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后，邓小平为巩固和建设大别山根据地，在正規部队地方化、干部配备、土地改革、群众运动和制定工商业政策等诸多方面的工作都执行了创造性的工作策略。邓小平经营大别山根据地的策略在历史上和当今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时代价值。
关键词：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大别山根据地；历史价值；时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 K26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7）04-0104-05
一、经营大别山根据地的历史背景
（一）中国革命转入战略进攻阶段
自1947年8月开始，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阶段。在1946年6月到1947年7月的一年多里，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取得了重大战果，“第一年作战，敌人以二百四十八个正规旅中的二百十八个旅一百六十多万人，近百万特种兵，以及伪军、交通警察部队、保安部队等，向我解放区大举进攻。我军正确采取战略上内线作战方针，不惜付出三十万余人的伤亡，大块土地被敌占领，使自己随时随地立于主动地位，因而争取到歼敌一百十二万人，分散了敌军，锻炼和壮大了我军，并且在东北、热河、冀东、晋南、豫北举行了战略性反攻，收复和新解放了广大土地”[1]。针对上述情况，党中央和毛泽东作出了第二年的作战任务：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在外线大量歼敌[1]1230。解放战争的战略进攻以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为起点。
（二）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
1947年8月7日到27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解放军主力（以下称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1947年3月到同年8月，国民党军对陕北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两个解放区的解放军经过一系列的英勇作战，取得了诸如沙家店、羊马河、青化砭、孟良崮等战役的胜利，歼灭了包括国民党整编74师在内的大量国民党军队。各解放区虽然取得了一系列战役的胜利，但是也面临着一些难题：一是战争大都在解放区内进行，这消耗了解放区大量的人力物力，如果这种情况继续持续下去，战争的胜负走向，恐怕会朝着不利于中国共产党的方向发展。二是如果战争仅限于解放区内部进行，自身很难继续发展壮大，更无法推翻国民党政权。三是山东解放区和陕北解放区都遭遇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两个解放区的承担压力过重，需要设法减轻压力。上述三个方面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三大困难。针对这些困难，中共中央做出到外线作战的方针。
根据战场形势和其它原因，中共中央于1947年7月23日要求刘伯承、邓小平“对羊山集、济宁两点之敌，判断确有迅速攻坚把握，则攻歼之，否则立即集中全军休整十天左右，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插大别山。占领以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攻击打运动战。”[2]客观地讲，率部队远离后方打到国民党统治区的腹地去，某种程度上是一项军事冒险行动，要很好地完成这个任务，军队的指挥员不仅要能征善战，还要有相当大的担当精神和牺牲精神。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邓小平做出决定：我们决心转至外线，只留宋时轮和王炳璋两纵队在内线与陈粟会合[3]。经过十几天的休整，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激战汝河，强渡淮河，中间还经过延绵千里的黄泛区。1947年8月27日，刘邓大军完成了挺进大别山区的任务。
（三）创建大别山根据地走过的弯路及其原因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在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过程中，走了不少弯路。初进大别山根据地时：刘邓大军在对敌作战时缺乏歼敌的勇气，造成数次贻误战机，这让军事上陷入被动；开展群众工作时，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打土豪，而且在划分阶级时也常出错，这使军民关系紧张，也使贫雇农陷入孤立；在解放区内进行土改时，手段过于激进，只求土改速度，不讲土改实际效果，这导致解放区内大多数地区的土改流于形式；制定经济政策时，对工商业一律进行打击，对商店内的任何商品全部无条件没收，这让解放区内的经济陷入萧条，商业得不到应有的发展。
刘邓大军在创建大别山根据地时走弯路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自然环境的差异。刘邓大军大多数指战员是北方人，而大别山属于南方地区，南北方在自然环境和饮食生活习惯方面差异很大，导致大多数指战员一时难以适应这个变化。二是刘邓大军远离大后方，军需物资补给困难。三是大别山的老百姓对刘邓大军能否在大别山站得住脚持怀疑态度，其背后原因：过去共产党军队曾几进几出大别山，但没有一次能在大别山长时间立足，并建立根据地，而中共军队每次撤走之后，国民党军队即展开对当地百姓的大肆杀戮）。四是大别山区的国民党军队实力强大，保甲制度健全，加之反动民团数量多，这让解放军活动的空间受限。
邓小平在解放战争转入反攻阶段的情况下，在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将诸多经营策略付诸实施，努力把大别山区经营成一个稳固的根据地。
二、邓小平经营大别山根据地的主要策略
（一）正规部队地方化
