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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陈残云的合作化题材长篇小说《香飘四季》写法上既不同于《创业史》《艳阳天》，又有别于《山乡巨变》，因而其艺术特色与价值也异于其他同类作品：其人物与故事比较平实、比较接近生活原生态，但作品中的生活真实性又是与其特有的理想化书写交织在一起的;其理想化的表现形式不是意识形态化地拔高人物思想境界，而是只侧重写生活美好一面，淡化矛盾冲突。它以日常生活与地方风情描写取勝，但就其37万字的篇幅来说，这一写法或许稍显沉闷。
关键词：《香飘四季》;生活真实;理想化;叙事张力;艺术魅力
谈及产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真实性”往往是大家避不开的议题。进入1980年代以后，学界对这批作品的质疑，首先针对的就是其建立在肯定合作化道路价值立场上的真实性问题。具体讲，就是认为《创业史》《艳阳天》等关于农民对互助合作热情的描述有违历史真相，而《三里湾》特别是《山乡巨变》没有突出这种热情和激情，才有了一定的真实性。新时期以前的论者多认为写了农民互助合作热情的《创业史》《艳阳天》比《山乡巨变》等更具有本质真实，新时期后则有不少论者认为后者更符合生活真实，因而也更可贵、更有价值。近年又有研究者注意到了初版于1963年3月的广东作家陈残云的同类题材长篇《香飘四季》，认为这部小说也属于更真实、更贴近生活的作品。笔者细读之后，认为《香飘四季》既不同于《创业史》《艳阳天》的写法，又有别于《山乡巨变》，因而其得与失也不同于其他同题材作品。
《香飘四季》内容方面的最大特色，是没有表现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这是在新时期之前被批评者当作缺点[1]、却恰被近年研究者称道[2]之处。该作的写法和作品中人物确实也比较平实、朴实：叙述人语言没有过多的意识形态化抒情议论，人物没有力挽狂澜的大英雄，也没有大奸大恶、十恶不赦的坏蛋。东西涌村的领导许火照、林耀坤、何津、何桂珍、叶浩都无特别过人的谋略与魄力，而头号反派徐金贵所从事的阴谋破坏活动纯粹出于个人利益受损后的私怨，他并无阶级颠覆意图与路线代表意味。其他追随或胁从者烂头海等更有改过的表现或改过可能，即使是来自香港的骗亲者徐宝，人性也并未全部泯灭。从这个意义上讲，说《香飘四季》比较接近生活原生态、有生活的真实性，是没有问题的。
然而，《香飘四季》还有另外一个特色：其生活真实性又是与理想化书写交织在一起的，而这是迄今为止所有评论者、研究者忽略了的，因为它的理想化表现形式不是意识形态化地拔高人物思想境界，而是只侧重写生活美好一面，淡化乃至回避矛盾冲突。对这些需要具体分析。
一、生活真实与民间伦理
作品开篇即写东涌村的相对贫穷。作家叙述的重点，不是突出“新旧社会两重天”，没有让正面人物回顾过去的“穷”和“苦”，以衬托今日之幸福甜蜜。虽然东涌村的贫下中农社员过得也很快乐，地富分子、富裕中农虽感精神压抑，也不乏生活乐趣，但贫穷一直是大部分人的心头疙瘩。就连“富社”西涌村的“头人”叶浩，穿的也是“破旧的麻包外衣”。在这里，“贫穷”不含意识形态指向与职能，它只是一种“状态”。全书所写东涌村人的奋斗，核心目标都是集体脱贫致富。新时期以后，人们反观改革开放前的社会生活及价值观念，往往以“越穷越光荣”界定和描述，这其实并不完全符合当时社会现实与社会心理的实际。“越穷越光荣”的观念源于土改，土改之后，人们其实都想致富，这即使在凸显“本质真实”的《创业史》《艳阳天》一类作品中也有明确展示，此时农村题材作品里强调的只是不同致富道路的争论与斗争，如果还说“越穷越光荣”，那指的是历史，是家庭出身，而非现状。文本中只有地主徐光祖在训斥傻子时说过一句“越穷越威风”，那其实是其土改记忆的留存。《香飘四季》中，东涌村的人始终是以比西涌村穷为耻、将追赶西涌为目标的，勤苦劳动、努力脱贫致富，是叙事的主要线索。而在其他合作化题材小说中，“路线”（互助合作还是单干、按土地分红还是按劳动分红）问题是聚焦点和矛盾围绕的中心。这既与作品所描述历史的特定发展阶段有关（《香飘四季》表现的是高级社向人民公社发展的阶段，此时合作化早已“化”完，“单干”已无存在空间与存在可能），也与作者观念与个性影响下的关注点分不开。
作为特定年代的作品，意识形态话语的加入是不可避免的。然而《香飘四季》在处理具体人物关系时，依据的是民间日常伦理，因而给人的感觉是平实可信。例如，开始时何水生单恋许凤英，他发现凤英对自己并不真正垂青，初以为是因为自己的政治身份（只是个预备党员）——这也是那个年代的作品中普遍的价值观念。但后来作品揭示，根本原因并非如此，主要还是因为他的性格，因为凤英对他没感觉。作品将烂头海、早期林吉等作为带有反面或负面色彩的人物来写，是因其好逸恶劳、嗜赌贪吃;许细娇上当受骗，是因羡慕城市繁华，或迷恋“小白脸”，这也是朴实农民的价值观念。东涌社主任许火照遇到林吉抓鱼，林吉唯恐火照批评自己“走自发”，表白抓了鱼只吃不卖，火照的回答是“不碍出勤，便是卖了也不算走自发”。大部分社员热爱劳动，在劳动中感受到快乐，进行这类描写时作者并不进行意识形态的拔高，它让人感到这是勤劳朴实农民自古以来的观念与做法。
然而，也正因为作者倾向于民间伦理，在叙述人语言中评述某些人物的行为时，也流露出作者本人思想观念方面的保守，乃至封建色彩。例如，第三十四章写凤英想向何津表白感情：
她很想把自己的全部心思，一古脑儿告诉他。但正如一切正派的矜持的女子一般，无论感情怎么冲动，都不会第一次向心爱的男子无保留地倾吐。[3]
这样说，言外之意，似乎那种热情奔放、勇敢泼辣、主动追求爱情的女子都是“不正派”的人。这符合封建意识浓厚的农民的观念，却与五四精神洗礼过的现代知识分子立场不合。从这种观念出发，在写到何津与凤英热恋中的肢体动作时，写成“两人沉醉在纯洁的亲热的抚爱中”，真不知“纯洁”的抚爱与“不纯洁”的抚爱如何区分。
