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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已经从大唐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任上退休，66岁的“中国3G之父”李世鹤一刻也没闲着，成天在全国各地“四处看看”。看到几十家企业都在为TD-SCDMA的商用加班加点，他愈发对中国3G标准的未来信心百倍。这位质朴直率而脾气火暴的科学家一生不求富贵，不喜做官，他人生最后也是最大的梦想与中国的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标准紧紧联系在一起。中国向全世界承诺了明年奥运会将使用TD-SCDMA，作为这个标准的主持制定者，李世鹤此刻的心情百感交集。他毕生的希望是用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叩开电信强国之门，这一天似乎越来越近了
我搞了一辈子无线通信产业，最大的梦想就是我们国家能尽早用上中国人自己的无线通信技术。
我1963年毕业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后于南京大学物理系攻读硕士，1968年进入中国邮电部第四研究所，两年后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在西安劳动改造了8年，然后成为“文革”后的第一批公派留学生，赴加拿大留学。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曾参与开发过电控扫描天线，研究如何控制天线发出的电磁波的全方位扫描，所以对智能天线技术比较感兴趣。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后，我决定立即回国来。1983年我回到第四研究所做总工程师，主攻移动通信方向。
1985年，我在重庆主持了第一个蜂窝移动通信网的设计和设备选型，1991年又帮助江阴市开发了模拟制式下的移动通话终端。从那时候起，我产生了发展国内移动通信技术，扭转模仿和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的想法。
我和TD-SCDMA的渊源，最早要从1992年说起。那时候还没有现在你手上的二代GSM手机，有的只是“大哥大”。我当时在西安任第四研究所所长，后来调任邮电部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1993年，美国高通公司搞出了关于新制式的CDMA（码分多址），我也研究这个技术，然后就想着怎么超过它。那时的历史背景是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第二代移动通信技术，啥也没有，到底是上CDMA还是GSM？CDMA从技术上来讲肯定比GSM先进，但产业化跟不上GSM。高通和朗讯在拼命推CDMA，诺基亚、爱立信在拼命推GSM，搞得邮电部的部长们不知道该听谁的，因此吴基传部长便组织了大批人跟踪这两个技术。我在研究院当副院长时，专管一个班子，所做的事就是设法找路。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研究，一边跟踪，一边在想，中国的移动通信何时才能走自己的创新之路？
1994年，陈卫和徐广涵等留学生回来，想把自己的技术带回国内发展。他们本来想做一个兼容的CDMA方案，但与高通公司谈判专利无法达成妥协，只得放弃CDMA，研究新的方案SCDMA（同步码分多址）。我和陈卫是“发小”，一直有来往，他们到北京来找我，我们一谈就谈到一块儿去了，约定利用时分双工（TD）作为关键元素，先各自进行一年的SCDMA预研。
我马上就叫了几个人开始准备，从1994年到1995年我们搞了一年多，我在国内组织团队干，他们在美国干。陈卫是做芯片出身，那时候一直在摩托罗拉上班，徐广涵是教授，搞的是智能天线单项技术，主要在大学实验室里做基础技术研究。他们两个都没搞过通信，一开始连系统该如何组成都不知道，他们就是这么一点一点干起来的。