为了开展游击战争和发动群众，刘伯承、邓小平决定实行部分军队地方化。正规部队地方化实际上就是让地方化的军队在打仗的同时，又要做地方政权的建设工作。当时刘伯承、邓小平“从每个纵队各抽三个团或一个旅的兵力作为各军区、军分区基干武装，和南下部队一起开展地方工作，建立政权，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4]。实行正规部队地方化的效果是明显的，大别山根据地内，相当数量的群众被发动起来，部分县建立了政权，部队也有了立足之地。实行正规部队地方化的策略后，邓小平率领军区部队、县区武装、游击队积极配合野战军行动，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破坏其交通线和通信网络，狠狠打击敌方的地方武装，大大有利于我地方工作的开展。由于我地方作战方式灵活机动，行动迅速，战斗顽强，使敌人既不能集中，也不能分散，终日疲于奔命，被动挨打，最后只能收缩兵力，退守维护其交通线[4]120。 正规部队地方化是刘伯承、邓小平创造性地运用了毛泽东的“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原则。邓小平率领地方部队在大别山解放区内线作战，有力地配合了刘伯承率领的野战军主力在外线作战，最终使解放军在大别山立稳脚跟，更是为新解放区如何运用兵力提供了一个典范性的实例。
（二）差异化的经营策略
根据大别山根据地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邓小平决定在不同区域内执行不同的经营策略。根据形势，邓小平指出“大别山区1200万人口，我们争取600万的巩固区，另一半人口则为长期的游击区”[5]，也就把整个大别山根据地分为巩固区和游击区。这两种区域内的敌情、群众基础等诸多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针对这些差异，他决定采取不同的策略来经营解放区。以土改为例，1948年1月，邓小平指出大别山根据地的巩固区可以进行土改，游击区不宜急于分土地[6]。做出这种决策的理由是：巩固区内的敌人势力基本上被肃清，群众对中共的土改政策比较理解，土改进行后群众也能保住自己的土地，因此在巩固区内可以稳步进行土改。游击区的情况与巩固区的情况大不相同，游击区内，国民党、地主、土豪、小部队等势力依然强大，即使实行了土改，群众也不易守住胜利的果实，更主要的是，此时这类区域内的群众还不相信解放军能在大别山长期立足，对解放军的土改不热心，如经扶县（今新县）“全县有80%地区进行了土改，贫雇农占有的土地提高到67.8%。从数字看，土地已经从地富手里转移到贫雇农手里。实际上，那些分到土地的贫苦农民担心解放军站不稳，怕国民党民团回来报复，因此表面上接受了土地，暗地里向地主赔礼道歉，有的白天分田，夜晚又偷偷的把地送还地主”[7]。经扶县土改情况和土改初衷不相符，邓小平指出在游击区内“一时谈不上平分土地，但应深入宣传土地法大纲。在游击战争中，坚决打土豪、分浮财、组织秘密贫民团、耐心团聚群众的政策”[8]，目的是通过这种策略把游击区转化为巩固区，最终实现整个大别山根据地的彻底土改。历史证明，这种土改策略是完全正确的。和土改政策相类似，邓小平根据实际情况，在巩固区和游击区内分别制定了与之相适应的产业政策、商业政策。根据上述情况分析，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大别山根据地制定的土改政策和其他政策，不仅适合大别山根据地，而且相当程度上也适合其它解放区。
（三）分阶段分步骤进行土改
大别山根据地以分阶段、分步骤的方式完成了土改。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为了建立根据地，迅速开展了土改运动。1948年之前，大别山根据地内采取不分区域、不分阶段、不按步骤、不划分阶级成分，快速地平分田地的、急性的、彻底的土改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也出了很多问题。邓小平认为“土改工作最好的地方所受的摧残也最厉害。就分配土地的内容来说，很多地方是假的。或者是地富領导的假分；或者是群众一度得到而又在敌情严重或者地富的威胁下，秘密地将土地归还地富，改成租佃关系；或者是少数勇敢分子（其中不少是流氓分子或与地主有关系的分子）霸占果实，而大多数贫雇农没有分到，或者分到很少很坏的土地；或者农民只敢要弱小地富或者中农的土地，而不敢要有实力地富的土地”[9]。
针对土改中存在的问题，邓小平提出了在大别山根据地，实行分地域分阶段分步骤的土改策略。分地域就是将大别山根据地分为巩固区和游击区。分阶段是：“第一阶段，打击地主，中立富农。第二阶段平分土地。”[8]716分步骤是：在巩固区实行充分的贫农路线和满足贫农的政策，分配富农的土地粮食等财产，解决贫雇农困难。对弱小地主富农，保留日常用品暂时不动或将来再动。对地主富农中的反动分子，采取没收政策、分别对待政策。对中农最大问题是平分土地，注意纠正侵犯富裕中农，坚持自愿原则，不能采取强制措施。在游击区，谈不上平分土地，土地法大纲只限于宣传。坚决打击土豪、分浮财。对一般小地主、富农暂时不动。其中的反动分子，坚决打击没收[10]。
大别山根据地的土改实现了从急性的、彻底的土改，到分区域分阶段分步骤土改的转变，这个转变过程中邓小平基于残酷的战争环境，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坚决走群众路线，及时纠正了急性土改中的错误，最终完成了大别山根据地的土改。土改完成后广泛地争取到了人民群众，改善了他们的境遇，提高了他们支持解放军的积极性，加速了战争胜利的进程；分地域分阶段分步骤的土改政策很具有代表性，为全国新解放区的土改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四）建立统一战线，团结人民群众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是统一战线。统一战线的一大精髓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击敌人。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初期，对一切剥削者有时候甚至包括中农都坚决打击，这导致解放军和贫雇农很孤立，很不利于大别山解放区的巩固。有鉴于此，邓小平指出：“不分阶段、地区对大中小地主富农一并下手，树敌太多，增加了许多障碍，反于农民不利。我们所提的贫雇农路线，其本身就是不正确的，而正确的应该是中央所提的，以贫雇农为骨干，巩固联合中农的路线。在实际斗争中，相当普遍地采取了拒绝中农的态度，甚至打击富裕中农，结果使贫雇农更加孤立，易遭摧残，甚至影响贫雇农不敢起来……任何时候不要忽视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中立那些可以中立的人……防止乱杀人。”（《邓小平给毛泽东的工作报告》，1948-03-08）。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提出“任何时候都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他尤其强调“暂时不要动富农底财；使地主尤其是小地主能够生活，不要一扫而光”[11]，这实际上是扩大统一战线的一个有效举措：第一，部分不是非常反动的地主和富农往往会中立于解放军和极端反动势力之间；第二，改善了贫雇农孤立的境地，他们受到的压迫随之减轻；第三，削弱了反动势力的力量，大部分富农、商人甚至地主受到革命宣传和教育后加入到人民的阵营中，壮大了统一战线中人民的力量。