土改时地主被彻底斗倒，富农也受到很大冲击。《艳阳天》中，地主马小辫处于被管制状态，对正面主人公萧长春怀有刻骨仇恨。《香飘四季》中的“反一号”是徐金贵，他的成分是“工商业兼富农”，他同样对新社会不满，也进行了一些破坏活动。但他的不满符合人之常情，代表了全国各地富农的普遍心态：他常利用自己开的“泉香居”聚集一些落后分子发牢骚，还假装积极，表面上到“蛇窝”集体劳动的工地上售货服务，暗地里组织夜间赌博，最后还组织一伙人逃港。但他并不像马小辫一样妄想“变天”，发牢骚、聚赌只是和其他沉沦者互相寻求心理安慰，他“早知‘反革命’这名堂，是套不上他的头的”，“无非是舒舒肚子里的怨恨”，搞投机倒把无非是“买卖人”追逐金钱的本能。作品中的其他家庭成分或社会背景不好的人也无所作为： 年将半百的徐光祖，因为自己是地主，学会了冷眼看世界，连蚊子咬也不吭气;年过三十的徐二奶，因为自己是逃亡了的反动军官的家属，有一肚子‘马死落地行’的委屈气，默默寡欢;年近四十的富裕中农徐富，是个大耕家，人较老实，也较规矩，向来不欢喜讲话……[4]
再看书中的地富子女：地主儿子李全还能当银行干部，富农儿子傻权尽管傻，也并未受到政治歧視，再联系《艳阳天》中地主马小辫的儿子马志新还可以在北京读大学，说明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地富子女还是有一定出路和社会地位的，尽管家庭出身是其背上的沉重包袱。李全诱惑许细娇、贪污公款，虽然何桂珍将此解释为“地主的儿子，没改好”，有社会阅历的读者的阅读感受，却感觉这也许是与其地主家庭出身有关，也许仅是其个人品德问题。
作品写到地富及落后分子们逃港，也并不处理成一个政治事件：这些人只是在集体劳动中感到太累太苦、精神上感到压抑，而寻求另一种出路。说到底，作者是把他们当作“人”而非当作“敌人”来写的。
虽然作品所写正面人物都是大公无私的人，但也或许是无意间客观写出了干部及其家属的权势，比如火照妈直接杀死许三财家吃集体粮食的鸡，许家无可奈何;民兵抓徐光祖时顺手掴了徐老头一个巴掌，打得徐躺在地上直叫。小说还写出“大跃进”时的超强度劳动导致某些妇女闭经、“有较多的人的指头变肿了，有人生病了”。[5]
值得注意的是，《香飘四季》客观揭示了当时的城乡差距及城里人对乡下人的歧视，这在表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生活的作品中并不多见。思想不够端正的许细娇想嫁城里人，而最进步的叶肖容也很想跟着村里人去广州见世面，许凤英在故事结尾时因第一次长时间离开村子而兴奋，但从作品的艺术世界来看，农村人除了安心务农，很难改换环境、改变自己的命运，叙事者也在暗示年轻人不要有“非分之想”、不要勉强“高攀”。这也反映了广东这一特殊地区曾出现“逃港”潮的社会根源。
二、侧重书写农业集体化生活的
和谐光明一面
在古代文学中，直接描绘农业劳动的作品不多，给人印象深的是几首写劳动中的辛苦与怨恨的诗，例如《诗经》中的《伐檀》、唐代李绅的《锄禾》。现代文学阶段的左翼文学写工农劳动，也多突出其“苦”的一面。茅盾《春蚕》因“几乎不自觉地歌颂劳动分子的尊严”，养蚕“整个过程就像一种宗教的仪式”，“变而为人性尊严的赞美诗”[6] 而获文学史家夏志清的肯定;梁斌《红旗谱》写到运涛兄弟耪地的快乐，而被批评家冯健男关注。[7] 当代合作化题材小说中，《创业史》《山乡巨变》《艳阳天》都涉及集体劳动，但它们多聚焦于“化”的过程及“化”后斗争;如此大量正面描写集体劳动场面、写集体劳动的苦与乐，并特别写出其中“乐”的一面，是《香飘四季》的一大特色。只有亲身参加过农业集体劳动的人，才能写得这样细、这样真;有过农业集体劳动经历的读者，则会有所共鸣。即使是对这种劳动感到苦、对当年政策心怀不满的人，也不否定集体劳动有其快乐的一面。例如当年从广东“逃港”成功的今香港作家寒山碧，在其小说《还乡》中即有此类描写。新时期以后的合作化叙事多突出集体化导致的农民劳动积极性受损、效率不高、物质相对贫困，并形成另一种性质的“本质化”叙述。其实，就农业而言，兴修水利、土壤改造等农田基本建设工程，是只有集体协作才能实现的，在当年物质基础薄弱情况下，这些得以做成，是靠了农民的艰苦奋斗和倾力奉献。社员们如果一点没有凝聚力、没有团队精神，而只消极怠工，是完不成红旗渠那类大工程的。那时一些农业工程的大规模劳动场面犹如大兵团作战，有指挥部的运筹帷幄，有前线的宣传鼓动，有激战间隙的集体娱乐，《香飘四季》的这类描写真实反映了当年农村生活的一个侧面。20世纪70年代的文艺作品如京剧《龙江颂》、电影《红雨》的开头对此有形象表现。1980年代农业重归以家庭为单位的“责任制”之后，生产效率一时间大幅度提高，农民物质生活得到明显改善，而家庭式生产使得农业劳动重归孤独寂寞的状态。
如前所述，近些年关于《香飘四季》的评论多以《创业史》《艳阳天》《金光大道》为参照，突出强调其真实性一面，理由是它没有突出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实际上，不写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并不等于还原生活原生态;相反，《香飘四季》所写的是作者陈残云理想化的乡村、理想化的集体，是他心目中认为“应当如此”的生活。作品中农业社的干部都是大公无私的，除了常常聚集于“泉香居”的徐金贵、许三财、烂头海、林大鸦等以及来自香港的徐宝，东涌村的社员似乎都是没有多少私心的人。西涌的领导叶浩也是无私且无本位主义思想的优秀干部。即使像林耀坤、徐炳华这样有一点点无伤大雅的缺点的干部，在“大公无私”方面也没有丝毫问题。作者不肯或不敢写普通干部与农民的私心，写个别人的缺点仅限于工作作风与方法，例如林耀坤的作风漂浮和爱开会、徐炳华的好吃与莽撞、何水生的内向、许火照的不敢坚持正确意见等，丝毫不涉及其品德与个人欲望。陈残云的这种描写之所以并不使人感到虚假，一是因它有其生活依据，二是时代氛围使然。就是说，在现实生活中，像许火照、叶浩、何津、何桂珍这样的村社干部，区忠这样的乡（公社）干部是有的，他们是那个年代的优秀分子、农村干部学习的榜样;像林阿盛、林奀、许伙泰这样的老农，许凤英这样的青年农民也是有的。这种完全大公无私的社员在当时的中国农村虽未必占多数，却也实有其人，例如著名劳动模范王家斌、耿长锁、陈永贵、王国藩等就是这样的带头人。《香飘四季》所表现出来的集体劳动欢乐积极的一面，身为香港作家、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岭南农村生活的寒山碧先生在其《还乡》中也有表现，只是寒先生又写到了其另一面：