1995年，时任邮电部科技司司长周寰和我带领考察团到美国考察通信技术的发展，我以考察智能天线技术的名义到奥斯汀和陈卫、徐广涵见面，后来周寰也赶来会合。我们将基本实验结果演示给他，他很高兴，认为这个技术有可能搞起来，这样才决定在国内成立一家合资公司运作SCDMA项目。
1995年11月，邮科院和陈卫、徐广涵在美国的CWill公司合资在北京成立了信威公司，专攻SCDMA无线接入项目，我任董事长。那时候环境和今天不一样，我们搞实验需要相关设备、元器件、资料等等，国内条件远远不如在美国。我们就把团队搬到美国去，搞得差不多了，只要人回来，技术也就带回来了。那时候只能走这条路。
1996年9月，信威第一套SCDMA移动试验原型系统在北京演示成功，样机全部做出来了，直接通过鉴定，证明我们的技术是可行的。1997年8月，第一套商用试验网在重庆开通。那时候还没有成立中国电信，我们样机刚出来，就有人给我们订单，也就说这条路走成了。但很可惜，由于从样机到产品这段路要很长的时间，如果缩短这个时间，信威早就赚大钱了。信威是2004年以后才销售产品的，中间差了6年，如果把时间缩短为3年，那中国就没有小灵通了。
从1994年开始，我开始思考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的问题。从市场空间来看，无线接入是无法和移动通信相比的，无线接入做的再好一年最多也就几十亿元人民币，小灵通也就一百来个亿，赚点钱就完了，而GSM上外国人从中国拿走的是几千个亿，量级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当时还是紧盯着3G移动通信技术。
通过信威这个项目，我们认识到一些新的概念和方法，同时我们可以把这些思路、想法和技术拿到信威产品上去验证，在吸取SCDMA优点的基础上又进行全新改造。当时我提出在SCDMA技术的基础上引入时分多址（TDMA）技术，用TDD方式做下一代移动通信，并将这项技术命名为TD-SCDMA，所以后来TD-SCDMA里面的好几个核心专利都是在信威申请的。
1997年7月，邮电部成立了3G无线传输技术评估协调组。同时，邮科院的一些领导开始酝酿能不能在SCDMA的技术基础上独立提交一个3G标准。1997年12月底，周寰把我叫去，要我在一周内拿一个方案出来，我们只好以最快的速度搞了一个很不成熟的框架出来。1998年1月的邮电部“香山会议”上，只有我们提的TD-SCDMA是一套系统技术，邮电部科技委主任宋直元拍板决定向国际电联提交TD-SCDMA方案。
大家认为我最合适去把前面的研究结果归纳成一个移动通信的标准，因此就这样决定了，我自己也很愿意。于是1998年我带了6个学生去研究TD-SCDMA。1998年6月底，我们跟国际电联提出这个标准，国际上承认了我们，也就说TD-SCDMA完全有可能做成一个新的东西。
看到了希望，我们更加往前拼命做。但是因为信威是一家合资企业，每年都要争取赢利，要做产业，不可能让它来承担研发任务。1999年初我和周寰商量，让我带队出来，全力做研究，让信威搞产业化。1999年7月，我就去组建不久的大唐电信集团了。
2000年5月，TD-SCDMA被国际电联正式采纳为国际三大3G标准之一，与欧洲的WCDMA和美国的CDMA2000并列。大唐的主要任务就变成使TD-SCDMA成熟并产业化。说实话，怎样产业化是我最大的焦虑，心里的确没底。最大的问题是没有钱，每天压力都很大，没有一天是轻松的，可以说没有国家的大力支持，就没有今天的TD-SCDMA，它能走到今天，是经过了很多风雨的。
现在离奥运会召开还有1年的时间，几十家公司都在围绕运营商的TD-SCDMA商用实验网加班加点的工作，我这几个月也都到南方四处看看。我觉得明年奥运会用TD-SCDMA不会有大的问题。全世界已经有100多个运营商拿到了TD的频段运营牌照，这100多家运营商覆盖了几十个国家，一旦TD-SCDMA在中国获得成功，它就会走向世界。我是坚信TD-SCDMA会在市场上取得成功的。
说到底，移动通信标准是一个国家利益的问题。中国在经济上、技术上还是个弱小的国家，中国要真正强大起来，没有自己的东西是不行的，TD-SCDMA是一块敲门砖。对于我来说，这十几年做了TD-SCDMA这一件事已经足够了，中国有了自己的第三代移动通信核心技术，几年就能给国家至少省几个亿。我几年前就应该退休了，现在是真的退休了，我们这一代人就这么过来了，中国通信产业的未来要留给新一代来书写。
◎ 您最崇拜或者树为榜样的人是谁？为什么？
