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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初期，岭东涌现出一群具有代际传承关系的进步知识分子，他们是20世纪上半叶岭东红色文化思潮得以涌现的重要奠基者和推动者。岭东留日知识分子带来的留日经验及马克思主义新思想推动了岭东地区人文精神风貌和社会心理结构发生巨大转折变化，并最终使得岭东地区在近现代化转型浪潮中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革命之路的重要节点。
关键词：岭东;留日知识分子;新思想;近现代转型
潮汕建制，始于隋代。因潮汕地区偏处大虞岭以东，为与大虞岭以南的省府广州等岭南地区区别开来，行政区划概念上的“潮汕”在文化层面上被习惯性地称作“岭东”。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文化思潮为闭锁的岭东送来了象征西方现代性的“民主”“科学”观，紧随其后的大革命洪流，猛烈地冲击着南海之滨的岭东平原;随后几十年的时代风云中，岭东地区又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革命之路的重要节点，国内革命东征、潮汕七日红、中共中央地下秘密交通线（南方线）等诸多红色文化，既有显著的岭东本土性特征，又在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红色资源网络中独具特色。近现代化转型及革命浪潮中，上述岭东人文精神风貌和社会心理结构所发生的巨大转折及变化，实际上与20世纪初期留日知识群体及其所带来的新思想的普及与传播是密不可分的。
一、20世纪初岭东留日知识群体交游考
清朝末年，“蛮夷戎狄”的坚船利炮轰开闭关锁国的大门，“华夏中心论”也随之轰然坍塌。先进知识分子怀着济世和幻灭的焦灼心态，开始重新审视世界、考量东瀛，崇拜欧美的心理日渐高涨。各个阶层的士大夫积极从“开眼看世界”的思潮中汲取自己所需的文化养分，不断调适着与历史记忆并不相符的心理结构。1905年，清政府决定废除科举考试后，知识分子更是将留学作为步入仕途的最后一根稻草，竞相东渡。20 世纪初期的中国留学史由此掀起了盛极一时的留日热潮，地处省尾国角的岭东也在文化心理上与京师重镇遥相呼应，涌现出一群具有代际传承关系的留日知识分子。
我国著名史学家、语言学家、自由主义思想家吴贯因（别号柳隅，原名吴冠英，1880—1936）是岭东早期留日知识分子的代表。作为清末澄海举人，吴贯因在近代岭东地区有着极为深入广泛的文化影响力。辛亥革命前夜，吴贯因便参加同盟会，成为潮汕籍同盟会会员，追随孙中山积极开展反对清王朝的革命活动。1906年，吴贯因赴早稻田大学主修历史学，并获政治学士学位。留日期间，吴贯因结识了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并结成至交，成为梁启超领导的“进步党”的重要成员。进步党是以立宪派为主体的政党，吴贯因可说是其理论代表之一，留日时期他还以《宪政新志》等刊物作为言论阵地进行立宪宣传。1912年学成归国后，吴贯因便和梁启超在天津创办《庸言日报》和《庸言月刊》，梁任主笔，他当编辑。1916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吴贯因追随梁启超南下两广，揭起反袁的旗帜。吴贯因将在日本所学的现代政治制度知识都用于推动国内立宪进程，始终将立宪作为推进社会变革的重要制度武器，坚定地追随着梁启超、孙中山等人的反复辟、反军阀运动。
1905年，吴贯因在莲阳许厝村岭梅私塾教书时慧眼识珠，从杜国庠《策论》一文相中了其悟性与聪颖，主动提出要杜国庠到他身边免费就读。不久，吴贯因应聘至澄海景韩书院任教，仍携杜国庠于身边就读。虽然赴日之前吴贯因一直把杜国庠带在身边，但前后算来，杜国庠直接师从吴贯因的时间仅有两年左右。时间虽短，吴贯因对少年杜国庠的影响却不容低估，正是在吴贯因的鼓励下，杜国庠也走上了和他恩师一样的留学之路。1907年，杜国庠得到杜氏大宗祠及县邑同善祠的资助，如愿东渡日本。杜国庠入读的是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普通科（1908年），而兩年前赴日的吴贯因，此时也正在早稻田大学修读历史科。[1]1909年10月到1910年2月，杜国庠在吴贯因主编的《宪政新志》上连续发表了六篇文章，一篇译文，积极探讨和响应吴贯因的宪政理论。早稻田大学的清国留学生部于1910年秋季正式停办。杜国庠经过努力，于1912年考上了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杜国庠在东京一高总共读了四年。在这四年当中，他担任过该校的中国留学生同窗会会长，结交了郭沫若、李大钊等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成为“丙辰学社”的骨干成员，同时还参与了清末文学团体“南社”。1916年9月，杜国庠从东京一高毕业，随后入读京都帝国大学政治经济科，正是通过帝国大学的河上肇博士，杜国庠才终于找到了影响其一生的政治信仰。
李秀升，清末秀才，同时是吴贯因的知己好友。1917年秋季，李秀升的18岁儿子李春涛[2]在潮州金山中学毕业，随后北上京师求学时曾住在吴贯因家里。吴贯因喜欢李春涛对时事洞察的敏锐和深刻，欣然收他为门生。当时杜国庠也住在吴家，李、杜两人一见如故。李春涛说出自己北上求学的目的是要寻找革命真理。吴贯因结合自身的留学经验，建议李春涛东渡日本留学。1918年9月，李春涛进入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专门部政治经济科读书。[3]这一年，后来成为李春涛知己挚友的彭湃也进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就读。留日期间，彭湃率先参与建设者联盟、劳动者同盟等民权组织，在留日同乡群体里起到动员和引领的示范作用。由于彭湃、李春涛两人是广东同乡，又是同班同学，同住一个寝室，他们很快成为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常被被戏称为“春涛在彭湃”“彭湃的春涛”。
20世纪初岭东留日知识分子还有王鼎新和陈卓凡两位。如同杜国庠和李春涛被称作“潮州的李杜”、彭湃和李春涛被称作“澎湃的春涛”“春涛在澎湃”一样，陈卓凡和王鼎新也是一对关系亲密的至交。王鼎新（1894—1968），又名王心民、王慎名，澄海县莲下镇槐泽村人。1914年春，王鼎新东渡日本求学，先后毕业于东京成城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留学期间，王鼎新曾因反对袁世凯卖国而被日本当局逮捕入狱。陈卓凡（1898—1976），原名万安，澄海东里镇塘西人，爱国民主人士。1919年赴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留日期间，王鼎新、陈卓凡、杜国庠等积极参与彭湃、李春涛在中国学生中发起组织的爱国团体“赤心社”，共同学习俄国革命经验，研究马克思主义。1924 年毕业回国，经彭湃介绍，出任海丰中学教务主任，参加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次年底，国民革命军东征潮汕，又经彭湃推荐，被东江各属行政委员周恩来委任为揭阳县县长，并且在周恩来领导下参加二次东征。[4] 上述岭东早期留日知识分子正是后来20世纪20、30年代活跃于中国文坛上的“左联”潮汕作家群的思想引路人，同时也是岭东地区在20世纪上半叶能够涌现出诸多红色文化思潮的重要奠基者和推动者，而这一切都与其留日所习得的东洋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经验密不可分。
