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比亚总统候选人麦克·萨塔在8月份总统选举中强硬表示驱逐中国投资者的言论，反映出了中国在非洲大地上成功故事的另一面。表面上看来，中国对赞比亚贸易额的大幅增加以及铜进口额的增加，极大促进了赞比亚国民经济的发展，并使得该国经济增长速度在过去5年里保持在平均4.5%——这样的成绩也很容易让人们以为利维·姆瓦纳瓦萨总统的再次连任将毫无悬念。然而，中国与赞比亚日益紧密的关系在引起人们感激之情的同时也招来了一些不满。萨塔在竞选中将中国的投资描绘成是对赞比亚的剥削并抢走许多本地人的饭碗，来势汹汹的抨击试图煽起国内民众的反华情绪。虽然萨塔最终在竞选中败北，但他在对华关系上的强硬，也高姿态地表达了对华的不满情绪——他甚至指责大选计票使用的电脑系统由一家中国公司提供并安装，因此中国能通过修改电脑数据和结果从而达到操纵选举的目的。
　　这种反华的声音，不仅在赞比亚，也同时回响在其他一些非洲国家。在这些非洲国家中，都留下了中国贸易者“扩张”的足印，而且他们对能源和原材料的“渴望”也导致了这些国家国内经济的重大变化。
　　事实上，这种不满情绪在西方，尤其是美国表现得更明显。当中国代替西方国家成为非洲主要的贸易伙伴时，这股声音就越来越大。白宫以及欧洲原殖民国家的媒体在极力宣称这种在中国兴起的“重商主义”是对非洲新的殖民主义。“重商主义”即是指为了获取石油和矿产资源同那些资源储藏丰富的国家建立密切的经济关系，但同时却忽视了在这些国家存在的人权践踏、腐败以及缺乏民主等问题。中国政府常被谴责到：为了获取优先权进入那些“贫贱”和发生“人道主义灾难”的国家市场并攫取丰富的自然资源，中国政府对这些国家提供了经济、外交甚至是军事援助——比如苏丹的达尔富尔问题。这一举动被认为是一种唯利是图的行径，不符合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担当的责任。
　　这些对中国的谴责，不论是来自非洲或是其他地方，都是很不公平的，并带有极大的偏见。通过片面强调中国政府应对反华情绪负全部责任，来自西方的评论家们同时也暴露了自己真正的意图。究其本质，西方对于中国所谓的“重商主义”的不满，事实上与其谴责中国漠视非洲人权关系不大，更多的是对中国经济竞争力提高的警惕。在今天，非洲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来自中国，而是来自延续了几代的西方殖民主义，而后则是近几十年的解放运动和西方的漠视。将舆论矛头指向中国，不能不说这是西方国家在逃避自己应负的责任。
　　就算是出于对非洲能源和其他资源的依赖而对其提供援助，中国也不是唯一这样做的国家。在中国之前，法国、英国以及美国都开过先例。俄罗斯同中国一样，也在给喀土穆提供武器，但却不像中国一样招致了这么多的谴责。中国也不是苏丹唯一或主要的石油进口国。今年年初，中国大规模地削减了从该国的进口额，同时日本——美国的亲密伙伴成为苏丹最大的石油进口国。虽然西方国家要求中国公司减少对苏丹的投资，但它们自己的公司却因为利益趋使或政府的命令而长期“盘踞”在当地。西方希望中国对喀土穆施加压力，但西方同尼日利亚前军政领导人萨尼·阿巴察之间早就建立了长期的亲密关系，而后者的政权同今日的苏丹或津巴布韦一样不是那么好惹。西方的施压看起来就与其一贯的态度大相径庭。
　　虽然这样的责难有些失之偏颇，但对这些负面评价一概置之不理的态度却并不可取。毕竟，这些负面情绪也反映出了一些不妙的苗头，中国政府的大意将给自己带来更多的麻烦。中国日益频繁的贸易和经济活动给这块大陆带来一些深层次变化，而这些变化有可能被引导向一些中国政府不愿看到的局面。
　　中国不愿意插手第三世界国家的内部事务，并不是因为它很势利，而是因为它在这一地区的政策缺乏一贯的连续性。虽然西方对于中国漠视人权的谴责带有一定的虚伪性，中国反驳的声音却很弱。在西方人看来，中国的价值观相当奇特。比如中国一直都很支持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人权问题提出谴责，虽然这些人权问题即使真的存在，在西方人看来也比那些阿拉伯国家如苏丹国内的人权践踏问题轻微得多。