邓小平本着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的态度，实事求是地指出之前错误倾向，在当时大别山解放区内严重的阶级对立、你死我活的战争环境中，创造性地丰富了统一战线的内容，不仅巩固了大别山根据地，而且在全国范围内对创建和巩固新解放区都有指导意义。 （五）坚持群众路线，减轻人民负担
邓小平在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注重维护群众利益，切实减轻人民负担。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初期，存在一些损害群众利益和加重人民负担的现象，如向民众征粮，强拉民众替军队运东西，甚至有强奸妇女的现象。邓小平为了加强军纪和维护群众利益，要求进入大别山的部队“枪打老百姓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掠夺财富，枪毙。要求所有干部、战士相互监督，严格执行，指示成立执法小组，严厉处罚违纪者。”[12]邓小平严厉的纪律对所有指战员约法三章，如他下令枪毙了拿了一捆粉条的战斗英雄赵桂良，批评了让群众搬运行李的干部，斥责了开挖群众池塘捕鱼的干部和战士，退还人民群众送的新年慰问品，亲自在冬日里给老百姓找牛……邓小平无论在政策的制定上，还是在实际行动上，都做了很多照顾群众利益、减轻人民负担的事情。邓小平在维护群众利益方面最重要的是修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根据大别山的实际情况，邓小平把它修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上门板、捆稻草、扫地（北方战士不懂禾草二字，所以改为稻草）；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买卖公平；不拉夫，不乱打枪；尊重妇女习惯（包括不进女人房洗澡及大小便，不调戏妇女等）；挖厕所；不拿俘虏东西（《邓小平致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1947-9-25，摘录与照顾群众利益有关的条款）。不难看出，新修改的纪律与注意，大都与维护群众利益有关，正是这种切实维护群众利益，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使刘邓大军逐步获得了大别山群众的信任，为大别山根据地的巩固奠定了群众基础。
邓小平在大别山根据地维护群众利益、减轻人民负担的举动，实际上体现了他树立牢固的群众观念、坚定不移地走群众路线、创新群众工作方法的优良品质和作风，丰富了中国共产党做群众工作的内容。
（六）实行保护工商业政策
邓小平在大别山根据地内实行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在建设大别山根据地的过程中，破坏工商业、没收小商人财产的现象非常普遍。破坏工商业导致了部分群众失业，损害了商人的利益，让商人和解放军对立起来，这很不利于根据地的建设。邓小平认为，如果我们在工商业问题上搞不好，解放区的经济无法建设，人民的生活受到影响，那时候国民党不让我们走，我们也得走，革命就要失败。因此他制定了保护工商业的政策，他规定在大别山根据地实行如下商业政策：包括地主富农的工商业在内，一律不准没收；银行根据实际情况，发放工商贷款，帮助恢复和发展工商业；凡是没收错的私人工商业的生产资料，如果是政府机关或者军队保存的，应无条件退还；如果已经分给群众，则说服归还，或者政府用其它东西从群众手中换回来。凡是应该没收的生产资料，亦应或由政府、或租给私人、或组织群众恢复生产，不得搁置不用，妨碍生产[9]118。邓小平执行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后，根据地内的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同时商人也逐步加入革命阵营中，进而使大别山根据地更加稳固。
邓小平保护工商业的政策，不仅符合当时大别山根据地的实际情况，而且对其它新解放区制定工商业政策也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即使到了建国后，在制定工商政策时他就明确指出：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和大别山根据地工商业政策的总方针是相似的，在具体细节上也有颇多的相同或相似点，可见大别山根据地的工商业政策影响是深远的。
三、邓小平经营大别山根据地的价值
（一）历史价值
1.为中央制定新解放区政策提供了依据
邓小平把经营大别山根据地的策略经验发给毛泽东后，毛泽东表示：大别山根据地经营策略的经验佷宝贵，望各军各地采纳应用。1948年邓小平结合大别山实际写的《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和整党工作的指示》中关于土改的经验得到毛泽东高度肯定，后来毛泽东写的《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就是借鉴刘邓大军的土改经验。解放战争后期和建国初期，中共中央制定关于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同样从邓小平经营大别山根据地的策略中得到启示。
2.指导和推动了新解放区建设
毛泽东曾经这样肯定邓小平经营大别山根据地的策略：“我中原全党同志必须对上述各项成绩有足够的估计。如果在指出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之后就忘记了自己的工作成绩，忘记最主要的一方面，忘记了我们居以前进的基础，好像我们什么事情都做错了……有了中原局这个文件，中央就不需要发这类文件了。”毛泽东这番话，尤其是“有了中原局这个文件，中央就不需要发这类文件了”这句话实际上把大别山建设根据地的经验作为指导和推动新解放区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3.奠定了邓小平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
邓小平在新中国時期成为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但是邓小平人生另外一个辉煌时刻就是千里跃进大别山时期。邓小平经营出了一个稳固的大别山根据地，这为粉碎敌人对解放区的“重点进攻”，从根本上扭转人民解放战争的战局提供了一个稳固的桥头堡；为主力由内线转入外线作战，将战争引入国民党统治区，给刘邓、陈谢、陈粟三支大军在中原展开攻势，迫使绝大多数国民党军队回援大别山，帮助恢复大别山根据地提供了一个战略支点；为战略决战时期的淮海战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稳定的大别山解放区始终牵制着大量国民党精锐部队，使其不敢轻易东调支援淮海作战。这一系列的辉煌成果，成就了邓小平在中国近代军事史上的崇高地位。