二、岭东留日知识分子的专业选择与文化诉求
封建时代的学习往往带着显著的功利性，社会文人阶层始终受到封建家长制严苛的钳制和规约，“学而优则仕”是文人阶层不懈的理想追求，抑或说是其文化宿命。值得指出的是，学科专业的选择是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产物，但受到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并非所有留学的知识分子都拥有自主选择专业的权利。将岭东留日知识分子的专业选择放在同时代人专业选择及志向变更的参照系中加以考察，可以管窥其个体行为背后不同的文化诉求。
辛亥革命后不久，除科学之外，政治、法律、军事等专业因其关系到治国之道而广受社会和知识界追捧，这一时期留学的知识分子在学科专业方面几乎都选择了“实学”。郭沫若的大哥郭开文、郁达夫的大哥郁曼陀和成仿吾的大哥成劭吾等人的职业选择正体现了社会价值理念和工具理性的追求。这一时期知识分子对专业的选择与其说是自己的意愿，倒不如说是“正逢从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时期，顺应了那个时代的要求而已”[5]。此种潮流趋势延续了十几年，直到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弟辈们留学日本时都没有发生根本改变。郭沫若的专业是医学，郁达夫学经济，成仿吾学兵器，张资平学地理，各自的专业领域不同，但其本质依然是“实学”。郭沫若曾多次提到选择医学并不是自己的意愿，他坦言那时的“青少年差不多每一个人都可以说是国家主义者”[6]。1919年10月，郁达夫从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升到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经济科，张资平从熊本第五高等学校升到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部地质科，他们与两年前已经在东京帝国大学读兵器学科的成仿吾在同一所学校汇合了。相同的文学志趣和被压抑的创作才能在团体同人的交流切磋中被激发出来。[7]这不仅是创造社早期成员普遍共有的心理特征，鲁迅及其弟弟周作人也有同样的心路历程。鲁迅1902年到1909 年间在日本弘文学院学习，周作人则是从1906年至1911年一直住在日本。在富国强兵的时代热潮中，鲁迅与周作人殊途同归地认识到物质上的富足优渥并无法使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得以脱离苦海，一个民族根性贫瘠的土壤无法浇灌、培育出茁壮的秧苗，而医人当先医愚，健康自信文明之精神才是“授之以鱼”的长久之计，于是他们放弃了科学救国的幻想，转而踏上了各自的文学道路。
相比较于鲁迅、周作人、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同时代人纷纷由向外的“实学”到向直击心灵内面的“文学”的转向，岭东留日知识分子的专业选择则始终带着鲜明的制度理想和工具理性的色彩。先来看看20世纪初岭东知识分子留日的信息表：
1906年，岭东留日知识群体中的第一代代表吴贯因赴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部攻读政治历史科，其赴日时间刚好和1905年留日的郭开文、郁曼陀和成劭吾等人的留学节点相近，基本上可以将其视为辛亥革命前后留学日本的典型代表。和郭开文、郁曼陀成、劭吾等人一样，吴贯因选择了经世之学的政治历史科作为自己的专业。这种选择除了受到时代大势的引导和裹挟，更大的原因还来自吴贯因早期所从事的私塾教学生涯的影响。
1905年，吴贯因在澄海莲阳许厝村岭梅私塾教书时便极其看重策论文体“文以载道”的工具性，正因为如此吴贯因才慧眼识珠，从文章内含的深刻道义中发现了杜国庠的的悟性与聪颖，主动邀杜国庠到他身边免费就读。留日期间，吴贯因结识了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共同的政见使其惺惺相惜，结成至交。彼时的日本正值政治小说盛行之时，小说拥有的巨大影响力给梁启超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他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如此说道：“自泰西人始也。凡人之情，莫不惮庄严而喜诙谐，故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靡靡而忘倦焉。此实有生之大例，虽圣人无可如何者也。善为教者，则因人之情而利导之，故或出之以滑稽，或托之于寓言。……往往每一出书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美英德法奧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8]然而，积极支持和追随梁启超的吴贯因却并未在倡导政治小说这件事情上热烈地响应过梁启超，似乎在吴贯因看来，立宪制度的确立才是真正推动现代民族国家建立，进而与东瀛、欧美比肩的根本举措，政治小说也好，文学也好，与“诗言志”“文以载道”的正统诗词相比，依然属于小道末流。这样的观念自然也影响到其门生们对专业的选择和对小说文学的疏离。
杜国庠留学日本的时间仅比其师吴贯因晚两年，实质上也属于同时代留学的范畴。1908年，杜国庠入读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普通科，接受了两年正规教育。1910年秋季，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正式停办;1912年，杜国庠考上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并在这所日本名校待了四年。1916年9月，杜国庠从东京一高畢业，然后入读京都帝国大学政治经济科。从时间跨度上看，杜国庠是早期留日知识分子里年限最长的，一共在日本生活了近10年的时间。可以说，杜国庠和郭沫若、郁达夫等人一样，整个青春期基本上都是在日本度过的。他也经历了明治时代及大正时代的日本文坛，遭遇过青春的苦闷、彷徨与躁动，接触过日本世纪末文学的感伤情调，但是有趣的是，杜国庠并未选择将文学视作自己避世的港湾或者作为发泄感情的有力武器，对待日本文学世纪末的感伤情调，杜国庠始终保持着冷静的审视和竭力的克制。留日期间，杜国庠加入“南社”时期创作的也是和其师吴贯因一样的带着杜甫式“叹息肠内热”的忧国忧民之诗。回国后直至1930年代，杜国庠翻译了金子洋文、鹿地亘、藤森成吉、叶山嘉树、林房雄等日本作家作品，同时还翻译了日本文艺理论家藏原惟人著的《普罗列塔利亚底内容与形式》《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任务之大纲》《日本艺术运动的指导理论底发展》《到普罗列塔利亚写实主义之路》等文章，从中都可以清晰地看出，不管文学还是文艺理论，杜国庠始终带着马克思主义阶级批判的视角，甚少有个人低迷颓唐、龟缩不振等情绪的流露。而这一切行为的背后，其实都离不开京都帝国大学政治经济科河上肇博士的教诲和影响，正是从河上肇这里，杜国庠接触了早期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进而旁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理论等，并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翻译作为自己的终生志业。 