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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图书馆收藏少数民族古籍历史悠久，早在20世纪初，清政府将内阁大库的40多箱满文图书拨交学部开始，国图的民族古籍收藏种类不断丰富。此后接收了殖边学校的四五箱满蒙文图书，在专家学者的不懈努力下，重金购得了一批极为珍贵的西夏文献、240叶新疆出土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抗战期间，马学良教授、万斯年先生历尽千辛万苦，用当时的9万元购回500多册彝文古籍，同期在云南丽江一带收集了一批东巴文资料近4000册。解放后又陆续搜集了蒙文古籍、藏文古籍、傣文贝叶经、西域文献等。截止到目前，国图收藏的民族古文献约18个文种（焉耆—龟兹文、于阗文、回鹘文、契丹、女真文、突厥文、察合台文、满文、回鹘式蒙文、八思巴文、现代蒙文、藏文、西夏文、东巴文、哥巴文、彝文、傣文、水文），34655册件。国图成为国内收藏少数民族古籍数量最大、文种最多的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的藏品以其独特的内容及鲜明的民族特色著称于世。这些民族古文献载体形式多样，装桢别致，文字奇特，内容丰富，学术价值高。可谓是灿烂多姿，异彩纷呈。下面介绍几种国家图书馆藏少数民族古籍中较有特色的文献。
回鹘文《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十卷
回鹘文《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十世纪写本。唐慧立、彦悰撰，胜光法师译。梵夹装，高18厘米，宽43厘米。麻纸，色黄褐，双面书写，每面27行，四边刻划有红框线。在每叶的第5至9行之间有圆圈，直径约4.9厘米。圆圈中间有绳孔，每叶左边用小字回鹘文注明叶码。
汉文《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简称《玄奘传》，是玄奘弟子慧立、彦悰记述其师生平及西行求经经过的文献，被译为多种文字。而这部回鹘文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是由别失八里克人胜光法师（即详古舍利都统）10 世纪上半叶译自汉文，是稀世孤本。该书对维吾尔族古代语文的研究有重要的价值。
这样具有很高价值的一部书，也像我们的许多国宝一样有着它一段悲欢离合的历史。《玄奘传》1930 年前后出土于新疆（一说是1906 年出土，还有一说是1920左右），当年清华大学教授袁复礼先生在新疆工作时购自迪化（今乌鲁木齐）的一位商人，后赠送给国家图书馆，共240 叶。然而商人怕这部书被官家没收，又想多赚钱，故将此书拆成了几部分，而袁先生买的只是其中一部分。其余分别被哈金 (joseph Hackin)在由叙利亚至北京的途中购得8叶，法国集美博物馆购得123叶，还有一些流落到了俄罗斯。于是这一部世界孤本就四分五裂了。国图藏的240叶于1932 年借给了德国学者葛玛丽（Annemarie von Gabain）。抗战前和抗战初期曾多次写信去催还，都没有下文，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完璧归赵，而且连哈金收藏的8叶也带了来。对国图来说，这真是一件意外的喜事。1951年经冯家升先生整理，还出版了影印本。目前这一历经磨难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248叶与4 册影印本被保存在国家图书馆恒温恒湿的善本库中。
西夏译经图
《译经图》系西夏文《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卷首扉画。经折装，27×27厘米。此图形象地描绘了西夏译经的场面和皇太后、皇帝重视译经，亲临译场的生动情景。
1917年在宁夏灵武县修城时发现了大量西夏文献，1929年国立北平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不惜重金购回这批西夏文献，共百余件。据档案记载，当时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以“此项经文从未见于著录，最为稀世之珍，亟应集中一处，供学者之研究”，不惜用去全年购书款的10%购买下来，由军人辗转运至北京。《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就是那批用重金购回的文献之一。除了《现在贤劫千佛名经》扉画《译经图》外，在其衬纸内还有《菩萨地持经》、《大智度论》《大方馆广佛华严经卷第七十一》等内容。而讲述译经场面的扉画却不多见，故《译经图》尤显珍贵。