（二）时代价值
1.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邓小平经营大别山根据地方针政策的核心。从毛泽东时代起，党和国家制定任何方针政策都是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2012年5月28日，《学习时报》刊登了习近平当日的讲话，其核心内容是：第一，充分认识坚持实事求是的重大意义；第二，真正把握实事求是的基本要求；第三，领导干部要做实事求是的表率。可见经营大别山根据地策略实事求是的精髓在当今仍然适用。
2.当今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要依靠力量
这三个群体实际上囊括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民，实际上是要求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共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别山经验其中的一条就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当今搞好政府与群众的团结，利于丰富拓宽与群众沟通的渠道，能及时采取民意、掌握民情；利于在我国将一切人民的智慧调动起来、凝聚起来，战胜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挑战，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可见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有可贵的时代价值。 3.大别山成为党性教育和红色教育的基地，教育和培训了大批干部、党员和年轻知识分子
刘邓大军经营大别山为大别山留下了一大批红色旅游资源，这些红色资源不仅记录当年革命者的丰功伟绩，而且在当今可以被利用来开展红色教育、党性教育，也可用来开发红色旅游，这提高了干部和党员的精神境界，增强了他们的党性，年轻人受到革命教育，对大别山革命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大别山经验至今还在大别山流传，它承载着大别山的辉煌历史，召唤着大别山的未来。颇具革命精神的大别山经验已经升华为大别山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将被代代相传。
4.大别山区的党员领导干部，始终坚持群众路线，一直保持与人民群眾的血肉联系
革命年代，大别山的党组织坚持党员来自于人民群众，植根于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党的生命之源，胜利之本。正是拥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大别山的党组织才不断发展壮大，并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当今，大别山区的党组织，依然坚持群众路线，坚持直接、经常、深入地联系群众，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多做实事，让人民群众相信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政党。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229-1230.
[2]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147.
[3]邓小平.邓小平军事文集（第二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32.
[4]人民日报出版社.刘邓大军风云录（上）[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3：117.
[5]中共黄冈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办公室.伟大的转折——记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历程[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31.
[6]冷溶.邓小平与新解放区农村工作政策的转变[J].中共党史研究，1989，（6）：2.
[7]大别山干部学院.邓小平在大别山（未刊）[Z].2015：72.
[8]中央文献出版社.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711.
[9]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10.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5册）[M].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39-41.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传1904-1974（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710.
[12]任涛.邓小平在中原[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106.
Abstract：After Liu-Deng Forces Advanced thousand miles into the Dabie Mountains， in order to Consolidate and build the base of the Dabie Mountains， Deng Xiaoping performed many creative strategies for working in the localization of Regular troop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leadership， land reform， mass movements， the formulation of the police about industry and commerce etc. These strategies made by Deng Xiaoping has produced a positive influence in history， and has important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nd contemporary value.