李春涛、彭湃、王鼎新和陈卓凡等，是岭东第二代留日的知识分子。作为新文化运动后成长起来的一代，这群社会文化精英本该更为注重个性彰显和自我价值实现，不必再循着父辈兄长的足迹亦步亦趋。然而，作为独立个体的李春涛、彭湃、王鼎新和陈卓凡等岭东知识青年却都清一色地选择了政治经济学，并且无人中途易辙，或心生后悔。以彭湃为例，1918年9月30日他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专门部三年制的政治经济科，从此开启了政治救世的革命生涯。彭湃友人陆精治在《彭湃在日本》中回忆说：“由于彭湃平时重视各种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他便决心攻研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专业。”而彭湃本人也说：“我选定此类专业，为的是将来研究我国的政治经济，与同道者一起，竭尽全力，秉志改革，方不负远涉重洋，到此求学之初愿。”[9]在早稻田大学的三年里，彭湃选修了如下课程：
第一年：国家大纲、日本帝国宪法、经济学大纲、西方早期历史、民事法概论、刑事法概论、作文和英语。
第二年：管理法入门、公共财政、货币与银行、社会学、工业政策、社会政策、农业政策和英语。
第三年：自治、管理法、商业政策、公共财政、金融政策、保险政策和日语。[10]
与郁达夫、郭沫若等同时代人对于枯燥乏味政治的不热衷、逃避、抗拒甚至将身心包裹于文学港湾不同，李春涛、彭湃、王鼎新和陈卓凡等人归国后经常将上述课程的学习所得运用于任教职的课堂上以及在各种学生、工人、农民运动的动员大会上，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学以致用。这正是岭东留日知识群体与同时代人专业选择上的一个极为不同的地方，他们是心甘情愿地承继着师长辈的理想和教诲，共同一致地将改变政治制度作为推进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举措，并且随着学习的深入，慢慢地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信仰，逐步坚定以革命实践和农民运动确立起新政权的理想信念。
从吴贯因、杜国庠到李春涛、彭湃、王鼎新和陈卓凡等，他们和大部分生活在民国前后的中国知识青年一样，都曾因主权不再而颓唐彷徨，并在富国强兵这一共同信念的驱动下，对现代国家的建设作出了极大努力。但是，在建立现代国家的过程中，不同群体的知识分子却产生了不同的行为选择。鲁迅、周作人、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同时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开始严肃地提出这样的疑问：用先进科学技术和现代武器装备起来的国家是否真正强大？鲁迅选择文学，是对“富国强兵”的空洞内容抱有怀疑的最明显例子。相比较于鲁迅、周作人、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同时代人纷纷由向外的“实学”到向直击心灵内面的“文学”而转向，岭东留日知识分子的专业选择则始终带着鲜明的制度理想和工具理性的色彩。同时，岭东留日知识分子的专业选择是“自始而终”、未曾中途易辙的。可以这样说，岭东留日知识分子对政治经济学专业的选择，是向外的实践探索而非向内地寻求心灵蜗居和避风港，是一种站在飘摇时代的潮头潜心探索民族之舟何去何从的无私心量，他们和那些利用历史潮流竭力弄潮，本质上却与社会旧官僚几乎别无二致的新官僚是不可同等观量的;他们从对立法与行政的认知到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坚守，并不是旧社会官僚体制下对政治权力的争夺，而是一种纯粹的对政治理论样式和可行道路的认知、认可和信仰，他们的选择带着鲜明的制度理想和工具理性的色彩，体现的是近现代公共知识分子对社会政治、对民族国家的关切。
三、留日知识分子与岭东早期新思想传播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东洋马克思主义”曾于清末革命运动和五四文化运动时期两次传入中国。从留日时间纵轴上看，吴贯因、杜国庠、彭湃、李春涛、陈卓凡、王鼎新、彭泽等知识群体，恰好完整地经历了受幸德秋水影响的清末社会主义宣传到由河上肇、界利彦、山川均等擎旗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热潮。回国后，这一知识群体主要通过三种不同方式将自身负笈东洋的经验所得用以推动岭东地区早期新思想的传播。
一是参与论战及著书翻译。1924年杜国庠、李春涛参与上海《孤军》杂志关于中国经济政策的讨论，并在《孤军》2卷2期合力发表《社会主义和中国经济现状分析》。该文继承河上肇著作《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的观点，主张将社会主义革命分为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政治革命先行于经济革命。杜国庠曾撰《列宁与第三国际》《劳动阶级政党组织之二种见解》《到新写实主义之路》诸文，翻译《资本论之著者马克思略传及其根本思想》《由空想的社会主义到实行的社会主义》等马列文论及《日本艺术运动的指导理论底发展》《理论与批评》《普罗列塔利亚底内容与形式》《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任务之大纲》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1923年，王鼎新在汕头创办《时报》，任总编辑，宣传民主革命新思想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925年12月，他以国民党左派身份，在汕头受到周恩来接见，并接受负责改组国民党澄海县党部任务。1929年至上海沦陷前夕在上海主持南强书局工作。南强书局是一家与潮汕作家、革命青年渊源甚深的进步书局。大革命失败后，陈卓凡接受杜国庠建议，决定在上海开设一家书店（南强书局），一来可以作为进行革命工作的掩护，二则可以自行出版进步刊物，不受其他出版社的限制。1928年3月，陈卓凡在离任龙溪县长后，随即赶赴印尼，撤回其父留在印尼的全部股份，并向华侨亲友招股，筹集资金四万余元，作为创办书店的资金。同年，王鼎新曾任漳州训政人员养成所所长，四个月后停办，恰好应陈卓凡之聘，担任南强书局的经理兼编辑，印发进步书籍，宣传马列主义。1928年，杜国庠当时已从“太阳社”退出，与洪灵菲、戴平万等自行组织“我们社”，创办《我们月刊》;此外，杜国庠也从陈望道创办大江书铺的过程里积累了一定的出版经验。基于上述条件的考量，陈卓凡在聘请李达为总编辑之外，还特地聘请杜国庠（化名吴念慈）、柯柏年（原名李春蕃）为编辑兼撰述;沈端先（夏衍）为特约撰述。陈卓凡、王鼎新等人携手创办的南强书局在当时上海新书业的浪潮里迎头赶上，谱写了一曲现代潮人出版的史话。