《译经图》上部花帷幕上自左而右横刻款识一条十四字译为“都译勾管作者安全国师白智光”。其下有一高僧，正中跏趺而坐，此乃译场主译人白智光。图中刻僧俗人物25身，有西夏文题款12条，记录图中主要人物的身份和姓名。旁列16人为“助译者”，其中8位僧人分别有党项人或汉人人名题款。西夏译经场面十分复杂，除译人外，尚有笔受、度语、润文、证义、总堪等辅助人员，分管记录、翻译、润色词句等工作，有的译场数十人，甚至数百人。图中仅反映了部分主译人员。图下部左面人身较大者，头饰别致，手持香炉，此为“母梁氏皇太后”，右面一男身较大，手持鲜花，穿着华丽，为“子明盛皇帝” 。此图为我们展示了西夏皇帝及皇太后的装束，为了解西夏各族人物、服饰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是研究西夏历史、文化、译经史不可多得的资料，也是中国目前所见唯一的译经图，在我国木刻艺术上可称为精品。西夏的统治者以佛教治理国家，1036年元昊野利仁荣创制了西夏文。此后印制了大量佛经，直到明代后期才逐渐消失。《译经图》充分说明了当时统治者对译经的重视。
蒙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十卷
蒙文《金光明最胜王经》清磁青纸泥金写本，共十卷二十九章，计151叶。梵夹装，高17 厘米，长63.7厘米。
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各类型（图书、经卷、金石拓片等）蒙文古籍约有1300余种。《金光明最胜王经》为清。所谓“泥金”，就是用水银加金粉研磨成汁再和胶而成，磁青纸的蓝色来自于靛青，而蓝则是用于制作靛青的染料植物统称。在古代许多染料植物中，蓝不仅应用最多，用量也是最多的一种，如蓼蓝等。用这种染料植物浸染的纸，因其色泽近似磁器的青色，故称其为磁青纸。用毛笔蘸泥金写在磁青纸上，故称为“磁青纸泥金写本”。
蒙古文字种类繁多，有回鹘式蒙文、元朝时期创制的“八思巴”蒙文，有专为翻译藏语和梵语词汇而创制的“阿礼嘎礼字”，这种蒙文是1587年阿尤喜固什在原来近代蒙文30个字母的基础上增加了约10个字母而成的。还有1648年为记录卫拉特方言，由咱雅班第达那木海扎木素创造的“托忒蒙文”等。
《金光明最胜王经》又名《金光明经》，原题名音译为《阿拉坦格日勒》，使用的现代蒙古文字，经文由上至下、由左至右书写。这部经是十四世纪中叶由元代名僧、大通事希儒僧格译自藏文。有双栏，上、下夹板刻有精美花纹，上夹板宽17厘米，长63.7厘米，厚2.2厘米，内侧成凹型，宽11厘米，长51.8厘米，凹入部位即是经文第一页，两侧各有一尊彩绘佛像，上覆红、黄、蓝、三层丝绸，三层丝绸背面均为绿色。下夹板宽17.2厘米，长63.6厘米，厚2.3厘米。内侧成凹型，宽11.1厘米，长52厘米，凹入部位有五尊彩绘佛像，覆黄、蓝、红色三层丝绸，三层丝绸背面均为绿色。此经装帧精美考究，字体工整，多为供奉之用，是国家图书馆所藏的蒙古文古籍中的最为精美的一件珍品。
汉文本《金光明最胜王经》为31品，而藏文、回鹘文、蒙文本均为29品。国家图书馆藏有汉文本、藏文本、回鹘文本、西夏文本和蒙文本。对于民族佛教文化的比较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文献价值。
藏满蒙汉文合璧《二十一救度佛母赞》
又称《圣救度佛母二十一种礼赞经》。清乾隆年间（1736—1795）永瑢写本。梵夹装，高6.6厘米，宽9.1厘米。此本精致秀美，装帧考究。
国家图书馆藏藏文古籍内容丰富，版本多样，有近4000函（册）。这些藏文古籍的收集与蜚声海内外的藏学专家于道泉先生是分不开的。1926年，他受国立北平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馆长袁同礼先生之聘到图书馆筹备特藏部。30年代，于道泉与李德启、彭色丹喇嘛搜集了大量民族语文古籍。其中尤以北京嵩祝寺天清番经局和清福诸王府刊刻的蒙、藏经籍，如北京版藏文大藏经、蒙文大藏经等最为珍贵。1958年在于先生主持下，专程派人到德格印回了四川德格县内八蚌寺及德格印经院的全部藏版印本。其中的许多经版现已无存，国图藏的这些印本备加珍贵，更显示了于先生的远见卓识。
多文种合璧是国图民族古籍中的一大特色。《二十一救度佛母赞》是馆藏藏文古籍中较有特色的一部文献。此件为藏、满、蒙、汉四体合璧，由清乾隆皇帝六皇子永瑢(1743—1790)抄写。上、下夹板为蓝色，印有花纹，装帧考究，精致秀美。永瑢，封质庄亲王，号九思主人，通晓天文历算，工诗，善书画，与他人合作写过很多作品。传世作品有《山村读书图》、《名家藏扇集》，永瑢、纪昀等奉敕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