Key words： the period of the liberation War； Deng Xiaoping； the base of the Dabie mountain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nd contemporary value
编辑：黄航
关键词：解放战争时期；邓小平；大别山根据地；历史价值；时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 K26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672-0539（2017）04-0104-05
一、经营大别山根据地的历史背景
（一）中国革命转入战略进攻阶段
自1947年8月开始，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阶段。在1946年6月到1947年7月的一年多里，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取得了重大战果，“第一年作战，敌人以二百四十八个正规旅中的二百十八个旅一百六十多万人，近百万特种兵，以及伪军、交通警察部队、保安部队等，向我解放区大举进攻。我军正确采取战略上内线作战方针，不惜付出三十万余人的伤亡，大块土地被敌占领，使自己随时随地立于主动地位，因而争取到歼敌一百十二万人，分散了敌军，锻炼和壮大了我军，并且在东北、热河、冀东、晋南、豫北举行了战略性反攻，收复和新解放了广大土地”[1]。针对上述情况，党中央和毛泽东作出了第二年的作战任务：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在外线大量歼敌[1]1230。解放战争的战略进攻以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为起点。
（二）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
1947年8月7日到27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解放军主力（以下称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1947年3月到同年8月，国民党军对陕北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两个解放区的解放军经过一系列的英勇作战，取得了诸如沙家店、羊马河、青化砭、孟良崮等战役的胜利，歼灭了包括国民党整编74师在内的大量国民党军队。各解放区虽然取得了一系列战役的胜利，但是也面临着一些难题：一是战争大都在解放区内进行，这消耗了解放区大量的人力物力，如果这种情况继续持续下去，战争的胜负走向，恐怕会朝着不利于中国共产党的方向发展。二是如果战争仅限于解放区内部进行，自身很难继续发展壮大，更无法推翻国民党政权。三是山东解放区和陕北解放区都遭遇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两个解放区的承担压力过重，需要设法减轻压力。上述三个方面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三大困难。针对这些困难，中共中央做出到外线作战的方针。
根据战场形势和其它原因，中共中央于1947年7月23日要求刘伯承、邓小平“对羊山集、济宁两点之敌，判断确有迅速攻坚把握，则攻歼之，否则立即集中全军休整十天左右，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插大别山。占领以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攻击打运动战。”[2]客观地讲，率部队远离后方打到国民党统治区的腹地去，某种程度上是一项军事冒险行动，要很好地完成这个任务，军队的指挥员不仅要能征善战，还要有相当大的担当精神和牺牲精神。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邓小平做出决定：我们决心转至外线，只留宋时轮和王炳璋两纵队在内线与陈粟会合[3]。经过十几天的休整，刘邓大军强渡黄河，激战汝河，强渡淮河，中间还经过延绵千里的黄泛区。1947年8月27日，刘邓大军完成了挺进大别山区的任务。
（三）创建大别山根据地走过的弯路及其原因
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在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过程中，走了不少弯路。初进大别山根据地时：刘邓大军在对敌作战时缺乏歼敌的勇气，造成数次贻误战机，这让军事上陷入被动；开展群众工作时，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打土豪，而且在划分阶级时也常出错，这使军民关系紧张，也使贫雇农陷入孤立；在解放区内进行土改时，手段过于激进，只求土改速度，不讲土改实际效果，这导致解放区内大多数地区的土改流于形式；制定经济政策时，对工商业一律进行打击，对商店内的任何商品全部无条件没收，这让解放区内的经济陷入萧条，商业得不到应有的发展。
刘邓大军在创建大别山根据地时走弯路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自然环境的差异。刘邓大军大多数指战员是北方人，而大别山属于南方地区，南北方在自然环境和饮食生活习惯方面差异很大，导致大多数指战员一时难以适应这个变化。二是刘邓大军远离大后方，军需物资补给困难。三是大别山的老百姓对刘邓大军能否在大别山站得住脚持怀疑态度，其背后原因：过去共产党军队曾几进几出大别山，但没有一次能在大别山长时间立足，并建立根据地，而中共军队每次撤走之后，国民党军队即展开对当地百姓的大肆杀戮）。四是大别山区的国民党军队实力强大，保甲制度健全，加之反动民团数量多，这让解放军活动的空间受限。
邓小平在解放战争转入反攻阶段的情况下，在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将诸多经营策略付诸实施，努力把大别山区经营成一个稳固的根据地。
二、邓小平经营大别山根据地的主要策略
（一）正规部队地方化
为了开展游击战争和发动群众，刘伯承、邓小平决定实行部分军队地方化。正规部队地方化实际上就是让地方化的军队在打仗的同时，又要做地方政权的建设工作。当时刘伯承、邓小平“从每个纵队各抽三个团或一个旅的兵力作为各军区、军分区基干武装，和南下部队一起开展地方工作，建立政权，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4]。实行正规部队地方化的效果是明显的，大别山根据地内，相当数量的群众被发动起来，部分县建立了政权，部队也有了立足之地。实行正规部队地方化的策略后，邓小平率领军区部队、县区武装、游击队积极配合野战军行动，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破坏其交通线和通信网络，狠狠打击敌方的地方武装，大大有利于我地方工作的开展。由于我地方作战方式灵活机动，行动迅速，战斗顽强，使敌人既不能集中，也不能分散，终日疲于奔命，被动挨打，最后只能收缩兵力，退守维护其交通线[4]120。 正规部队地方化是刘伯承、邓小平创造性地运用了毛泽东的“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的原则。邓小平率领地方部队在大别山解放区内线作战，有力地配合了刘伯承率领的野战军主力在外线作战，最终使解放军在大别山立稳脚跟，更是为新解放区如何运用兵力提供了一个典范性的实例。