二是传道授业培育新人。1921年回国后的李春涛曾任潮州金中第25任校长。他立志教育救国，在金中创办并主编《金中月刊·进化》，公开定期向学生讲解社会主义学说。他在日本写的《读书录》一文中，即提倡男女平等。因此到金中后，主张招收女学生，实行中学男女同校。他力排众议，終于9月录取了8名女生，且是免费入学，开创了潮州实行中学男女生同校的先例。李春涛常利用中午饭后或学生回校这点时间，到藏书楼或四角亭间，与学生谈心，向学生播撒民主、革命的进步思想。[11]同一年春回国的王鼎新则任潮州旅省（广州）八邑中学校长，与李春涛一样致力于改革旧教育。1921年6、7月间，彭湃在任教育局长之前，先在家乡幼石街的“马氏少宗”发起组织“社会主义研究社”，成为海丰县首个有组织的社会主义学习和研究团体。不满3个月，成员发展至70多人，大多是海丰中学的先进学生、小学教师和旅省回乡度假的学生。社会主义研究社自成立到停止活动不到三个月。期间，共举行座谈会十二次，专题讲话四次，对外宣传三次。座谈会自由发言，有疑问就提出，有意见就讲话。所谈内容以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所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为主要材料。[12]彭湃就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农民生活与地租问题两个专题均加以深入浅出的讲述。每次听众都有三百多人，秩序都很好。这三次对外宣传社会主义是海丰社会空前的创举。1925年杜国庠返回家乡澄海，任澄海县立中学校长，同样大举废除旧俗，开男女同校新风，聘任李春蕃（李春涛堂弟）等进步教师教授新思想新文化。东征军收复潮汕时，潮州金山中学发生“择师”运动，杜国庠受周恩来委托，担任金中校长，肩负改组国民党澄海党部工作。杜国庠、彭湃、李春涛等联合创办岭东地区《赤心周刊》，以鲜明的政治态度向学生群体宣传革命。1946年陈卓凡斥资修建澄海苏北中学，聘请王鼎新为校长，以马恩思想启迪教化民众。杜国庠、李春涛、彭湃、王鼎新等留日返乡的岭东知识分子多数从事教职或任教育局骨干，留日所得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及实践经验更是极大推动了潮汕地区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 三是建立海丰苏维埃革命政府。岭东留日知识分子中，彭湃、彭泽是出身大地主阶级的，属于富有的有产者，李春涛、杜国庠、王鼎新等是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而陈卓凡则来自于资本家家庭，但不管是何种家庭成分，留日的经历都使得这群知识青年选择了投身到农民运动中，通过解放农民、维护工人权利等手段进行有效的社会革命。李春涛对彭湃参与农民运动的一段评价其实可以视为岭东留日知识分子夫子自道式的分析和确证：“大凡真能‘到民间去’（To among the people）的社会运动实行家，其思想和行为，必都已是‘平凡化’。他眼见社会上有一种矛盾的状态，就是一般民众现受着社会种种恶制度所囚系压迫以至沦为非人的生活，即現代无产阶级的贫民生活却还一味盲目无自觉的甘于挨饿受苦以是认为现代一切制度……他们尚未晓得‘苦饿就是现代社会制度所颁与一般民众的赐物’罢了！”[13]于是，彭湃、李春涛等人要做的便是“到民间去”，而“他这一去，不特把社会一切可以使他更加进于优越的机会都抛弃，而且早已抱定一种‘我即贫民’‘我即现社会制度的叛逆者’的坚决态度，很平凡地走入民间了”[14]。“我即贫民”“我即现社制度的叛逆者”在彭湃等人的身上体现得淋漓极致，尤其彭湃当着全村佃户撕毁雇佣契约文书，还耕田于农民的时候，更是有产阶级中进步知识分子“我即贫民”“人人生而平等”有力的诠释。彭湃随后“移植”其在日本留学时参与建设者同盟发起的农民调查、农民运动的经验，于1922年组成全国第一个农民协会——六人农会，正式开启了其从事农民运动的序幕。1923年彭湃到陆丰推动农民运动，成立“陆丰县农会筹备会”。1926年撰写《海丰农民运动报告》，1927年11月，领导建立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海陆丰苏维埃政府建立。李春涛积极支持彭湃领导的农民运动，到海丰实地调查并写成《田地究竟是谁的呢——海丰农民对于土地底观念之正确》《海丰农民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阐明海丰农会的阶级性及其强大的生命力。
小结
杜国庠、李春涛、彭湃等知识分子负笈东洋的经验所得不仅推动了岭东地区早期新思想的传播，同时也在代际传承的维度上为现代中国培养出了一批有为的革命知识青年。20世纪20、30年代，中国文坛上曾活跃着一支“左联”潮汕作家劲旅，他们大多于1927—1929年间赴沪，并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左翼作家联盟”，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家”。杜国庠、洪灵菲、戴平万、丘东平、杨邨人、冯铿、许美勋、李春伟、梅益、侯枫、唐瑜等都是这一地域文学大军的重要代表。深厚的“学缘”“业缘”、相近的马恩思想引路人、革命文学创作志趣、革命志业的信仰支柱以及“文化潮汕”精神共同体等要素一齐促使潮汕作家最终形成了一个同人性质的文学群体。可以这么说，杜国庠等岭东早期留日知识分子正是后来20世纪20、30年代活跃于中国文坛上的“左联”潮汕作家群的思想引路人，同时也是岭东地区在20世纪上半叶能够涌现出足以令人瞩目的红色文化思潮的重要奠基者和推动者，而这一切和吴贯因、杜国庠、李春涛、彭湃、陈卓凡和王鼎新等人东渡日本所带回的东洋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经验是密不可分的。
[注释]
[1][3]张永义：《墨者、学者、革命者杜国庠》，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8页、第23页。
[2]李春涛（1897—1927年4月27日），广东潮州人。国民党左派。曾东渡日本，入读东京早稻田大学经济科。回国后任国民党宣传部创办，任毛泽东主编的《政治周报》编辑。后任国民党左派报纸《岭东民国日报》社社长。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4]黄羡章：《民国潮汕人物评传》，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8页。
[5]周海林：《创造社与日本文学：关于早期成员的研究周海屏》，周海屏、胡小波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21页、第25页。
[6]郭沫若：《创造十年》，中国现代书局1932年版。此论点的引用出于小野忍、丸山升翻译的《黑猫·创造十年·其它·郭沫若自传2》，平凡社1968年版，转引自周海林：《创造社与日本文学：关于早期成员的研究》，周海屏、胡小波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20页。
[8] 梁启超、林志钧编：《饮冰室合集》第2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1936、1937年在梁氏门生的笔记中也有收集。
[9]中共海丰县委宣传部、党史研究室编：《不朽的丰碑》，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01页。
[10][12]郭德宏：《彭湃研究丛书第一卷彭湃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版，第29页、第46-47页。
[11]李魁庆：《春色来天地涛声壮山河》，参见政协潮州市委员会文史编辑组编：《潮州文史资料第27辑》2007年版，第5页。
[13][14]李春涛：《海丰农运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李春涛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22页。
