、科技、交通、教育等经济发展要素聚集的地方，更是制度创新与科技研发、管理、服务水平不断提升的策源地，是城乡交流、城市交流与国际交流的枢纽所在。因此，大城市不能仅仅理解为城市范围大，城市建设新，更不是城乡隔离、城市与城市之间孤立发展、城市内部二元发展这样一个封闭的世界，而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开放的、交流的市场化国际化体系中的一个链接。
所谓大城市化不仅是指人口规模需要达到一定的标准，更重要的是城市的开放度、与外界的交流度、市民对城市的归属与认同度，城市政府与社会团体的公共服务能力要达到一定的标准。大城市化既是先行现代化国家在市场化环境下自然发展的结果，也是后起现代化国家城市化道路的一种选择，但这种选择必须是顺应市场化条件下人口流动的选择。有学者认为中国“过去十几年来的城市化，基本上就是奉行大城市化方针”。这是只看到城市建设的规模与速度，没有看到城市真正应该接纳的市民数量与提供公共服务的质量。其实这并不是现代化意义上的大城市化，现代化意义上的大城市化必须顺应市场化条件下的人口流动规模，同时提供普遍的完善的公共服务。
目前，发达国家的人口普遍居住在城市里，特别是密集在大城市里，一些人口并不很多的现代化小国，也出现了人口规模超千万以上的巨型城市，就是这种表现。美国出现了以纽约、芝加哥、洛杉矶为核心的三大都市圈，其经济贡献率占全美的67％；日本出现了以东京、阪神、名古屋为核心的三大都市圈，占日本经济总量的70％。日本三大都市圈在1970年聚集了43.5％的人口。其中，东京大都市圈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聚集体，以8.51％的国土面积聚集了全国31.6％的人口(2000年)。据联合国人口与发展委员会2005年2月16日公布的报告，全球千万人口以上的巨型城市，1950年只有2个，1975年为4个，2005年达到20个，其中，东京达到3530万人。据波士顿《环球邮报》2010年的调查，全球2000万以上人口的巨型城市，2005年只有1个，2010年已达4个，预计2025年将达9个。
从城市本身的发展看，由于城市功能不断延伸到乡村地区，发达国家城乡之间的界限渐趋模糊，过去那种城乡隔离、城乡明显分界的城市，已经不适应城市化的发展趋势，以大城市为核心的新型城乡关系逐渐成为城市化的主流。学者用“大都市区”(Megalopo-1is)的概念来称呼这一新的城市化现象。
大城市化也是人们摆脱了各种传统的政治束缚、思想束缚与精神束缚，能够自主进行理性化选择的结果。由于大城市具有技术更高、资金更充足、人力更多、服务更好、设施更配套、交通更方便、礼会更规范、法制更健全的优势，因此，企业家更多的是选择把企业建在大城市，或者把总部建在大城市，而不是小城镇与中小城市，这样企业就可以赢得更多的发展机会与利润。同时，由于在大城市个人选择机会更多、T资更高、待遇更好、服务更完备、生活条件更优越等诸多原因，个人的就业与生活更多的也是选择大城市。因此，基于人们的理性选择，大城市化成为城市化的发展趋向与主流。
大城市的结构与功能也使得大城市必然成为城市化的主流。就大城市的结构而言，大城市是现代化的产物，同时也是现代性的主要载体。大城市聚集了现代化的企业、交通、银行、媒体、教育机构、医疗机构、科研机构、各种公共服务机构、各种现代化设施等，同时还拥有大量的现代性团体以及具有现代化意识的市民阶层。大城市的产业门类齐全，从产业属性看，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并存，以二三产业为主；从产业层次看，低端、中端、高端并存，以中端、高端为主；从产业部门看，农业、工业、建筑业、信息产业、金融产业、房地产业、教育产业、文化产业、科技产业、环保产业、旅游产业、交通运输业、批发零售业、住宿餐饮业、租赁与商业服务业、居民服务、公共管理、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几乎无所不包，同时许多大城市还拥有自己的支柱产业与品牌产业。由此，大城市成为现代工业、服务业的中心，也成为城乡一体化的、区域一体化的、国际化的市场体系的中心一环。大城市的这一结构特点，使得大城市成为现代化程度最高、现代性特征最完备的地方，是现代性向乡村、小城镇、中小城市辐射与传播的核心基地。大城市产业生态的多样性与系统性、产业链条的复杂性与完备性，使得大城市能够大量吸纳低端、中端、高端的各种人力资源，成为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与城市新增劳动力的主要基地。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推进大城市化。小城镇与中小城 市，要么接受大城市的辐射而纳入以大城市为轴心的大城市化的城市圈与城市群之中，要么接受乡村的辐射，成为与乡村一体的更大规模的“城中村”，或者与乡村隔离而成为封闭型的单向吸取乡村资源的“围城”。后两种城市，本质上与现代化意义的城市化是背道而驰的。
