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行先生比我长三岁，在科举制度时，相差一科，在学校制度中，相差一届。他的学问修养，文章识见，都不折不扣地是我的一位前辈。我们相识已逾四十年，可以算是一位极熟的神交。一般说，神交二字多是指尚无交往而闻名相慕的人，我对张老何以忽然用上这两个字？其理不难说明：住得距离远，工作各自忙。张老笔不停挥地撰稿，我也笔不停挥地写应酬字。他的文章出来，我必废寝忘食地读，读到一部分时就忍不住写信去喝采或抬杠。他的著作又常强迫我用胡说巴道的话来作“序”，说良心话，我真不知从何写起。“口门太窄”，如何吐得出他这辆“大白牛车”？但是翻读《负暄续话》稿本未完，就忍不住要写信去喝采、去抬杠。罢了，就把一些要写信的话写在这里，算作初步读过部分原稿的“读后感”。还得加个说明，为什么用“感”字而不用“记”字，因为“记”必须是扎扎实实地记录所读的心得体会；“感”就不同了，由此的感受，及彼的感发，都可包容。也就是有“开小差”的退路而已。
　　张先生这部《续话》中有一篇记他令祖的文章，题为《祖父张伦》。文中开头即说世间有两种人，一是哲人，一是痴人。哲人如孔子，痴人如项羽。其论点如何，我这里不想阐发，所要引的，即因我对张老总想用“徽号”般的词来概括他，又总想不出恰当的字眼；现在得到了，他既是哲人，又是痴人。
　　哲人最明显，从我肤浅的理解中，作武断的分析：他博学，兼通古今中外的学识；他达观，议论透辟而超脱，处世“为而弗有”；他文笔轻松，没有不易表达思想的语言；还有最大的一个特点，他的杂文中，常见有不屑一谈的地方或不傻装糊涂的地方，可算以上诸端升华的集中表现，也就是哲人的极高境界。
　　至于说他也是痴人，理由是他是一位躬行实践的教育家。他在学校教书，当然是教育工作者，他后来大部分时间作教育出版工作，我读过他主持编选注释的《文言文选读》，还读过他的巨著《文言和白话》，书中都是苦口婆心地为学习中国文学——特别是古典文学的人解决问题、引导门径。那部选注本，从每个词的解释，到每个字的规范写法，以至每个标点的使用，可以说都是一丝不苟的。第一册刚出版，他手持一本送给我，一句自谈甘苦或自表谦逊的话都没说，回忆仿佛只说是大家的辛劳而已。我也曾参加过这类选注本的工作，出版后送人时就不是这种态度，对照起来，我只有自惭，想把书中所列我的名字挖掉。
　　再说一本题为《文言和白话》的巨著，这真可谓马蜂窝，一捅便群蜂乱飞，是个总也捅不清的问题。而张老却抱着大智大悲的本愿，不怕被螫，平心静气，从略到详，还把有关弄懂文言文的种种常识性问题一一传授。张老的散文杂文，不衫不履，如独树出林，俯视风雨，而这本书的文风却极似我们共同尊敬的老前辈叶圣陶、吕叔湘诸先生的著作，那么严肃，那么认真。
　　还有在解放前后许多年中，张先生曾主编过有关佛学的期刊，不难想象，在那个时候，这种内容的刊物，撰稿人和读者是如何稀少，而张先生却不惜独自奔走约稿，甚至自己化名写稿，以救急补充空白。据我所知，张先生并非虔诚的佛教徒，他又为什么这样甘之如饴呢？恐怕除了从传播知识的愿望出发之外，没法有别的解释。
　　他去年还写了一本《禅外说禅》，顾名思义，既在禅外，必然是持着旁观态度。虽未必全是从唯物论角度来作批判，至少也会是拿那些不着边际的机锋语来作笑料或谈助，谁知却有不尽然的。他在稿中仍是源源本本介绍宗门和教派的种种问题。其中有些是老禅和子也未必都知都懂的，而书中则严肃地、不涉玄虚地加以介绍。不涉玄虚恐怕就是“禅外”二字所由命名的吧？
　　从以上各点看，他的著作总是从教育的目的出发的。如果说有一种信念或说一种特别宗教的话，就可说他是“教育教”的虔诚信徒。这样虔诚，我无以形容，只可用张先生所提出的那个“痴”字来恭维他，此外别无他法。
　　现在该回到《续话》的本身上来了。张老在《琐话》中，对温源宁先生的学识文章都表示过赞扬，最近他亲自送来《续话》稿本，命我作“序”，同时手持一册题名《一知半解》的小册，即是《琐话》中提到的温氏那本作品。原本是用英文写的，《琐话》援引时是张老自己译的一段。现在这本是由南星先生把全书译成汉文，前有张老的序言。我一口气地读完全书十七篇，感觉到难怪张老那么欣赏这本书，除了原本英文的优点我不知道外，作者那种敏锐的观察，轻松的刻画，冷隽的措词，都和张老的散文有针芥之契。
　　我曾对观察文学艺术作品设过一种比喻，要如画人肖像，透衣见肉，透肉见骨，透骨见髓，现在还要加上两句，即是在一定空间里看他的神情，在一定时间里看他的行为。我觉得温先生这本书，写他所见的人物，可以说具备高度水平，而在我这个初学的读者，仍有一项先天不足处。温氏书中所写人物，有许多我不认识的，也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作者既没有交代，译者当然也无法一一注明。书中的人物虽然个个写得深能入骨三分，远能勾魂摄魄，但是捉来的这位鬼魂，竟使阎王爷也需要请判官查帐。
　　张先生《琐话》、《续话》这两部当然也具有那种勾魂摄魄之功，更重要的还有不屑一写的部分和不傻装糊涂的部分。这两部分是温氏所不具备的，因为这是哲人笔下才会出现的。或问：你有什么例子？回答是：孺悲要见孔子，孔子托词有病不见他，传话的刚出房门，孔子就取瑟而歌，让孺悲知道，这是不愿跟讨厌的人费话，岂不即是不屑一说吗？又子贡方(谤)人，孔子说：“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不谤人是道德问题，而孔子以没时间来表示不愿谤人，多么幽默，也就是多么不傻装糊涂！
　　张老的《琐话》和《续话》里又有另一个特点不同于温氏的，就是写某人某事，必都交代清楚，使读者不致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之憾，这仍是“教育教”信徒的职业病，是哲人写书时流露出的痴人的性格。为冷隽而冷隽，或纯冷无热的，当然可算纯哲人，而张先生却忍不住全冷、冰冷，每在无意之中自然透出热度。其实他的冷，也是被逼成的。所以纯俏皮的文章，是为俏皮而俏皮；冷中见热或热中见冷的文章，可以说是忍俊不禁。
　　有人看我写到这里向我说：照你所说的这位张先生可谓既哲又痴的完人了。我说不然，他实是痴多哲少，因为他还是一笔一划地写出了若干万字的著作！
　　
　　一九八九年六月七日
　　
　　(《负喧续话》，张中行著，将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