到了田里，人们便分成三五一群，一边干活，一边聊天。割禾时女人竖起尾指“兰花咁嘅手”，割一下停一下。打谷的男人也一边打，一边说笑话。……气氛倒是活泼，但劳动效率却马马虎虎！[8]
至于《香飘四季》只写到个别落后分子一度偷懒，而绝大部分社员都紧密协作、干劲冲天，没有写集体劳动效率低下的一面，这也是作家写作时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当时的读者觉得自然而然，了解相关历史背景的后世读者对此也不难理解。 与上述人物塑造方式相应的是，小说情节结构上的特色是并不以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构成并推动——不仅不写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也不写干部与干部之间、干部与群众之间、群众与群众之间因为个人处境、个人欲望和道德境界、价值观念差异而导致的性格冲突和利益冲突，将此前、同时和此后同类作品中都会出现的矛盾冲突描写都淡化乃至取消了：东涌村林耀坤与许火照既是党政搭档，又是知心朋友，他们工作作风与方法的不同丝毫没有给二人关系留下隔阂与阴影;徐炳华受到火照与社员的批评也马上欣然接受、马上改正，绝不会怀恨在心、挟嫌报复。周立波《山乡巨变》尚且写到刘雨生因热心集体事业忽略家庭而导致妻子与其离婚，《香飘四季》中许火照也遭遇了同样情况，却得到妻子叶肖容的充分理解和支持，妻子毫无怨言，还贤惠地为其分忧解难;农村中常见的婆媳矛盾、姑嫂冲突，在许火照家也不见踪影：火照妈待儿媳如女儿，许凤英视嫂嫂如姐姐，叶肖容还在丈夫与小姑带动下放下家庭，重新投入集体劳动之中。出身富农的许细娇与出身贫农且为干部家庭的许凤英是闺蜜，丝毫看不到家庭出身和政治处境差异导致的嫌隙。何水生与何津都爱许凤英，二人实际上是传统意义上的“情敌”关系，但凤英舍此取彼之后，他们仍亲密无间。火照妈起初对儿子有所不解，称其为“酸甜主任”，有些类似于《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称儿子“梁伟人”，但小说并未将其作为重要矛盾冲突线索来展开描写，火照妈很快就变为支持儿子……这种写法，令人联想到林语堂的《京华烟云》，该作将《红楼梦》和《家》一类作品中写到的矛盾都以“道家的女儿”心胸予以解决或取消。也使人联想到二战之后在苏联出现过的“无冲突论”——生活中只剩下了“好”和“更好”之间的差异。
我们再以历史文本作参照。《香飘四季》具体描述了1958年农村在由高级社向人民公社发展前的“大辩论”。罗平汉《农村人民公社史》这样评述这种辩论：
那么，如此短的时间内，是如何实现由小社到大社再转变到人民公社的呢？主要的办法是大辩论。其实，所谓大辩论，实际就是批判会，也就是用当时认为正确的思想去批判错误的观点。
自从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使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四大”以来，大辩论对中国人来说已不再是陌生的东西，而是经常使用的所谓解决思想认识问题的手段。1957年秋冬在农村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使用的就是大辩论的方法。[9]
《香飘四季》所写故事，时间与事件上正与罗著上面所述重合。小说写了好几次大规模集体讨论和辩论，内容主要是纯生产技术问题的探讨（比如密植、早插和插秧的技术改革），社员写大字报，则主要是给领导干部就工作作风和方法提意见，被提了意见的许火照毫无芥蒂地马上虚心接受，“点头称善”，“在大字报的空位上添上三個字：‘鸣得好’”，“不满足的，是对他的缺点提得少”;[10]徐炳华、何水生见了大字报虽一度紧张，“害怕起来，情绪受到震动”[11]，但最后都是虚心接受，马上写大字报承认错误，表示要改正。大辩论中没有无情的、单方面的大批判，大字报中没有个人恩怨引起的互相恶意攻击，这是作者心目中理想的干群关系、理想的“四大”效应。小说有不同写法：揭露批判“不应如此”的生活是一种，正面描述“应当如此”的生活也是一种。
《香飘四季》的“无冲突”并非人物之间真的没有任何思想见解不一致，只是它所写的“泉香居”之外东涌西涌村民们之间的不一致，都是在总体目标和利益一致前提下的具体方式方法的差异;即使是对于“泉香居”群体中的几位个别人，作者也怀着善意，让他们大多有转变为“好人”的可能：林吉已经转变，烂头海开始转变，林大鸦、许三财、徐二奶也并非纯粹“坏人”，即使是来自香港的下三滥徐宝，作者也没有一棍子打死，而“反一号”徐金贵虽然最后与徐宝一起“逃港”成功，按作品的叙事格调，我们可以设想他完全有可能在改革开放之后重新回乡，成为“爱国同胞”。该作的“无冲突”与苏联战后的“无冲突论”的不同在于，它并非粉饰太平、有意掩盖矛盾，而纯出于作者的善良忠厚天性和美好意愿，也与其内心真诚的信仰与自身生活中的身体力行分不开。读陈残云传记、看相关人物对陈残云的回忆，可知其对乡村生活的热爱和对集体事业的忠诚。
新时期特别是近些年的文学批评、文学研究，在论及当年合作化题材作品时，评价其真实与否的标准，除了根据其所写农民对集体化态度的积极与消极，再就是是否写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由于《香飘四季》没有突出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却突出了合作化积极的一面，使得它在改革开放之前和之后都受到相对冷落。只有超越既定评价模式，才能发现和重视它的独特之处，它的朴实的“理想化”。在这一点上，南方的陈残云倒是与北方的孙犁有相通之处。孙犁的早期小说，其实也是这种“朴实的理想化”——理想化不一定是意识形态化地拔高，它也可以表现为素材的取舍与人物关系的处理：《香飘四季》的理想化不在于写了生活中尚未存在的东西，而在于它只突出既存现实中的一面，而有意无意忽略或省略了另一面。这应该也是特定写作环境中作者采取的一种表述策略。