从大城市的综合效益看，基于大城市结构、功能的特点和优势，大城市的综合效益优于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大城市具有聚集与规模效应，大城市企业、人口与公共服务密集，公共基础设施比较完备，产业结构比较平衡，教育水平高，城市规划的战略性强，环境的监测与可控度更好。总之，大城市化是“资源集约化和可持续化发展，以及个人获得独立、自由、尊严的内在需要”。量建设小城镇不仅分散了资源，降低了效率，导致污染扩散、风险增大，造成了大规模的浪费，而且违背了市场化条件下城市化的发展规律。研究表明，就目前实际状况而言，我国人口在100万~400万左右的大城市效益最好，而小城镇的综合效益最差。发达国家大城市化的历史也表明，大城市甚至是特大城市、超大城市的综合效益，都比小城市为好。
虽然现代化先行国家出现所谓逆城市化现象，但这种现象其实是大城市化的结果，不是不能选择大城市化的原因。逆城市化所需要具备的条件，恰恰是大城市的普遍发展，是以大城市为枢纽的交通、信息、知识与服务系统的密集发展，这些使得乡村与城市郊区仍然能够处于大城市的辐射与影响范围之内，仍然能够接受大城市先进的知识与信息、享受大城市便捷而高质量的服务，并且能以最快捷的交通与网络与大城市紧密联系。逆城市化，不是否认大城市化，而大城市化的延伸与提升。
为了适应大城市化的需要，城市治理理念与机制必须及时更新，否则大城市化的副作用也不可避免。国内外大城市的确出现了许多问题，如拉美与印度的大城市贫民窟问题，伦敦、东京等大城市曾经有过的严重污染问题，北京、上海等一些大城市的交通拥堵问题，一些大城市因为地下建筑不当引起的地面塌陷问题，还有我国大城市目前普遍存在的“两栖人口”问题，等等。不可否认，大城市人口密集，流动频繁，企业聚集、资源集中耗费，污染物密集排放，如果没有良好的城市治理理念与机制，必然会产生诸如社会治安、交通、供水、供电、供气、住房、养老、失业以及环境污染等一系列公共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并非不能解决，需要我们在进行市场管理、法律规范、制度改革、公共服务、城市规划与发展规划时，必须全盘考虑，科学论证，从长远出发，精心设计，逐步实施，不断提高制度供给、城市管理与公共服务水平。
总之，没有大城市化，就没有现代化。
二、中国城市化的路径及其问题
中国的现代化是在经济落后的情况下起步，普遍发展大城市需要一个较长过程，首先需要市场化的不断深入，其次需要工业化的大规模开展，还需要重视服务业的发展并不断提升政府与社会团体的公共服务水平。但是，中国现代化的取向应该是积极引导和鼓励大城市化。反观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中国现代化的路径长期以来不仅与大城市化背道而驰，甚至也与城市化不合拍。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经济现代化的突出特征是：工业化单兵突进，重工业化一马当先，与城市化脱节、与市场化背离，严重影响工业化的品位与效益，也制约着工业化的可持续性，导致我国工业化进程大起大落。据2009年国家统计年鉴，到1978年为止，我国非农化率(二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已经达到71.8％，其中，工业化率(工业产值占GDP比重)达44.1％，但非农就业率(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例)只有29.5％，其中，工业就业率为17.3％，城市化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只有17.92％。到人民公社最终结束的1985年，我国非农化率为71.6％，工业化率为38.3％，城市化率仍然只有23.71％。城市化远落后于工业化与非农化。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重新启动，工业化与市场化逐渐融合，但城市化不能适应市场化的发展需求，积极发展小城镇与中小城市的城市化路径导致市场化的深度不足，广度上也受到一个个各自独立的小城镇与中小城市的屏蔽，市场经济机制难以健全。据2009年国家统计年鉴，到2008年，我国非农化率达到88.7％，工业化率达到42.9％，非农就业率达到60.4％，但城市化率还只有45.68％。当世界上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时，城市化率一般在55％以上，部分国家高达75％以上，而我国只有45％左右，实际城市化率(列入城市户籍者)更低，可能在30％左右，与世界平均水平有较大差距。这两个时期的共同点是大城市化受到人为抑制，工业化或市场化的潜力与效度明显不足。
从1955年到2005年，抑制大城市发展，优先发展小城镇与小城市，一直是我国城市化的战略偏好。国家建委1955年9月给中央的报告首次提出，“今后新建的城市原则上以中小城镇及工人镇为主，并在可能的条件下建设少数中等城市，没有特殊原因，不建设大城市。直到“十五”计划(2001-2005)，我们仍然是强调“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积极发展中小城市”，“防止盲目扩大城市规模”。
