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标题看起来有通过制造盛世危言来哗众取宠之感，尤其是在中国的商业银行充斥着全球各种银行排行榜前列，无论是一级资本充足率还是不良贷款率都可以傲视群雄之时。笔者不打算做全面的量化分析，而只是讲几个小故事。从这几个故事中，您或许能够体味到大好形势下的一些潜在危机。
　　故事一可称之为“银信合作”。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经济在2009年的天量信贷之后，银监会与央行对商业银行信贷增速进行了严格控制。为了获得更高的利润，商业银行想尽各种办法来规避对信贷额度的管制。主要方法之一即是银行在对企业放出贷款后，将相应债权出售给信托公司。这样，相应的贷款就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转出，不再受信贷额度的限制。前两年，银行转让给信托公司的债权大多与房地产行业有关（即房地产信托），而最近一段时期以来，银行转让给信托公司的债权大多与基础设施建设有关（即基建信托）。
　　故事二可称之为“城投债”。在2009年至2010年的大规模投资浪潮中，地方融资平台扮演着主力军的角色。它们大量吸收贷款，投资于铁路、公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由于银行贷款从2011年起显著收紧，而基础设施投资通常需要更长时期的资金投入，地方融资平台迫切需要找到新的融资渠道。发行城投债很快成为最受地方融资平台青睐的融资方式之一，2012年以来增长速度惊人。今年前9个月城投债发行规模就达到4714亿元人民币，超过了去年全年的规模。
　　由于市场认为每只城投债背后都有地方政府的隐含担保，因此城投债看起来是较低风险与较高收益（年收益率7%～8%）的完美结合，成为各类机构投资者青睐的对象，这其中既包括商业银行，也包括信托公司。
　　故事三可称之为“人民币理财产品”。近年来为了实现业务多元化，商业银行普遍在大力发展理财产品。商业银行理财产品分为保本型与非保本型两类，前者在表内核算，后者在表外核算。银行表内资金由于要受到巴塞尔资本协议限制，投资于有着较高风险资本要求的高收益率资产的动力有限，但银行表外资金的投资则不受限制。
　　事实上，今年以来，银行理财资金成为中国城投债市场的最大机构投资者。除购入城投债外，中国商业银行也是信托公司信托计划的重要购买者。由于银行理财产品的到期日较短，而理财资金投资的资产期限较长，存在期限错配，因此商业银行通常采用“资金池”方式来运作理财产品，即用发行各类理财产品募集的资金放在一起，用来购买各种风险资产，再用从各种风险资产获得的收益来向理财产品的购买者支付收益。
　　这意味着“资金池”方式将不同资产与不同理财产品混杂在一起，很难分清特定理财产品背后究竟有哪种基础资产在支撑。一方面，这意味着不同理财产品的风险交织在一起，另一方面，这意味着银行可以通过“发新还旧”的方式来满足到期兑付。这也是为何中行董事长肖钢称“资金池”理财产品为“庞氏骗局”的原因。
　　更为有趣的是，以上三个故事是盘根错节相互交织的，而中国的商业银行在其中均扮演了重要角色。在这些银行的贷款存量中，大约20%贷给了房地产行业（包括开发商贷款与住房抵押贷款），20%贷给了地方融资平台。如果不继续对房地产行业与地方融资平台提供资金支持，那么过去的贷款存量就可能沦为坏账。但继续提供贷款又受到信贷额度管理的制约。商业银行的应对方式主要有二：一是将对开发商与地方融资平台的新贷款转移给信托公司；二是利用表外理财资金购买城投债与信托计划，从而间接继续为房地产行业与地方融资平台融资。换句话说，中国商业银行之所以不良贷款比率较低，是因为商业银行源源不断地提供了帮助开发商与地方融资平台“借新还旧”的机会。
　　然而，房地产行业的前景取决于宏观调控政策是否持续，以及中国房地产行业的长期供需会发生何种变化。而地方融资平台的前景取决于之前的基础设施投资能否取得令人满意的回报率。如果最终开发商与地方融资平台陷入集体违约，那么银行表内与表外资产可能同时发难，从而将银行体系卷入系统性危机。
　　目前城投债与信托之所以没有出现违约，是地方政府为了确保能够继续融资而在勉力支撑。如果未来地方政府不能依靠卖地获得足够收入，而基础设施的低收益率使得地方融资平台债台高筑，那么地方政府也没有能力帮助融资平台还债。因此，中国银行业系统性风险的爆发，最终将不得不由中央财政来买单。问题在于，中国的中央财政真的有看上去那么健康吗？
　　有学者说，银行表外业务的发展是一件好事，是中国政府间接推动利率市场化的表现。但随着中国经济潜在增速的下滑、中国企业利润空间的收窄，以及制造业与基础设施行业均出现的产能过剩，未来如何有能力支付人民币理财产品、城投债与信托计划的高收益率，着实是一种挑战。中国商业银行表外业务的内爆，或许是未来两三年内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风险。对此，我们应未雨绸缪，提前做好防范应对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