三、叙事张力与艺术魅力
合作化题材小说不似同一时期的革命历史小说特别是英雄传奇小说那样，在吸引读者方面具有题材上的优势。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产生的那批作品各有自己的艺术特色和艺术魅力，它们吸引读者的方式各有不同。
传统的乡村生活一般是闭塞的环境、单调的节奏、平庸的人物。环境闭塞是因经济贫困与交通不发达，节奏单调是因“现代”尚未进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方式的最大特点是重复，是日日重复、月月重复、年年重复以至祖祖辈辈重复。因而，在中国古典小说中，乡村日常生活是很难见到的。对于书写最底层、最普通农民日常生活的中国当代小说家来说，如何将小说写得有吸引力，让普通读者乐于接受、拿起放不下，就是一个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有的作家通过写活人物、写出性格，以浓郁的生活气息与日常趣味取胜：赵树理小说写乡村邻里之间的家长里短，人际纠葛，让具有乡村生活经验的读者感到亲切而新鲜，加上他的诙谐幽默，读来也饶有趣味。周立波、柳青、梁斌和浩然都是写乡村风土人情、塑造人物性格的好手，他们都塑造出了一批活生生跃然纸上的人物形象。还有的作家将日常乡村生活田园牧歌化，以抒情性及人性美、人情美取胜——这是废名、沈从文开创的乡村生活叙事模式。孙犁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创作的白洋淀生活题材系列短篇可以归入此类。周立波《山乡巨变》也是以此为基调，“诗情画意”是评论者给这类作品的美誉，也是令读者品味赏鉴的感受。 然而，上述手段虽然用于中短篇可以成功，用于几十万字以上的长篇就不够了。当年梁斌《红旗谱》获得巨大成功，固然有其日常生活描写的细腻、真实、妙趣横生因素，但贯穿全书的合情合理而又紧张的矛盾冲突与丰富生动情节是另一不可或缺的优势。在这一点上，孙犁《风云初记》就不及它。于是，新中国成立前后，乡村题材长篇又出现一种新的叙事模式，就是将乡村日常生活传奇化。情节是传统小说吸引力的根本来源。这类作品其情节的曲折跌宕、矛盾冲突的紧张与传奇类作品近似，与后者的区别是它们以日常生活描写为基调，人物行动与情节发展不违日常生活逻辑，人物并不具备武力或智力方面的超常能力。周立波《暴风骤雨》特别是其上部、梁斌《红旗谱》、浩然《艳阳天》是这类作品的典范。《暴风骤雨》上部将土改斗争处理成一个除暴安良的故事，反派韩老六恶行超乎日常而又基本不逾生活中恶棍的限度、不失可信性，弱者对恶霸的忌惮及斗争韩老六的一波三折，则使得最后其被镇压大快人心。《红旗谱》在日常性底色上添加带有英雄气而又在日常范围内的主人公，表现家族世仇与善恶争斗，日常描写的生活气息与矛盾冲突的张力结合，形成独有魅力。《艳阳天》将农村普普通通的麦收写成一个冲突激烈的斗争故事，将权力斗争“路线斗争”化，并与“阶级斗争”挂钩，情节设计基本合乎情理，在特殊年代既通过“政治正确”铁门坎，又使普通读者包括农民读者获得审美愉悦，显示出作者的艺术想象天赋与高超表现技巧。
《艳阳天》因突出“阶级斗争”而被新时期以后的史家、批评家诟病，但在笔者看来，它所写的矛盾冲突实际上是萧长春与马之悦之间围绕东山坞领导权而进行的权力斗争——作品“反一号”是犯了罪错的共产党干部马之悦，而非地主马小辫。马之悅并无颠覆共产党领导的意图，而只想重夺东山坞村领导权，出人头地。被管制的地主分子马小辫只是马之悦进行权力斗争所利用的棋子。由于作者将这种权力斗争写得一波三折、惊心动魄、高潮迭起，135万字的篇幅才不使人感到冗长沉闷，读者一旦进入作品的艺术世界便感到拿起放不下的吸引力;而乡村基层领导权的争斗有其客观现实基础，它似乎是乡村题材作品的“永恒主题”。因此，《艳阳天》将乡村日常生活“传奇化”的处理才会取得成功。《红旗谱》艺术上的成功其实也是这个道理。
此外，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柳青《创业史》以细腻描写、深刻揭示社会巨变中农民的剧烈心理冲突见长，这是乡村题材小说的另一种审美魅力。
与上述作品不同，《香飘四季》对读者的吸引力来自它对岭南风情的真实细腻描绘，作者对农业劳动生活的熟稔使得有过类似体验的读者感到特别亲切，在风景、风俗描写以及乡村青年男女的爱情婚姻描写方面尤其为人称道。它的写法令人联想到周立波《山乡巨变》，但毕竟岭南不同于湖湘，它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当然，由于没有尖锐紧张的冲突和特别动人的故事，在叙事张力方面不占优势，对于缺乏相关体验的后世读者来说，37万字的篇幅或许稍感沉闷冗长。
[注释]
[1]杭志忠、沈原梓：《我们对〈香飘四季〉的看法》，《文学评论》，1965年第4期。
[2]惠雁冰、任宵：《从“负重”到“从轻”——论〈香飘四季〉对农业合作化题材长篇小说叙事模式的改写》，《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3][4][5][10][11]陈残云：《香飘四季》，作家出版社1963年版，第407页、第232页、第308页、第167—174页、第168页。
[6][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译，（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4页。
[7]冯健男：《论〈红旗谱〉》，《作家论集》，花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12页。