（二）差异化的经营策略
根据大别山根据地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邓小平决定在不同区域内执行不同的经营策略。根据形势，邓小平指出“大别山区1200万人口，我们争取600万的巩固区，另一半人口则为长期的游击区”[5]，也就把整个大别山根据地分为巩固区和游击区。这两种区域内的敌情、群众基础等诸多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针对这些差异，他决定采取不同的策略来经营解放区。以土改为例，1948年1月，邓小平指出大别山根据地的巩固区可以进行土改，游击区不宜急于分土地[6]。做出这种决策的理由是：巩固区内的敌人势力基本上被肃清，群众对中共的土改政策比较理解，土改进行后群众也能保住自己的土地，因此在巩固区内可以稳步进行土改。游击区的情况与巩固区的情况大不相同，游击区内，国民党、地主、土豪、小部队等势力依然强大，即使实行了土改，群众也不易守住胜利的果实，更主要的是，此时这类区域内的群众还不相信解放军能在大别山长期立足，对解放军的土改不热心，如经扶县（今新县）“全县有80%地区进行了土改，贫雇农占有的土地提高到67.8%。从数字看，土地已经从地富手里转移到贫雇农手里。实际上，那些分到土地的贫苦农民担心解放军站不稳，怕国民党民团回来报复，因此表面上接受了土地，暗地里向地主赔礼道歉，有的白天分田，夜晚又偷偷的把地送还地主”[7]。经扶县土改情况和土改初衷不相符，邓小平指出在游击区内“一时谈不上平分土地，但应深入宣传土地法大纲。在游击战争中，坚决打土豪、分浮财、组织秘密贫民团、耐心团聚群众的政策”[8]，目的是通过这种策略把游击区转化为巩固区，最终实现整个大别山根据地的彻底土改。历史证明，这种土改策略是完全正确的。和土改政策相类似，邓小平根据实际情况，在巩固区和游击区内分别制定了与之相适应的产业政策、商业政策。根据上述情况分析，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大别山根据地制定的土改政策和其他政策，不仅适合大别山根据地，而且相当程度上也适合其它解放区。
（三）分阶段分步骤进行土改
大别山根据地以分阶段、分步骤的方式完成了土改。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后，为了建立根据地，迅速开展了土改运动。1948年之前，大别山根据地内采取不分区域、不分阶段、不按步骤、不划分阶级成分，快速地平分田地的、急性的、彻底的土改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同时也出了很多问题。邓小平认为“土改工作最好的地方所受的摧残也最厉害。就分配土地的内容来说，很多地方是假的。或者是地富領导的假分；或者是群众一度得到而又在敌情严重或者地富的威胁下，秘密地将土地归还地富，改成租佃关系；或者是少数勇敢分子（其中不少是流氓分子或与地主有关系的分子）霸占果实，而大多数贫雇农没有分到，或者分到很少很坏的土地；或者农民只敢要弱小地富或者中农的土地，而不敢要有实力地富的土地”[9]。
针对土改中存在的问题，邓小平提出了在大别山根据地，实行分地域分阶段分步骤的土改策略。分地域就是将大别山根据地分为巩固区和游击区。分阶段是：“第一阶段，打击地主，中立富农。第二阶段平分土地。”[8]716分步骤是：在巩固区实行充分的贫农路线和满足贫农的政策，分配富农的土地粮食等财产，解决贫雇农困难。对弱小地主富农，保留日常用品暂时不动或将来再动。对地主富农中的反动分子，采取没收政策、分别对待政策。对中农最大问题是平分土地，注意纠正侵犯富裕中农，坚持自愿原则，不能采取强制措施。在游击区，谈不上平分土地，土地法大纲只限于宣传。坚决打击土豪、分浮财。对一般小地主、富农暂时不动。其中的反动分子，坚决打击没收[10]。
大别山根据地的土改实现了从急性的、彻底的土改，到分区域分阶段分步骤土改的转变，这个转变过程中邓小平基于残酷的战争环境，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坚决走群众路线，及时纠正了急性土改中的错误，最终完成了大别山根据地的土改。土改完成后广泛地争取到了人民群众，改善了他们的境遇，提高了他们支持解放军的积极性，加速了战争胜利的进程；分地域分阶段分步骤的土改政策很具有代表性，为全国新解放区的土改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四）建立统一战线，团结人民群众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是统一战线。统一战线的一大精髓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击敌人。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初期，对一切剥削者有时候甚至包括中农都坚决打击，这导致解放军和贫雇农很孤立，很不利于大别山解放区的巩固。有鉴于此，邓小平指出：“不分阶段、地区对大中小地主富农一并下手，树敌太多，增加了许多障碍，反于农民不利。我们所提的贫雇农路线，其本身就是不正确的，而正确的应该是中央所提的，以贫雇农为骨干，巩固联合中农的路线。在实际斗争中，相当普遍地采取了拒绝中农的态度，甚至打击富裕中农，结果使贫雇农更加孤立，易遭摧残，甚至影响贫雇农不敢起来……任何时候不要忽视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中立那些可以中立的人……防止乱杀人。”（《邓小平给毛泽东的工作报告》，1948-03-08）。值得注意的是，邓小平提出“任何时候都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他尤其强调“暂时不要动富农底财；使地主尤其是小地主能够生活，不要一扫而光”[11]，这实际上是扩大统一战线的一个有效举措：第一，部分不是非常反动的地主和富农往往会中立于解放军和极端反动势力之间；第二，改善了贫雇农孤立的境地，他们受到的压迫随之减轻；第三，削弱了反动势力的力量，大部分富农、商人甚至地主受到革命宣传和教育后加入到人民的阵营中，壮大了统一战线中人民的力量。
邓小平本着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的态度，实事求是地指出之前错误倾向，在当时大别山解放区内严重的阶级对立、你死我活的战争环境中，创造性地丰富了统一战线的内容，不仅巩固了大别山根据地，而且在全国范围内对创建和巩固新解放区都有指导意义。 （五）坚持群众路线，减轻人民负担