为什么我们会长期抑制大城市化，且推行小城镇化战略?这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必然产物，因为异常庞大的人口规模不能适应计划经济体制下无微不至的管理方式，特别是不能适应农产品及其他消费品的统购统销制度与劳动就业的统包统配制度。发展小城镇与中小城市易于计划管理。再则，我们长期推行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战略，轻工业与第三产业并没有得到广泛发展，且重工业集中在少数几十个大城市，这就使得城市化不可能普遍发展。因此，城市化主要表现为“政府推一推、城市化动一动的‘大跃进’、‘运动型’城市化”。
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城乡二元体制与重工业优先的工业化战略的深刻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我们很长一段时间也还是继续推行小城镇化战略。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新农村建设与西部大开发，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仍然是强调积极建设小城镇与小城市，这说明我们无论是在制度上，还是在观念上，都还没有完全摆脱计划经济与城乡二元的思维。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其体制的日益完善，大城市化的时机基本成熟。但我们的城市化战略还没有及时调整，反对大城市化的声音接连不断。
长期以来，人们反对大城市化不外是基于以下理由：第一，难以有效管理，有碍社会治安。其实，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无论是小城镇、小城市、中等城市，还是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巨型城市，都存在管理的绩效性问题，传统的中国政府也曾经长期面临这一问题。因此，并不是城市越大，人口越多，就一定越难管理，关键是管理理念的合宜问题、管理机制的健全问题、管理技术的效率问题与管理人员的配置及其服务质量问题，这些都不是不可以解决的，可以借鉴国外大城市管理经验，也可以进行管理创新。更重要 的是要更新管理理念，提升政府与社会团体公共服务的质量。长期把农民工看做是“盲流”，是他们扰乱了城市秩序、影响了城市市容，并且将他们看做是与市民抢饭碗的“对手”，甚至把暂时找不到职业的农民工进行收容并遣送返乡，这就是大城市简单而粗暴的“排斥与隔离式”管理方式与管理思维的产物。只有更新管理理念，改变管理方式，提高管理质量，坚持以人为本，保障人人均能够享受平等的国民待遇，才是大城市实施有效管理的合宜措施。
第二，财力有限，人口容量受到限制，社会保险难以维持。有学者指出，这种观点是“以承载力为托辞，而实际上是大城市的公共服务不愿意被外来人口分享。”大量的人口进入大城市不仅能够有效创造财富，而且能够大大降低大城市公共投资与服务成本。至于社保问题，也不能成为反对大城市化的理由，因为社保完全可以在维持均等的最低保障的基础上实现多样化。多样化的社保形式，才是多元性、多样化、差异化的现代性社会的常态。现代人的社会需求具有个性化的特点，只有多样化的社保形式才能满足这一需求。国家需要统一的只是最低程度的社保标准，而绝对不是包办一切人的社保，并且采取同一个标准。
第三，产生两极分化，出现城市贫民窟。社会分化是社会现代化的结果，是现代社会的常态。两极分化并不是大城市化必然伴随的社会现象，现代政府完全可以通过各种税收与分配手段加以调节。城市贫民窟问题本质上是城市居民的就业问题与住房问题。实践证明：越是大城市，二三产业越发达，越能够解决就业问题。至于住房问题，可以通过大量增加廉租房与公租房来加以解决，这是当地政府与就业单位必须提供的公共服务之一，也应该成为其吸纳人力资源、吸引人才的有效手段。有人把目前中国区域差距扩大归因于人口与经济向大城市聚集，其实，“聚集本身并不必然导致地区间差距扩大，关键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出了问题，才使得中国的经济集聚看上去成了地区间差距扩大的罪魁祸首。”
第四，越是大城市，“城市病”越严重，诸如环境污染，交通堵塞等。但这并不一定符合事实。2005年东京、纽约人口分别高达3530万、1850万人，但其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吨／万元)却分别为0.0899、0.1323(2007年)。同期，北京、上海、广州的人口分别为1536万、1778万、750万(还有367万暂住人口，实际人口1017万)，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却分别为2，0476、，1.8814、2.1358(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数据来源于2009年10月30日上海社科院左学金副院长在“生态文明与长三角城市发展论坛”上的报告；人口数据来源于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与广州市统计年鉴)。东京人口最多，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却最低。