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杰可谓民国史上的风云人物，他以学者步入政坛，担任过教育部长、外交部长、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等要职。他从1933年5月到1938年1月担任教育部长、任职共计4年零8个月，是自晚清学部成立以来担任全国教育行政最高首长任期最长的一位。他担任教育部长的时期，恰是民国时期中国教育学术进步最快、成就最大的时期，他也积极筹备抗战时的教育，使中国教育在战火中得以弦歌不辍。

军训教育从童子抓起

　　“九一八”事变后，教育部即提倡救国教育，从民族教育和生产教育着手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为配合国防建设，培养学生的尚武精神，高中以上学校实行军训教育，初中小学则有童子军训练。
　　当时中国一般青年大都志气颓唐，身体孱弱，而此时国际上颇为流行童子军少年组织，培养公民道德、勇敢精神及各种野外生活的技能。为了培养青年的体魄以备战争，1934年11月成立了中国童子军总会，蒋中正为会长，王世杰为理事长。
　　1935年5月，教育部在南京召开全国训练会议，要求中国童子军要有坚定的民族意训来发扬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文化，发展德智群美体，更要有生产和技术的训练，促进生产并扶助民生发展，中国童子军的战地服务“以救护战地伤亡军士流离难民，协助运输传送等为宗旨”，严格组织管理，“绝对遵从当地军政长官命令”，以期把童子军纳入国家战时体系。
　　这时的中小学校也已普遍建立了童子军组织，童子军组织发展迅速，1936年童军人数已达20余万，这年4月，教育部举办中国童子军干部人员训练班，全国25省市400余名童军领袖到南京共聚一堂，集中训练。
　　经过专业刻苦的训练，童子军已具备相当的救护、侦察、抵御能力，能够上前线救护伤病员、慰问将士、探察敌情、修筑工事，在后方收容遣送难民、代收慰劳品、维持秩序等，关键时刻他们甚至能直接参与战斗。

庐山谈话会

　　1935年12月，蒋中正再次出任行政院长，依旧任用王世杰为教育部长，段锡朋为次长。面对日益加重的民族危机，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和爱国学生呼吁作战争之准备，教育部召集特种教育委员会议，讨论国难时期教育方案。
　　1936年2月22日，首都讲演会在中央大学举行首次讲演，由教育部长王世杰主讲《国难时期的教育》，到会各大中学校长、师生一千多人，行政院长蒋中正和教育部次长段锡朋、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都出席大会。王世贞指出国难时期教育的目标，应注意三方面，一为体格训练，一为精神训练，一为特种知识及技能训练，继而系统剖析实现三种方案的主张：
　　1.精神训练，即施行军事管理，灌输青年以立国精神、政治情况、国防要项等知识;
　　2.体格训练，即厉行军事训练、军事看护、医药常识等;
　　3.特殊教学与研究，即酌量设置与国防有关之特种教学和研究科目，其教学与研究应与相应机关取得联络。
　　推行国难时期教育方案的首要条件，在于保持教育秩序，他希望各校师生尽力于此。
　　5天后，教育部正式颁布《国难时期教育方案》，把注重体格训练，改进精神训练，在知识与技能方面注重生产能力与特种教材作为国难时期教育的基本纲领。此后，教育部又制定特种教育实施计划表，统计了各校实施特种教育情况。增设科目有：
　　（1）理科，有毒气化学、精制炭油、国防化学、火药学;
　　（2）工科，有兵器學、筑成学、防空学、汽车驾驶、筑路工程;
　　（3）医科，战时救护、军事看护、绷带法、活性炭之研究;
　　（4）农科，移民屯垦、粮食管理、荒政学;
　　（5）文科，孙吴兵法、历史战争史料、随营图书馆、民族运动;
　　（6）法商科，战时经济学、战时财政、战时政府、战时经济政策、战时社会工作;
　　（7）教育科，战时教育、军事心理学、战时中小学课程研究。
　　特种教育政策的制定和特种教育的实施实为抗战做出有力准备。
　　1937年7月7日，日本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一时全国形势骤紧，举国上下要求全面对日作战。鉴于内政外交、经济、教育等问题亟待整饬，国民党二巨头蒋中正与汪兆铭联名邀请国内著名学者、社会贤达及各党派领袖，于7月中旬在江西牯岭举行谈话会，藉以沟通朝野的共识，集思广益，作为决策参考，是为“庐山谈话会”。
　　此时的王世杰正率领各公、私立中学校长和训导主任在庐山受训，训练结束后，他参加了第二期谈话会。出席第二期“庐山谈话会”的各界名流有蒋百里、张季鸾、沈钧儒、陶希圣、张伯苓、蒋梦麟、胡适等人。谈话会先由政府方面对政治、经济、教育等问题作一概要报告，然后由应邀出席人士各抒己见，遇有疑问，则由政府官员依问题内容分别答覆。
　　谈话会上，由于全面抗战爆发，教育界部分人士颇有主张变更教育制度，以配合战时需要。他们建议高中以上学校与战事无关者，应予改组，或即停办，学生应征服兵役，捍卫国家。初中以下未及兵役年龄的学生，亦可变更课程，缩短年限。此种战时教育议论，一时甚嚣尘上。
　　王世杰详加考虑，郑重提出教育部的看法，认为抗战既属长期，各方面人才，直接间接均为战时所需，为自力更生，抗战建国并进之计，原有教育必须维持。这些主张得到了最高当局的支持。
　　庐山谈话会宣示了中国政府抗战到底的决心，各界人士一致拥护政府对日作战的方针，并表示要竭尽全力为抗战做出贡献。代表们就全国各党各派、各地方组织如何实行统一化、组织化、纪律化各抒己见。 　　有感于庐山谈话会同仇敌忾的精神，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的第二个月，教育部就颁布了《总动员时督导教育工作办法纲领》因应时局。该纲领要求学校增加容量收容战区学生，开设的课程要考虑国防的需要，学校可成立战时服务团体;力求在战争状态下保持正常的教学秩序;为安定全国教育工作，中央及各省市教育经费在战时仍应照常发给，但在紧急情况下，经过批准后可酌量变更其用途。
　　8月13日，日本帝国主义挑起“八一三”事变，11月12日，上海失守，淞沪会战结束，日军趁势分三路向南京进犯。教育部为躲避战火辗转迁移，部长王世杰和次长段锡朋先后抵达长沙（后又迁往武汉），暂在湖南教育厅内设教育部办事处，27日开始办公，积极进行战时教育。他们通令各大学普遍加授国防课程、加强国防工程的教学研究，还加强学生在战时的训练与服务，如看护、担架、运输、救护、防空、防毒通讯等，以支持抗战军事。