本文系2020年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立项号GD20YMK02）、韩山师范学院岭东人文创新应用研究中心2020年度“岭东红色文化传承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立项号PSA19020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韩山师范学院党委办公室
关键词：岭东;留日知识分子;新思想;近现代转型
潮汕建制，始于隋代。因潮汕地区偏处大虞岭以东，为与大虞岭以南的省府广州等岭南地区区别开来，行政区划概念上的“潮汕”在文化层面上被习惯性地称作“岭东”。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文化思潮为闭锁的岭东送来了象征西方现代性的“民主”“科学”观，紧随其后的大革命洪流，猛烈地冲击着南海之滨的岭东平原;随后几十年的时代风云中，岭东地区又逐渐成为中国共产党革命之路的重要节点，国内革命东征、潮汕七日红、中共中央地下秘密交通线（南方线）等诸多红色文化，既有显著的岭东本土性特征，又在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红色资源网络中独具特色。近现代化转型及革命浪潮中，上述岭东人文精神风貌和社会心理结构所发生的巨大转折及变化，实际上与20世纪初期留日知识群体及其所带来的新思想的普及与传播是密不可分的。
一、20世纪初岭东留日知识群体交游考
清朝末年，“蛮夷戎狄”的坚船利炮轰开闭关锁国的大门，“华夏中心论”也随之轰然坍塌。先进知识分子怀着济世和幻灭的焦灼心态，开始重新审视世界、考量东瀛，崇拜欧美的心理日渐高涨。各个阶层的士大夫积极从“开眼看世界”的思潮中汲取自己所需的文化养分，不断调适着与历史记忆并不相符的心理结构。1905年，清政府决定废除科举考试后，知识分子更是将留学作为步入仕途的最后一根稻草，竞相东渡。20 世纪初期的中国留学史由此掀起了盛极一时的留日热潮，地处省尾国角的岭东也在文化心理上与京师重镇遥相呼应，涌现出一群具有代际传承关系的留日知识分子。
我国著名史学家、语言学家、自由主义思想家吴贯因（别号柳隅，原名吴冠英，1880—1936）是岭东早期留日知识分子的代表。作为清末澄海举人，吴贯因在近代岭东地区有着极为深入广泛的文化影响力。辛亥革命前夜，吴贯因便参加同盟会，成为潮汕籍同盟会会员，追随孙中山积极开展反对清王朝的革命活动。1906年，吴贯因赴早稻田大学主修历史学，并获政治学士学位。留日期间，吴贯因结识了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并结成至交，成为梁启超领导的“进步党”的重要成员。进步党是以立宪派为主体的政党，吴贯因可说是其理论代表之一，留日时期他还以《宪政新志》等刊物作为言论阵地进行立宪宣传。1912年学成归国后，吴贯因便和梁启超在天津创办《庸言日报》和《庸言月刊》，梁任主笔，他当编辑。1916年，袁世凯复辟帝制，吴贯因追随梁启超南下两广，揭起反袁的旗帜。吴贯因将在日本所学的现代政治制度知识都用于推动国内立宪进程，始终将立宪作为推进社会变革的重要制度武器，坚定地追随着梁启超、孙中山等人的反复辟、反军阀运动。
1905年，吴贯因在莲阳许厝村岭梅私塾教书时慧眼识珠，从杜国庠《策论》一文相中了其悟性与聪颖，主动提出要杜国庠到他身边免费就读。不久，吴贯因应聘至澄海景韩书院任教，仍携杜国庠于身边就读。虽然赴日之前吴贯因一直把杜国庠带在身边，但前后算来，杜国庠直接师从吴贯因的时间仅有两年左右。时间虽短，吴贯因对少年杜国庠的影响却不容低估，正是在吴贯因的鼓励下，杜国庠也走上了和他恩师一样的留学之路。1907年，杜国庠得到杜氏大宗祠及县邑同善祠的资助，如愿东渡日本。杜国庠入读的是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普通科（1908年），而兩年前赴日的吴贯因，此时也正在早稻田大学修读历史科。[1]1909年10月到1910年2月，杜国庠在吴贯因主编的《宪政新志》上连续发表了六篇文章，一篇译文，积极探讨和响应吴贯因的宪政理论。早稻田大学的清国留学生部于1910年秋季正式停办。杜国庠经过努力，于1912年考上了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杜国庠在东京一高总共读了四年。在这四年当中，他担任过该校的中国留学生同窗会会长，结交了郭沫若、李大钊等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成为“丙辰学社”的骨干成员，同时还参与了清末文学团体“南社”。1916年9月，杜国庠从东京一高毕业，随后入读京都帝国大学政治经济科，正是通过帝国大学的河上肇博士，杜国庠才终于找到了影响其一生的政治信仰。
李秀升，清末秀才，同时是吴贯因的知己好友。1917年秋季，李秀升的18岁儿子李春涛[2]在潮州金山中学毕业，随后北上京师求学时曾住在吴贯因家里。吴贯因喜欢李春涛对时事洞察的敏锐和深刻，欣然收他为门生。当时杜国庠也住在吴家，李、杜两人一见如故。李春涛说出自己北上求学的目的是要寻找革命真理。吴贯因结合自身的留学经验，建议李春涛东渡日本留学。1918年9月，李春涛进入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专门部政治经济科读书。[3]这一年，后来成为李春涛知己挚友的彭湃也进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就读。留日期间，彭湃率先参与建设者联盟、劳动者同盟等民权组织，在留日同乡群体里起到动员和引领的示范作用。由于彭湃、李春涛两人是广东同乡，又是同班同学，同住一个寝室，他们很快成为志同道合的好朋友，常被被戏称为“春涛在彭湃”“彭湃的春涛”。
20世纪初岭东留日知识分子还有王鼎新和陈卓凡两位。如同杜国庠和李春涛被称作“潮州的李杜”、彭湃和李春涛被称作“澎湃的春涛”“春涛在澎湃”一样，陈卓凡和王鼎新也是一对关系亲密的至交。王鼎新（1894—1968），又名王心民、王慎名，澄海县莲下镇槐泽村人。1914年春，王鼎新东渡日本求学，先后毕业于东京成城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留学期间，王鼎新曾因反对袁世凯卖国而被日本当局逮捕入狱。陈卓凡（1898—1976），原名万安，澄海东里镇塘西人，爱国民主人士。1919年赴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留日期间，王鼎新、陈卓凡、杜国庠等积极参与彭湃、李春涛在中国学生中发起组织的爱国团体“赤心社”，共同学习俄国革命经验，研究马克思主义。1924 年毕业回国，经彭湃介绍，出任海丰中学教务主任，参加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次年底，国民革命军东征潮汕，又经彭湃推荐，被东江各属行政委员周恩来委任为揭阳县县长，并且在周恩来领导下参加二次东征。[4] 上述岭东早期留日知识分子正是后来20世纪20、30年代活跃于中国文坛上的“左联”潮汕作家群的思想引路人，同时也是岭东地区在20世纪上半叶能够涌现出诸多红色文化思潮的重要奠基者和推动者，而这一切都与其留日所习得的东洋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经验密不可分。
二、岭东留日知识分子的专业选择与文化诉求