李世鹤：我从来不崇拜任何人，我最尊敬的人是我的研究生导师鲍家善教授，他已经去世几年了。鲍先生所有的学生都尊敬他，因为他不是简单的交给学生知识，而是教给学生获取和掌握知识的技能，此外，他非常希望他的学生超过他，这是很难得的。
◎ 从您的经历出发，您认为中国重新崛起，最大的优势和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李世鹤：我觉得中国的崛起是历史的必然，中国最大的优势是中国人，我不认为有什么能够阻挡中国人。
◎ 激励您日复一日打拼的或者您最欣赏的一句话是什么？
李世鹤：没有这样一句话。年轻人需要格言激励，我们老年人不需要了。
我搞了一辈子无线通信产业，最大的梦想就是我们国家能尽早用上中国人自己的无线通信技术。
我1963年毕业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后于南京大学物理系攻读硕士，1968年进入中国邮电部第四研究所，两年后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在西安劳动改造了8年，然后成为“文革”后的第一批公派留学生，赴加拿大留学。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曾参与开发过电控扫描天线，研究如何控制天线发出的电磁波的全方位扫描，所以对智能天线技术比较感兴趣。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后，我决定立即回国来。1983年我回到第四研究所做总工程师，主攻移动通信方向。
1985年，我在重庆主持了第一个蜂窝移动通信网的设计和设备选型，1991年又帮助江阴市开发了模拟制式下的移动通话终端。从那时候起，我产生了发展国内移动通信技术，扭转模仿和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的想法。
我和TD-SCDMA的渊源，最早要从1992年说起。那时候还没有现在你手上的二代GSM手机，有的只是“大哥大”。我当时在西安任第四研究所所长，后来调任邮电部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1993年，美国高通公司搞出了关于新制式的CDMA（码分多址），我也研究这个技术，然后就想着怎么超过它。那时的历史背景是我们国家没有自己的第二代移动通信技术，啥也没有，到底是上CDMA还是GSM？CDMA从技术上来讲肯定比GSM先进，但产业化跟不上GSM。高通和朗讯在拼命推CDMA，诺基亚、爱立信在拼命推GSM，搞得邮电部的部长们不知道该听谁的，因此吴基传部长便组织了大批人跟踪这两个技术。我在研究院当副院长时，专管一个班子，所做的事就是设法找路。我们做了很多很多研究，一边跟踪，一边在想，中国的移动通信何时才能走自己的创新之路？
1994年，陈卫和徐广涵等留学生回来，想把自己的技术带回国内发展。他们本来想做一个兼容的CDMA方案，但与高通公司谈判专利无法达成妥协，只得放弃CDMA，研究新的方案SCDMA（同步码分多址）。我和陈卫是“发小”，一直有来往，他们到北京来找我，我们一谈就谈到一块儿去了，约定利用时分双工（TD）作为关键元素，先各自进行一年的SCDMA预研。
我马上就叫了几个人开始准备，从1994年到1995年我们搞了一年多，我在国内组织团队干，他们在美国干。陈卫是做芯片出身，那时候一直在摩托罗拉上班，徐广涵是教授，搞的是智能天线单项技术，主要在大学实验室里做基础技术研究。他们两个都没搞过通信，一开始连系统该如何组成都不知道，他们就是这么一点一点干起来的。
1995年，时任邮电部科技司司长周寰和我带领考察团到美国考察通信技术的发展，我以考察智能天线技术的名义到奥斯汀和陈卫、徐广涵见面，后来周寰也赶来会合。我们将基本实验结果演示给他，他很高兴，认为这个技术有可能搞起来，这样才决定在国内成立一家合资公司运作SCDMA项目。
1995年11月，邮科院和陈卫、徐广涵在美国的CWill公司合资在北京成立了信威公司，专攻SCDMA无线接入项目，我任董事长。那时候环境和今天不一样，我们搞实验需要相关设备、元器件、资料等等，国内条件远远不如在美国。我们就把团队搬到美国去，搞得差不多了，只要人回来，技术也就带回来了。那时候只能走这条路。