中学内迂大后方

　　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东北原有教育机关多受摧残，日寇施行奴化教育，关外学生食宿无着，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和精神折磨，不愿做亡国奴的东北学生远走他乡，一时间，东北學生散布关内各地。
　　教育部考虑到东北学生急需救济者众多，且分散各地，救济事务繁杂，特设立“东北青年教育救济处”，主要采取安插东北学生借读关内各校、免收学费、供给膳食并发放补助费、特设专收学校、举办“升学转学考试”、指导训练东北学生等多种救济方式。
　　鉴于北平的东北流亡学生最多，教育部专门在北平成立东北中山中学，安置流亡学生。中学开办费用由行政院拔发专款，经常费用由教育部按期拨发。东北中山中学是当时国内唯一一所国立中学，在中国教育史上值得大书特书。
　　中山中学为流亡学生提供了安身处所与学习条件，这里聚集了大量具有抗日救亡思想的东北学生，学校对他们施行中等教育、补习教育或生产教育。这些学生毕业后，或入八路军游击干部训练班，或投考国民党军校，或被分配到前线部队参战，在对日抗战的各个战场上，都有东北中学学生的足迹和身影。
　　东北中学正式以一种学校制度的形式出现，各省战区日后仿效中山中学，亦设相似组织。
　　1937年lO月，为收容平津等地的流亡师生，教育部几经调查后在河南浙川山区成立国立河南临时中学（国立第一中学）。次月，又在武汉设立内迁师生登记处（各省亦设立战区学生招待处），合理安置和利用东南诸省流亡学生及志愿服务的学生，并组织部分教师成立中小学教师服务团，分配到内地各省加强中小学教师队伍。
　　沪、杭地区广大中学师生历经千山万水，先后撤退到武汉。这些师生在武汉被分成两组：一组向四川去，创建了国立四川临时中学;另一组向湘西、黔东进发，最终在黔东重镇铜仁创建了国立贵州临时中学，即国立第三中学。
　　与此同时，国立陕西中学在陕西安康成立，国立甘肃中学、国立湖北中学、国立山西中学、国立安徽中学、国立安徽第二中学、国立甘肃第二中学先后成立。这批独具特色的国立中学成为战时教育的奇特景观，为我国教育的恢复与发展保存了火种，为全民族抗战输送知识人才。

波澜壮阔的高校内迁

　　“七七事变”爆发后，华北、华东大片国土相继沦陷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而平津、南京、上海、江浙地区是我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方，也是我国各类学校的集中地带，高等院校成为侵略者破坏的主要目标之一。
　　天津著名的南开大学被日军夷为平地，珍贵的图书资料被日寇掠走，南开成为抗战以来中国第一个罹难的高等学府。北平沦陷后，日军开进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美丽的校园成了日军的兵营、马厩和伤兵医院。“八一三”事变后，上海的同济大学、光华大学、上海法学院、商船学院、东南医学院全部被炸毁，复旦大学、持志学院、同德医学院大部被毁，暨南大学、大同大学、正风文学院局部被毁，沪江大学、音乐专科、市立体专校园均被日军占领。
　　为保持国家希望，坚持民族教育，蔡元培、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翁之龙和罗家伦等有识之士发表声明，提出“教育为民族复兴之本”，强烈要求将高校迁往内地办学。
　　王世杰接受他们的意见，并做出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由庚款机关拨发50万元，将国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三校合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这所临时大学在长沙只存在了一个学期，就因战争形势急转直下迁往昆明，这就是著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国立北平大学、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及国立北洋工学院联合组成西安临时大学，后改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其经费支配及调用教授办法，悉仿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教育部的协调下，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与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合并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国立交通大学所属的唐山工学院与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合并，新校址暂设湖南湘潭。
　　中央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东北大学、山东大学等一批公私立大学先后迁到抗战后方。随着时局的变化，有的学校一迁再迁，最多的迁移了五六个地方。
　　抗战时期中国高校内迁是中国教育史上，甚至是世界教育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高校的内迁，使得中国原本就弱小的高等教育并未因日本侵略战争的摧残而夭折，促进了较落后的西部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我国教育文化事业得以弦歌不辍、薪火相传，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为国家培养出大量建设人才。
　　高校内迁这一壮举的主要功劳当然应当归功于广大不愿做亡国奴的爱国师生，但主管全国教育行政的王世杰等人在组织、策划、协调、领导方面自然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