封建时代的学习往往带着显著的功利性，社会文人阶层始终受到封建家长制严苛的钳制和规约，“学而优则仕”是文人阶层不懈的理想追求，抑或说是其文化宿命。值得指出的是，学科专业的选择是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产物，但受到特定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并非所有留学的知识分子都拥有自主选择专业的权利。将岭东留日知识分子的专业选择放在同时代人专业选择及志向变更的参照系中加以考察，可以管窥其个体行为背后不同的文化诉求。
辛亥革命后不久，除科学之外，政治、法律、军事等专业因其关系到治国之道而广受社会和知识界追捧，这一时期留学的知识分子在学科专业方面几乎都选择了“实学”。郭沫若的大哥郭开文、郁达夫的大哥郁曼陀和成仿吾的大哥成劭吾等人的职业选择正体现了社会价值理念和工具理性的追求。这一时期知识分子对专业的选择与其说是自己的意愿，倒不如说是“正逢从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时期，顺应了那个时代的要求而已”[5]。此种潮流趋势延续了十几年，直到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弟辈们留学日本时都没有发生根本改变。郭沫若的专业是医学，郁达夫学经济，成仿吾学兵器，张资平学地理，各自的专业领域不同，但其本质依然是“实学”。郭沫若曾多次提到选择医学并不是自己的意愿，他坦言那时的“青少年差不多每一个人都可以说是国家主义者”[6]。1919年10月，郁达夫从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升到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经济科，张资平从熊本第五高等学校升到东京帝国大学理学部地质科，他们与两年前已经在东京帝国大学读兵器学科的成仿吾在同一所学校汇合了。相同的文学志趣和被压抑的创作才能在团体同人的交流切磋中被激发出来。[7]这不仅是创造社早期成员普遍共有的心理特征，鲁迅及其弟弟周作人也有同样的心路历程。鲁迅1902年到1909 年间在日本弘文学院学习，周作人则是从1906年至1911年一直住在日本。在富国强兵的时代热潮中，鲁迅与周作人殊途同归地认识到物质上的富足优渥并无法使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得以脱离苦海，一个民族根性贫瘠的土壤无法浇灌、培育出茁壮的秧苗，而医人当先医愚，健康自信文明之精神才是“授之以鱼”的长久之计，于是他们放弃了科学救国的幻想，转而踏上了各自的文学道路。
相比较于鲁迅、周作人、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同时代人纷纷由向外的“实学”到向直击心灵内面的“文学”的转向，岭东留日知识分子的专业选择则始终带着鲜明的制度理想和工具理性的色彩。先来看看20世纪初岭东知识分子留日的信息表：
1906年，岭东留日知识群体中的第一代代表吴贯因赴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部攻读政治历史科，其赴日时间刚好和1905年留日的郭开文、郁曼陀和成劭吾等人的留学节点相近，基本上可以将其视为辛亥革命前后留学日本的典型代表。和郭开文、郁曼陀成、劭吾等人一样，吴贯因选择了经世之学的政治历史科作为自己的专业。这种选择除了受到时代大势的引导和裹挟，更大的原因还来自吴贯因早期所从事的私塾教学生涯的影响。
1905年，吴贯因在澄海莲阳许厝村岭梅私塾教书时便极其看重策论文体“文以载道”的工具性，正因为如此吴贯因才慧眼识珠，从文章内含的深刻道义中发现了杜国庠的的悟性与聪颖，主动邀杜国庠到他身边免费就读。留日期间，吴贯因结识了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共同的政见使其惺惺相惜，结成至交。彼时的日本正值政治小说盛行之时，小说拥有的巨大影响力给梁启超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他在《译印政治小说序》中如此说道：“自泰西人始也。凡人之情，莫不惮庄严而喜诙谐，故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靡靡而忘倦焉。此实有生之大例，虽圣人无可如何者也。善为教者，则因人之情而利导之，故或出之以滑稽，或托之于寓言。……往往每一出书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美英德法奧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8]然而，积极支持和追随梁启超的吴贯因却并未在倡导政治小说这件事情上热烈地响应过梁启超，似乎在吴贯因看来，立宪制度的确立才是真正推动现代民族国家建立，进而与东瀛、欧美比肩的根本举措，政治小说也好，文学也好，与“诗言志”“文以载道”的正统诗词相比，依然属于小道末流。这样的观念自然也影响到其门生们对专业的选择和对小说文学的疏离。
杜国庠留学日本的时间仅比其师吴贯因晚两年，实质上也属于同时代留学的范畴。1908年，杜国庠入读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普通科，接受了两年正规教育。1910年秋季，早稻田大学清国留学生部正式停办;1912年，杜国庠考上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并在这所日本名校待了四年。1916年9月，杜国庠从东京一高畢业，然后入读京都帝国大学政治经济科。从时间跨度上看，杜国庠是早期留日知识分子里年限最长的，一共在日本生活了近10年的时间。可以说，杜国庠和郭沫若、郁达夫等人一样，整个青春期基本上都是在日本度过的。他也经历了明治时代及大正时代的日本文坛，遭遇过青春的苦闷、彷徨与躁动，接触过日本世纪末文学的感伤情调，但是有趣的是，杜国庠并未选择将文学视作自己避世的港湾或者作为发泄感情的有力武器，对待日本文学世纪末的感伤情调，杜国庠始终保持着冷静的审视和竭力的克制。留日期间，杜国庠加入“南社”时期创作的也是和其师吴贯因一样的带着杜甫式“叹息肠内热”的忧国忧民之诗。回国后直至1930年代，杜国庠翻译了金子洋文、鹿地亘、藤森成吉、叶山嘉树、林房雄等日本作家作品，同时还翻译了日本文艺理论家藏原惟人著的《普罗列塔利亚底内容与形式》《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任务之大纲》《日本艺术运动的指导理论底发展》《到普罗列塔利亚写实主义之路》等文章，从中都可以清晰地看出，不管文学还是文艺理论，杜国庠始终带着马克思主义阶级批判的视角，甚少有个人低迷颓唐、龟缩不振等情绪的流露。而这一切行为的背后，其实都离不开京都帝国大学政治经济科河上肇博士的教诲和影响，正是从河上肇这里，杜国庠接触了早期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进而旁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理论等，并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翻译作为自己的终生志业。 李春涛、彭湃、王鼎新和陈卓凡等，是岭东第二代留日的知识分子。作为新文化运动后成长起来的一代，这群社会文化精英本该更为注重个性彰显和自我价值实现，不必再循着父辈兄长的足迹亦步亦趋。然而，作为独立个体的李春涛、彭湃、王鼎新和陈卓凡等岭东知识青年却都清一色地选择了政治经济学，并且无人中途易辙，或心生后悔。以彭湃为例，1918年9月30日他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专门部三年制的政治经济科，从此开启了政治救世的革命生涯。彭湃友人陆精治在《彭湃在日本》中回忆说：“由于彭湃平时重视各种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研究，他便决心攻研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专业。”而彭湃本人也说：“我选定此类专业，为的是将来研究我国的政治经济，与同道者一起，竭尽全力，秉志改革，方不负远涉重洋，到此求学之初愿。”[9]在早稻田大学的三年里，彭湃选修了如下课程：
