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自贸区成立一年多后，据多方消息透露，中央近期将批复第二批自贸区试点名单，天津、福建与广东入选可能性最大。
　　目前，上海自贸区已经形成了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其中21项在全国或部分地区推广。此外，还有33项具备了复制推广的基础，还有一批改革创新事项正在加快实践。
　　高层领导人多次公开表示，上海自贸区要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这让许多省市看到自贸区“增员”的希望。
　　天津自贸区研究院执行院长刘恩专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上海自贸区的正式名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中上海两个字加了括号，这意味着，括号里的字完全可以变成别的省份或城市，也意味着自贸区在国内不会只有上海一家。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区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杨开忠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此次自贸区布点扩容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下一步将向内地扩展，长江地区将会是一个重要的布点轴线，沿边地区乃至新疆都有可能。

天津：自贸区北上

　　事实上，上海自贸区获批之后，全国有三十多个省市向国务院提交了建立自贸区的申请，为防止地方政府一哄而上，国务院甚至在2014年6月一度暂停所有的自贸区申报工作。
　　11月6日，天津市商务委员会新闻处处长訾维忠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在正式的消息出来之前，目前无法透露更多关于自贸区的信息。而天津市其他多个相关部门也开展了一场“低调竞赛”，他们在接受电话询问时语调轻松，但是却不肯多说一个字。
　　2013年年中，天津已经将最早的自贸区方案上报国务院，在过去的17个月中天津对获批相当乐观。只有在今年6月自贸区申报暂时中止时才有悲观情绪短暂出现，不过人们很快就寄希望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出席天津举办的夏季达沃斯论坛时会宣布天津自贸区获批的消息。这一愿望没有成为现实，但是李克强在开幕式致辞中提及上海自贸区的经验可以复制，这几乎是对天津自贸区的获得批准下了一个隐晦的注脚。
　　今年9月，天津东疆保税港区开始为位于“新港8号路与新疆路交口，东至新港8号路与伊犁路交口”的自贸区功能标识建筑（構筑）物岩土工程勘察工作“进行招标，工期在11月3日到11月10之间。在招标公告中可以发现设计中的自贸区功能标识建筑占地面积为27120平方米。”
　　天津市社会科学院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蔡玉胜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东疆保税港区实际上早就在探索与自贸区相关的投资与贸易服务便利化措施，而东疆港业务最大的亮点就在于融资租赁。蔡玉胜称其为金融运行的创新方式。
　　蔡玉胜表示，在这一领域，东疆港所做的工作已经走在全国的前列。
　　2007年12月东疆保税港区一期封关之后，天津就将自由贸易港区作为未来的发展方向，2008年3月国务院批复的《天津滨海新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明确表示，东疆保税港区在“条件成熟时，进行建立自由贸易港区的改革探索”，这被视为中央对于天津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许可与期待。
　　2013年天津的申报准备工作由来自北京与天津两个方面的专家参与。作为天津方面的专家组成员，刘恩专透露，天津的自贸区申报从一开始就不是简单的单个地方政府行为，而是“由商务部外资司主导的”。因为“天津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从国家战略角度来说有双重意义”，刘恩专对《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既进行了符合天津实际和特色的服务贸易投资便利化试验，能够为全国提供经验，又能够推动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甚至还衍生出第三重意义，那就是促进了天津整体向东北亚乃至亚太地区开放。
　　天津作为中国北方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城市之一，同时具备拥有港口和制造业中心两项优势，蔡玉胜将其视为天津在港口航运便利化和金融与产业融合两个领域进行探索的有利条件，“从国家战略角度考虑，有必要在天津这个地方进行一些积极的先导性的尝试。”
　　天津最早上报的自贸区方案只包括东疆保税港区，这块30平方公里的区域显然不能完全担负起这样的重任，于是滨海新区的多个辖区被划入天津自贸区规划范围，东疆保税港区，中心商务区，天津港保税区构成了面积为60多平方公里的天津自贸区新版本方案。刘恩专认为，这为许多制造业和服务业大项目的发展提供了空间。
　　不过在国务院批复方案下来之前，没有人能确定天津自贸区最终定位。“天津作为老的口岸城市，有着悠久的制造业传统，设立自贸区进行贸易投资便利化的试验有自身特殊的产业结构基础”，刘恩专进一步解释，“如果获得授权能够在贸易投资自由与便利化领域中先行先试，天津的先进制造业、临空临港产业将会有很大的自由创新空间。刘恩专同时认为，天津自贸区必然要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国家战略相联系，“天津自贸区将会带动整个京津冀在贸易投资便利化的改革中，形成一体化的试验状态。”
　　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国际经济合作室主任张建平认为，天津如果想要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三极，就迫切需要有自由贸易试验区，有了这个新的开放平台，才能把天津重新打造成为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
　　迫切需要自贸区的天津仍旧在保持沉默，身为专家组成员的刘恩专也只是透露，中央电视台已经与天津方面沟通开始准备专题节目的影像素材。