相比较而言，广州人口最少，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却最高。由于设备、技术、法规、监管、理念与规模效应的综合影响，大城市污染物排放强度与降低单位污染的成本均低于小城镇和中小城市。还有很多人把交通拥堵看做是城市化，特别是大城市化的必然产物，这只看到了问题的表面。大城市的交通拥堵，固然与城市的交通设施不健全、管理存在着漏洞有关，需加强交通建设与管理规范，更重要的则恐怕与大城市数量太少，导致庞大的人流过分涌入有限的几个或几十个特大城市与巨型城市有关。而这并不是多建小城镇，乃至中小城市所能够分流的，恰恰只有通过大城市化才能真正解决。虽然“城市病”是城市化过程中常见的现象，但并非不可避免的现象。这种现象完全应该通过城市化理念的更新与新一轮的城市化来加以解决，如绿色城市化、生态城市化、大力发展轨道交通系统等。
由于我国长期抑制大城市化，其带来的后果是比较严重的。第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长期挤压在农村，使得小农经济长期延续，进入了低水平发展的陷阱，“三农”现代化无从推进，反而使农村成为阻碍现代化的主要力量。还浪费了宝贵的劳动力资源，错失了发展机会，延误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也不利于降低城市发展的成本，提高城市发展的质量，拓展城市的发展空间。
第二，城乡二元化长期延续，有碍于国民经济一体化，并导致城乡生活水平两极化，农村成为城市之外的“巨型贫民窟”，农村经济发展与社会生活长期处于较低水平。
第三，城市内部二元化发展，农民工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由此衍生出一系列的问题：农民工与市民的冲突、与城市的隔膜、与政府的疏离、与企业的冷淡、与乡村的纠葛、与家庭的不睦、自身的认同危机等。
第四，工业化缺乏持续的强有力的经济密集型的大城市依托，城市工业化演变成了城市与乡村二元工业化，城乡之间、城市之间、乡村之间的各自为政的工业化影响了工业化的分工合作与协调发展。由于缺乏大城市的枢纽功能，以人与物的普遍联系为内在逻辑的市场化也难以深入，导致无论发展还是改革均是困难重重。
第五，小城镇与中小城市尽管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但由于缺乏大城市的引领、辐射、整合与提升，小城镇的发展缺乏后劲，犹如广大乡村包围下的孤岛，实际上不过是乡村的延伸，或者说，更多的是接受乡村的辐射，而不是大城市的辐射，因而不是现代化意义的城市。
破解城乡二元发展与城市内部二元发展的惟一出路是大城市化，解决“三农”问题的惟一出路也是大城市化。
三、中国大城市化的时机业已成熟
由于长期抑制大城市化，我国实际的城市化进程较为缓慢。到2008年为止，虽然城市化率达到45.68％，但除去农民工与郊区农民，城市化率只有30％左右。基于目前的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和我国的改革开放、制度创新环境，大城市化的时机业已到来。
中国大城市化的产业与市场环境已经具备。产业发展已进入二三产业获得突破进展、沿海产业逐渐升级的结构转型期，工业化已经步入发展中期，大城市化能够有效提升整个第三产业发展的速度、广度与深度，有力提升先进制造业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空间。发展实践证明，城市人口越多，第三产业就越发达；第三产业越发达，就业岗位就越多；就业岗位越多，容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与解决城市新增劳动力的机会就越多。这样一来，人口规模增大、第三产业发展、劳动力容量扩大三者之间就存在一个良性促动关系。据2009年中国统计年鉴关于2008年我国省会城市与计划单列市的统计数字分析，人口规模在1000万以上的城市，三产产值占GDP的比重平均达54％以上，人口在150~1000万的城市三产比重平均在48％以上。另据调查，人口100-200万的城市三产比重为46％，人口50～100万的城市为42％，人口20-50万的城市为38％~fl,下。北京市(2008年城市人口1300万)三产比再达73％，纽约(2005年1850万，2010年1940万)高达80％以上(据国务院参事任玉岭研究员在2010年第八期中国现代化研究论坛的报告)。现代市场发育渐趋成熟，已经进入市场化的完善期。市场规模不断 扩大，市场结构不断升级，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日益密切，企业的国际交往日趋频繁，市场化的深度发展需要大城市化与之匹配。