[8]寒山碧：《还乡》，（香港）东西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297—298页。
[9]罗平汉：《农村人民公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0页。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文学院
关键词：《香飘四季》;生活真实;理想化;叙事张力;艺术魅力
谈及产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农业合作化题材小说，“真实性”往往是大家避不开的议题。进入1980年代以后，学界对这批作品的质疑，首先针对的就是其建立在肯定合作化道路价值立场上的真实性问题。具体讲，就是认为《创业史》《艳阳天》等关于农民对互助合作热情的描述有违历史真相，而《三里湾》特别是《山乡巨变》没有突出这种热情和激情，才有了一定的真实性。新时期以前的论者多认为写了农民互助合作热情的《创业史》《艳阳天》比《山乡巨变》等更具有本质真实，新时期后则有不少论者认为后者更符合生活真实，因而也更可贵、更有价值。近年又有研究者注意到了初版于1963年3月的广东作家陈残云的同类题材长篇《香飘四季》，认为这部小说也属于更真实、更贴近生活的作品。笔者细读之后，认为《香飘四季》既不同于《创业史》《艳阳天》的写法，又有别于《山乡巨变》，因而其得与失也不同于其他同题材作品。
《香飘四季》内容方面的最大特色，是没有表现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这是在新时期之前被批评者当作缺点[1]、却恰被近年研究者称道[2]之处。该作的写法和作品中人物确实也比较平实、朴实：叙述人语言没有过多的意识形态化抒情议论，人物没有力挽狂澜的大英雄，也没有大奸大恶、十恶不赦的坏蛋。东西涌村的领导许火照、林耀坤、何津、何桂珍、叶浩都无特别过人的谋略与魄力，而头号反派徐金贵所从事的阴谋破坏活动纯粹出于个人利益受损后的私怨，他并无阶级颠覆意图与路线代表意味。其他追随或胁从者烂头海等更有改过的表现或改过可能，即使是来自香港的骗亲者徐宝，人性也并未全部泯灭。从这个意义上讲，说《香飘四季》比较接近生活原生态、有生活的真实性，是没有问题的。
然而，《香飘四季》还有另外一个特色：其生活真实性又是与理想化书写交织在一起的，而这是迄今为止所有评论者、研究者忽略了的，因为它的理想化表现形式不是意识形态化地拔高人物思想境界，而是只侧重写生活美好一面，淡化乃至回避矛盾冲突。对这些需要具体分析。
一、生活真实与民间伦理
作品开篇即写东涌村的相对贫穷。作家叙述的重点，不是突出“新旧社会两重天”，没有让正面人物回顾过去的“穷”和“苦”，以衬托今日之幸福甜蜜。虽然东涌村的贫下中农社员过得也很快乐，地富分子、富裕中农虽感精神压抑，也不乏生活乐趣，但贫穷一直是大部分人的心头疙瘩。就连“富社”西涌村的“头人”叶浩，穿的也是“破旧的麻包外衣”。在这里，“贫穷”不含意识形态指向与职能，它只是一种“状态”。全书所写东涌村人的奋斗，核心目标都是集体脱贫致富。新时期以后，人们反观改革开放前的社会生活及价值观念，往往以“越穷越光荣”界定和描述，这其实并不完全符合当时社会现实与社会心理的实际。“越穷越光荣”的观念源于土改，土改之后，人们其实都想致富，这即使在凸显“本质真实”的《创业史》《艳阳天》一类作品中也有明确展示，此时农村题材作品里强调的只是不同致富道路的争论与斗争，如果还说“越穷越光荣”，那指的是历史，是家庭出身，而非现状。文本中只有地主徐光祖在训斥傻子时说过一句“越穷越威风”，那其实是其土改记忆的留存。《香飘四季》中，东涌村的人始终是以比西涌村穷为耻、将追赶西涌为目标的，勤苦劳动、努力脱贫致富，是叙事的主要线索。而在其他合作化题材小说中，“路线”（互助合作还是单干、按土地分红还是按劳动分红）问题是聚焦点和矛盾围绕的中心。这既与作品所描述历史的特定发展阶段有关（《香飘四季》表现的是高级社向人民公社发展的阶段，此时合作化早已“化”完，“单干”已无存在空间与存在可能），也与作者观念与个性影响下的关注点分不开。
作为特定年代的作品，意识形态话语的加入是不可避免的。然而《香飘四季》在处理具体人物关系时，依据的是民间日常伦理，因而给人的感觉是平实可信。例如，开始时何水生单恋许凤英，他发现凤英对自己并不真正垂青，初以为是因为自己的政治身份（只是个预备党员）——这也是那个年代的作品中普遍的价值观念。但后来作品揭示，根本原因并非如此，主要还是因为他的性格，因为凤英对他没感觉。作品将烂头海、早期林吉等作为带有反面或负面色彩的人物来写，是因其好逸恶劳、嗜赌贪吃;许细娇上当受骗，是因羡慕城市繁华，或迷恋“小白脸”，这也是朴实农民的价值观念。东涌社主任许火照遇到林吉抓鱼，林吉唯恐火照批评自己“走自发”，表白抓了鱼只吃不卖，火照的回答是“不碍出勤，便是卖了也不算走自发”。大部分社员热爱劳动，在劳动中感受到快乐，进行这类描写时作者并不进行意识形态的拔高，它让人感到这是勤劳朴实农民自古以来的观念与做法。
然而，也正因为作者倾向于民间伦理，在叙述人语言中评述某些人物的行为时，也流露出作者本人思想观念方面的保守，乃至封建色彩。例如，第三十四章写凤英想向何津表白感情：
她很想把自己的全部心思，一古脑儿告诉他。但正如一切正派的矜持的女子一般，无论感情怎么冲动，都不会第一次向心爱的男子无保留地倾吐。[3]
这样说，言外之意，似乎那种热情奔放、勇敢泼辣、主动追求爱情的女子都是“不正派”的人。这符合封建意识浓厚的农民的观念，却与五四精神洗礼过的现代知识分子立场不合。从这种观念出发，在写到何津与凤英热恋中的肢体动作时，写成“两人沉醉在纯洁的亲热的抚爱中”，真不知“纯洁”的抚爱与“不纯洁”的抚爱如何区分。