1996年9月，信威第一套SCDMA移动试验原型系统在北京演示成功，样机全部做出来了，直接通过鉴定，证明我们的技术是可行的。1997年8月，第一套商用试验网在重庆开通。那时候还没有成立中国电信，我们样机刚出来，就有人给我们订单，也就说这条路走成了。但很可惜，由于从样机到产品这段路要很长的时间，如果缩短这个时间，信威早就赚大钱了。信威是2004年以后才销售产品的，中间差了6年，如果把时间缩短为3年，那中国就没有小灵通了。
从1994年开始，我开始思考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的问题。从市场空间来看，无线接入是无法和移动通信相比的，无线接入做的再好一年最多也就几十亿元人民币，小灵通也就一百来个亿，赚点钱就完了，而GSM上外国人从中国拿走的是几千个亿，量级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当时还是紧盯着3G移动通信技术。
通过信威这个项目，我们认识到一些新的概念和方法，同时我们可以把这些思路、想法和技术拿到信威产品上去验证，在吸取SCDMA优点的基础上又进行全新改造。当时我提出在SCDMA技术的基础上引入时分多址（TDMA）技术，用TDD方式做下一代移动通信，并将这项技术命名为TD-SCDMA，所以后来TD-SCDMA里面的好几个核心专利都是在信威申请的。
1997年7月，邮电部成立了3G无线传输技术评估协调组。同时，邮科院的一些领导开始酝酿能不能在SCDMA的技术基础上独立提交一个3G标准。1997年12月底，周寰把我叫去，要我在一周内拿一个方案出来，我们只好以最快的速度搞了一个很不成熟的框架出来。1998年1月的邮电部“香山会议”上，只有我们提的TD-SCDMA是一套系统技术，邮电部科技委主任宋直元拍板决定向国际电联提交TD-SCDMA方案。
大家认为我最合适去把前面的研究结果归纳成一个移动通信的标准，因此就这样决定了，我自己也很愿意。于是1998年我带了6个学生去研究TD-SCDMA。1998年6月底，我们跟国际电联提出这个标准，国际上承认了我们，也就说TD-SCDMA完全有可能做成一个新的东西。
看到了希望，我们更加往前拼命做。但是因为信威是一家合资企业，每年都要争取赢利，要做产业，不可能让它来承担研发任务。1999年初我和周寰商量，让我带队出来，全力做研究，让信威搞产业化。1999年7月，我就去组建不久的大唐电信集团了。
2000年5月，TD-SCDMA被国际电联正式采纳为国际三大3G标准之一，与欧洲的WCDMA和美国的CDMA2000并列。大唐的主要任务就变成使TD-SCDMA成熟并产业化。说实话，怎样产业化是我最大的焦虑，心里的确没底。最大的问题是没有钱，每天压力都很大，没有一天是轻松的，可以说没有国家的大力支持，就没有今天的TD-SCDMA，它能走到今天，是经过了很多风雨的。
现在离奥运会召开还有1年的时间，几十家公司都在围绕运营商的TD-SCDMA商用实验网加班加点的工作，我这几个月也都到南方四处看看。我觉得明年奥运会用TD-SCDMA不会有大的问题。全世界已经有100多个运营商拿到了TD的频段运营牌照，这100多家运营商覆盖了几十个国家，一旦TD-SCDMA在中国获得成功，它就会走向世界。我是坚信TD-SCDMA会在市场上取得成功的。
说到底，移动通信标准是一个国家利益的问题。中国在经济上、技术上还是个弱小的国家，中国要真正强大起来，没有自己的东西是不行的，TD-SCDMA是一块敲门砖。对于我来说，这十几年做了TD-SCDMA这一件事已经足够了，中国有了自己的第三代移动通信核心技术，几年就能给国家至少省几个亿。我几年前就应该退休了，现在是真的退休了，我们这一代人就这么过来了，中国通信产业的未来要留给新一代来书写。
◎ 您最崇拜或者树为榜样的人是谁？为什么？
李世鹤：我从来不崇拜任何人，我最尊敬的人是我的研究生导师鲍家善教授，他已经去世几年了。鲍先生所有的学生都尊敬他，因为他不是简单的交给学生知识，而是教给学生获取和掌握知识的技能，此外，他非常希望他的学生超过他，这是很难得的。
◎ 从您的经历出发，您认为中国重新崛起，最大的优势和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李世鹤：我觉得中国的崛起是历史的必然，中国最大的优势是中国人，我不认为有什么能够阻挡中国人。
◎ 激励您日复一日打拼的或者您最欣赏的一句话是什么？
李世鹤：没有这样一句话。年轻人需要格言激励，我们老年人不需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