中国大城市化的定居人口基础已经具备。农民流动已达相当规模，据国家统计局监测，2009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3亿人，其中外出务工1.45亿人。目前从业并定居于城市的农民工至少高达1.4-1.6亿。很多沿海城市的农民工人数是其户籍城市人口的几倍，甚至十几倍，如广东东莞，农民工高达1000万人以上。一项对长三角农民工市民化的调查表明，长三角地区农民愿意迁往小城镇的只占24.9％，其余均愿意迁往中等以上城市，且受教育年限越长，技能素质越强，年收入越高，年龄越轻，农民迁往大城市的倾向也越强烈。大多数人认为，小城镇公共基础设施不完善，教育水平低，不利于对子女的培养，生活娱乐设施太少，因而不愿意选择小城镇。大城市化不能压抑小城镇的成长，不能仅仅满足于建设现成的大城市，当小城镇的人口流动规模已经达到大城市的标准，应该顺其自然大城市化，许多农民工云集达到足够规模的小城镇与中小城市应该向大城市化发展。据2009年国家统计年鉴，到2008年，我国人口在1000万以上的巨型城市有北京、上海、重庆、成都，接近千万的有天津、石家庄、哈尔滨。有望发展为巨型城市的还有沈阳、大连、长春、南京、杭州、宁波、福州、济南、青岛、郑州、武汉、长沙、广州、南宁、昆明等，加在一起有20多个，东部沿海占一半以上。城市化率达到70％以上的省、市、自治区有上海、北京、天津，约50％以上的还有广东、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重庆。中国大城市化的地域布局实际上已经形成。从实现城市化的标准看，中国应该有大约10亿人成为城市居民，其中大城市应该聚集60％-70％的人口，而其中人口千万以上的巨型城市应该聚集大城市人口的50％以上，即巨型城市的数量应该在30个左右，这与目前我国巨型城市与有望成为巨型城市的城市数量基本吻合。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GI)2008年的研究报告认为，到2025年我国将有大约10亿人居住在城市，城市化水平达到73％，将出现219座百万人口大城市(2008年为118座)；24座5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2007年为8座)；15个平均人口规模达到2500万的超级城市(目前为O)，或是11个平均覆盖人口超过6000万、相互之间紧密联系的。‘城市群”或“都市圈”(目前为0)。根据农业规模经营标准(劳动力人均20-30亩)，还有70％～80％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到城市中来。让在城市从业与居住的农民工改变农村户籍成为市民，是大城市化的必然要求，也是中国发展的现实选择。
大城市化能为中国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提供较长时期的发展动力。大城市人口密集，能够大大拓展经济密集与公共服务密集的空间，有效降低交易费用与社会服务的成本。大城市的普遍发展，是中国经济增长巨大的内需所在，也为中国社会结构转型与社会建设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大城市化导致的“公共服务革命”有助于改革开放的深化。大城市既具有地域的枢纽性特征，更具有市场的国际化品位，无疑需要提供普遍的、开放的、密集的、标准化的、高质量的公共服务，这就必然推动政府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行政管理部门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共服务部门转型，由维持有限的地域性联系的地方性部门向沟通全球性联系的国际化部门转型，制度创新势在必行，改革开放由此得到不断深化。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现代化的实现有赖于大城市的发展。小康社会不是城乡孤立发展的社会，不是人们普遍还在乡村就业与居住的社会，也不是农民工与市民在城市二元发展的社会。要想城乡协同发展，人们更多地在城市生活，新老市民融为一体，必须通过大城市化才能得到根本解决。我国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2020年，10年时间已经很紧迫了，没有大城市化的启动，很难实现。而现代化的实现则无疑以大城市化为基本特征，没有大城市化，很难谈的上现代化。
我国的大城市化战略已初步提出，有待于大力实施。“十五”计划(2001-2005)业已认识到城镇化的条件已渐成熟，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势在必行，已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与持久的动力。但是，此时的城镇化仍然重在发展小城镇，积极发展中小城市，要求防止盲目扩大城市规模，实际上仍然是限制大城市发展。到了“十一五”规划(2006—2010)，限制大城市发展的政策出现松动，明确提出要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的主体形态，而城市群则以特大城市与大城市为龙头。这些以特大城市与大城市为龙头的城市群主要布局在东部沿海、长江两岸、陇海线、京广线、京哈线等生态条件较好、交通便捷、经济基础较为雄厚的地区。这一规划与目前我国人口流动的现实布局相符，适合中国国情与长期发展的需求，亟待尽快实施。
责任编辑：宋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