第一年：国家大纲、日本帝国宪法、经济学大纲、西方早期历史、民事法概论、刑事法概论、作文和英语。
第二年：管理法入门、公共财政、货币与银行、社会学、工业政策、社会政策、农业政策和英语。
第三年：自治、管理法、商业政策、公共财政、金融政策、保险政策和日语。[10]
与郁达夫、郭沫若等同时代人对于枯燥乏味政治的不热衷、逃避、抗拒甚至将身心包裹于文学港湾不同，李春涛、彭湃、王鼎新和陈卓凡等人归国后经常将上述课程的学习所得运用于任教职的课堂上以及在各种学生、工人、农民运动的动员大会上，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学以致用。这正是岭东留日知识群体与同时代人专业选择上的一个极为不同的地方，他们是心甘情愿地承继着师长辈的理想和教诲，共同一致地将改变政治制度作为推进民族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举措，并且随着学习的深入，慢慢地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信仰，逐步坚定以革命实践和农民运动确立起新政权的理想信念。
从吴贯因、杜国庠到李春涛、彭湃、王鼎新和陈卓凡等，他们和大部分生活在民国前后的中国知识青年一样，都曾因主权不再而颓唐彷徨，并在富国强兵这一共同信念的驱动下，对现代国家的建设作出了极大努力。但是，在建立现代国家的过程中，不同群体的知识分子却产生了不同的行为选择。鲁迅、周作人、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同时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开始严肃地提出这样的疑问：用先进科学技术和现代武器装备起来的国家是否真正强大？鲁迅选择文学，是对“富国强兵”的空洞内容抱有怀疑的最明显例子。相比较于鲁迅、周作人、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同时代人纷纷由向外的“实学”到向直击心灵内面的“文学”而转向，岭东留日知识分子的专业选择则始终带着鲜明的制度理想和工具理性的色彩。同时，岭东留日知识分子的专业选择是“自始而终”、未曾中途易辙的。可以这样说，岭东留日知识分子对政治经济学专业的选择，是向外的实践探索而非向内地寻求心灵蜗居和避风港，是一种站在飘摇时代的潮头潜心探索民族之舟何去何从的无私心量，他们和那些利用历史潮流竭力弄潮，本质上却与社会旧官僚几乎别无二致的新官僚是不可同等观量的;他们从对立法与行政的认知到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坚守，并不是旧社会官僚体制下对政治权力的争夺，而是一种纯粹的对政治理论样式和可行道路的认知、认可和信仰，他们的选择带着鲜明的制度理想和工具理性的色彩，体现的是近现代公共知识分子对社会政治、对民族国家的关切。
三、留日知识分子与岭东早期新思想传播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东洋马克思主义”曾于清末革命运动和五四文化运动时期两次传入中国。从留日时间纵轴上看，吴贯因、杜国庠、彭湃、李春涛、陈卓凡、王鼎新、彭泽等知识群体，恰好完整地经历了受幸德秋水影响的清末社会主义宣传到由河上肇、界利彦、山川均等擎旗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热潮。回国后，这一知识群体主要通过三种不同方式将自身负笈东洋的经验所得用以推动岭东地区早期新思想的传播。
一是参与论战及著书翻译。1924年杜国庠、李春涛参与上海《孤军》杂志关于中国经济政策的讨论，并在《孤军》2卷2期合力发表《社会主义和中国经济现状分析》。该文继承河上肇著作《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的观点，主张将社会主义革命分为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政治革命先行于经济革命。杜国庠曾撰《列宁与第三国际》《劳动阶级政党组织之二种见解》《到新写实主义之路》诸文，翻译《资本论之著者马克思略传及其根本思想》《由空想的社会主义到实行的社会主义》等马列文论及《日本艺术运动的指导理论底发展》《理论与批评》《普罗列塔利亚底内容与形式》《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任务之大纲》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1923年，王鼎新在汕头创办《时报》，任总编辑，宣传民主革命新思想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1925年12月，他以国民党左派身份，在汕头受到周恩来接见，并接受负责改组国民党澄海县党部任务。1929年至上海沦陷前夕在上海主持南强书局工作。南强书局是一家与潮汕作家、革命青年渊源甚深的进步书局。大革命失败后，陈卓凡接受杜国庠建议，决定在上海开设一家书店（南强书局），一来可以作为进行革命工作的掩护，二则可以自行出版进步刊物，不受其他出版社的限制。1928年3月，陈卓凡在离任龙溪县长后，随即赶赴印尼，撤回其父留在印尼的全部股份，并向华侨亲友招股，筹集资金四万余元，作为创办书店的资金。同年，王鼎新曾任漳州训政人员养成所所长，四个月后停办，恰好应陈卓凡之聘，担任南强书局的经理兼编辑，印发进步书籍，宣传马列主义。1928年，杜国庠当时已从“太阳社”退出，与洪灵菲、戴平万等自行组织“我们社”，创办《我们月刊》;此外，杜国庠也从陈望道创办大江书铺的过程里积累了一定的出版经验。基于上述条件的考量，陈卓凡在聘请李达为总编辑之外，还特地聘请杜国庠（化名吴念慈）、柯柏年（原名李春蕃）为编辑兼撰述;沈端先（夏衍）为特约撰述。陈卓凡、王鼎新等人携手创办的南强书局在当时上海新书业的浪潮里迎头赶上，谱写了一曲现代潮人出版的史话。