东巴经《神路图》
《神路图》麻布底彩绘长卷轴，宽0.28米，竖长14.75米，约绘于清或民国初期。是东巴为死者超度亡灵，导引死者步入天堂之路的路线图。
纳西族历史悠久，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创造了纳西文化。产生于7世纪左右的东巴教是纳西族先民的一种宗教，他们信奉万物有灵，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多神崇拜，重占卜，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东巴”译为“智者”，也就是巫师和祭祀。东巴是东巴经的书写者、传授者和继承者。他们平日从事劳动，有法事活动时才参与活动。法事活动中使用的东巴经、木牌、长卷轴等多出自东巴之手。
国家图书馆于1940年秋特派万斯年、赵滇长住丽江进行收集，当时经费非常紧张，但为展开工作，拨出了一定的经费，由国立北平图书馆和国立丽江师范学校联合组成了西南边地文献室。纳西族学者周汝成就是这个文献室的成员。在他们的努力下，从1940年至1942年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收集到4千余册东巴经，使这些世界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得以保存和流传。这些东巴经版本多样，内容内容丰富。既有纳西族史诗《创世经》，也有关于东巴教始祖东巴世勒的经书，还有世界上较早的《东巴舞谱》以及东巴特有的大型长卷画《神路图》等，涉及了纳西族的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宗教、民俗等，内容包罗万象，是研究古代纳西族历史的宝贵资料。
《神路图》是东巴们自己绘制的，因此各不相同。《神路图》在纳西语中叫“黑日”或“黑日皮”。一般在法事开始时铺开，通过念诵来超度亡灵，引导死者的灵魂走向天国。国家图书馆藏麻布底彩绘长卷轴《神路图》，绘有地狱、人间和天堂3 个世界，图上有人、鬼、兽、神的形象。地域部分绘有许多恐怖的场景，根据死者生前犯下的罪孽不同，所收到的刑罚各不相同。经过地狱里的种种惩罚之后，死者的亡灵才可能重回人间，孕育出新的生命，新的生命降临到人间之后可以得到东巴教的庇护，最后步入天堂。天堂采用欢快的场面，述说了亡灵已超度到天堂，到达了福地的场景。
《神路图》色彩艳丽，具有粗犷的风格，它展示的是纳西人的精神世界，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慢慢历史长河中，各民族相互交融，形成了独特的中华文化。文献以它特有的形式记录了各民族文明的发展。国家图书馆正为保护和传承中华民族的文明而不懈地努力着。
国家图书馆的藏品以其独特的内容及鲜明的民族特色著称于世。这些民族古文献载体形式多样，装桢别致，文字奇特，内容丰富，学术价值高。可谓是灿烂多姿，异彩纷呈。下面介绍几种国家图书馆藏少数民族古籍中较有特色的文献。
回鹘文《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十卷
回鹘文《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十世纪写本。唐慧立、彦悰撰，胜光法师译。梵夹装，高18厘米，宽43厘米。麻纸，色黄褐，双面书写，每面27行，四边刻划有红框线。在每叶的第5至9行之间有圆圈，直径约4.9厘米。圆圈中间有绳孔，每叶左边用小字回鹘文注明叶码。
汉文《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简称《玄奘传》，是玄奘弟子慧立、彦悰记述其师生平及西行求经经过的文献，被译为多种文字。而这部回鹘文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是由别失八里克人胜光法师（即详古舍利都统）10 世纪上半叶译自汉文，是稀世孤本。该书对维吾尔族古代语文的研究有重要的价值。