福建：对面的台湾看过来

　　关于福建自贸区，最流行的版本是厦门、平潭与福州三个区域打包申报。进入10月，泉州的台商投资区和出口加工区也将被纳入到福建自贸区范围之内的消息传出，平潭综合实验区附近的房价从每平方米2000元涨到将近1万元。 　　福建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黄端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对于地方来说，当然希望自贸区覆盖的地理范围更广一些，“空间大一些，我们的作为就比较大”。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11月初到福建调研，被视为对福建申报自贸区的支持。习近平特别视察了国家级新区——平潭综合实验区，这一实验区是福建乃至大陆加强对台合作的重要窗口，总面积达到372平方公里。
　　中央希望福建与台湾“经济全面对接，产业深入对接”，而在黄端看来， 难度很大，要求很高。不要说闽台，福建甚至都没能跟相邻的省份浙江与广州实现对接，一个重要原因是福建自身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够。
　　福建省经济建设曾经长期落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福建只获得一个建设项目——鹰厦铁路，这个仅有的项目也与经济无关，主要用意是为了“解放台湾”。处于对台第一线的福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改革开放之后，福建成为对台各项工作的最前沿，此次自贸区申报中，“对台”也是福建自贸区首要功能。正因如此，黄端称，上海自贸区经验可以推广和复制，但是未来福建的经验很可能只能推广而无法复制。
　　中央对福建的要求是与台湾“经济全面对接，产业深入对接”，最终实现经济的深度融合。在黄端看来，实现这一目标，福建与台湾首先要在经济总量上达到同一水平。
　　改革开放36年，福建与台湾的经济总量比值从1：20追至2013年的7：10，而福建的两个相邻省份浙江与广东都已经超过台湾。此次中央提出福建要在2018年左右实现经济总量赶上台湾，这要求福建省在未来几年中每年经济保持至少10%的增长率，才有可能在经济总量上追赶上台湾，最终实现海峡经济区构想。
　　“长三角和珠三角不能完全覆盖东南沿海地区，这中间还缺了一块，福建和台湾加在一起恰好是能够与长三角和珠三角在经济上相抗衡的海峡经济区。” 福建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黄端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国家批准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一是因为涉及国家沿海区域战略的全覆盖，构建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第三个增长极——海峡经济区；二是涉及福建和台湾的区域经济，加快海峡西岸经济区与海峡东岸经济区的融合，“也就是东南沿海是两个增长极还是三个增长极的问题”。
　　为实现这一目标，最好最快的办法就是设立自贸区。“台湾现在设立‘六海一空’自由经济示范区，如果我们没有自贸区的话，就缺少了对接平台，所以我们必须要争取。当然福建的开放是全方位的，同时也面对世界。”黄端说。而在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国际经济合作室主任张建平看来，福建需要自贸区政策还有另外的一个原因，福建是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省份之一，迫切需要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园区来作为突破口。
　　如果最后批准的自贸区方案包括厦门、平潭、福州与泉州，那么相信福州的功能是探索全方位开放、积累可以推广的经验，厦门则立足于现代服务业等新型业态，平潭综合实验区重在对台合作，泉州则是生产服务业合作。
　　泉州在福建地市中经济总量常年位居首位，显然不愿错过自贸区这趟顺风车。泉州海关目前已经开始在泉州出口加工区实施“区内自行运输”“保税展示交易”“简化统一进出境备案清单”“批次进出、集中申报”“集中汇总纳税”“简化无纸通关随附单证”等六项制度。
　　而平潭作为目前全国最重要的对台开放区域，同时也是大陆距离台湾本岛最近的地区。在平潭现在有台资企业200多家。在已经实施的“一线放宽、二线管住、人货分离、分类管理”的对台优惠政策模式基础上，福州海关借鉴上海自贸区的一些政策，将在平潭综合实验区实施“批次进出、集中申报”和“先进区、后报关”、保税展示交易、內销选择性征税、智能化卡口验放等制度。
　　“平潭在自贸区获批之后很可能会成为一个自由港，方便台湾的人员与货物进出，同时还是中部的江西、湖南、湖北与台湾的沟通管道。福建省社科院亚太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全毅认为，福建自贸区将会成为中国大陆沿海开放的新通道。