邓小平在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后，注重维护群众利益，切实减轻人民负担。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初期，存在一些损害群众利益和加重人民负担的现象，如向民众征粮，强拉民众替军队运东西，甚至有强奸妇女的现象。邓小平为了加强军纪和维护群众利益，要求进入大别山的部队“枪打老百姓者，枪毙；强奸妇女者，枪毙；掠夺财富，枪毙。要求所有干部、战士相互监督，严格执行，指示成立执法小组，严厉处罚违纪者。”[12]邓小平严厉的纪律对所有指战员约法三章，如他下令枪毙了拿了一捆粉条的战斗英雄赵桂良，批评了让群众搬运行李的干部，斥责了开挖群众池塘捕鱼的干部和战士，退还人民群众送的新年慰问品，亲自在冬日里给老百姓找牛……邓小平无论在政策的制定上，还是在实际行动上，都做了很多照顾群众利益、减轻人民负担的事情。邓小平在维护群众利益方面最重要的是修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根据大别山的实际情况，邓小平把它修改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上门板、捆稻草、扫地（北方战士不懂禾草二字，所以改为稻草）；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买卖公平；不拉夫，不乱打枪；尊重妇女习惯（包括不进女人房洗澡及大小便，不调戏妇女等）；挖厕所；不拿俘虏东西（《邓小平致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1947-9-25，摘录与照顾群众利益有关的条款）。不难看出，新修改的纪律与注意，大都与维护群众利益有关，正是这种切实维护群众利益，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使刘邓大军逐步获得了大别山群众的信任，为大别山根据地的巩固奠定了群众基础。
邓小平在大别山根据地维护群众利益、减轻人民负担的举动，实际上体现了他树立牢固的群众观念、坚定不移地走群众路线、创新群众工作方法的优良品质和作风，丰富了中国共产党做群众工作的内容。
（六）实行保护工商业政策
邓小平在大别山根据地内实行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在建设大别山根据地的过程中，破坏工商业、没收小商人财产的现象非常普遍。破坏工商业导致了部分群众失业，损害了商人的利益，让商人和解放军对立起来，这很不利于根据地的建设。邓小平认为，如果我们在工商业问题上搞不好，解放区的经济无法建设，人民的生活受到影响，那时候国民党不让我们走，我们也得走，革命就要失败。因此他制定了保护工商业的政策，他规定在大别山根据地实行如下商业政策：包括地主富农的工商业在内，一律不准没收；银行根据实际情况，发放工商贷款，帮助恢复和发展工商业；凡是没收错的私人工商业的生产资料，如果是政府机关或者军队保存的，应无条件退还；如果已经分给群众，则说服归还，或者政府用其它东西从群众手中换回来。凡是应该没收的生产资料，亦应或由政府、或租给私人、或组织群众恢复生产，不得搁置不用，妨碍生产[9]118。邓小平执行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后，根据地内的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同时商人也逐步加入革命阵营中，进而使大别山根据地更加稳固。
邓小平保护工商业的政策，不仅符合当时大别山根据地的实际情况，而且对其它新解放区制定工商业政策也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即使到了建国后，在制定工商政策时他就明确指出：保护民族工商业，这和大别山根据地工商业政策的总方针是相似的，在具体细节上也有颇多的相同或相似点，可见大别山根据地的工商业政策影响是深远的。
三、邓小平经营大别山根据地的价值
（一）历史价值
1.为中央制定新解放区政策提供了依据
邓小平把经营大别山根据地的策略经验发给毛泽东后，毛泽东表示：大别山根据地经营策略的经验佷宝贵，望各军各地采纳应用。1948年邓小平结合大别山实际写的《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土改和整党工作的指示》中关于土改的经验得到毛泽东高度肯定，后来毛泽东写的《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就是借鉴刘邓大军的土改经验。解放战争后期和建国初期，中共中央制定关于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同样从邓小平经营大别山根据地的策略中得到启示。
2.指导和推动了新解放区建设
毛泽东曾经这样肯定邓小平经营大别山根据地的策略：“我中原全党同志必须对上述各项成绩有足够的估计。如果在指出自己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之后就忘记了自己的工作成绩，忘记最主要的一方面，忘记了我们居以前进的基础，好像我们什么事情都做错了……有了中原局这个文件，中央就不需要发这类文件了。”毛泽东这番话，尤其是“有了中原局这个文件，中央就不需要发这类文件了”这句话实际上把大别山建设根据地的经验作为指导和推动新解放区建设的纲领性文件。
3.奠定了邓小平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
邓小平在新中国時期成为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但是邓小平人生另外一个辉煌时刻就是千里跃进大别山时期。邓小平经营出了一个稳固的大别山根据地，这为粉碎敌人对解放区的“重点进攻”，从根本上扭转人民解放战争的战局提供了一个稳固的桥头堡；为主力由内线转入外线作战，将战争引入国民党统治区，给刘邓、陈谢、陈粟三支大军在中原展开攻势，迫使绝大多数国民党军队回援大别山，帮助恢复大别山根据地提供了一个战略支点；为战略决战时期的淮海战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稳定的大别山解放区始终牵制着大量国民党精锐部队，使其不敢轻易东调支援淮海作战。这一系列的辉煌成果，成就了邓小平在中国近代军事史上的崇高地位。
（二）时代价值
1.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邓小平经营大别山根据地方针政策的核心。从毛泽东时代起，党和国家制定任何方针政策都是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2012年5月28日，《学习时报》刊登了习近平当日的讲话，其核心内容是：第一，充分认识坚持实事求是的重大意义；第二，真正把握实事求是的基本要求；第三，领导干部要做实事求是的表率。可见经营大别山根据地策略实事求是的精髓在当今仍然适用。