这样具有很高价值的一部书，也像我们的许多国宝一样有着它一段悲欢离合的历史。《玄奘传》1930 年前后出土于新疆（一说是1906 年出土，还有一说是1920左右），当年清华大学教授袁复礼先生在新疆工作时购自迪化（今乌鲁木齐）的一位商人，后赠送给国家图书馆，共240 叶。然而商人怕这部书被官家没收，又想多赚钱，故将此书拆成了几部分，而袁先生买的只是其中一部分。其余分别被哈金 (joseph Hackin)在由叙利亚至北京的途中购得8叶，法国集美博物馆购得123叶，还有一些流落到了俄罗斯。于是这一部世界孤本就四分五裂了。国图藏的240叶于1932 年借给了德国学者葛玛丽（Annemarie von Gabain）。抗战前和抗战初期曾多次写信去催还，都没有下文，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完璧归赵，而且连哈金收藏的8叶也带了来。对国图来说，这真是一件意外的喜事。1951年经冯家升先生整理，还出版了影印本。目前这一历经磨难的《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248叶与4 册影印本被保存在国家图书馆恒温恒湿的善本库中。
西夏译经图
《译经图》系西夏文《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卷首扉画。经折装，27×27厘米。此图形象地描绘了西夏译经的场面和皇太后、皇帝重视译经，亲临译场的生动情景。
1917年在宁夏灵武县修城时发现了大量西夏文献，1929年国立北平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不惜重金购回这批西夏文献，共百余件。据档案记载，当时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以“此项经文从未见于著录，最为稀世之珍，亟应集中一处，供学者之研究”，不惜用去全年购书款的10%购买下来，由军人辗转运至北京。《现在贤劫千佛名经》就是那批用重金购回的文献之一。除了《现在贤劫千佛名经》扉画《译经图》外，在其衬纸内还有《菩萨地持经》、《大智度论》《大方馆广佛华严经卷第七十一》等内容。而讲述译经场面的扉画却不多见，故《译经图》尤显珍贵。
《译经图》上部花帷幕上自左而右横刻款识一条十四字译为“都译勾管作者安全国师白智光”。其下有一高僧，正中跏趺而坐，此乃译场主译人白智光。图中刻僧俗人物25身，有西夏文题款12条，记录图中主要人物的身份和姓名。旁列16人为“助译者”，其中8位僧人分别有党项人或汉人人名题款。西夏译经场面十分复杂，除译人外，尚有笔受、度语、润文、证义、总堪等辅助人员，分管记录、翻译、润色词句等工作，有的译场数十人，甚至数百人。图中仅反映了部分主译人员。图下部左面人身较大者，头饰别致，手持香炉，此为“母梁氏皇太后”，右面一男身较大，手持鲜花，穿着华丽，为“子明盛皇帝” 。此图为我们展示了西夏皇帝及皇太后的装束，为了解西夏各族人物、服饰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是研究西夏历史、文化、译经史不可多得的资料，也是中国目前所见唯一的译经图，在我国木刻艺术上可称为精品。西夏的统治者以佛教治理国家，1036年元昊野利仁荣创制了西夏文。此后印制了大量佛经，直到明代后期才逐渐消失。《译经图》充分说明了当时统治者对译经的重视。
蒙文金光明最胜王经十卷
蒙文《金光明最胜王经》清磁青纸泥金写本，共十卷二十九章，计151叶。梵夹装，高17 厘米，长63.7厘米。
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各类型（图书、经卷、金石拓片等）蒙文古籍约有1300余种。《金光明最胜王经》为清。所谓“泥金”，就是用水银加金粉研磨成汁再和胶而成，磁青纸的蓝色来自于靛青，而蓝则是用于制作靛青的染料植物统称。在古代许多染料植物中，蓝不仅应用最多，用量也是最多的一种，如蓼蓝等。用这种染料植物浸染的纸，因其色泽近似磁器的青色，故称其为磁青纸。用毛笔蘸泥金写在磁青纸上，故称为“磁青纸泥金写本”。
蒙古文字种类繁多，有回鹘式蒙文、元朝时期创制的“八思巴”蒙文，有专为翻译藏语和梵语词汇而创制的“阿礼嘎礼字”，这种蒙文是1587年阿尤喜固什在原来近代蒙文30个字母的基础上增加了约10个字母而成的。还有1648年为记录卫拉特方言，由咱雅班第达那木海扎木素创造的“托忒蒙文”等。
《金光明最胜王经》又名《金光明经》，原题名音译为《阿拉坦格日勒》，使用的现代蒙古文字，经文由上至下、由左至右书写。这部经是十四世纪中叶由元代名僧、大通事希儒僧格译自藏文。有双栏，上、下夹板刻有精美花纹，上夹板宽17厘米，长63.7厘米，厚2.2厘米，内侧成凹型，宽11厘米，长51.8厘米，凹入部位即是经文第一页，两侧各有一尊彩绘佛像，上覆红、黄、蓝、三层丝绸，三层丝绸背面均为绿色。下夹板宽17.2厘米，长63.6厘米，厚2.3厘米。内侧成凹型，宽11.1厘米，长52厘米，凹入部位有五尊彩绘佛像，覆黄、蓝、红色三层丝绸，三层丝绸背面均为绿色。此经装帧精美考究，字体工整，多为供奉之用，是国家图书馆所藏的蒙古文古籍中的最为精美的一件珍品。