广东：粤港澳雄心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广东迫切需要突破固有的开放模式。”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广东省内制定方案时，一开始就定位为“粤港澳自贸区”，尽管一度被认为步子迈得太大，但广东主管官员却一直坚持这一定位。
　　暨南大学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所长陈恩则向《中国新闻周刊》指出，建立自贸区是广东经济发展与结构调整的新契机和增长点，而面向港澳是广东自贸区具有更高竞争力的突出特点。
　　“从某个角度上来说，广东自贸区也是一国两制的试验区，同时还和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的简称）的先行先试联系在一起，而这是广东自贸区的生命力所在。”陈恩说。
　　林江也认为，广东自贸区最为瞩目的优势就是粤港澳合作，所以广东下一轮扩大开放的举措，“毫无疑问也需要与粤港澳合作紧密结合起来，从而在制度创新的层面上引领广东在自贸区领域走出一条新路子”。
　　中央政府已经明确表示，今后在构建自贸区过程中，税收优惠政策已经不是最重要的考虑，而应更注重制度创新和先行先试。
　　在过去的36年里，广东与港澳的合作更多是在贸易和投资领域内进行，在涉及金融、管理、法律、会计、咨询等领域缺乏大突破。
　　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江认为，如果能够在新形势下通过深化粤港澳合作以构建广东自贸区，完全有可能在包括金融创新、法律制度创新等领域实现新的突破，这被视为广东自贸区有别于上海自贸区的重要优势和特征，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广东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
　　广东自贸区被称为“3 1模式”。据悉，广东上报国务院的自贸区方案包括珠海横琴，深圳前海，广东南沙以及白云空港保税区。在自贸区的整体框架下这四个区域各自的经济亮点和产业优势有所不同，前海主要是推行粤港金融合作，而南沙则有可能在引进香港商业性法律上先行先试，横琴则在粤港澳现代服务业的整体推进上已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白云空港已经在保税区领域积累了许多经验。 　　“这种‘3 1模式’如果成功推行，有可能促进区域融合，真正实现消除区域之间的行政藩篱，让市场再资源配置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林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中山大学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主任陈广汉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横琴、前海与南沙，三个地区处于珠江口伶仃洋经济区，是珠三角经济发展的三个版块——深港（深圳香港）、广佛（广州佛山），还有珠澳（珠海澳门）。从经济总量上看，珠海与澳门的经济比较弱，但是如果这三个“极”发展起来，会构成珠三角地区产业升级以及发展方式的转变。
　　林江則对未来四地间内部协调难度表示担忧。广东自贸区的建设从制度设计上要求珠海、深圳、广州之间实现有效协调与合作，并在省政府的指导下能够在自贸区战略中走出一条新路子，下一轮需要讨论的问题是这三个城市依据何种规则开展合作，如何做到互利共赢？
　　不过，现实是目前珠江三角洲的九个地级市之间的合作尽管有了一些进展，但就总体而言，合作的层次并不高，例如广州与深圳并没有多少产业合作，深圳与东莞也是如此，在这种背景之下，难以期望广东的珠三角地区与省内其他地区实现无缝对接。
　　“即使类似广佛同城化的制度框架，在实行了一段时间之后也出现后劲不足的情形，遑论要求珠海、广州和深圳三个城市在自贸区的框架下实现经济整合与融合。”林江说。
　　而“3 1模式”涉及国家新区管委会、行政区、自贸区管委会、市政府、省政府的五级政府架构，这将导致广东自贸区的行政协调成本会比较高，如何有效降低行政协调成本，也是摆在广东自贸区面前的一大难题。
　　陈广汉在横琴、前海和南沙进行调研时发现，对于未来的发展规划，三地存在交叉。信贷服务业、总部经济、金融以及创新科技，成为三地都比较关注的领域，这就需要3 1模式中四个区域要协同发展，合理地进行分工与合作。
　　“首先明确各自的优势以及定位，然后在此基础上界定各自的分工，并依照分工而开展各自最具优势的业务。”陈广汉说。他亦承认，“在现实中，这会不好解决，因为每一个区域都会认为自己是全能的，故要真正实现分工合作，可能还是需要省政府的协调。”
　　林江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不过广东省政府不可能完全超越珠海、深圳和广州市政府而直接对自贸区的四个区域发号施令，况且深圳作为享受省级经济管理权限的城市，并不一定对来自广东省政府的指令“买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