土改时地主被彻底斗倒，富农也受到很大冲击。《艳阳天》中，地主马小辫处于被管制状态，对正面主人公萧长春怀有刻骨仇恨。《香飘四季》中的“反一号”是徐金贵，他的成分是“工商业兼富农”，他同样对新社会不满，也进行了一些破坏活动。但他的不满符合人之常情，代表了全国各地富农的普遍心态：他常利用自己开的“泉香居”聚集一些落后分子发牢骚，还假装积极，表面上到“蛇窝”集体劳动的工地上售货服务，暗地里组织夜间赌博，最后还组织一伙人逃港。但他并不像马小辫一样妄想“变天”，发牢骚、聚赌只是和其他沉沦者互相寻求心理安慰，他“早知‘反革命’这名堂，是套不上他的头的”，“无非是舒舒肚子里的怨恨”，搞投机倒把无非是“买卖人”追逐金钱的本能。作品中的其他家庭成分或社会背景不好的人也无所作为： 年将半百的徐光祖，因为自己是地主，学会了冷眼看世界，连蚊子咬也不吭气;年过三十的徐二奶，因为自己是逃亡了的反动军官的家属，有一肚子‘马死落地行’的委屈气，默默寡欢;年近四十的富裕中农徐富，是个大耕家，人较老实，也较规矩，向来不欢喜讲话……[4]
再看书中的地富子女：地主儿子李全还能当银行干部，富农儿子傻权尽管傻，也并未受到政治歧視，再联系《艳阳天》中地主马小辫的儿子马志新还可以在北京读大学，说明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地富子女还是有一定出路和社会地位的，尽管家庭出身是其背上的沉重包袱。李全诱惑许细娇、贪污公款，虽然何桂珍将此解释为“地主的儿子，没改好”，有社会阅历的读者的阅读感受，却感觉这也许是与其地主家庭出身有关，也许仅是其个人品德问题。
作品写到地富及落后分子们逃港，也并不处理成一个政治事件：这些人只是在集体劳动中感到太累太苦、精神上感到压抑，而寻求另一种出路。说到底，作者是把他们当作“人”而非当作“敌人”来写的。
虽然作品所写正面人物都是大公无私的人，但也或许是无意间客观写出了干部及其家属的权势，比如火照妈直接杀死许三财家吃集体粮食的鸡，许家无可奈何;民兵抓徐光祖时顺手掴了徐老头一个巴掌，打得徐躺在地上直叫。小说还写出“大跃进”时的超强度劳动导致某些妇女闭经、“有较多的人的指头变肿了，有人生病了”。[5]
值得注意的是，《香飘四季》客观揭示了当时的城乡差距及城里人对乡下人的歧视，这在表现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生活的作品中并不多见。思想不够端正的许细娇想嫁城里人，而最进步的叶肖容也很想跟着村里人去广州见世面，许凤英在故事结尾时因第一次长时间离开村子而兴奋，但从作品的艺术世界来看，农村人除了安心务农，很难改换环境、改变自己的命运，叙事者也在暗示年轻人不要有“非分之想”、不要勉强“高攀”。这也反映了广东这一特殊地区曾出现“逃港”潮的社会根源。
二、侧重书写农业集体化生活的
和谐光明一面
在古代文学中，直接描绘农业劳动的作品不多，给人印象深的是几首写劳动中的辛苦与怨恨的诗，例如《诗经》中的《伐檀》、唐代李绅的《锄禾》。现代文学阶段的左翼文学写工农劳动，也多突出其“苦”的一面。茅盾《春蚕》因“几乎不自觉地歌颂劳动分子的尊严”，养蚕“整个过程就像一种宗教的仪式”，“变而为人性尊严的赞美诗”[6] 而获文学史家夏志清的肯定;梁斌《红旗谱》写到运涛兄弟耪地的快乐，而被批评家冯健男关注。[7] 当代合作化题材小说中，《创业史》《山乡巨变》《艳阳天》都涉及集体劳动，但它们多聚焦于“化”的过程及“化”后斗争;如此大量正面描写集体劳动场面、写集体劳动的苦与乐，并特别写出其中“乐”的一面，是《香飘四季》的一大特色。只有亲身参加过农业集体劳动的人，才能写得这样细、这样真;有过农业集体劳动经历的读者，则会有所共鸣。即使是对这种劳动感到苦、对当年政策心怀不满的人，也不否定集体劳动有其快乐的一面。例如当年从广东“逃港”成功的今香港作家寒山碧，在其小说《还乡》中即有此类描写。新时期以后的合作化叙事多突出集体化导致的农民劳动积极性受损、效率不高、物质相对贫困，并形成另一种性质的“本质化”叙述。其实，就农业而言，兴修水利、土壤改造等农田基本建设工程，是只有集体协作才能实现的，在当年物质基础薄弱情况下，这些得以做成，是靠了农民的艰苦奋斗和倾力奉献。社员们如果一点没有凝聚力、没有团队精神，而只消极怠工，是完不成红旗渠那类大工程的。那时一些农业工程的大规模劳动场面犹如大兵团作战，有指挥部的运筹帷幄，有前线的宣传鼓动，有激战间隙的集体娱乐，《香飘四季》的这类描写真实反映了当年农村生活的一个侧面。20世纪70年代的文艺作品如京剧《龙江颂》、电影《红雨》的开头对此有形象表现。1980年代农业重归以家庭为单位的“责任制”之后，生产效率一时间大幅度提高，农民物质生活得到明显改善，而家庭式生产使得农业劳动重归孤独寂寞的状态。
如前所述，近些年关于《香飘四季》的评论多以《创业史》《艳阳天》《金光大道》为参照，突出强调其真实性一面，理由是它没有突出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实际上，不写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并不等于还原生活原生态;相反，《香飘四季》所写的是作者陈残云理想化的乡村、理想化的集体，是他心目中认为“应当如此”的生活。作品中农业社的干部都是大公无私的，除了常常聚集于“泉香居”的徐金贵、许三财、烂头海、林大鸦等以及来自香港的徐宝，东涌村的社员似乎都是没有多少私心的人。西涌的领导叶浩也是无私且无本位主义思想的优秀干部。即使像林耀坤、徐炳华这样有一点点无伤大雅的缺点的干部，在“大公无私”方面也没有丝毫问题。作者不肯或不敢写普通干部与农民的私心，写个别人的缺点仅限于工作作风与方法，例如林耀坤的作风漂浮和爱开会、徐炳华的好吃与莽撞、何水生的内向、许火照的不敢坚持正确意见等，丝毫不涉及其品德与个人欲望。陈残云的这种描写之所以并不使人感到虚假，一是因它有其生活依据，二是时代氛围使然。就是说，在现实生活中，像许火照、叶浩、何津、何桂珍这样的村社干部，区忠这样的乡（公社）干部是有的，他们是那个年代的优秀分子、农村干部学习的榜样;像林阿盛、林奀、许伙泰这样的老农，许凤英这样的青年农民也是有的。这种完全大公无私的社员在当时的中国农村虽未必占多数，却也实有其人，例如著名劳动模范王家斌、耿长锁、陈永贵、王国藩等就是这样的带头人。《香飘四季》所表现出来的集体劳动欢乐积极的一面，身为香港作家、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岭南农村生活的寒山碧先生在其《还乡》中也有表现，只是寒先生又写到了其另一面：