2.当今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主要依靠力量
这三个群体实际上囊括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民，实际上是要求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共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别山经验其中的一条就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当今搞好政府与群众的团结，利于丰富拓宽与群众沟通的渠道，能及时采取民意、掌握民情；利于在我国将一切人民的智慧调动起来、凝聚起来，战胜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一切困难和挑战，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可见团结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有可贵的时代价值。 3.大别山成为党性教育和红色教育的基地，教育和培训了大批干部、党员和年轻知识分子
刘邓大军经营大别山为大别山留下了一大批红色旅游资源，这些红色资源不仅记录当年革命者的丰功伟绩，而且在当今可以被利用来开展红色教育、党性教育，也可用来开发红色旅游，这提高了干部和党员的精神境界，增强了他们的党性，年轻人受到革命教育，对大别山革命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大别山经验至今还在大别山流传，它承载着大别山的辉煌历史，召唤着大别山的未来。颇具革命精神的大别山经验已经升华为大别山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将被代代相传。
4.大别山区的党员领导干部，始终坚持群众路线，一直保持与人民群眾的血肉联系
革命年代，大别山的党组织坚持党员来自于人民群众，植根于人民群众，人民群众是党的生命之源，胜利之本。正是拥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大别山的党组织才不断发展壮大，并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当今，大别山区的党组织，依然坚持群众路线，坚持直接、经常、深入地联系群众，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多做实事，让人民群众相信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政党。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229-1230.
[2]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四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147.
[3]邓小平.邓小平军事文集（第二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32.
[4]人民日报出版社.刘邓大军风云录（上）[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3：117.
[5]中共黄冈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办公室.伟大的转折——记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历程[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31.
[6]冷溶.邓小平与新解放区农村工作政策的转变[J].中共党史研究，1989，（6）：2.
[7]大别山干部学院.邓小平在大别山（未刊）[Z].2015：72.
[8]中央文献出版社.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中）[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711.
[9]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10.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5册）[M].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39-41.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传1904-1974（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710.
[12]任涛.邓小平在中原[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106.
Abstract：After Liu-Deng Forces Advanced thousand miles into the Dabie Mountains， in order to Consolidate and build the base of the Dabie Mountains， Deng Xiaoping performed many creative strategies for working in the localization of Regular troop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leadership， land reform， mass movements， the formulation of the police about industry and commerce etc. These strategies made by Deng Xiaoping has produced a positive influence in history， and has important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nd contemporary value.
Key words： the period of the liberation War； Deng Xiaoping； the base of the Dabie mountains；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and contemporary value
编辑：黄航