　　更重要的是，中国在非洲的经济和贸易的增长，可能会使中国政府冒着失去非洲人友善之情的风险。中国在非洲获得这样的发展机会，一部分是因为原殖民力量撤离了该地区，另一部分则是因为美国在冷战后对该地区的重视远不如以前。当然，在那些由于殖民统治和美国的漠视而产生敌对情绪的非洲地区，中国在过去几十年无私的经济、教育和医疗援助也起着传统的作用，并以自己成功的发展奇迹为非洲国家提供了第三条路。这条道路既能帮助他们摆脱西方的殖民统治，又能避免自己国内经济的欠发达局势。在前英属殖民地尼日利亚，来自西方的石油公司经常成为武装叛乱分子攻击的目标，而中国公司及其雇员却总是能够幸免，不仅如此，后者还常常在当地受到热烈欢迎。中国公司在那些长期遭受西方剥削的非洲国家更受欢迎，而在相对殖民程度较轻的国家则次之。但当中国在非洲的地位日益超越欧洲和美国后，它的角色也在逐渐成为继西方国家之后新的谴责目标。
　　正如西方国家对非洲资源的进口导致了那些出口导向性经济体笼罩在“资源诅咒”的怪圈下（即指在不断攀高的出口利润导致的高通货膨胀的压力下，非洲国家的非石油和非商品经济领域严重缩水），中国的进口也正在导致从津巴布韦至赞比亚这些非洲国家再次笼罩在“资源诅咒”之下。同时，由于中国价廉物美的制造品大量出口到非洲，当地的制造品面临着严峻的压力，公司倒闭，工人失业，“资源诅咒”之势愈演愈烈。在一些带着有色眼镜的西方人和非洲当地人看来，中国正在逐渐步前殖民者的后尘——“夺走”原材料和能源，以廉价的工业制造品作交换。中国人在许多非洲国家迅速建立起来的华人聚居地，也成为了这种所谓的“新殖民主义”的另一个构成要素。这些中国人在中国政府的保护之下，得以提升自己在那些原住民中的地位，就像殖民时代的西方人一样。
　　即使像在安哥拉或苏丹这样中国给予了最举足轻重的经援的国家，中国人也未能避免受到指责。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在去年6月的OPEC加拉加斯会议上曾经暗示，安哥拉和苏丹正在考虑加入石油输出国组织。虽然他可能有些夸张，但中国对能源日益不断的需求和不断增长的进口额，使得自己很容易成为资源民族主义情绪宣泄的对象。中国作为石油贸易终端消费国的地位和实力，要远比其通过意识形态方面的认同感建立与石油生产国的关系重要得多。为了避免和减少未来受到更多的指责，中国政府应当采取及时的措施，确保其签订的石油合同是基于平等的条约，并能够给当地经济带来同样可见的收益。
　　当然，从本质上讲，中国在非洲取得成功亦或是陷入尴尬，都将只是中国政府在全球所必须面临的一个更困难问题的一部分。中国领导人的目标是要以和平的方式发展本国经济，树立世界大国形象，并使世界的各种纷争远离中国的土地。这个目标的实现现在看来并不容易。
　　在由美国驱动下的经济全球化趋势下以及由美国这个唯一超级大国威慑的国际政治形势下，中国的崛起绝对是令人吃惊的。但中国在非洲的境遇也提醒我们，它可能会成为自己成功的受害者。中国的迅猛发展，尤其在其成功地吸引了来自非洲、拉丁美洲甚至澳大利亚的原材料及能源之后，却让中国人感到不可思议的被冠以“新殖民主义者”的罪名，中国竞争力的增强更导致了美国国内保守派的怨言。事实上，中国发展的两个前提，由美国驱动的经济全球化趋势和由美国确保的稳定的国际形势，如今正面临着自冷战以来最大的威胁。如果任何一个前提出现了问题，中国也会面临同样的危险。
　　非洲地区出现的反华情绪苗头，使得中国提前感受到了其在全球范围内将遇到的压力。放眼全球，中国的重要性将遇到美国强有力的制衡，没人能够预测美国人将如何应对中国这个大国的崛起，以及全世界的民族主义动荡和恐怖主义的袭击，但“光荣孤立”和漠视策略很可能会得到很多美国人的拥护。不要以为美国别无选择并只能采取以静制动的策略，它很可能会像对待越南问题一样突然放弃自己的一些责任并彻底抽身离开。如此一来，那些激进的国家和组织可能会因为这种短暂的无序状态而高兴上这一阵子，但这却绝不符合中国对一个稳定和经济开放世界的长远需求。
　　(翻译/袁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