二是传道授业培育新人。1921年回国后的李春涛曾任潮州金中第25任校长。他立志教育救国，在金中创办并主编《金中月刊·进化》，公开定期向学生讲解社会主义学说。他在日本写的《读书录》一文中，即提倡男女平等。因此到金中后，主张招收女学生，实行中学男女同校。他力排众议，終于9月录取了8名女生，且是免费入学，开创了潮州实行中学男女生同校的先例。李春涛常利用中午饭后或学生回校这点时间，到藏书楼或四角亭间，与学生谈心，向学生播撒民主、革命的进步思想。[11]同一年春回国的王鼎新则任潮州旅省（广州）八邑中学校长，与李春涛一样致力于改革旧教育。1921年6、7月间，彭湃在任教育局长之前，先在家乡幼石街的“马氏少宗”发起组织“社会主义研究社”，成为海丰县首个有组织的社会主义学习和研究团体。不满3个月，成员发展至70多人，大多是海丰中学的先进学生、小学教师和旅省回乡度假的学生。社会主义研究社自成立到停止活动不到三个月。期间，共举行座谈会十二次，专题讲话四次，对外宣传三次。座谈会自由发言，有疑问就提出，有意见就讲话。所谈内容以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所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为主要材料。[12]彭湃就社会问题与社会主义、农民生活与地租问题两个专题均加以深入浅出的讲述。每次听众都有三百多人，秩序都很好。这三次对外宣传社会主义是海丰社会空前的创举。1925年杜国庠返回家乡澄海，任澄海县立中学校长，同样大举废除旧俗，开男女同校新风，聘任李春蕃（李春涛堂弟）等进步教师教授新思想新文化。东征军收复潮汕时，潮州金山中学发生“择师”运动，杜国庠受周恩来委托，担任金中校长，肩负改组国民党澄海党部工作。杜国庠、彭湃、李春涛等联合创办岭东地区《赤心周刊》，以鲜明的政治态度向学生群体宣传革命。1946年陈卓凡斥资修建澄海苏北中学，聘请王鼎新为校长，以马恩思想启迪教化民众。杜国庠、李春涛、彭湃、王鼎新等留日返乡的岭东知识分子多数从事教职或任教育局骨干，留日所得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及实践经验更是极大推动了潮汕地区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 三是建立海丰苏维埃革命政府。岭东留日知识分子中，彭湃、彭泽是出身大地主阶级的，属于富有的有产者，李春涛、杜国庠、王鼎新等是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而陈卓凡则来自于资本家家庭，但不管是何种家庭成分，留日的经历都使得这群知识青年选择了投身到农民运动中，通过解放农民、维护工人权利等手段进行有效的社会革命。李春涛对彭湃参与农民运动的一段评价其实可以视为岭东留日知识分子夫子自道式的分析和确证：“大凡真能‘到民间去’（To among the people）的社会运动实行家，其思想和行为，必都已是‘平凡化’。他眼见社会上有一种矛盾的状态，就是一般民众现受着社会种种恶制度所囚系压迫以至沦为非人的生活，即現代无产阶级的贫民生活却还一味盲目无自觉的甘于挨饿受苦以是认为现代一切制度……他们尚未晓得‘苦饿就是现代社会制度所颁与一般民众的赐物’罢了！”[13]于是，彭湃、李春涛等人要做的便是“到民间去”，而“他这一去，不特把社会一切可以使他更加进于优越的机会都抛弃，而且早已抱定一种‘我即贫民’‘我即现社会制度的叛逆者’的坚决态度，很平凡地走入民间了”[14]。“我即贫民”“我即现社制度的叛逆者”在彭湃等人的身上体现得淋漓极致，尤其彭湃当着全村佃户撕毁雇佣契约文书，还耕田于农民的时候，更是有产阶级中进步知识分子“我即贫民”“人人生而平等”有力的诠释。彭湃随后“移植”其在日本留学时参与建设者同盟发起的农民调查、农民运动的经验，于1922年组成全国第一个农民协会——六人农会，正式开启了其从事农民运动的序幕。1923年彭湃到陆丰推动农民运动，成立“陆丰县农会筹备会”。1926年撰写《海丰农民运动报告》，1927年11月，领导建立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海陆丰苏维埃政府建立。李春涛积极支持彭湃领导的农民运动，到海丰实地调查并写成《田地究竟是谁的呢——海丰农民对于土地底观念之正确》《海丰农民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阐明海丰农会的阶级性及其强大的生命力。
小结
杜国庠、李春涛、彭湃等知识分子负笈东洋的经验所得不仅推动了岭东地区早期新思想的传播，同时也在代际传承的维度上为现代中国培养出了一批有为的革命知识青年。20世纪20、30年代，中国文坛上曾活跃着一支“左联”潮汕作家劲旅，他们大多于1927—1929年间赴沪，并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和“左翼作家联盟”，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家”。杜国庠、洪灵菲、戴平万、丘东平、杨邨人、冯铿、许美勋、李春伟、梅益、侯枫、唐瑜等都是这一地域文学大军的重要代表。深厚的“学缘”“业缘”、相近的马恩思想引路人、革命文学创作志趣、革命志业的信仰支柱以及“文化潮汕”精神共同体等要素一齐促使潮汕作家最终形成了一个同人性质的文学群体。可以这么说，杜国庠等岭东早期留日知识分子正是后来20世纪20、30年代活跃于中国文坛上的“左联”潮汕作家群的思想引路人，同时也是岭东地区在20世纪上半叶能够涌现出足以令人瞩目的红色文化思潮的重要奠基者和推动者，而这一切和吴贯因、杜国庠、李春涛、彭湃、陈卓凡和王鼎新等人东渡日本所带回的东洋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经验是密不可分的。
[注释]
[1][3]张永义：《墨者、学者、革命者杜国庠》，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8页、第23页。
[2]李春涛（1897—1927年4月27日），广东潮州人。国民党左派。曾东渡日本，入读东京早稻田大学经济科。回国后任国民党宣传部创办，任毛泽东主编的《政治周报》编辑。后任国民党左派报纸《岭东民国日报》社社长。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4]黄羡章：《民国潮汕人物评传》，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8页。
[5]周海林：《创造社与日本文学：关于早期成员的研究周海屏》，周海屏、胡小波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21页、第25页。
[6]郭沫若：《创造十年》，中国现代书局1932年版。此论点的引用出于小野忍、丸山升翻译的《黑猫·创造十年·其它·郭沫若自传2》，平凡社1968年版，转引自周海林：《创造社与日本文学：关于早期成员的研究》，周海屏、胡小波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版，第20页。
[8] 梁启超、林志钧编：《饮冰室合集》第2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1936、1937年在梁氏门生的笔记中也有收集。
[9]中共海丰县委宣传部、党史研究室编：《不朽的丰碑》，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01页。
[10][12]郭德宏：《彭湃研究丛书第一卷彭湃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7年版，第29页、第46-47页。
[11]李魁庆：《春色来天地涛声壮山河》，参见政协潮州市委员会文史编辑组编：《潮州文史资料第27辑》2007年版，第5页。
[13][14]李春涛：《海丰农运运动及其指导者彭湃》，《李春涛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22页。
本文系2020年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立项号GD20YMK02）、韩山师范学院岭东人文创新应用研究中心2020年度“岭东红色文化传承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立项号PSA190202）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韩山师范学院党委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