到了田里，人们便分成三五一群，一边干活，一边聊天。割禾时女人竖起尾指“兰花咁嘅手”，割一下停一下。打谷的男人也一边打，一边说笑话。……气氛倒是活泼，但劳动效率却马马虎虎！[8]
至于《香飘四季》只写到个别落后分子一度偷懒，而绝大部分社员都紧密协作、干劲冲天，没有写集体劳动效率低下的一面，这也是作家写作时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当时的读者觉得自然而然，了解相关历史背景的后世读者对此也不难理解。 与上述人物塑造方式相应的是，小说情节结构上的特色是并不以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构成并推动——不仅不写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也不写干部与干部之间、干部与群众之间、群众与群众之间因为个人处境、个人欲望和道德境界、价值观念差异而导致的性格冲突和利益冲突，将此前、同时和此后同类作品中都会出现的矛盾冲突描写都淡化乃至取消了：东涌村林耀坤与许火照既是党政搭档，又是知心朋友，他们工作作风与方法的不同丝毫没有给二人关系留下隔阂与阴影;徐炳华受到火照与社员的批评也马上欣然接受、马上改正，绝不会怀恨在心、挟嫌报复。周立波《山乡巨变》尚且写到刘雨生因热心集体事业忽略家庭而导致妻子与其离婚，《香飘四季》中许火照也遭遇了同样情况，却得到妻子叶肖容的充分理解和支持，妻子毫无怨言，还贤惠地为其分忧解难;农村中常见的婆媳矛盾、姑嫂冲突，在许火照家也不见踪影：火照妈待儿媳如女儿，许凤英视嫂嫂如姐姐，叶肖容还在丈夫与小姑带动下放下家庭，重新投入集体劳动之中。出身富农的许细娇与出身贫农且为干部家庭的许凤英是闺蜜，丝毫看不到家庭出身和政治处境差异导致的嫌隙。何水生与何津都爱许凤英，二人实际上是传统意义上的“情敌”关系，但凤英舍此取彼之后，他们仍亲密无间。火照妈起初对儿子有所不解，称其为“酸甜主任”，有些类似于《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称儿子“梁伟人”，但小说并未将其作为重要矛盾冲突线索来展开描写，火照妈很快就变为支持儿子……这种写法，令人联想到林语堂的《京华烟云》，该作将《红楼梦》和《家》一类作品中写到的矛盾都以“道家的女儿”心胸予以解决或取消。也使人联想到二战之后在苏联出现过的“无冲突论”——生活中只剩下了“好”和“更好”之间的差异。
我们再以历史文本作参照。《香飘四季》具体描述了1958年农村在由高级社向人民公社发展前的“大辩论”。罗平汉《农村人民公社史》这样评述这种辩论：
那么，如此短的时间内，是如何实现由小社到大社再转变到人民公社的呢？主要的办法是大辩论。其实，所谓大辩论，实际就是批判会，也就是用当时认为正确的思想去批判错误的观点。
自从1957年整风反右运动使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四大”以来，大辩论对中国人来说已不再是陌生的东西，而是经常使用的所谓解决思想认识问题的手段。1957年秋冬在农村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使用的就是大辩论的方法。[9]
《香飘四季》所写故事，时间与事件上正与罗著上面所述重合。小说写了好几次大规模集体讨论和辩论，内容主要是纯生产技术问题的探讨（比如密植、早插和插秧的技术改革），社员写大字报，则主要是给领导干部就工作作风和方法提意见，被提了意见的许火照毫无芥蒂地马上虚心接受，“点头称善”，“在大字报的空位上添上三個字：‘鸣得好’”，“不满足的，是对他的缺点提得少”;[10]徐炳华、何水生见了大字报虽一度紧张，“害怕起来，情绪受到震动”[11]，但最后都是虚心接受，马上写大字报承认错误，表示要改正。大辩论中没有无情的、单方面的大批判，大字报中没有个人恩怨引起的互相恶意攻击，这是作者心目中理想的干群关系、理想的“四大”效应。小说有不同写法：揭露批判“不应如此”的生活是一种，正面描述“应当如此”的生活也是一种。
《香飘四季》的“无冲突”并非人物之间真的没有任何思想见解不一致，只是它所写的“泉香居”之外东涌西涌村民们之间的不一致，都是在总体目标和利益一致前提下的具体方式方法的差异;即使是对于“泉香居”群体中的几位个别人，作者也怀着善意，让他们大多有转变为“好人”的可能：林吉已经转变，烂头海开始转变，林大鸦、许三财、徐二奶也并非纯粹“坏人”，即使是来自香港的下三滥徐宝，作者也没有一棍子打死，而“反一号”徐金贵虽然最后与徐宝一起“逃港”成功，按作品的叙事格调，我们可以设想他完全有可能在改革开放之后重新回乡，成为“爱国同胞”。该作的“无冲突”与苏联战后的“无冲突论”的不同在于，它并非粉饰太平、有意掩盖矛盾，而纯出于作者的善良忠厚天性和美好意愿，也与其内心真诚的信仰与自身生活中的身体力行分不开。读陈残云传记、看相关人物对陈残云的回忆，可知其对乡村生活的热爱和对集体事业的忠诚。
新时期特别是近些年的文学批评、文学研究，在论及当年合作化题材作品时，评价其真实与否的标准，除了根据其所写农民对集体化态度的积极与消极，再就是是否写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由于《香飘四季》没有突出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却突出了合作化积极的一面，使得它在改革开放之前和之后都受到相对冷落。只有超越既定评价模式，才能发现和重视它的独特之处，它的朴实的“理想化”。在这一点上，南方的陈残云倒是与北方的孙犁有相通之处。孙犁的早期小说，其实也是这种“朴实的理想化”——理想化不一定是意识形态化地拔高，它也可以表现为素材的取舍与人物关系的处理：《香飘四季》的理想化不在于写了生活中尚未存在的东西，而在于它只突出既存现实中的一面，而有意无意忽略或省略了另一面。这应该也是特定写作环境中作者采取的一种表述策略。
三、叙事张力与艺术魅力