汉文本《金光明最胜王经》为31品，而藏文、回鹘文、蒙文本均为29品。国家图书馆藏有汉文本、藏文本、回鹘文本、西夏文本和蒙文本。对于民族佛教文化的比较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文献价值。
藏满蒙汉文合璧《二十一救度佛母赞》
又称《圣救度佛母二十一种礼赞经》。清乾隆年间（1736—1795）永瑢写本。梵夹装，高6.6厘米，宽9.1厘米。此本精致秀美，装帧考究。
国家图书馆藏藏文古籍内容丰富，版本多样，有近4000函（册）。这些藏文古籍的收集与蜚声海内外的藏学专家于道泉先生是分不开的。1926年，他受国立北平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馆长袁同礼先生之聘到图书馆筹备特藏部。30年代，于道泉与李德启、彭色丹喇嘛搜集了大量民族语文古籍。其中尤以北京嵩祝寺天清番经局和清福诸王府刊刻的蒙、藏经籍，如北京版藏文大藏经、蒙文大藏经等最为珍贵。1958年在于先生主持下，专程派人到德格印回了四川德格县内八蚌寺及德格印经院的全部藏版印本。其中的许多经版现已无存，国图藏的这些印本备加珍贵，更显示了于先生的远见卓识。
多文种合璧是国图民族古籍中的一大特色。《二十一救度佛母赞》是馆藏藏文古籍中较有特色的一部文献。此件为藏、满、蒙、汉四体合璧，由清乾隆皇帝六皇子永瑢(1743—1790)抄写。上、下夹板为蓝色，印有花纹，装帧考究，精致秀美。永瑢，封质庄亲王，号九思主人，通晓天文历算，工诗，善书画，与他人合作写过很多作品。传世作品有《山村读书图》、《名家藏扇集》，永瑢、纪昀等奉敕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
东巴经《神路图》
《神路图》麻布底彩绘长卷轴，宽0.28米，竖长14.75米，约绘于清或民国初期。是东巴为死者超度亡灵，导引死者步入天堂之路的路线图。
纳西族历史悠久，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创造了纳西文化。产生于7世纪左右的东巴教是纳西族先民的一种宗教，他们信奉万物有灵，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多神崇拜，重占卜，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东巴”译为“智者”，也就是巫师和祭祀。东巴是东巴经的书写者、传授者和继承者。他们平日从事劳动，有法事活动时才参与活动。法事活动中使用的东巴经、木牌、长卷轴等多出自东巴之手。
国家图书馆于1940年秋特派万斯年、赵滇长住丽江进行收集，当时经费非常紧张，但为展开工作，拨出了一定的经费，由国立北平图书馆和国立丽江师范学校联合组成了西南边地文献室。纳西族学者周汝成就是这个文献室的成员。在他们的努力下，从1940年至1942年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收集到4千余册东巴经，使这些世界上唯一活着的象形文字得以保存和流传。这些东巴经版本多样，内容内容丰富。既有纳西族史诗《创世经》，也有关于东巴教始祖东巴世勒的经书，还有世界上较早的《东巴舞谱》以及东巴特有的大型长卷画《神路图》等，涉及了纳西族的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宗教、民俗等，内容包罗万象，是研究古代纳西族历史的宝贵资料。
《神路图》是东巴们自己绘制的，因此各不相同。《神路图》在纳西语中叫“黑日”或“黑日皮”。一般在法事开始时铺开，通过念诵来超度亡灵，引导死者的灵魂走向天国。国家图书馆藏麻布底彩绘长卷轴《神路图》，绘有地狱、人间和天堂3 个世界，图上有人、鬼、兽、神的形象。地域部分绘有许多恐怖的场景，根据死者生前犯下的罪孽不同，所收到的刑罚各不相同。经过地狱里的种种惩罚之后，死者的亡灵才可能重回人间，孕育出新的生命，新的生命降临到人间之后可以得到东巴教的庇护，最后步入天堂。天堂采用欢快的场面，述说了亡灵已超度到天堂，到达了福地的场景。
《神路图》色彩艳丽，具有粗犷的风格，它展示的是纳西人的精神世界，是一件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慢慢历史长河中，各民族相互交融，形成了独特的中华文化。文献以它特有的形式记录了各民族文明的发展。国家图书馆正为保护和传承中华民族的文明而不懈地努力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