合作化题材小说不似同一时期的革命历史小说特别是英雄传奇小说那样，在吸引读者方面具有题材上的优势。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产生的那批作品各有自己的艺术特色和艺术魅力，它们吸引读者的方式各有不同。
传统的乡村生活一般是闭塞的环境、单调的节奏、平庸的人物。环境闭塞是因经济贫困与交通不发达，节奏单调是因“现代”尚未进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方式的最大特点是重复，是日日重复、月月重复、年年重复以至祖祖辈辈重复。因而，在中国古典小说中，乡村日常生活是很难见到的。对于书写最底层、最普通农民日常生活的中国当代小说家来说，如何将小说写得有吸引力，让普通读者乐于接受、拿起放不下，就是一个需要面对的重要课题。有的作家通过写活人物、写出性格，以浓郁的生活气息与日常趣味取胜：赵树理小说写乡村邻里之间的家长里短，人际纠葛，让具有乡村生活经验的读者感到亲切而新鲜，加上他的诙谐幽默，读来也饶有趣味。周立波、柳青、梁斌和浩然都是写乡村风土人情、塑造人物性格的好手，他们都塑造出了一批活生生跃然纸上的人物形象。还有的作家将日常乡村生活田园牧歌化，以抒情性及人性美、人情美取胜——这是废名、沈从文开创的乡村生活叙事模式。孙犁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创作的白洋淀生活题材系列短篇可以归入此类。周立波《山乡巨变》也是以此为基调，“诗情画意”是评论者给这类作品的美誉，也是令读者品味赏鉴的感受。 然而，上述手段虽然用于中短篇可以成功，用于几十万字以上的长篇就不够了。当年梁斌《红旗谱》获得巨大成功，固然有其日常生活描写的细腻、真实、妙趣横生因素，但贯穿全书的合情合理而又紧张的矛盾冲突与丰富生动情节是另一不可或缺的优势。在这一点上，孙犁《风云初记》就不及它。于是，新中国成立前后，乡村题材长篇又出现一种新的叙事模式，就是将乡村日常生活传奇化。情节是传统小说吸引力的根本来源。这类作品其情节的曲折跌宕、矛盾冲突的紧张与传奇类作品近似，与后者的区别是它们以日常生活描写为基调，人物行动与情节发展不违日常生活逻辑，人物并不具备武力或智力方面的超常能力。周立波《暴风骤雨》特别是其上部、梁斌《红旗谱》、浩然《艳阳天》是这类作品的典范。《暴风骤雨》上部将土改斗争处理成一个除暴安良的故事，反派韩老六恶行超乎日常而又基本不逾生活中恶棍的限度、不失可信性，弱者对恶霸的忌惮及斗争韩老六的一波三折，则使得最后其被镇压大快人心。《红旗谱》在日常性底色上添加带有英雄气而又在日常范围内的主人公，表现家族世仇与善恶争斗，日常描写的生活气息与矛盾冲突的张力结合，形成独有魅力。《艳阳天》将农村普普通通的麦收写成一个冲突激烈的斗争故事，将权力斗争“路线斗争”化，并与“阶级斗争”挂钩，情节设计基本合乎情理，在特殊年代既通过“政治正确”铁门坎，又使普通读者包括农民读者获得审美愉悦，显示出作者的艺术想象天赋与高超表现技巧。
《艳阳天》因突出“阶级斗争”而被新时期以后的史家、批评家诟病，但在笔者看来，它所写的矛盾冲突实际上是萧长春与马之悦之间围绕东山坞领导权而进行的权力斗争——作品“反一号”是犯了罪错的共产党干部马之悦，而非地主马小辫。马之悅并无颠覆共产党领导的意图，而只想重夺东山坞村领导权，出人头地。被管制的地主分子马小辫只是马之悦进行权力斗争所利用的棋子。由于作者将这种权力斗争写得一波三折、惊心动魄、高潮迭起，135万字的篇幅才不使人感到冗长沉闷，读者一旦进入作品的艺术世界便感到拿起放不下的吸引力;而乡村基层领导权的争斗有其客观现实基础，它似乎是乡村题材作品的“永恒主题”。因此，《艳阳天》将乡村日常生活“传奇化”的处理才会取得成功。《红旗谱》艺术上的成功其实也是这个道理。
此外，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柳青《创业史》以细腻描写、深刻揭示社会巨变中农民的剧烈心理冲突见长，这是乡村题材小说的另一种审美魅力。
与上述作品不同，《香飘四季》对读者的吸引力来自它对岭南风情的真实细腻描绘，作者对农业劳动生活的熟稔使得有过类似体验的读者感到特别亲切，在风景、风俗描写以及乡村青年男女的爱情婚姻描写方面尤其为人称道。它的写法令人联想到周立波《山乡巨变》，但毕竟岭南不同于湖湘，它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当然，由于没有尖锐紧张的冲突和特别动人的故事，在叙事张力方面不占优势，对于缺乏相关体验的后世读者来说，37万字的篇幅或许稍感沉闷冗长。
[注释]
[1]杭志忠、沈原梓：《我们对〈香飘四季〉的看法》，《文学评论》，1965年第4期。
[2]惠雁冰、任宵：《从“负重”到“从轻”——论〈香飘四季〉对农业合作化题材长篇小说叙事模式的改写》，《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3][4][5][10][11]陈残云：《香飘四季》，作家出版社1963年版，第407页、第232页、第308页、第167—174页、第168页。
[6][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刘绍铭译，（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84页。
[7]冯健男：《论〈红旗谱〉》，《作家论集》，花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第12页。
[8]寒山碧：《还乡》，（香港）东西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3年版，第297—298页。
[9]罗平汉：《农村人民公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0页。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